逃命不忘读书志业
一年前避乱山中的叶德辉，惦记着的除了礼崩乐坏的王道和斯文沦丧的世道之外，还是那些他朝夕捧读的经典书籍。他不是那种“幽兰独自开”的人，他不是做“山人”的料，他从山中来，没有带回兰花草，只带回了一大摞手稿。这些手稿都与读书有关。
《观古堂藏书目》，是叶德辉逃难途中也随身携带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记录着叶德辉十年前的藏书目录。之所以逃难中也不忘随身携带，诚如其在手稿跋文中所称：“意谓兵燹之后，书必丧亡，书亡而目存，亦聊作前尘之梦影而已。”
《藏书十约》，是在初步编定《观古堂藏书目》的基础上，叶德辉忽然兴起，一定要续写的另一部藏书心得。如果说藏书目是其自己藏书的鉴赏、分析与评价的话，“读书种子”还要把那些曾经过目、听闻、交谈过的关于藏书、读书、辨书、护书的种种经验与见识记载下来，是恐怕军政革命之后专革“书”的命，以此把一个读书人的经验授之后世——即便没书了，还有书目；即便书目没有了，还有书约。
叶德辉著《藏书十约》
诚如叶德辉所言：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在叶德辉的革命想象中，焚书坑儒式的专制暴力在所难免。革命不但是改革掉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步骤还在于要革除掉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学说，这无疑是要了众多读书人包括叶德辉在内的“读书种子”的命。革命、革命，前边的那个“革”字可能叶氏无力挽回，可“全身保命”的儒学应用之义，叶氏还是颇熟稔于此的。作《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都是要以一己之力续斯文之命，叶德辉的执著的确可以用“种子”自命的。至于后来在上述两稿的基础上，续补增录而成藏书界名著《书林清话》，又已是后话了。
可以想象一幅这样的图景：一位年近半百的读书人穿行于穷山恶水之中，时不时地拿出一摞手稿写写划划，时不时地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血流成河、人头落地的大革命没能要了他的老命，而更要命的则是他自家的藏书不知道下落如何。这幅令人莫名神伤的图景，直到1912年初，叶德辉回到坡子街时，才暂时落幕。
叶德辉著《书林清话》
《汪文摘谬》横空出世
叶父逝世后数日，叶德辉一直呆在湘潭乡间，没有即刻返归长沙，坡子街团总的继任暂时搁置一边。他闭门不出，一则是因为这一年光景太多国恨家悲，老先生也需静息休养；二则是因为远在苏州的叶振宗和上海的叶尔恺相继来函，皆谈到了一件事关家族文史的旧事，同宗三人似乎于此时特别心有默契。
叶振宗，字印濂，为明代叶燮九世重孙。当年叶绍袁午梦堂的一门风雅，十代之后，传至叶振宗时，除了家藏的先祖画像与一橱《午梦堂全集》、《己畦集》等古籍之外，能苟全祖泽于乱世，自娱自乐一番也就不错了。至于叶尔恺，前清时曾任云南提学使，原本在叶家一脉中，还算有些显赫的，可此时也是捂着被云南革命军打得没牙的老嘴，摸着早被革命军剪掉的发根，在上海暂时的寓所里只有自顾吁叹的份儿。两人相继给叶德辉写信，都谈到了关于叶燮的一本手稿，名曰《汪文摘谬》。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叶绍袁、沈宜修幼子。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主要著作为诗论专着《原诗》和诗文集《己畦集》。《汪文摘谬》并不是其代表作，事实上叶燮晚年曾有焚毁此书之举，谓其为意气之作，不可存之后世。正因如此，《汪文摘谬》的手稿流传至这三个叶氏后人之时，已颇为难得和罕见。
《汪文摘谬》为叶燮对曾为同郡友人的汪琬所作文章的一次批判总结，两人之所以交恶，似因论文观点不合所致。叶燮遂着力指责汪文之谬，录为《汪文摘谬》一卷，仅就汪琬十篇文字，摘句剥篇，条分缕析，以作驳斥，笔墨集力处正在汪琬自矜的法度上。《汪文摘谬引》云：“汪君摹仿古人之文，无异小儿学字，隔纸画印，寻一话头发端，起承转合，自以为得古人之法，其实舛错荒谬，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至其虚字转折，文理俱悖。乃侈然以作者自合，耳食之徒群然奉之，以为韩、苏复出，此真傀儡登场，堪为大噱者也。”
这样一本叶氏先祖的手稿，叶振宗有家藏抄本一册，只作珍藏秘玩，从不轻易示人。叶德辉对这部手稿早有耳闻，于是与叶振宗有过商洽，希望能一睹先祖文笔风采，叶振宗来函正是寄来了这一册家藏抄本。而叶尔恺曾于北京旧书摊上购得过一册当年叶燮门人私印的本子，不过从云南革命军中逃出时，早已不知所踪。好在其侨居上海期间，友人丁福保又为其购得抄本一册。正是丁氏的盛邀和叶尔恺本人的意愿，欲促成此书的出版，他的来函，一方面是寄来了丁福保所购抄本，请叶德辉过目，一方面也是希望叶德辉能予以资助。
《汪文摘谬》叶尔恺1925年序
两个抄本一比较，叶德辉迅即做起了校勘工作。凭借其多年的古文功底和国学修养，《汪文摘谬》的全部校录稿，于1912年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