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洛阳少年

家世

晋夫原名吕晋印，1917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城东北部郊区的西吕庙村。晋夫是父亲吕成山和母亲冯氏的第二个孩子，家中兄弟姐妹五人，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不仅是家中的长子，也是祖父吕振炎的长孙。

晋夫的家乡洛阳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繁荣，历史绵延流长。以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为中心而形成的独特河洛文明，受到黄河和洛河的千古润泽，孕育了诸多知名历史人物，如被称为“千古第一贤相”的殷商初期名臣伊尹，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苏秦，被历代商贾尊为鼻祖的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家白圭，有“贾生才调世无伦”美誉的西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贾谊，首位倡导重商理论的西汉思想家桑弘羊，唐代开国功臣里排名凌烟阁首位的长孙无忌，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等名句传诵千秋的唐代大诗人元稹，西行五万里取经的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陋室铭》的唐代大文豪刘禹锡，并称“二程”的宋代著名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独树一帜开创“希真体”词风的宋代大诗人朱敦儒等，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洛阳人。

洛阳这块英贤辈出、人文荟萃的土地，到了近代民族危亡之际又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理想而前仆后继踏上革命的道路、走在时代前列。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为了民族和人民，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立于历史的风口浪尖。辛亥革命时期，洛阳涌现出刘纯仁、南大定等为了推翻清廷黑暗统治而在起义中殉难的烈士。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洛阳籍早期党员游天洋、白眉珊等不怕流血牺牲，挺身而出领导工人运动……

晋夫出生的村庄名为“吕庙”，源于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吕祖庙。吕洞宾名岩，字洞宾，史籍记录历史上确有其人。自宋以来，吕洞宾一直被尊为神仙，影响广泛。元代以后，吕洞宾由民间信仰的神仙逐渐上升为官方供奉的神仙，被尊奉为道教的祖师。“吕祖信仰”成了人们宗教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吕氏家族在聚居之地设立吕祖庙，在宗教信仰之外更多了一份拉近亲缘的意义。

河南洛阳郊区的晋夫故居

吕庙分为东、西两个村庄。西吕庙村古时名为吕家寨，“始迁祖”据记载为吕文、吕武兄弟二人。东吕庙村位于西吕庙村以东，该村“始迁祖”吕锐是西吕庙“始迁祖”吕文、吕武的胞弟。祖上一脉同源的东、西吕庙二村是洛阳吕氏家族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域之一。晋夫的故居是西吕庙村里一座砖土混合墙的房屋，至今依然保存较为完好。屋脊的正脊上雕刻着花卉图案，脊角部位用瓦片做成翘起的鳌尖式。房顶檐口安设了一排滴水瓦。房屋门前还有几级条石砌成的台阶。故居的这些建筑细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晋夫后来的回忆。1945年4月，晋夫向党组织汇报自己幼年的情况时，叙述自己的家庭曾经可以达到“衣食无虑”的经济水平。

晋夫家族的家谱《吕庙吕氏家志》

根据家谱的记录，晋夫这一代为“印”字辈，他的两个弟弟分别叫吕崇印、吕六印。晋夫三叔吕三全的两个儿子分别名为吕遂印、吕福印。有一些文章称晋夫原名“吕金印”，对照家谱和晋夫胞弟吕六印的回忆，晋夫的原名应为吕晋印。而他后来改名为“晋夫”，其“晋”字也正出自原名里的第二个字。

晋夫童年时和祖父生活在一起，受到祖父的教育，懵懂时候只知道要做个“好子孙”。他家虽然住在郊区农村，但是西吕庙村却并不是一个闭塞的地方。清朝末年的1909年，汴洛铁路通车。经过洛阳城区附近的铁路轨道，与西吕庙村只有两公里多的距离，从村头就可以远眺飞速疾驰的列车。汴洛铁路后来逐步扩建为陇海铁路，成为民国时中国唯一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铁路的建设引领了沿线现代厂矿企业和新式学校的建设，也给沿线地区的村民们带来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让这里的风气较其他闭塞村庄更为开化一些。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熏染，让晋夫家中老人对后辈接受教育的事很有远见。1923年，6岁的晋夫开始读书了。

晋夫十几岁时，家中经济状况变差，当时“仅有坡地九亩（种棉花）和麦地四亩……终年不得畅饱一顿”。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家中老人考虑到老一辈普遍没有文化，想让家中长子晋夫多学一些知识。 1931年，14岁的晋夫考入洛阳县立第一小学。

晋夫年少时就读的小学校园现为洛阳市敬事街小学

洛阳县立第一小学位于洛阳城内东北隅经司街（今为敬事街）的周南书院旧址内。历史上，周南书院是清初洛阳规模最大、经费最为充裕的官办书院。康熙四十五年（1706），河南知府赵于京、洛阳知县吴徽亲自将周南书院设置于河南府署旁边，以表示对这个书院的重视。书院里还曾经设有狄公祠，祭祀唐朝著名大臣狄仁杰，周南书院因此又被称为狄梁书院（狄仁杰被奉为梁国公）。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这个历史悠久、影响较大的书院校园，被洛阳县知事徐仁麟用于创办洛阳第一所新式小学堂——洛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1912年改称洛阳县立高等小学校。1915年又改称洛阳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晋夫开始在西吕庙村读书的1923年，城内的这所小学又改称洛阳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学校高年级开始面向全县招生。当时高等小学设置较少，大部分能够读书的孩子会止步于初等小学。刻苦学习的晋夫以优异的成绩在洛阳全县报考的初等小学学生里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为数不多可以升入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民国时期，洛阳县立一小的学生年龄普遍较大，高年级学生有十六七岁的，还有结过婚的。与同学们相比，晋夫当时的年龄还不算大。

大儿子能够到城里读书，这让一家人都十分欢喜。在亲友的祝福声里，晋夫离开了西吕庙村，前往洛阳城里住校学习。

进步思想的启蒙

到洛阳读书后，刚上小学高年级的晋夫，每天走在城内繁华的大街上，可以看到电灯、汽车等新鲜事物；在宽敞的校园里，能够阅读数不胜数的书籍和报纸杂志。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还是“做安分守己的学生，想将来在乡村做个教师”。

到洛阳城内读书的机会，不仅让晋夫得以开阔眼界和遨游于知识的海洋里，也让他走入有着革命斗争传统的地域，从而为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的思想自此开始渐渐不同。

洛阳是河南省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方。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洛阳传播。曾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的游天洋和曾在长辛店工人夜校当过教员的白眉珊等人在洛阳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了工人阶级等劳苦大众的思想觉悟。1921年11月17日，陇海铁路洛阳机厂（陇海铁路修理铁路机车车辆的最大工厂）发生了比利时籍副厂长无端打骂工人的事件。工人此前早已不堪忍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压迫，随即在游天洋和白眉珊的发动组织下，首先发动了大罢工。随后，陇海铁路沿线多地工人一起响应和声援。工人们发布《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宣言》，庄严发出宣告，“国人等不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恳请各地铁路工人“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当时诞生三个多月的中国共产党对陇海铁路大罢工十分重视。党的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的李大钊闻讯后，立即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区委会议，分析陇海铁路的罢工形势。为了确保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李大钊随即派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前往洛阳，按照区委会议的精神指导罢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1月26日，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陇海铁路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北方产业工人革命斗争的序幕，也宣告了在洛阳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12月，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游天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他在中原地区发展党组织。12月24日，游天洋介绍白眉珊、王福顺入党。游天洋、白眉珊、王福顺三名党员成立河南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小组，游天洋任组长。洛阳也成为全国建党较早的城市之一。

洛阳党组织从1921年12月成立后，历经多次破坏和恢复，在白色恐怖中一直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到1931年晋夫前往洛阳城内读书时，县立一小也有进步的思潮。在晋夫入学以前的几年里，学校校园一直秘密设有地下党的党支部和外围组织赤色互济会。上级党组织安排到洛阳担任中心县委宣传委员的互济会特派员杨松柏，有时候就住在县立一小校园里。杨松柏借县立一小校园办养蜂传习所，以此为掩护，办了一期有30多人参加的干部训练班，并借以整顿党的组织。这批干部后来分赴洛阳中心县委所辖各县，大多成为领导各地群众斗争的骨干。1931年，党组织还计划在校园里举办军事训练班，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

就在晋夫入学前夕的1931年5月1日，洛阳互济会员在老城商场散发传单。随后，县立一小校长郎润民（赤色互济会员）被捕。党团员张瑞清、郑曼石、黄持平被迫出走北京，县立一小党支部被迫解体。

虽然在晋夫入读县立一小的时候，学校的党组织已经遭到了破坏，但是，“办学积极热情，教导有方，团结教职员工，爱护学生，享有很高的威信”的郎润民校长的被捕，反而让有些学生“对共产党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好印象”。在党组织活动的延续影响下，这个时期就读洛阳县立一小的学生里后来走出了多位参加革命的校友。例如，1931年读五年级的郎镇岳，1938年入党，其后曾任洛阳县六区党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成都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又如，与晋夫同一年入读洛阳县立一小的同学李冷文，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作为作家参加革命……

在洛阳县立第一小学读书期间，晋夫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和很多同学一样感受到了爱国思潮在校园内外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的土地迅速沦亡于日寇之手。当时，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随着东北事态日趋严重，学生运动的浪潮愈益高涨。

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洛阳以后，洛阳各校学生也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响应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抵制日货，并举行抗日游行。当时对国家大事还很懵懂的晋夫，平生第一次近距离目睹了抗日救亡运动，内心受到很大震动。

随后，以省立第四师范等学校为首的洛阳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日宣传。省立师范的进步教师、学生组成宣传队，坐火车沿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当时，学生们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百姓交流，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学生的抗日运动，引起了国民党洛阳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责令各校提前放假，学生一律离校。于是，学生们就回到家乡，把抗日的火种从城市引到了乡村。洛阳社会上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予以热情支持。洛阳铁路职工当时允许佩戴印有“宣传员”字样的黄绸条的学生免费乘车，让他们到各地进行宣传活动。

此前，晋夫仅从小学课堂上学习过粗浅的国家和民族概念，而今，他从洛阳城里的学生运动浪潮里，渐渐知道国家正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同胞沦为亡国奴。他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心灵里萌生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憎恶、愤恨情绪。

九一八事变仅仅过去四个多月，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变在上海发生了。战事开始后，侵华日军的军舰可以“自由航行”于长江之中，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直接受到敌寇舰炮的威胁，被迫决定临时迁都洛阳。3月，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正式确认了以洛阳为行都。这是为了使战争条件下的中国在中原内陆有一个安全的全国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紧急迁都这一事件，引起了洛阳全城民众的关注。当时，洛阳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着政府将都城从南京迁至洛阳的事情。这些变化太过突然，让还是高小学生的晋夫认识到战争并不遥远，进而对课堂上讲时事说到的“国难”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国民政府迁洛办公期间，洛阳本地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又一次风起云涌般展开了。1932年2月，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开学后组织起来，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威并包围行政院，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扩大影响。2月13日，全国抗日学生联合会驻洛办事处在洛阳明德中学成立。

虽然国民党里汪精卫等要人在洛阳不敢回应学生的爱国呼声，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震动了行都洛阳的社会各界，也为更多洛阳少年学子树立了榜样。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洛阳街道上为抗日奔走呼号的情景，又一次给当时还是高小学生的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逐步明白了学子对于民族和社会的责任。

1932年5月5日以后，《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国民政府以对日的妥协让步，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大部分迁洛办公的政府官员陆续离开洛阳返回南京，洛阳市区暂时恢复了平静。受到抗日救亡运动鼓舞的晋夫继续在洛阳县立一小里刻苦学习。洛阳城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让他初步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悄悄萌生了为祖国和民族而努力学习，长大作出自己贡献的想法。

“洛阳有个洛中”

从高小毕业后，勤奋上进的晋夫得以升入初中继续深造。1933年夏季，晋夫成功考取了洛阳城里的河南省立第八初级中学，9月，他开始了自己的初中生涯。据1934年6月《学校视察报告》记载，“该校设立在洛阳城内吴家街，校舍一百零六间”，“操场占面积一百七十方丈”。学校拥有的“设备”为“图书三千零五十四册，报章七份，挂图一百二十八幅。标本二百零九件。仪器一百四十六件。化学药品三百七十三种，体育及艺游用具二十四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已经是办学条件较为出色的一所初中了。

河南省立第八初级中学原为河南府河郡中学堂，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民国时期校名先后改为河南省立洛阳中山中学、河南省立第八中学。后与省立洛阳第三女子中学（校址设立在洛阳城内西大街，校舍为收缴的军阀张敬尧房产）合并，正式成立河南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洛阳初级中学分为男、女生两院：女生为第一院，100多名学生，设3个班；男生为第二院，200多名学生，设6个班。全校共有师生近400人，男女生各在原校址上课，学校进行统一管理。该校师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此前曾积极参加著名的五卅运动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4年6月的《河南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校视察报告》

晋夫升入该校读书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对华侵略的年代，爱国传统被校内师生们继续发扬光大。

1935年上半年，晋夫在省立洛阳第八初级中学读初二下学期，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

1935年6月中旬，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协定，国民党“中央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和河北。在此之前，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逼迫国民党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协定，国民党当局同意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上述两个协定实际上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

这一消息引起举国震动，“刺痛了学生们的心灵”。同学们领悟到：“这样下去，岂不要亡国灭种？”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使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满腔爱国情怀的学生们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

曾任省立洛阳第三女子中学校长的女教育家周勤学在省立第八中学和省立洛阳第三女子中学两校合并之后，担任了新成立的省立洛阳初级中学校长。正是这位秉持进步思想的女校长的不懈努力，间接使这所中学成为一所走出众多革命青年的“摇篮”。此前陷入苦苦思考的晋夫和同学们也随之渐渐以行动融入了学校新的荣光里。

周勤学，字筱沛，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30日生于河南省修武县，从小就受到父亲和二舅对她进行的反清革命、反帝救国、拯救中华民族的教育。1923年，周勤学考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周勤学深受当时在该校任教的鲁迅先生的影响，后来被誉为“鲁迅先生的高才生之一”。

1926年3月18日，在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中，游行队伍中的周勤学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的“执政府”门前，亲眼看见北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同班同学杨德群等47人被北洋军阀枪杀。这给周勤学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深刻记忆。

周勤学

三一八惨案之后，周勤学被北洋军阀通缉，愤而出国到日本留学。到洛阳初级中学担任校长后，周勤学曾经深情地对学生们说：“我东去日本留学，是流着眼泪踏上征途的。那时我发誓：‘此生要为洗雪国耻，打倒军阀，奋斗不息。’”这句誓言也是周勤学担任校长后开展进步活动的精神动力。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局面，从读书时就怀有强烈爱国热忱的周勤学，担任洛阳初级中学校长以后在对学生的教育里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周勤学反对死读书，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活动。她常给同学们讲解救国道理，追述五四运动和她亲身参加的三一八爱国运动，说她自己出国留学是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盼望“同学们长大，拯救我们苦难的祖国……”

吴芝圃

更为关键的是，思想进步的周勤学利用校长这一合法身份，大胆地聘请了一批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担任教师，从而掩护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到洛阳初级中学任教。于是，共产党人吴芝圃、王子杰等20多人得以进入洛中，把一个普通初级中学办成共产党的干部培养基地。周勤学与进步教师共同努力，逐渐将洛中这个教育园地变成了革命的熔炉。

1935年11月初，原先在偃师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吴芝圃前往洛阳初级中学任教，担任初三国文课的教师。大革命时期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吴芝圃，第一堂课就将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教学融到了一起，给学生们讲《出师表》《木兰辞》等优秀的古典文学。吴芝圃声音洪亮，声情并茂，深深吸引着学生们。这堂课结束以后，诸葛亮的多谋善断、花木兰的爱国热忱，与国民党当局的昏庸无能及对日本侵略的节节退让形成鲜明对比，学生们的心从课堂上飞到了华北危机的前沿。当时地下党就在吴芝圃住处印刷革命文件。吴芝圃将《共产党宣言》等内容编入讲义，讲授给同学们。

吴芝圃老师知识渊博，常常针砭时弊，很快在学生们中树立了威信，受到了同学们的信任。

当时不仅有地下党员吴芝圃、傅希晨在洛阳初级中学任教，周勤学还聘请了郝德青、王志杰等许多地下党员担任教师。周校长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掩护，给地下党员教师们的授课提供了很大自由，也使学校的教育体系里秘密融入了革命课程。地下党员们自编讲义，在课程中增设了“中国问题”“苏联问题”“国防政治”“抗战形势”“军事训练”“战地救护”“游击战术”等新课题。教导主任郝德青和历史老师王仲清选编的讲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创造世界》和抗日英雄故事等。体育老师王志杰向同学们讲述中外民族英雄事迹。地理老师傅希晨在课堂上借讲述地理知识而“讲九一八葬送东三省，讲华北危机严重”。与此同时，学生们也可以通过“朝会”（早晨集中）和“周末纪念会”，聆听郝德青报告国内外政治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介绍民族英雄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事迹。这些报告让同学们义愤填膺，心潮澎湃。周勤学自己也经常利用纪念周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要求大家完成“时代使命”。她指出，现在正处在“黑暗与黎明”之交，是旧时代与新时代更迭的混乱关头。她还公开痛斥国民党政府“替帝国主义分裂国土，进行宰割人民的内战”，向同学们大声疾呼：“除肃清汉奸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外，别无生路。”

地下党员教师们和周校长对学生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一步步引导同学们去关心时局和社会问题，了解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景象，认识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的现实。

此前，晋夫和同学们一次次陷入过沉思：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代，毕业之后的自己应该怎样负起更大的使命？应该怎样承担一个爱国青年应有的责任？经过革命思想的系统教育以后，很多埋藏于心底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晋夫和同学们逐步走出了对前途的迷茫，对国家大事的是非曲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这些改变和进步，让他们的人生境界与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开始意识到要解决个人的前途问题，只能是先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要解决国家社会问题，只有坚决抗日，才是出路”。

周勤学1935年至1938年担任洛阳初级中学校长，学校在此期间培养的学生有300多人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党的干部。晋夫等数十名学生参加革命以后壮烈牺牲。后来，豫西人民将洛阳初级中学和延安的陕北公学并列到一起，公认洛阳初级中学为豫西的“陕北公学”。洛阳当地还有一句民谣：“陕北有个陕公，洛阳有个洛中。”这是洛中在1935年到1938年间树立起来的口碑。国民党当局后来惊呼：“洛中全赤化了，是专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的。”

晋夫和傅大章、苗力沈、罗加等许多同学于1935年到1936年在校期间受到的革命教育，为一年后他们踏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上的坚实基础。这一段校园时光里接受的教诲，日后一句句、一声声常常在这些学子们的耳畔响起，让他们在时代洪流涌动之时不断思考人生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