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学与美术的结合——《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
张道一
中国木版画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所谓“木版画”，我理解是广义的，就是用木版刻印的图画。也就是说，一千两百多年的刻板，除了刻字之外，凡是刻图的都属于“木版画”，其范围无疑是巨大的。我在《中国木版画通鉴》中，将传统木版画分为12类，120种，外加另类一种，虽然太复杂，却也体现了历史长河之悠悠。
“插图”便是木版画的重要门类。木刻画的插图，在版式上与中国古代的书籍装本有直接关系。早期佛经卷首都是卷轴的卷首画，后来卷轴演化为绘画的形式，经卷也变成“手卷”，经折装也变成绘画的“册页”，都成了中国画的特定形式，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元代以来兴起的上图下文插图，到了明代更为风行，以后又出现了“两层楼板”和全页插图，所谓“绣像”“出像”“全像”以及“对页双面”和“多页连”，使我国的插图艺术繁荣起来，特别对于小说戏曲插图，出现了“有图必文”的特点。至于插图的装饰性“副图”和“月光图”，还有“花篮”等形式，则是画面本身的艺术变化，显得丰富而多样。
明清小说戏曲的插图作为中国木刻版画的一部分，不仅有着版画艺术的普遍特征，更具有普通版画不具备的特点，它是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桥梁。由于插图的存在，文字的描述变成了可视的形象，其受众无疑更加欢迎。
从艺术学的角度看，在艺术的思维（创意构想）、载体（物质材料）、技巧（表现方法）三大元素之中，文学插图是艺术载体的转换。就像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舞台剧一样。实际上文学的“戏曲”，并非纯然的演出剧本，只是一种艺术的形式而已。艺术的载体既经转换，必然有所改变。有人使用了“翻版”“复制”，严格地讲是不准确的。即使木刻版画的“复制木刻”与“创作木刻”，也不是绝对，而是各有趋向，研究者应该感觉到其中微妙的关系。
艺术的载体转换是种常见现象，之所以视而不见，是因为各有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商周时代青铜器中簋、簠，一直戴着一顶竹帽子，就是因为仿造于竹编器。佛教的“变文”与“变相”，就是讲佛经和说法转换为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它不仅使艺术多样化、丰富化，并且有助于艺术的深化。
与中国木版画一样，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也是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清小说戏曲插图本有400余种，插图总量达20余万幅，这是一个大汇总，既包括下层民间艺人的创作，也有专业画家的参与。我在《中国木版画通鉴》中说过，“下里巴人”怎能与“阳春白雪”并列呢？好像有失体面，然而，要在一般中看出优异，在大众中突出精英，在俗中显出雅，在2000多“下里巴人”中唱出30个“阳春白雪”来，这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整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方位观照。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面对体量博大的文学插图，今人难以体察古人的用意，历史的发展又是一脉相承，今天的创作木刻也是在古人的“复制木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何寻找出可靠的研究路径，使处于边缘的“下里巴人”也能“阳春白雪”？多年以前，我就提出构建中国民艺学的设想。艺术学应该有两大支柱：一为艺术理论，一为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艺术学赖以发展的基础，“民艺学”要冠以国家的名称，叫“中国民艺学”，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民族之魂不会改变。古代小说戏曲的插图即属于中国艺术学，尤其是民艺学的研究范畴。由于文学与美术分属不同的学科，文学插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起来难度也很大。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停留于看图说话的层次，如此“下里巴人”终究是“下里巴人”！
约30年前，我就写过一篇《小鸠的歌》小品文，乡下妇女用高粱杆编织的“篾制小鸟”，看似简单，却是那样的生动，蕴含着一种力量，表现出类似写意画的简洁之美。由此看来，一些艺术理论上玄奥难解的问题，在农民身上却找到了答案。明清小说戏曲插图，多数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但也蕴含着一种质朴之美。以西方艺术理论的观点理解，有些插图是画错了，却不知这正是民间艺人处理时空的一种独特方式！
文学插图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简单图解，画工画什么不画什么都有着自己的选择。有人说底层艺人都是乱画，即便如此也与画工的理解分不开。在“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插图中，唯独不见曹操形象，为何？不能不说这是长期积淀在底层百姓中的“拥刘反曹”思想的体现。插图是一种接受，反映着特定的阅读群体对于文学原著的理解，是游走于文学与美术之间的艺术。
文学插图是一种接受，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样式。在尊重文学文本的前提下，画工可以自由地创作，其所画可以与文本描述并不吻合。就如同评点一样，画工可以肯定文本，补充文本，也可以表达与文学文本不同的思想。陈洪绶可以“先入为主”，他的“水浒叶子”可以对水浒人物重新编排座次；民间艺人也一样，其插图也可以表达与文学文本不同的观点。
不论是文字的还是绘画的，就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来说，并无高下之分，而且显示出各自的优异和特点。文学插图的研究与民艺学一样，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基础，与社会学、民俗学、美学、历史等相互渗透。“小说戏曲”与“插图”分属文学和美术两个部门，在过去，文学界对“小说戏曲”的研究较多，相比之下，美术界对“插图”的研究却很薄弱，将两者打通且有灼见者更为少见。
近年来，乔光辉君潜心于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试图将文学与艺术学研究结合起来，在理论与案例研究上多有创见，材料充实，成绩斐然。他在写作博士后出站报告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在与病魔斗争中，使我感到他是一个强者。强者自强。他不但战胜了疾病，并写出了一份精彩的出站报告。这份报告的精彩之处，是厘清了插图史上一些长期未决的问题，有所扩展，有所深入，有所提高。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把握事物的关键，才能登堂入室。套用民间一句俗话：大难之后，必有后福。祝愿光辉君继续劳作，做得更完美。
郑振铎先生赞誉明代的木刻插图“光芒万丈”，而今光辉如何呢？
张道一
2015年9月15日于龙江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