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埃及
提到埃及，每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金字塔。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也是很多人感觉异常神秘的地方，好像那里真的是火星叔叔马丁或其他外星人的秘密基地。
古埃及文明与苏美尔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并称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古埃及离两河流域并不遥远，它是以尼罗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没有尼罗河就不可能有古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泻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海岸。在这些自然屏障的怀抱中，古埃及人可以安全地栖息，没有蛮族入侵带来的恐惧与苦难。
尼罗河发源于赤道一带，主流叫白尼罗河，从乌干达流入苏丹，在喀土穆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汇合，流入埃及，全长6648公里，同亚洲的长江、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并称为世界四大河流。
尼罗河水周期性的泛滥，在河两岸冲积出肥沃的平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环境相对封闭，古埃及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为止，共经历了31个王朝。其间虽然经历过内部动乱和短暂的外族入侵，但总的来说政治状况比较稳定。古埃及人体格壮大、肤色黝黑、头发黑而有光泽，与属于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埃及人有着较大的差别。
过去不少人认为古埃及农业的发展并不需要发展水利灌溉，而是依赖尼罗河水自然的泛滥来对土地进行浇灌。在埃及境内，尼罗河每年6月开始涨水，7月至10月是泛滥期。洪水挟带着大量腐殖质，滋养了两岸龟裂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洪水退去时，农田就留下了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上了一次肥。11月进行播种，第二年的3月至4月收获。因此，古埃及人把一年分为三季：泛滥季、生长季和收割季。希罗多德记载：“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以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尼罗河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每年的涨水基本是定时定量，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差别不是太大，从没有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
古埃及这样的作物种植方式似乎并不需要发展灌溉，就可保证农业的发展。但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在古埃及，法老对全国水利灌溉系统的控制是其控制国家经济最重要的方式。古埃及人口基本都聚集在狭长的尼罗河谷地，要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不对尼罗河进行治理和控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命脉全系于此。埃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降雨，洪水过后，池塘的积水会迅速干涸，土地逐渐干裂。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需要有相应的灌溉。但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很难满足尼罗河两岸高处的灌溉需求。为此，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力量，古埃及文明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可能正来自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就目前所知，古埃及的水利灌溉活动始于前王朝末期。出土于19世纪末的蝎王权标头，绘有蝎王手持锄头站在河岸（或水渠上）主持河渠奠基仪式的场面。前王朝时期（公元前4500—公元前3100年），埃及出现的最早国家“帕斯特”，其象形文字就是一块被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分隔开的土地。从这些画面和文字看，那时埃及已经有了灌溉活动。进入法老时代后，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灌溉网逐渐形成，这些布满全埃及的灌溉网络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早在第1、第2王朝，就设专人对尼罗河水位进行观测和记录。水位的记录一方面可供国家制定水利措施做参考，一方面也是为预算产量和厘定税额提供依据。在《巴勒莫石碑》铭文中关于对早王朝时期尼罗河水每年泛滥时水位高度的记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埃及历代统治者在夸耀自己功绩的时候，也总是把开凿水渠、整修堤坝放在重要地位。相传美尼斯受人称赞的一个功绩就是修建了一道堤坝，把孟菲斯和尼罗河隔开，当他“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现在称为孟菲斯的一座城”。后来，埃及历朝统治者也都常以治水有方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
公元前2800年前后，埃及已经有了监造水坝的“灌溉部”。公元前2500年在开罗以南32公里的赫勒万附近，建起了长达106米、高出谷底约11.2米的卡拉法大坝。坝基上筑有两条大堤，有23.7米厚。这两条大堤围起了一个水库，在中国良渚的水利工程被发现以前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和水库。尼罗河两岸的田地，依灌渠被芦苇和淤泥筑成的狭长堤坝围成正方形，以存储河水，满足耕种的需要。
中王国第12王朝（公元前1991—公元前1768年）的历代统治者曾征调大批劳力修复尼罗河灌溉系统，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兴建水利工程。法尤姆位于孟菲斯西南50公里，低于海平面45米，本是一片沼泽区，中间有一淡水湖，曾与尼罗河相连。后因尼罗河流域气候变化，干旱出现时，湖河联系被隔断，只有尼罗河暴涨时，泛滥的河水才能流入湖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法尤姆湖周围的沼泽，环湖建起堤坝，并开辟渠道，使法尤姆湖水与尼罗河水相连，建水闸以调节尼罗河水量。这样，每当尼罗河泛滥季节，河水便顺着水渠流入法尤姆湖，而每当尼罗河水不足时，又可将洪水泻出。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从第12王朝开国君主阿美涅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公元前1962年）起，历经六代，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公元前1842—公元前1797年）统治时期才告完工。法尤姆地区系统的水利工程建立，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沼泽变为肥田沃土，扩大耕地面积2500多公顷，当地的农作物一年可收两次，增加了农业亩产量。随着法尤姆地区大片土地被开垦，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卡呼恩拔地而起，一跃成为中王国时期埃及的一大经济中心。毫无疑问，这么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去组织、领导和指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古代埃及，这一工程的实施和成功，正是由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统筹安排实现的，而其最高管理者自然就是人神一体的专制君主——法老。
埃及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基本全部依赖尼罗河。而治理尼罗河，开挖沟渠建设水利工程，需要一个高度组织的社会。随着生活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集权的政府逐渐形成。古埃及由氏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转变后，形成了由许多村社组织的“州”，希腊语读作“诺姆”。诺姆可能是国家的雏形，是奴隶制的城邦小国。古埃及的诺姆，可能是为适应水利灌溉和粮食集中储备的需要而建立的，其中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私人制的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奴隶出现及军事冲突加剧。无论如何，埃及王权的强大无疑与尼罗河的治理需要统一协调的组织分不开。尼罗河在埃及境内有两三千公里长，如此漫长的水道和广大的区域，水利建设的统一协调单靠一个个“诺姆”及其松散的合作是不行的，于是埃及的中央集权开始加强，将由多个诺姆组织的“联邦”转化为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行政机构。法老于是成为古埃及拥有最大集权的最高统治者。古埃及国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形成，可能与中国为治理黄河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 《流动的权力：水如何塑造文明？》一书并未谈及古埃及的水利灌溉情况，本节内容主要参考了郑家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明：非洲文明之路》，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特此说明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