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与概念界定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与“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1]，乃风景胜地与人文渊薮。而西湖就是镶嵌在杭州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即苏轼所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2]西湖不仅是杭州的地标与历代文人吟咏、描绘的热点，而且是江南文化的名片与“忆江南”的极佳寄托，相关诗词文赋汗牛充栋。中国古代小说也热衷标举“西湖”，宋代至清末活跃着数十位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家，如西湖渔隐、西湖墨浪子、西湖香婴居士等。宋元时期诞生了《西湖三塔记》《绿窗新话·邢凤遇西湖水仙》《夷坚志·西湖女子》等小说作品，明清涌现出《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新西湖佳话》等诸多明确标示“西湖”的小说集。历代还有很多小说，虽然在篇名上没有明示西湖，从南朝的《续齐谐记·徐秋夫治鬼病》，到明清的《剪灯新话》、“三言二拍”、《无声戏》中的诸多篇目，《醉菩提传》《雷峰塔奇传》等众多章回小说，再到清末民国的《钱塘狱》（1906）、《湖上嘉话》（1930）等，但也喜欢讲述西湖故事，尤其是白蛇系列、济公系列、小青系列小说更是将主要的故事发生地与重要场景置于西湖，具有浓厚的西湖情结，以致明末清初的湖海士与著名史学家谈迁明确提出了“西湖小说”的概念。
中国古代有许多诗词文赋流派以地域命名的现象，如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湖湘诗派、阳羡派、桐城派、湘乡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等，至于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集，例如《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中州集》《沅湘耆旧集》《扬州集》《吴都文粹》《湖州词征》等，更是不胜枚举。相比之下，“西湖小说”可谓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其创作一直薪火相传，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蔚为大观，以浓郁的地域空间特色在中国小说史上独树一帜，令人瞩目，值得探究。因此，我们选择“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名正则言顺，我们首先对几个重要概念予以界定：
1.“西湖小说”的界定
关于这一概念的最早出处，学界普遍认为是著名史学家谈迁（1594—1657）在顺治十一年（1654）提出的[3]。这其实还可以往前追溯。至迟在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湖海士在为小说《西湖二集》崇祯云林聚锦堂本所作的序言中，记载了他与作者周清原的一段交往：“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予读其序而悲之……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其亦嗣宗之恸、子昂之琴、唐山人之诗瓢也哉！”[4]此处的《西湖说》之“说”显然不是《文章辨体序说》所界定的文体：“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5]即陈述作者对某个问题的见解，用以阐述事理的一种文体，代表作如韩愈的《师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以《西湖说》见示”照应后文的“以小说见”，此处的“说”显然是指小说，《西湖说》则特指周清原创作的小说《西湖二集》（今存），或者还包括《西湖一集》（已佚）[6]。古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常出现脱字现象，还有很多书名简称的情况，如《诗经》简称《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等。“西湖说”应当是“西湖小说”被有意简省或无心脱落的结果，“西湖说”即“西湖小说”。因此，“西湖小说”概念的最早出处可以追溯至此。到了清代顺治年间，杭州籍史学家谈迁正式提出了完整的“西湖小说”概念[7]，其《北游录》云：“（顺治十一年七月）壬辰，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8]此处的“西湖小说”与湖海士称呼的《西湖说》一样，特指周清原的拟话本小说集《西湖一集》和《西湖二集》。此后，学界对“西湖小说”鲜有论及[9]。
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提西湖小说，并根据明末清初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对这一概念做了重新界定。如刘勇强先生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将“西湖小说”界定为“即以西湖为背景的白话小说，尤以短篇白话小说为主”[10]。孙旭在《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中也有类似的界定：“把故事发生地与杭州有关的话本小说称为西湖小说。”[11]葛永海在《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将西湖小说界定为：“它不仅是以西湖为背景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应该包括中篇和长篇。”[12]即以西湖为背景的白话小说。上述界定都把西湖小说限于白话小说的范围，且主要是指白话短篇小说。
笔者认为“西湖小说”是一个以地域为标识与核心词的文学概念，具有较高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地理研究意义，其界定不应受到小说类别和语体的限制。西湖小说较早的出处《北游录》主要记录了谈迁赴北京期间的经历见闻，包括地理、气候、景观、风土、民生等内容，具有较高的人文地理研究价值。谈迁还撰有《西游录》二卷。明代小说名家众多，谈迁为何选择施耐庵来与周清原作比呢？明代盛行一种观点，认为施耐庵是杭州人[13]。《水浒传》的语句留有杭州方言的不少痕迹，一些早期的水浒故事就诞生于宋代杭州的勾栏瓦肆，小说中的“征方腊”就发生在西湖及杭州。作为杭州籍史学家，谈迁将前辈“乡贤”施耐庵和《水浒传》作为褒扬同乡周清原和西湖小说的参照，而非选择史家更关注的《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小说，就是着眼于相同的作者籍贯和作品的地域因素。暂且不论“施耐庵”是否真是杭州钱塘人，谈迁的史家眼光和地域意识启发我们在两点连线的基础上再延展及面，引出一个长久未被关注的庞大的西湖小说家群体，以及薪火相传的西湖小说创作。根据明末清初小说史上的“西湖”现象，在谈迁和湖海士的认识基础上，我们认为西湖小说的界定不应受限于小说类别与语体。它不应只包括白话短篇小说，相关的白话中长篇小说与文言小说也应该是西湖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真切地反映出小说史对西湖与小说关系的观照和认同，以及杭州西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发掘西湖小说在地域文学及文学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因此，我们将“西湖小说”界定为：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以西湖为重要故事场景的小说。它包括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也包括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
在此，“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和“以西湖为重要的故事场景”是笔者界定西湖小说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以便与宽泛地仅将故事发生在杭州，而不关注西湖因素的“杭州小说”区别开来。本文之所以十分注重西湖场景因素，是因为在文化史上，古人非常注重西湖作为杭州的地理标志和象征意义，如苏轼特别强调“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诸多小说集如《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新西湖佳话》等标举“西湖”盛名。如果在西湖小说研究中，忽略了西湖作为杭州“眉目”的标志性意义，不仅会湮没它自身的诸多特质，而且将大幅削弱其在地域文化和文学地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西湖”的艺术特色与文化意蕴也就黯然失色甚至被视而不见。因此，一些涉及杭州的小说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杭州，但并未出现西湖场景，因此不被列入西湖小说的研究范围。同样，西湖小说既然以“西湖”为小说名号，就应该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否则就可能名不副实。如《拍案惊奇》第十六卷《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慧娘立决到头缘》、《欢喜冤家》正编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情史》卷十九《九子魔母》、《玉娇梨》等虽出现了西湖场景，但整篇（部）小说并非以杭州为重要的故事发生地，因此也不能纳入西湖小说的范围。但如果小说中的西湖场景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较大影响，尽管以杭州或西湖为发生地的故事不占主要篇幅，笔者也酌情纳入西湖小说的范围。如钮琇《记吴六奇将军事》，查孝廉在西湖邂逅铁丐吴六奇并畅饮之事虽不占主要篇幅，但这一故事情节深刻影响了吴六奇的人生轨迹，一句“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是彰显人物个性的点睛之笔，所以此篇被视为西湖小说。另如《拍案惊奇》第二十四卷《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觚賸》卷七《雪遘》等篇目亦是如此。此外，由于话本拟话本小说中的头回所述小故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些与正话虽无直接的联系，但只要符合上述西湖小说的界定标准，也被纳入研究范围，如《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拍案惊奇》第十五卷《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神偷寄兴一支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等篇目的头回等。
根据上述标准，笔者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辑出71篇白话短篇小说、5部章回小说和35篇文言小说，共计111篇（部）西湖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详见附录一）。
2.“明末清初”的界定
“明末清初”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在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等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中的界定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研究领域，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面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尽管莫衷一是，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其大致包括了明代天启、崇祯朝，清代顺治朝和康熙中前期。笔者根据该时期西湖小说创作与刊刻的实际情况，在本文中将“明末清初”划定为明代天启元年到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621—1702），计约80年的时间。
3.杭州与西湖的地域范围界定
杭州在历史上有钱唐、钱塘、禹杭、余杭、虎林、武林、应天、临安、仁和等名称。它在周朝以前属九州中的扬州之域。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始设钱唐县，属会稽郡。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到了东汉，复置钱唐县，属吴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属吴国的吴兴郡，归古扬州。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后主祯明元年（587），置钱唐郡，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隋开皇九年（589）废钱唐郡，改置杭州，“杭州”之名首出现。其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县。唐代置杭州郡，又改称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改“钱唐”为“钱塘”。乾元元年（758）又改称杭州，归浙江西道节度，州治一度在钱塘，辖钱塘、盐官、富阳、新城、余杭、临安、于潜、唐山八县。在北宋时，杭州实际管辖两浙西路。大观元年（1107）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宋室南渡后升杭州为临安府，并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此，历时近一百五十年。在元朝及以后，临安复称杭州，但元明清时期的许多小说作品仍以“临安”相称。本文所论及的“临安”即指杭州。关于杭州在明代的行政建置与辖区，据《明史·地理志五》载：“杭州府元杭州路，属江浙行省。太祖丙午年十一月为府。领县九。”[14]即下辖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和昌化九县。府治在钱塘、仁和县。到了清代，“顺治初，因明制”[15]，杭州的行政区划并未调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4）才将海宁由县升格为州。因此，本文所指的杭州区域采用《明史·地理志五》中提及的范围，包括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和昌化九县。
在中国，称为“西湖”的湖泊众多。本文所指西湖除了特别注明以外，专指杭州西湖。其在历史上又有钱塘湖、钱源、钱水、武林水、明圣湖、金牛湖、西子湖、龙川、上湖等众多名称。在远古时代，西湖连同杭州都是一片海洋。后来由于钱塘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海湾南北的山麓逐渐形成沙嘴，并不断靠拢，连成沙洲与堤岸，使西侧的内湖与大海完全隔开，形成澙湖。约在秦汉时期，西湖的水体不断淡化，成了淡水湖[16]。到了隋唐时期，西湖已经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明代杭州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列出“孤山三堤胜迹”“南山胜迹”和“北山胜迹”等系列景观，展现了一个庞大的“西湖家族”。据清代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所著《湖山便览》载，西湖景区包括湖泊及其周边约1016个景点[17]。因此，西湖不仅包括湖泊本身，而且涵括湖畔的南北二峰、孤山、天竺等群山与岳坟、雷峰塔、灵隐寺等诸多名胜古迹。
二、明末以前西湖小说概况
西湖小说在明末清初繁荣之前，大致可以分为萌芽发展期、初兴期与低落徘徊期三个时期，概述如下：
1.萌芽发展期。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是西湖小说的萌芽与发展期。在早期“丛残小语”式的准小说作品中[18]，难觅西湖的身影。即使是在东汉吴越人士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吴平的《越绝书》中亦是如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搜神后记》《齐谐记》《续齐谐记》等一批志怪小说中，西湖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如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二“杜子恭还瓜刀”讲述钱塘杜子恭借鱼腹还瓜刀的故事。卷九“素衣女子”记述钱塘杜生行船时与女子相遇相恋，后来女子化鸟飞去，杜生相思而死的故事。但这些作品对西湖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只言片语，有些甚至并未涉及。现存真正属于本文所论西湖小说的第一篇作品，当属南朝梁吴均（469—520）所作《续齐谐记》中的“徐秋夫治鬼病”条：
钱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沟桥东，夜闻空中呻吟声甚苦。秋夫起至呻吟处问曰：“汝是鬼耶？何为如此？饥寒须衣食耶？抱病须治疗耶？”鬼曰：“我是东阳人，姓斯，名僧平，昔为乐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虽为鬼，苦亦如生。为君善医，故来相告。”秋夫曰：“但汝无形，何由治鬼？”曰：“但缚茅作人，按穴针之讫，弃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为针腰目二处，并复薄祭，遣人送后湖中。及暝，梦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为奉朝请。[19]
此湖即是西湖。钱塘朱彭《西湖遗事诗》第一首云：“钱塘湖畔小桥东，疗疾秋夫技最工。鬼亦望施卢扁术，呻吟声在杏林中。”该篇小说就被附记于后，并补充说明：“秋夫宅在湖沟桥，即钱塘湖之桥也。鬼云今在湖北，即是湖之北面也。《西湖志》记载六朝事甚少，得此可补前志之缺。”[20]在这篇小说中，徐秋夫住在湖沟桥东；病鬼在西湖北面；人鬼对话于西湖夜空；病鬼请求将扎针的茅草人俑弃于西湖水中；徐秋夫最后遣人将其送至后湖，即鬼所在的西湖北。故事全部发生在西湖，西湖元素非常丰富。该篇小说虽然属于志怪，但故事中的人和鬼都富有人性与人情味，志怪气息淡薄。在西湖畔，鬼没有超凡之术，摆脱不了世人的病痛，并向世人求助。秋夫面对鬼魂并不惊骇，一连四问，充满关切。医者仁心，并不因鬼而异。他在为茅人针灸后，“并复薄祭，遣人送后湖中”，远超病鬼的诉求，富有同情心。鬼魂也懂感恩，托梦致谢，富有人情味。人鬼对话符合各自的身份，展现出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无论是场景和情节，还是形象和立意，这都是一篇成熟的西湖小说作品，价值颇高，具有重要意义。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21]，唐代传奇中的西湖小说虽然篇数不多，但运用“诗笔”，西湖故事诗意盎然，情韵悠长，促进了西湖小说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品位的形成。如袁郊《甘泽谣·圆观》讲述了僧人圆观和士子李源的两世交情。两人同游三峡时，圆观在圆寂投胎之前，与李源相约十二年后的中秋月夜，在杭州西湖畔的天竺寺见面。李源准时赴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听见牧童唱《竹枝词》：“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牧童即圆观之后身，李源潸然泪下，无言以对，只见他继续唱词而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诣”。这个赞颂生死不渝的友情故事后来被附会到天竺寺的“三生石”上，广为传诵，对后世的西湖小说影响很大，如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头回、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三生石迹》据此敷演。此外，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庚卷“杭州灵隐山多桂”、苏耆《闲谈录》之“使宅鱼”条等，对后世的西湖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2.初兴期。南宋至元代是西湖小说的初兴期。西湖小说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主要诱因是“靖康之变”造成大量说话艺人流寓杭州。说话伎艺曾兴盛于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22]，但在“靖康之变”后，“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23]，大批说话艺人也随之逃往杭州。“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24]，移民人数激增，改变了杭州的文化生活。据《梦粱录》载：“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25]为了满足南渡移民的娱乐生活和精神需求，南迁的说话艺人也需要重操旧业来谋取生计，瓦舍于是在杭州应运而生并被发扬光大。《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等南宋至元初的文献详细记载了杭州的瓦舍盛况、说话艺人与具体名目。传至杭州的说话伎艺青胜于蓝。据上述文献统计，南宋杭州有名号的说话艺人不下一百一十人，这支庞大的专业队伍远远超过《东京梦华录》所载北宋汴京十四位有名号者。而且，南宋杭州说话伎艺分类不断细化，专业性不断加强，如《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将“小说”分为三类，《梦粱录·小说讲经史》分为六类，《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分为八类。杭州的说话艺人与底层文人还成立了行会组织，如古杭书会、武林书会、雄辩社等，相互切磋，提高伎艺。正是这支数量庞大、专业程度高、综合素质强的杭州说话艺人队伍，为话本小说做出了杰出贡献，促成了“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26]。
传至杭州的说话伎艺入乡随俗，西湖故事成为表演的重要内容，现存宋元话本中的西湖小说就有《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钱塘佳梦》《菩萨蛮》《喜乐和顺记》《金鳗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裴秀娘夜游西湖记》《错认尸》等。其中的《西湖三塔记》是这一时期西湖小说的代表作。它与《洛阳三怪记》关系密切[27]，但具有非常鲜明的西湖标识。开首就花了全篇约三分之一的笔墨极力渲染西湖美景，彰显地域特色；故事因游湖而生发，“只因清明都来西湖上闲玩，惹出一场事来”[28]，从此确立了白蛇系列小说中的许宣从西湖归来而邂逅白娘子的基本情节模式；依附苏轼于北宋元祐年间在西湖建造的三座石塔，将其敷演成奚真人化缘建造三塔镇三怪。西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地渗透。另如《西山一窟鬼》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说话名目，《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了一座王妈妈家“一窟鬼茶坊”以此来招徕顾客，树立品牌。此处的西山是指西湖畔北高峰东北的驼献岭，又称桃源岭。主人公吴洪在清明节和友人来西湖一带游玩，在此发现众多鬼魂，其中就有自己的妻子和丫鬟。癞道人最后帮助收伏这一窟鬼，吴洪最终出家云游。上述话本小说得益于杭州的说话艺人和书坊主，有幸流传下来，但“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29]，更多的早已失传，湮没无闻。
除了白话类小说作品，宋元还有很多文言类西湖小说。如洪迈《夷坚志》中收有《西湖女子》《西湖庵尼》《西湖判官》《涌金门白鼠》《上竺观音》《宝叔塔影》《神游西湖》《丰乐楼》《吴山新宅》等数十篇，甚为可观。值得一提的是《西湖女子》，讲述西湖畔一则人鬼情未了的离奇故事，真挚感人，荡气回肠。此外还有李献民《云斋广录·钱塘异梦》，王明清《玉照新志·张行简》，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之《邢凤遇西湖水仙》《张洗游春得佳偶》《苏东坡携妓参禅》等诸多西湖小说作品，较具影响。
3.低落徘徊期。从明代洪武年间到泰昌元年（1620）是西湖小说的低落期。学界一般认为洪武、永乐以后的明代小说陷入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萧条期。尽管对于这段“空白期”，尚存争议[30]，但西湖小说在这一时期陷入低落确为实情。到了明代，杭州的说话伎艺还残留宋元时期的遗风余韵。明代嘉靖年间，杭州人田汝成记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其俗殆与杭无异。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也。”[31]所列篇目其实多为宋元旧作或者“近世所拟作”，很少有新创者。如《红莲》就是宋人旧篇《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所讲故事；《柳翠》，元代有无名氏（一说为李寿卿）杂剧《月明和尚度柳翠》，后被冯梦龙敷演成《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济颠》讲的是济公故事，宋代释居简《北涧文集》卷十《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题下侧注“济颠”二字，可见宋代就有此人此事。嘉靖年间晁瑮编《宝文堂书目》之“子杂类”著录有《红倩难济颠》，已佚。隆庆三年（1569），杭州书坊刻有《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一卷，不分回，题“仁和沈孟柈述”，讲述南宋济颠和尚的生平故事；《双鱼扇坠》或为明代故事，但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关系还有疑问[32]，有待进一步考证。可见当时流传的西湖小说多为旧篇与拟作，新创遭遇难题。
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小说选本中也有体现。如杭州文士与书坊主洪楩在嘉靖年间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话本小说选集，现存较为完整的二十七篇话本当中有《西湖三塔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错认尸》四篇西湖小说，都是宋元旧作。嘉靖至万历年间刊刻的《熊龙峰小说四种》收有四篇小说，《张生彩鸾灯传》与《苏长公章台柳传》是宋元旧篇，《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称不上严格意义的西湖小说，只有《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明代所作的西湖小说。其讲述弘治年间，妖魅孔淑芳在西湖两度媚惑商人徐景春，后被紫阳宫真人收伏，并被告官发冢。形象塑造与立意都嫌粗陋，但在这一时期已属难得。
这一时期的文言类西湖小说也陷入低落徘徊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有明初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两篇。瞿佑是杭州钱塘人，“学博才赡，风致俊朗”[33]。这两篇也是富有才情，卷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叙述滕生在西湖畔聚景园遇到宋理宗宫人卫芳华的灵魂，与之相爱。三年后两人故地重游，卫芳华痛泣而去。滕生恸哭而返，终身不娶，入雁荡山采药，再无音讯。卷四《绿衣人》讲述书生赵源寄居在葛岭宋代权相贾似道旧宅旁读书，与贾府侍女化成的鬼魂绿衣人相恋。三年后，绿衣人因精气散尽而逝。赵源痛不欲生，从此不娶，最后在灵隐寺出家为僧。两篇都运用凄美缠绵的诗笔，颂扬超越阴阳、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是同时期同样讲述西湖人鬼相恋故事的《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所不可比拟的。另如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五《贾云华还魂记》讲述西湖畔一对才子佳人的悲喜剧，佳人贾云华因相思而逝，最后借尸还魂，与魏鹏结合，夫贵妻荣。此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畅销的类书体小说选本[34]，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胡氏粹编》等，其中收录了《古杭红梅记》《相思记》《红莲女淫玉禅师》《秀娘游湖》《孔淑芳记》等小说，很多成为后世西湖小说创作与改编的重要参考。
以上是对明末以前西湖小说的分期概述，接下来就是本文关注的明末清初这一繁荣时期的西湖小说研究。
三、研究现状与价值
明末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首次提及“西湖说”，虽然对作品本身几无论及，但为周清原才华横溢却身陷困顿而鸣不平：“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深刻、精辟地指出了西湖小说作者乃至中国古代大多数小说作者的一个重要创作动机。谈迁在《北游录》中对周清原的小说作品也仅做出“施耐庵岂足法哉”如此极为简单的评价，并无其他相关的论述。此后，“西湖小说”一词鲜被提及。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西湖小说[35]，我们梳理现已公开发表的有关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探究西湖小说在明末清初兴起的原因。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罕见的一类以地域命名的小说作品，西湖小说在明末清初兴起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刘勇强是当今较早研究西湖小说的学者，他在《晚明“西湖小说”之源流与背景》一文中梳理了晚明西湖小说的源流概况，分析了它的宗教和地域文化背景，认为西湖小说的出现“既是宋以后经济文化的产物，又与杭州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36]，因此能赋予小说史研究以地域性启示和思考。该文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富有启示。宋莉华在《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中提及西湖小说，认为它在明末繁荣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重心南移与杭州城市快速发展，以及杭州拥有丰富的小说资源[37]。程国赋、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刊刻与创作特征》认为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如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尤其是杭州书坊拥有优秀的刻工、优良的用纸；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这些优越条件为西湖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8]。胡海义《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认为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素材来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和失衡。失落中的梦华怀旧情结在小说作者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动机中，以及杭州读者群的接受心态与审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39]。胡海义《论古代西湖小说》认为西湖小说曾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流寓文学，小说的种子随移民风潮流寓而来，在环境更加适宜的西湖畔开花结果，育种成林[40]。孙银莎的《试论“西湖小说”的雅俗兼备》则强调了市民阶层和西湖美景对西湖小说兴起的促进作用[41]。这些研究成果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繁荣的内因和外因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二是分析西湖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文学史意义。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认为西湖小说折射出杭州文化高雅与世俗兼容并存的城市个性，小说场景对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场景有时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体现。而同一场景在近似的描写中反复运用，不但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也为小说的情节安排提供了一个具有叙事学意义的环境”[42]。视角新颖，结论精当。孙旭在《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中以《西湖二集》和《西湖佳话》为重点考察对象，认为西湖小说文人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艺术上多用意境描写。其意义在于代表了话本小说文人化的一种趋向，但文人化还不彻底，“西湖既支撑了《西湖佳话》的文人化成就，又制约了它向普遍意义的、更高层次的发展”[43]。该文以西湖小说为标本，来考察话本拟话本小说文人化的表现、利弊与流变，角度比较新颖。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从城市文化的视角，分析了西湖小说文人性与世俗性兼容的文化艺术品格，历史、现实和幻想巧妙穿插的美学效果，以及对山水文学的美学内涵的意义[44]，所论不乏灼见。此后，胡海义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做了专题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如《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认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比例很大，多正面形象，具有深厚的怀旧情结与同乡情谊。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在民族文化交融、小说发展史中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45]。《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诗词》认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诗词能够自然贴切地融入小说叙事，创造出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提高了西湖小说的艺术品位；调节小说叙事的节奏，使情节生动曲折又符合情理逻辑；还丰富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心理活动[46]。《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认为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和浪漫色彩，发生在西湖上的梦幻是它重要的表现手法。西湖场景与小说梦境完美结合，把地域特色与浪漫情调融为一体，衔接情节，拓展叙事空间，使故事曲折生动而又流畅自然。西湖梦境埋下伏笔，照应前后，使结构紧凑集中，脉络分明。西湖梦境甚至构建小说全篇的框架结构，使西湖小说富有浪漫色彩，深化了作者的怀旧情结[47]。《论古代西湖小说》探讨了西湖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流寓化现象和举子化倾向，并分析了其中文学景观的层理结构，重点探讨了西湖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它的发展历程映照了中国古代小说在地域空间层面的演进轨迹[48]。《西湖小说与科举神的流变》考证、辨析了“西湖小说”的文献出处和概念内涵，分析了西湖小说在明代中期至清初杭州科举神形象流变“三部曲”中的重要作用，并讨论了它的深刻意义[49]。上述成果从不同角度对明末清初乃至整个古代西湖小说的艺术成就以及文学史意义，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三是分析西湖小说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文学地理研究价值。近些年来，注重空间思维的文学地理研究因被视为能带来视角、方法和理论革新而备受关注，西湖小说研究也受此影响。孙旭《西湖小说对杭州地域人格的摹写》认为西湖小说主要从两个方面摹写了杭州地域人格特征，“既有在发达商品经济影响下的浮华、诈伪，又有在优美湖山熏陶下的灵慧、高雅。它们对今天杭州地域人格的现代转换仍有借鉴意义”[50]。胡海义也有系列论文探讨了这些问题，如《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文化精神》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湖小说所蕴含的丰富的地域文化精神，主要表现在生命关爱、人文关怀、热爱生活与崇尚才学等。西湖畔的人们钟情于生活环境的爱护与美化，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也追求高雅的精神品位[51]。《明清小说中的“西湖”意象之阐释》认为明清小说中的“西湖”兼具地理实体标识和故事场景意义，并且融入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成为小说的灵魂内核与精神符号，是小说地域文化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西湖”还成为一种精神意象，承载着小说作者的天堂之梦与失落之魂，同时也是杭州的文化象征[52]。胡海义《科举神的流转与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则通过梳理颇具地域特色的科举神在西湖畔的流转沉浮，来考察西湖小说对文学地理研究的地域文献价值、研究方法价值和景观研究价值[53]。这些成果立足于地域空间角度，阐发西湖小说的地域文化内涵与文学地理研究价值，对促进西湖小说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四是以“西湖”命名的小说名作的个案研究。这类研究并未有明确的“西湖小说”概念或者意识，而是集中于《西湖二集》等名作的个案研究，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精辟概括了《西湖二集》的优缺点，称其“文亦流利，然好颂帝德，垂教训，又多愤言”[54]。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阿英《〈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以及其他各种小说史的相关论述，还有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与文学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朱一玄等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小说工具书的词条介绍也大多作如是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在前辈学者戴不凡《小说见闻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孙楷第《小说旁证》的基础上，对《西湖二集》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如陈美林《拟话本〈西湖二集〉浅探》考证了《西湖二集》的作者，分析它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55]。陆勇强《此“周清原”非彼“周清原”——〈西湖二集〉作者问题考辨》考证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周清原，解决了学界长期将他们混淆的问题[56]。郑平昆在1988—1990年发表了系列论文考证《西湖二集》中的李蕃、酒店王公、四大王等人物形象的原型与本事[57]。李鹏飞《〈西湖二集〉的素材来源丛考》从唐宋元明时期的笔记、类书、小说中找出《西湖二集》的诸多素材来源[58]。任明华《〈西湖二集〉素材来源考补》补充了《西湖二集》的素材来源《七修类稿》《古今谭概》《耳谈》等文献[59]。杜贵晨《关于〈西湖二集〉的几个问题》考证了《西湖二集》作者的实名、师承与宗教信仰，探讨了该小说集的特色与价值[60]。这些成果促进了西湖小说中的经典个案研究。由点及面，就能提升整个西湖小说的研究水平。
从目前取得的成果来看，关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在总体上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地域特色、文学地理研究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开掘得还不够，对其兴盛的原因探讨未能立足于小说本身的因素与杭州西湖的空间地域性，尤其是尚未关注西湖小说与科举胜地的关系，以及西湖文学景观的独特性等重要问题。
其次，一些研究成果对西湖小说的界定主要限于白话短篇小说，难窥西湖小说的全貌。西湖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带有鲜明的地域标识，以浓郁的地域色彩独树一帜，是地域小说与文学地理研究的极佳标本，不应受到小说文体形式与语体类别的限制。否则就难以全面、真切地反映当时整个小说界对西湖与小说关系的观照和认同，以及西湖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文学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再次，明末清初在西湖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与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时代因素对西湖小说影响的各种差异，包括对其局限性的生成，在明清小说史上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关注程度还不够，尚需深入的系统研究。
梅新林先生在《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偏失与重构》中认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小说史的理论革新与建设，尤其要重点加强中国小说史的时空形态的关系研究。”[61]曾大兴先生在《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文学还有地域性，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或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62]西湖小说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以鲜明的空间地域性在古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正如刘勇强先生所说：“确实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地方像杭州那样，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如此全面和鲜明的体现。”[63]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其繁荣原因、地域属性、艺术成就、景观特色、文化内涵和“人地”关系理念等重要问题，发掘它的小说史价值、地域文献价值和文学地理研究价值。这些研究为我们探讨地域小说与文学地理的相关问题，思考明清小说与地理、明清小说与城市、明清小说与文化、明清小说与商业、明清小说与景观、明清小说与文人、明清小说与书坊的关系，探析杭州成为古代小说创作、刊刻与消费中心之一的深层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并且期望对促进我们从多维视角，深入思考古代小说与空间意识，文学地理与地域文化等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在全面搜集、整理明末清初西湖小说文献的基础上，细读西湖小说文本及地域文献资料，立足于空间思维，着眼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地域特色，以西湖小说的地理属性和文化品格为切入点，运用文史结合与文学地理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统计分析相关文献，注重文学本位与地理视角、资料整理与理论概括、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做整体观照和系统研究。同时，以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为标本，来探析它对小说史和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价值。本文的框架如下：
第一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地域因素”，从东南形胜与梦华之地、运河之城与交通枢纽、杭州书坊主与杭州小说家群、西湖故事的积累四个方面来讨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地域因素。
第二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说题材的地域特色”，西湖小说浓郁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了地域文化对西湖与小说关系的强烈认同，本章从醇厚浓郁的西湖风俗、斑斓繁杂的市井生活与悲欢离合的爱情婚姻三个方面来探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题材的地域特色。
第三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艺术特色”，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地域文化赋予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本章从西湖众生的塑造、西湖诗词大量融入、梦境巧妙运用与语言本土化四个方面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第四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科举文化研究”，科举取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地域标识鲜明、地域文化深厚、地域精神凸显，与科举制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章考察两者的密切关系，以进一步认识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
第五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文学地理研究”，西湖小说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在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就文学地理研究而言，它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本文在前几章中使用了文学地理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一些问题，本章再集中论述西湖小说“人地”关系的典型意义以及西湖文学景观的独特内涵。
第六章“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局限研究”，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强烈的艺术魅力。但我们在肯定它的成就时，也应正视它的不足。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时代意识、现实精神昏沉麻木与地域色彩逐渐淡化。
本文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一）运用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注重地理空间分析法，从地域文化和历史地理的综合视角，来探讨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地理环境的互动、辩证关系，尤其是“西湖得人而显”与“景物因人成胜概”所体现的文学对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以及西湖景观丰富多彩且清晰共存的层累层理构造。
（二）统计与比较法，尤其是“系地”统计分析，如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籍贯、身份统计归类，来比较西湖小说在不同时期对题材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关注程度。另外还有对西湖小说在明末与清初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西湖小说与同时期的时事小说、西湖诗词的比较研究等。
（三）现象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这一现象作宏观整体的观照，又注重对“三言二拍”、《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经典名篇作微观个案探究。
（四）文史结合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即参照、结合丰富的西湖方志和明清笔记史料，联系特殊时代和地域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因素，对明末清初西湖小说进行综合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
[1]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第151章，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0页。
[2] [宋]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苏轼文集》卷三十，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4页。
[3]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4] [明]湖海士：《西湖二集序》，周清原撰《西湖二集》，周楞伽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567页。
[5]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6] 关于《西湖一集》，《西湖二集》第十七卷《刘伯温荐贤平浙中》说：“《西湖一集》中占庆云刘诚意佐命，大概已经说过。”明确指出了《西湖一集》的存在。所以，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小说闲谈·〈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和谢国祯《春明读书记》等都认为《西湖一集》曾确实存在。阿英和谢国祯认为它也是周清原所作。质疑者则如苏兴的《所谓〈西湖一集〉的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周清原所说的《西湖一集》即是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如果是明启祯时出版过《西湖一集》的平话集子，到乾隆末不会稀传，以至使专门编西湖故事集的陈树基疏于搜求而遗漏”。笔者认为，田汝成作为明代嘉靖时期杭州的著名学者，他的《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各种书目著录和文献征引多明确标示实名，未有将《西湖游览志》称为“西湖一集”的情况。如果以数字排序命名作为别称，就应把《西湖游览志》称为“西湖一集”，把《西湖游览志余》称为“西湖二集”。古代小说亡佚者甚多，不见于著录而新近被发现的也不乏其例，如约刊刻于崇祯五年（1632）的《型世言》曾长久失传，直到20世纪末才在韩国重见天日。因此，《西湖一集》极有可能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失传。
[7] 谈迁是海宁人。海宁在唐武德七年（624）并入钱塘县，五代属吴越国杭州，北宋属两浙路杭州，南宋属临安府，元贞元年（1295）升盐官州，天历二年（1329）改名海宁州，属杭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降格为海宁县，属杭州府，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复升为州。可见，海宁在历史上长期（包括明末清初）隶属于杭州，因此可以将明末清初的谈迁视为杭州人。
[8] [清]谈迁：《北游录》第三卷《纪邮上》，汪北平点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页。《西湖二集》的作者姓名有“周清原”和“周清源”两种写法。谈迁的《北游录》记为“周清源”，《西湖二集》原刻本——崇祯云林聚锦堂本署“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书后附《西湖秋色一百韵》署“武林周楫清原甫著”，前后一致，相当可信。“原”与“源”同音近形，有可能都曾被《西湖二集》的作者用于自己的名字，也有可能因同音而被他人误传误用，包括谈迁也可能如此。《西湖二集》的现当代点校本各有选择，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9、1999、2006年等多次重印的周楞伽整理本都署为“周清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刘耀林、徐元校注本则署为“周清源”。本书认为对《西湖二集》作者的研究，在生平资料非常有限而姓名略有出入的情况下，应以该小说的原刻本署名为据。因此，本文认为作者的姓名以“周清原”为宜。
[9] 康熙二十八年刊本《西湖志》所收的姚靖《重刻西湖志序》中有“西湖六十家小说”的记载，参见：大塚秀高《“六十家小说”と宋元话本——中里见敬氏の“中国小说の物语论的研究”をきつかけとして》，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东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4辑，1998年版，第5—6页。
[10]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11] 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
[12]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13] 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著录《忠义水浒传》为“钱塘施耐庵的本”。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也称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云：“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崇祯年间，书坊雄飞馆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也署为“钱塘施耐庵编辑”。
[1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四《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1页。
[15]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六十五《地理志十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28页。
[16] 关于西湖的成因，参见竺可桢《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章鸿制《杭州西湖成因一解》等，集中载于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5页。
[17] [清]翟灏、翟瀚：《湖山便览》，王维翰重订，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93—1005页。
[18] [汉]桓谭：《新论》，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三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4页。
[19] [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丛书集成初编》第270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20] [清]朱彭：《西湖遗事诗》第一卷，《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二集，光绪九年嘉惠堂丁氏刻本，第1页。
[2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2]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五“京瓦伎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23]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40页。
[24]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页。
[25]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2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页。
[27] 纪德君：《从〈洛阳三怪记〉到〈西湖三塔记〉——三怪故事的变迁及其启示》，《暨南学报》2012年第2期。
[28] [宋]佚名：《西湖三塔记》，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第135页。
[29] [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喻世明言》卷首，许政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0] 对于所谓空白期，学界有争论，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二编《萧条与复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欧阳健《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说创作空白论”》，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又见欧阳健《历史小说史》第三章《明代的历史小说与本朝小说》第一节《非“明代前期空白论”》，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明代祝允明《寓圃杂记序》云：“又以后，野者不胜，欲救之，乃自附于稗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后，复渐弛。国初殆绝，中叶又渐作。”可见，就文言小说而言，创作在明代前期陷入萧条应为事实。
[31]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页。
[32] 关于《双鱼扇坠》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孔淑芳记》的关系问题的最新讨论，可以参见向志柱《〈宝文堂书目〉中话本小说的认定》（《国家社科规划办成果集萃》2016年2月3日）、《〈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来源、成书及其著录》（《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宝文堂书目〉著录与古代小说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第3期），认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与《双鱼扇坠记》不是同书。
[33] [清]褚人获：《坚瓠集》六集卷一“西湖词”条，《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34] 参见胡海义《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第六章《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传播》，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第278—290页。
[35] 本文所论西湖小说为了突出其独特的地域色彩与西湖文化精神，在概念界定中将“出现西湖场景”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不能等同于仅以杭州作为故事场景的小说，所以本文的文献综述不打算分析较为宽泛的“杭州小说”的研究情况。对于后者，可参见张慧禾《古代杭州小说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36] 刘勇强：《晚明“西湖小说”之源流与背景》，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37] 宋莉华：《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收入香港大学中文系编《女性的主体性：宋代的诗歌与小说》，台湾大安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页。
[38] 程国赋、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刊刻与创作特征》，《暨南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39] 胡海义：《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
[40] 胡海义：《论古代西湖小说》，《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41] 孙银莎：《试论“西湖小说”的雅俗兼备》，湖北师范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30页。
[42]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43] 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孙旭另有博士论文《西湖小说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1年），但曾长期处于保密状态。感谢王进驹老师和孙旭老师，我得以看到目录。其主要从西湖小说产生的背景，内容的地域性，艺术上的叙事写实化、语言本土化与表达抒情化，局限性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
[44]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89页。
[45] 胡海义：《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8期全文转载。
[46] 胡海义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诗词》，《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
[47] 胡海义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梦境》，《理论月刊》2007年第8期。
[48] 胡海义：《论古代西湖小说》，《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49] 胡海义：《西湖小说与科举神的流变》，《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50] 孙旭：《西湖小说对杭州地域人格的摹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
[51] 胡海义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文化精神》，《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
[52] 胡海义等：《明清小说中的“西湖”意象之阐释》，《名作欣赏》2012年第20期。
[53] 胡海义：《科举神的流转与西湖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求索》2016年第7期。
[5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55] 陈美林：《拟话本〈西湖二集〉浅探》，《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
[56] 陆勇强：《此“周清原”非彼“周清原”——〈西湖二集〉作者问题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1期。
[57] 郑平昆：《〈西湖二集〉李蕃事考》《〈西湖二集〉酒店王公事考》和《〈西湖二集〉金龙四大王事考》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西湖二集〉来源考小补》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
[58] 李鹏飞：《〈西湖二集〉的素材来源丛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
[59] 任明华：《〈西湖二集〉素材来源考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
[60] 杜贵晨：《关于〈西湖二集〉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2期。
[61] 梅新林：《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偏失与重构》，《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7日第2版。
[62] 曾大兴：《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63] 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