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程国赋

在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中间，海义是跟随我学习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他于2003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从事叙事文学研究。2006年，海义硕士毕业以后留在本校继续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古代小说戏曲方向的博士生，2009年他以《科举文化与明清小说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毕业，答辩委员会对他的博士论文选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尤其是丰富翔实的材料、严谨求实的学风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海义跟随我学习的六年时间里，我们师生相处融洽，在暨南园的教室、办公室里，我们一起讨论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选题，一起探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研究计划。我对海义有两点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印象是他勤于开拓，善于发现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显著的创新精神。记得他刚上硕士时写过一篇有关“竹林七贤”的论文，颇具独到见解；有一次在课堂上，我跟大家提到，希望研究明代小说的同学们多读读《明史》，并提到《明史》中多处记载明人好议时事之风，海义后来在这方面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有关刊物上，显示出他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勤于思考的学术精神。我对海义第二个很深的印象是，他为人谦逊低调，彬彬有礼，分析问题缜密周全，待人接物细致周到，深受大家的好评。

博士毕业以后，海义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前段时间，海义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十年前完成的硕士论文《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研究》经过修改、补充，获得湖南省社科基金规划办、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双一流”建设项目与校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资助，准备正式出版，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文。此前，该书稿的部分章节及相关内容发表在《文学评论》《中国文化研究》《学术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暨南学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最近，他以上述成果为基础，再次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为海义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欣慰，通读书稿之后，写几句阅读之后的感受。

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而言，历来重视对“时间”的研究即从纵向性的视角，划分时代进行专题探讨，相比之下，对空间、地域的视角重视不够。从空间、地域的角度开展研究，这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受关注且取得突出成绩的热点之一。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相当密切。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提出文学的“江山之助”命题，直接论及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后世论及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者，多受“江山之助”论的影响。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深刻影响作家的人生与创作个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环境、山川地理、气候因素总会铸造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以五方之民风与习俗不同，各民族性格就有所区别。《管子·水地》称：“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淮南子·地形训》按照同气相应、同类相生的观点指出，不同的“气”与性别、性格关系密切，如“山气多男，泽气多女”，“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等。作者虽有不同个性，但相同的地理基因，其主要民族性格大致相同，故而一个地域的文学风格也大体相似，故“江左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乎气质”（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西北之音粗犷慷慨而令人振发，东南之音流丽婉转而使人沉迷，秦风有跃马之思，楚骚诸篇郁纡而有故国之恨。从表面上看，刘勰所论“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江山之助”似乎只谈及自然环境对创作主体灵感的触发作用，细想之则又包含有“山林皋壤”作为表现对象进入文学作品而引发的审美。宋濂《刘兵部诗集序》云：“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沈德潜《盛庭坚蜀游诗集序》亦云：“是江山之助果足以激发人之性灵者也。”“楚辞”的产生，是楚地“江山之助”使然，“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皆与“楚”相关，具有鲜明的楚地风格。中国古代文学流派以地域命名者甚多，如公安派、竟陵诗派、岭南诗派、桐城派、湘乡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无不得他们所居之地的“江山之助”而呈现独特的地域性。“江山”不一定局限于原籍贯，也包括他们游历之地。《新唐书·张说传》载：“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沈德潜《艿庄诗序》云：“从来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少陵之夔州、东坡之海外、放翁之锦城，其最著也。”文学家的流动，其诗文中所受“江山”之助，除了新地域的山川风景及其人文景观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体现外，新地域也对他们个性气质产生影响，在此地域下的创作也因此突破原有的风格而获得新审美。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在讲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不平衡性时指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例如《楚辞》带有明显的楚地特色，五代词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特色，南戏带有突出的南方特色。”中国古代小说也大致如此。古代小说的江山之助并不局限于自然地理，那些与自然地理息息相关的人文地理对小说的影响更大。在自然环境多样、物产丰富、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小说较北方地区更为繁荣。

目前有关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研究，已出版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专著，如杨义先生撰《文学地理学会通》，刘跃进先生撰《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胡阿祥先生撰《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梅新林先生撰《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曾大兴先生撰《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地理学概论》等力作。总体说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诗文。从这一角度研究古代小说者，近些年开始增多，如孙逊先生、刘勇强先生等撰有力作，富有启发。然而着力以“西湖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海义用力最勤。相比诗文词赋史上有众多流派和作品集以地域命名的现象，西湖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以地域命名者。在中国古代，许多诗词文赋流派以地域命名，如江西诗派、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常州词派、湖湘诗派等等，至于那些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集，例如《中州集》《沅湘耆旧集》《扬州集》《吴都文粹》《会稽掇英集》《湖州词征》等，更是不胜枚举。这就不难理解文学地理研究历来聚焦诗文词曲的原因了。因此，西湖小说以独特的空间地域性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文学地理研究价值。杭州因擅山川之秀，又曾为南宋都城，相关诗文不可胜数，以西湖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也非常繁荣。西湖小说带有鲜明的地域标识，是杭州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合力作用之结果。西湖小说中亭台楼阁、文人诗词、风俗传统、神话传说、历史故实、科举文化构成的丰富多彩的西湖景观，受益于杭州的山水及其所孕育的杭州文化，确实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海义认为，西湖小说蕴含强烈、自觉的文学地理观念，不仅可以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小说文献，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当前文学地理研究忽视文学反向影响人文地理环境的不足。海义以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为专题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该书在此基础上，从杭州西湖的地域性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湖小说兴盛的原因，“湖山—城市”的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西湖小说中放生、泛舟等西湖风俗与杭州城市生活情状，西湖诗词大量融入导致的西湖地域审美特质，西湖祈梦与科举胜地、情爱之梦与江南佳丽胜地、失落之魂与杭州政治中心变迁等诸多关系的论述，令人眼前一亮。

这部书稿对学界尚未关注的西湖小说与科举胜地的关系，以及小说中西湖景观的独特性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阅读该书，既可对从宋代到明清时期杭州的科举盛况和士人科举迷信的种种表现有所了解，又可对士人因功名困境而借助西湖山水慰藉，小说家因失意困顿而借助小说以宣泄有了更深的理解。阅读该书，更容易理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接“地气”之说。《西湖佳话序》言：“西湖得人而显，人亦因西湖以传。”西湖地理为西湖小说提供了“江山之助”，小说亦让西湖更扬名。海义运用层累结构原理，将西湖景观分为神话传说中的传奇景观层面、历史故实中的史笔景观层面、小说人物所见画意景观层面、小说所引诗词描绘诗（词）话景观层面、小说作者描绘实际景观层面等五种。景观层理虽然也与时代有关，但时间在小说叙事中被空间化了，景观叙事将时间淡化甚至凝固，成为空间形态的景观层理。不同时代与文体中的绘景模式和经典片段常被采撷至此，在叙事的作用力下，形成了以西湖景观为“地核”，依次排列成诗（词）话→画意→传奇→史笔→现实景观的层理构造。在此，叙事性的强弱取代时序先后成为决定层理位置和容量的关键因素。与叙事的关系越密切，叙事的“密度”越大，层理的内涵就越丰富，景观描绘就越精彩。这种独特的景观层理及其分布格局还原了文学景观的空间属性，具有独特的景观研究价值。海义的这些论述颇有创新意味。这些景观是人文性与自然性的结合，蕴藏着天堂梦、功名梦、情爱梦、失落魂，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文学景观为小说增色，亦为西湖添彩。

梅新林先生在《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偏失与重构》一文中认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小说史的理论革新与建设，尤其要重点加强中国小说史的时空形态的关系研究。”海义对西湖小说的深入探讨，无疑将促进中国古代小说史时空形态的关系研究。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