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从“关系”中理解“我”、文学、思想和文化实践

很高兴来“批评家讲坛”做这么一个演讲。我想一开始就说明我的意图。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题目中的“与”这个字，它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连接词：我想用沈从文的例子，把这个关系突出出来，变成一个问题，进入我们的意识，进而我们能够注意、能够思考、能够讨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有自觉意识的，可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如果还没有取消的话。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这样说听起来多少有点抽象，我还是赶紧进入到这个题目的具体情形中来。

一、有来路，才有自我

沈从文是大家都熟悉的名字，我们学现代文学，总要讲到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可是，我们到底对他熟悉到什么程度？我们熟悉他的什么？沈从文生前，总是有感到不被理解的痛苦，三十年代创作高峰时期美誉加身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更不要说后来遭遇挫折和磨难的漫长的人生路途当中了。一九六一年，沈从文在一篇没有完稿的文章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两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身后，这两句话分四行，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立在凤凰沈从文墓地。这话里当然有不被理解的郁闷，更表达了渴望理解的心情，而且，给出了理解的途径和方法。

那么，“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显然这是一个关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一连串伴随着人的自我意识而生的古老追问，到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了陈腔滥调。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样的问题如果脱离具体的生命情境来抽象地讨论，都可能是茫然无效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一种典型的——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关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因而“觉醒”。这种“觉醒”是“现代”的“觉醒”，因为造成“觉醒”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它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可能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还可能是科学主义、公理论、进化论，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等。“觉醒”的意思是说，以前浑浑噩噩，糊里糊涂，蒙昧混沌不成型，“觉醒”之后恍然大悟，焕然新生。以“觉醒”为界限，以前的“我”不是“真正”的“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甚至说，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我”，现在才感觉到“我”的存在。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不仅在文学创作里经常读到，在作家的自叙性文字里也屡见不鲜。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领域扩展开去，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

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觉醒”共振而生的，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互相呼应。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来的力量。它的确立是断裂式的，否定了“觉醒”之前的阶段才有了“新我”，因而它是没有自身的历史的。

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一点儿一点儿扩大，一点儿一点儿化合而来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来。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有根源，有历史。如果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文自传》，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有趣，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这部自传是一九三二年暑假在青岛大学用三个星期写成的，你可以想象那种一气呵成的状态。这一年沈从文三十岁，已经闯荡文坛十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赢得了一定的声名，但是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出来。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这么早就急着写自传？除去有人约稿等外在因素，他写这部作品的个人的内部冲动是什么？

自传从生长的地方写起，那个小山城如今以风景秀美著称于世，沈从文起笔写的却是它暴政血腥的起点和历史：它本就是为镇压边苗叛乱而建。从逃学的顽童到部队里的小兵，成长过程中种种平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慢慢地“教育”出一个逐渐成形、不断充实、层层扩展的生命。这种“教育”，来自三个方面：自然、人事和历史文化(沈从文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天地人文交融浑成，共同滋养出一个结实的生命。“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自传写到二十一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不是说沈从文到北京的时候就有了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而是说，在此后经过大约十年的多方摸索之后，至晚到写《从文自传》的时候，沈从文重新确认了这个自我。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自传的写作，正是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追索自我。自传的完成，就是对这个自我的确认的完成。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断裂式的“觉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

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此后，最能代表这个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果然，《边城》和《湘行散记》接踵而来。

《从文自传》是一部文学自传不错，但是今天，回看沈从文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二十世纪的中国动荡多变，每一个自我都不断面临着时代潮流波折起伏的考验。某个时期的某些思想和理论所催生和塑造出来的自我，如何应对思想、理论潮流的一变再变？特别是，如何应对时代现实的巨大转折？应对的依据在哪里？种种不断的考验，对沈从文这样的自我也同样严峻，他的本能反应始终是叩问和探究由自己生命的实感经验所形成的自我，从自我的历史中找到当下和将来的存在方式。

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譬如，一九四六年，针对说他“不懂‘现实’”的批评，沈从文写自叙长文《从现实学习》，回顾从事文学以来的种种人事和社会经验，心路蜿蜒清晰而伸至当前，同时也强烈地暗示出以后的命运。

每到大的关口，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以此帮助辨认出现在的位置，确定将来的走向。《从文自传》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的作品的召唤；《从现实学习》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做出了悲剧性的预言。一九四九年，在至为剧烈的时代转折点上，在个人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沈从文又写了两篇自传——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唯一所能求助的，是那个自我。这两篇自传，一篇叫《一个人的自白》，一篇叫《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是一部大的自传中的两章，沈从文计划中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两篇自传，作者生前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全集》根据手稿整理收入，我想，有心的读者通过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写作，一定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

沈从文一生中的自传性文字不只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长长短短还有很多。如果把不同时期的自传性文字对照起来读，会看到他这个自我的一脉相承的核心的东西，也会看到在不同的现实情形中、在个人的不同状态下的不同侧面和反应。

二、人，没有装到新文学的框子里面

我在复旦开一门“沈从文精读”课，开了很多年，每次讲的第一个作品，都是《从文自传》，明白了沈从文的自我的来历，明白了这个自我的不同，才有可能明白沈从文的文学。

大家都熟悉新文学开始时期一个掷地有声、影响深远的理论，即“人的文学”的倡导。我们看沈从文的文学，不妨就从人谈起。我要说，沈从文作品里的人，和时代潮流里的新文学里的人，不一样。

新文学是新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它对“人”的重新“发现”，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占大多数。新文化要改变甚至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沈从文的湘西人物，农民、士兵、水手、妓女，如果放进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面，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愚妇身上受到“感动”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

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这些人“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沈从文也不是有意去颠倒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我在前面说那种现代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而“觉醒”是和启蒙连在一起的，沈从文也没有经历过那种醍醐灌顶式的启蒙。《从文自传》最后一节题为《一个转机》，叙述的是在湘西军队的末期，一个印刷工人带来新书新杂志，沈从文读后感到新鲜异样，决定去北京闯荡另一种生活。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的余波在个人身上产生的震动，说成影响是可以的，而且是彼时彼地的强烈影响，但要说成是启蒙，就过头了。那个工人告诉他，“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想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当时放下《花间集》《曹娥碑》，看《新潮》《改造》，“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崇拜”他们，而且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来知道比他们更多，过一些日子我并且会比他们写得更好。”就是做出去闯荡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决定，也并非全然出于新书刊的影响，而与从小就形成的性格、与不断渴求新鲜养分来滋育和扩充自我的心灵状态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这样也就容易理解，沈从文自己就是个没有被启蒙的人，他怎么会在作品里居高临下地去启蒙家乡的父老子弟。

现代思想、现代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启蒙的话语，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了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沈从文上创作课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我感觉不少引用这句话的人其实并不怎么懂得这句话。看起来是说写作方法，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才能“贴到人物”？带着理论的预设是不行的，因为理论预设就产生了距离，贴不上；没有切身的感情，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亲切感，也贴不上。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贴到人物，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贴近的“有情”的心。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沈从文信里的话，这封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给巴金的。沈从文和巴金是一生的好友，也许正因为是诚恳的朋友，三十年代两人常常争论问题，沈从文才会这么直率地说出他的意见：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称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这两位朋友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沈从文对巴金的批评，未必全有道理，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我想请大家注意的不是对巴金的批评，而是从这个批评里面体会批评者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明白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定等级，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他们有生气，是生命自身由里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气。而且，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把握”他们，他曾经在给张兆和的信里说：他来写他们，“一定写得很好。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对生活中的人，对生气饱满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把握”他笔下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们限制、规范在他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当然就“把握”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