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书评集萃
谋道者的悲哀——读《吴宓与陈寅恪》
思想超前的是疯子，行动落后的是傻子。反之亦然。社会消灭疯子，消遣傻子。相比较而言，疯子的命运更悲惨（疯子的几种——先知、维新、变法、改革、改良者，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他们都是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他们不懂得因人而是非，随世而浮沉，只知道死守着自己的“道”，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甚至以身殉“道”。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对于2200年前的屈原，他当然是后觉，而对于40年后的老舍，谁能说他就不是先知？
王国维在遗嘱中指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此处，“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陈、吴二先生对王国维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之自沉原因，各自表示了看法。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思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吴宓在王国维自杀的当天（1927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对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吴宓在晚年写道：“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年以后之变，可谓先识之士矣。”
陈寅恪所“先识”的，远不止这些。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致函吴宓：“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16万字11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1961年9月3日，陈寅恪在《赠吴雨僧》的四绝句的第一首中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的诗句。1962年，因旧稿交付书局后长期无音信，陈寅恪对来访的胡乔木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了。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吴氏园海棠二首》1936年）”“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残春》1938年）”可是，有先见之明又能怎么样呢？知易行难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史学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的前四史，其作者皆为一时之俊杰，鉴往知来，他们本应更懂得避祸保身，可他们的结局却都很不妙。如果说他们的不幸是由于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那么，陈寅恪、吴宓的悲惨遭遇则完全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而吴宓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事，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郑朝宗）。虽然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往；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的生活，也不去香港而愿留在大陆。吴宓谢绝了老友钱穆的邀请，没有去香港。“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寅恪、吴宓决定留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他们心无二用，一心谋道。
陈寅恪、吴宓所谋之“道”，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不可道”之“常道”，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吴宓对法国著名考据学者伯希和的评价是：“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他们不知道，“天”已变，“道”肯定也会变。他们以不变应万变，必定同时代格格不入。
对“道”的虔诚，又使他们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提前一年回国。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他辞去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聘约，而接受了南京高师的聘约，月薪160元。1927年7月18日，陈寅恪、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清华校长违背校章，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同年11月10日，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曹云祥深恐梁启超代之为校长，搞了些阴谋活动）。陈寅恪很少涉及行政俗务，而在1927年的两次风潮中却颇积极，其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陈寅恪在30岁的时候曾经说过：“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在这里，陈寅恪表达了对学术自由的向往，他不愿意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
在晚年，陈寅恪写道：“默念生平，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陈寅恪自己曾“痛斥周扬”，有“当仁，不让于官”之气节。
正因为陈寅恪不用学问做交易，更不靠道德谋生，所以，他的学问、道德受到了海内外朋友、学生的景仰、推重。“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葵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143页）”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78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陈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蒋天枢）”
最令人感动的是吴宓先生。1964年曾计划请假去广州（吴在重庆）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但他更担心陈寅恪的安危。1971年9月，吴宓实在按捺不住对陈寅恪的系念之情，甚至冒着加重惩处的危险，径直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信，了解陈寅恪一家的状况（152－153页）。每当读到此处，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1969年5月5日，陈寅恪以八十高龄，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同年，陈寅恪有《挽晓瑩》一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从1969年上溯40年，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兴办、繁荣时期。那时，陈寅恪生活最安定、心情最舒畅，月薪400元大洋。美元与大洋之比是1：1.76-1.78（3页，31页）。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只鸡蛋（王映霞）。到了1961年，吴宓欲从重庆到广州拜访陈寅恪，陈写信嘱吴：“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1929与1969，对照读来，似有隔世之感。
破坏容易建设难。陈寅恪在国外留学18年，与玄奘西天取经的时间相同，但二人的遭遇简直无法相比。我们再也不会拥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因为难得有人去国外花那么长的时间学习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学问，崇尚物质的社会不会产生崇尚精神的人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我的母校吉林大学扩招后据说成了中国第一大高校，大楼不少，但大师呢？
曾有人撰文公然为脑体倒挂辩护，声称搞文史的人要更新知识，否则就得受穷。在教授卖馅饼被作为时髦而宣传的时候，陈寅恪是否也会“下海”？卖货眼睛看不见，卖唱力气又不足，看来只能卖卦测字了。我们也不会再拥有吴宓这样古道热肠的教授了。今日的“吴宓”会因为唯一的教授名额而与“陈寅恪”争得不可开交。因“吴宓”工龄长，代理过系主任，当过院长，十有八九能夺得那个名额，把“陈寅恪”气得发昏。
1925年，因为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赵元任，并且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黄延复）”信写得多么潇洒，多么自信！
1973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硕果仅存的赵元任偕夫人杨步伟回国访问，受到了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三小时的接见。九泉之下受尽折磨死不瞑目的陈寅恪夫妇，此时此刻，对这两位老朋友又想说些什么呢？又能说些什么呢？
凡人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短简缀编》读后
有一种说法似乎很流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言外之意是科学家应当爱国，别管那个国是什么国，对你如何，即使迫害你、摧残你，你也不应计较，所谓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那种说法颇片面，言外之意更是混账。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楚才晋用”，李斯也有名篇《谏逐客书》传世。祖国对不起自己就走他娘的，哪里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就在哪儿干。
马克思流亡英国并在那里逝世，拒不与嗜血的德国政府合作。马克思自称是“世界公民”。爱因斯坦虽然出生在德国，拥有瑞士和美国双重国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人。“对于苏格拉底，雅典就是整个世界。而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p113，原文p85.下同）”“令我悲哀的是，以国别和文化传统把人分割开来在现代实际生活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p79，原文p61）”“避开你的先辈从历史中如此贪婪地吸收的有毒的东西，于是所有的土地就都是你的祖国。你所做的一切都会传播幸福。（p39，原文p30）”对于法西斯专制祖国，有些科学家仍然热爱，并死心塌地为其服务，不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有些科学家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就是愚忠与大智的区别，匠人与大师的差异。
爱因斯坦被公认为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师与匠人之所以有区别就在于前者有哲学头脑，注重人文关怀；匠人则只要是在祖国，即使战争狂人当政，也给他研究原子弹，这正是爱因斯坦所担心的。如本书中所显示的，1935年，爱因斯坦在一篇文章中痛斥希特勒学识浅陋，干不了哪怕一件有用的事，却对所有景况好于他和品质优于他的人嫉恨在心。希特勒最恨的是他从未接受过的文化陶冶和应有的教育（p148，原文p110—111）。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其他科学之母。他对陷入绝望之境的人的劝告是：不要读流行物，要读康德、歌德、莱辛等大作家的作品（p154，原文p115）。
爱因斯坦因为有极高的人文修养，故而常常妙语连珠，如“政治是一个在无政府主义和暴政之间的摆，其动力来自持续不断循环出现的幻想。”“Politics is a pendulum whose swings between anarchy and tyranny are fueled by rejuvenated illusions.（p49，原文p38）”“国家（民族）主义乃是幼年的疾病。它是人类的麻疹。”“Nationalism is an infantile sickness.It is the measles of the human race.（同上）”“最重要的一种宽容，是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宽容。国家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保障个人的发展。”“The most important kind of tolerance，therefore，is tolerance of the individual by society and the state.The state is certainly necessary，in order to give the individual the security he needs for his development（p120，原文p89）.
爱因斯坦淡泊名利，与个人崇拜有关的任何事情总会使他感到痛苦。1934年，德国皇家科学家协会确定邀请爱因斯坦入会。爱因斯坦在填写个人简历调查表时，甚至连他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都没提及。他还用500马克的支票作书签，后来竟稀里糊涂地把那张“书签”弄丢了。
本书200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知现在市面上还有没有。原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编选者是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小姐和纽约市大学女王学院的巴纳什·霍夫曼教授。编选者从爱因斯坦的档案中选取了当时还没发表的部分信件、短文，摘其精华，以类相从，前后勾连，串在一起。书中警句格言触目皆是，再引两例。“要学会从你的同胞的幸福和快乐中感受到你自己的快乐，而不是从人与人可怕的争斗中寻找快乐！”“Learn to be happy through the happiness and joy of your fellows，and not through the dreary conflict of man against man!（p43，原文p33—34。比较：“与人斗，其乐无穷！”）”
“我不相信‘我们’这个小词，
因为，谁也不曾说‘他就是我。’
一致后面是分歧种种，
和谐里藏着危机重重。”
“That little word‘WE’I mistrust，and here’s why:
No man of another can say ‘He is I.’
Behind all agreement lies something amiss.
All seeming accord cloaks a lurking abyss.”(p133，原文p100.结论：谁也代表不了谁)通过阅读这些内容深刻而又热情开朗的短文、信件（收信人既有比利时王后，也有大中小学生、农夫、牧师、记者、家庭主妇，五行八作且数量众多。光这一点，就令我们感到亲切），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爱因斯坦不仅作为科学家而伟大，而且作为一个人而伟大。本书英文书名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直译就是：凡人爱因斯坦。
告诉你一个真“天国”——读《太平杂说》
40年前在学校读书时，深为洪秀全死得其时而庆幸：避免了被俘受辱的命运，但同时对教科书的叙述感到的确太巧了：清军围攻南京多年，洪秀全都身体健康，怎么偏偏在城破前一个月，他就适时地“病逝”了呢？甚至1999年版的《辞海》，仍然含含糊糊地讲洪秀全“去世”。现在读了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才知道洪秀全是服毒自杀。也由此得知以前的教科书实在是不实在。
从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到1864年清军攻下南京，十一年间，南京从繁华的拥有几十万人的大都会，变成了只有三万人（一说一万人）的大坟场。几十万人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抓去当兵战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逃跑了。这就是自称为“天王”的洪秀全给南京带来的幸福。
考察一次运动、一种革命、一场战争对历史到底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只要看二点就足够了：一、看运动或战争的领袖对人（包括女人）的态度；二、看这些领袖对文化的态度。从这二点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倒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很少把人当人看待。虽然在《赵威后问齐使》中，赵威后有“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民本思想。但在同一篇文章中，她又煽动齐使杀掉齐国隐士於陵子仲，只是因为於陵子仲“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暴露了她民本思想的虚伪性。可以想见，如果於陵子仲在赵威后的治下，早就没命了。不管是民本思想，还是以人为本，关注的都应是具体的个人，而不应是抽象的“民”、“人民”。否则，任何口号，都是可疑的。
洪秀全从造反到自杀，贯穿一个杀字。对不愿随他造反的人杀，对其对手（如杨秀清）及对手的手下杀，对曾被其利用的杀手（如韦昌辉）杀，对清朝官员杀，对满人、商人、僧尼道士、缙绅、知识者，杀杀杀，仿佛造反就是为了杀人。据专家统计，太平天国时期，南方各省人口减少约七千万，远远超过了天灾带来的人口损失数。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犹如说战争就是和平，破坏就是建设一样，属于政治家的妙言高论，非愚钝如我辈之人所能理解。
洪秀全宣称要使太平军“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解除实行了多年的禁欲令的同时，又规定“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也就是否定了无处不均匀。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作“天父诗”以教育他数以百计的妻妾，如：“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天父诗》共五百首，四百多首都是这类对后妃的“诗教”。对娘娘们的姿势、声调、眼神、动作都有细致的规定，违反了就打，有一次甚至把小老婆打得流了产。这还是对他的妻妾们而言。对普通妇女，则更惨无人道。“有两妇人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洪秀全给南京带来了灭顶之灾，妇女岂能幸免？
洪秀全考了四次，前后十几年都没考上秀才，这使他极端仇视知识，仇视知识者。知识者也同清朝官员一样被视为“妖”而遭屠杀。他又下诏：“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四库全书》共缮写了七部，其中文源阁藏书被英法联军焚毁。位于洪秀全统治地区的文宗阁、文汇阁藏书1853、1854年分别“毁于战火”。（《辞海》）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是谁干的。
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年）可以说同太平天国战争是同期的，但林肯领导的北方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战争。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则是以更腐败来对抗腐败，以愚昧反对文明，以分裂对抗统一。
据说专家看完电视剧《太平天国》有如下评论：“故事如真。战士如虎。江山如画。美女如云”。读完《太平杂说》，我也套用四句：百姓如蚁。将官如虎。杀人如麻。挥金如土。
“屁话”连篇——读《改正了也是坏同志》
我有一个固执的偏见：真正的好文章、幽默的文章绝大部分在网上，因为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你可以对三大禁区、八个不许嗤之以鼻，直抒胸臆。有“海外最知名网上写手”之称的王伯庆，以其新著《改正了也是坏同志》（作家出版社版），为我的偏见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证据。
王伯庆此书是“献给所有（和我一样）追求快乐思索和轻松表达的人们”。“天大地大不如自家的祖宗大，河深海深不如老爸的恩情深。”国内的作家有这样写文章的吗？我们的文章承载着道义的光大，道德的灌输，道统的传续，道学的教诲等诸多任务，沉重得让人轻松不起来。每周写一篇“周记”，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瞎编好人好事。要求毛头小孩写这样的“周记”，“就是教孩子从小撒谎。”
我们传统的说法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但那通常只适用于德治国家。在法治国家、信用社会里，“改正了也是坏同志”，因为你一旦有赖账的劣迹被记录在案，就没有人给你贷款了；雇主在雇佣你之前，花几块钱就能查出你的信用，谁愿雇佣有赖账前科的人？“在国内，失足一次不要紧，认个错还可以再骗。”这一套在国外就吃不开了。恶意透支，故意赖账的人，怎会是一句轻飘飘的改正就能由坏变好？那些只言片语或三招二式就能使人转变、嘴上功夫了得的国人（还可以获得中国特色的高级职称），窝在国内实在可惜。他们应为联合国排忧解难，靠纵横捭阖之才消弭巴以人民的夙仇，或调解巴尔干塞阿两族的积怨，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报刊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件真事：有一中国人在德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工作。最后他闯进一家公司，非要问出被拒聘的理由。答案很简单：你有三次无票乘车的记录。德国无人售票公交车抽查率不及5%，逃票被抓率可能更低，你却有三次逃票记录，哪家公司敢要你？此博士大概只能回国来爱国了。
我们的有关部门对预防犯罪很有办法，如屏蔽不合法、不健康的网站或删除不符合国情的文章，但对惩治犯罪似乎重视不够，没有或不愿把有诈骗、赖帐、逃票等恶行的“坏同志”名单放到网上，以免更多的企业、公司、机关在招工、合作时提高警惕，致使“坏同志”们一再得手，个人、企业、国家一再遭殃。
本书的压卷之作《道德文章》意义深远。高士奇和纪晓岚都把人和文分成三类：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一类更比一类差。南怀瑾先生说：提起笔来面对稿纸，一想到我要做文章了，就写不好了；想到我要放屁了，就轻松多了。放屁就要痛痛快快，有什么放什么。
无独有偶，杨绛先生在回忆其父亲的文章里说，其父当年常为报刊撰文，有得意文章，就说：今天又在报上放了一个大臭屁。有屁憋着，或按照别人的意愿放，那多别扭，也违背天性。国内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常能以小见大，唱出一曲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颂歌来。这类文章，同“文革”的大批判文章没有两样，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一个是批倒斗臭，一个是歌深颂透，其实质，都是无限上纲上线，很少真情实感。而写了真情实感，没有豪言套话，你可能就作文不及格，无缘晋身为高校精英。
对于道貌岸然，王伯庆也另有解会：封建官员，常想把自己打扮成圣人，特别是政治上无能时；统治者对修身治国提出了太高的标准，又不敢对老百姓去讲，他们自己也做不到。积贫积弱的南宋，却为人类贡献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的道学。打不过金、元的精兵，却盯紧了自己臣民、妻妾的裤头，宣传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就曾对见了强盗就跑，却逼着“失节”的女子杀身尽节成烈女的“正人君子”予以痛斥。从隋炀帝杨广到道学家朱熹，从肯尼迪到克林顿，哪一个是言行一致的真道学？总统或皇帝尽人欲无可厚非，自己尽人欲却要选民或臣民灭人欲就属于欺人太甚了。
王伯庆行文，大有《何典》作者张南庄的风味：前一句典雅古拙，后一句鄙俚风趣。如：“不要以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缺了红萝卜照样办席。”又如：大妹子们，“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难得理想尽意处，凑合着使唤俺们吧。”王伯庆更兼文理皆通，汉英都懂，将西土现状、东方典籍、“文革”语言、流行歌曲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写出了一篇篇的妙文。
美国融融先生的推荐文章，题目就是“美文如屁”。据为此书做漫画的夏大川说，这种屁还是经过压缩、克制的：“有些篇章未能保留在最后定稿中，很是可惜。”即使如此，国内读者也是有福了。
藏策及“藏氏理论”——读《超隐喻与话语流变》
先谈作者，后说作品，因为绝大多数读者的兴趣集中在“鸡”而不是“蛋”，否则也就不会火了那么多文化明星：于丹、易中天、阎崇年、隋丽娟……
藏策是位优秀的学者型编辑，我们还都在为选题绞尽脑汁的时候，他已超额完成了策划任务，躲到一边偷着乐，忙自己的研究去了。文字是编辑的基本功，现在有了黑马校对软件，编辑的文字工作部分可以由电脑完成，考察编辑的一个更重要标准，应当是看他的策划能力。看看他近几年策划、主编的书就可知道他在主业方面的成绩：《法兰西语境丛书》、《法兰西学术丛书》、《西方学术名家丛书》、《法国大学128丛书》、《旅美学踪丛书》、《徐志摩全集》……他还是天津社科院出版社的《符号学译丛》的副主编。
2001年，藏策在《中国摄影报》发表了《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等6篇系列论文，在摄影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2001年11月8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摄影报》联合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围绕藏策的系列论文进行座谈。当时藏策还是个只有中级职称的普通编辑。《法国大学128丛书》业已成为天津人民出版社重点长销书，已经出版了十几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2004年1月，《淮南师范学院学报》以头条发表了藏策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特设专栏予以全文转载，这在那家核心刊物属于创举。现在，藏策终成正果，出版了他多年的研究结晶——《超隐喻与话语流变》。
谈到“藏氏理论”，我以为还得从“提喻论”说起。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中，藏策指出：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提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本质意义在部分中得到体现。摄影又可视为是一门“提喻”的艺术（p.197）。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法国瑞士双料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史忠义，不但认可了“藏氏理论”即使放在国外的相关理论中，也是处于前沿地位的说法，而且还在自己翻译的两大卷《诗学史》的《代译序二》中，在更宽阔的范围予以阐释：“每一次艺术创作，实际上就是审美的喻说的反映的创造论的艺术本质和艺术总体的提喻。”不仅如此，史忠义还促成了《中国摄影报》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联合举办专题研讨会。会上，罗兰·巴特研究专家、翻译家、符号学专家张智庭教授（后来获得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说：藏策“在小说理论与图像修辞以及图文的‘互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都已超越了罗兰·巴特。”并表示愿意把“藏氏理论”译成法文，介绍到国际上去。张智庭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他的评价应当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不可能有吹捧的嫌疑。
藏策的“提喻论”丰富了雅各布森的相关理论。雅氏认为：诗是隐喻的，叙述文学是换喻的。这只是笼统而言。而诗在此大概更多地指短诗，如爱伦·坡所说：诗都是短的，长的不是诗。诗是隐喻的，但不妨碍诗中的换喻，所谓“广喻博依”，如苏东坡长达336言的两首《百步洪》，第一首中：“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中用了七个比喻。5000行的诗肯定不是抒情诗，5000行的一腔情一口气抒出，那得需要多大的肺活量，那就不是抒情而是矫情了。5000行的叙事诗是隐喻还是换喻呢？叙述文学是换喻的，那么，“天哪！女王怀孕了。谁干的？”是换喻还是隐喻呢？这可是英国获大奖拔头筹的微型小说，满足了必须同时涉及宗教、神秘、王室、性诸种要求。再如秘鲁—西班牙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中反复征引的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德罗索的一秒钟小说杰作《恐龙》：“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属于换喻还是隐喻呢？
藏策在提出“提喻说”时，就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如即使把照相机绑在腿上不停地按快门，也只不过是提喻的不断重复而已，与真实不能划等号（你在选择到哪里去摄影时，就已经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提喻”，就不是“自然”行为了。纪实摄影只是追求真实感而已，绝不就等于真实。正如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追求与叙述）；再如组照、拼凑就是换喻（如绘画中的连环画或朱德庸、杜彭的四格漫画）。依照喻说理论，杂文、相声是否应属于讽喻？现在杂文不像杂文，相声不像相声，恐怕是背离了讽喻的本质。
如果说“摄影是提喻艺术”只是对喻说理论的“接着讲”，那么，“藏氏理论”中的“超隐喻说”则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博导、教授赵毅衡说：“‘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序》）用藏策的话说：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超隐喻是一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编码，也是一种俗套。其往往是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隐喻”不再是某种修辞，而变为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自序》）
在本书中，藏策对“现实主义”“民间”等超隐喻进行了精彩的解构。“任何‘观念’都不可能是不容置疑的，更不可能是理所当然的。（p.262）”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乔纳森·卡勒的“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思想。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观念？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背后往往是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的猫匿。超隐喻戳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死穴，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钱钟书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并引用斯多葛派哲人“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 has two handles)的说法，提出了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的观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并举例说，同是水中月，比喻至道，是叹其玄妙，是褒义；比喻浮世，则斥其虚妄，是贬义。超隐喻的特征是一事物只能有一种解释，或者说，一种喻体只能有一柄一边，也就是说，一种事物只允许有一种引申义，把不定冠词a当成了定冠词the，把普通名词当成了专有名词，如人民、国家，专有名词就更不允许有第二种解释了，如长城、黄河。它们分别被喻说为牢不可破、文化的起源（黄河过去在黄泛区人民眼里是灾难的象征；长城的英文是the Great Wall，翻回来就是“长墙”，类似马其诺防线，旧时代是封闭、防御的符号，对孟姜女等劳动者来说意味着无尽的苦役和血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不容置疑不可追问”是中国特色，避讳是其中一种表现。有一个段子说：唐末的冯道家里来了道士诵讲《道德经》，为避主人名讳，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被讲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老子》中的“治大邦，若烹小鲜。”因为要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就被改成了“治大国，若烹小鲜。”恒山（大茂山），因为避汉文帝刘恒和宋真宗赵恒的名讳，而改为常山。陈垣先生有一部专著《史讳举例》，提到了各式各样的避讳实例。
封建社会里人们只做不说，言行不一。“人生百味，有行之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于未达时之无藉无赖，更隐饰多端。（《管锥编》）”中国的禁忌史与文明史同生共长，旧的禁忌消除了，新的禁忌又层出不穷。不但当下有些事不容置疑不可追问，有的历史也是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如，五四运动80周年，京城某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有司指示：不提倡有新观点。没有新观点还开什么研讨会？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历史还有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超隐喻还可举出很多：国家、祖国、主人、弱势群体、公仆、官员、人民、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
本书是论文集，时间跨度超过十年，书中有些段落、字句会重复甚至多次出现，如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高辛勇：“价值和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来夹带，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意识形态）因此也难以破除。”再如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杰姆逊：“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完全是一种技巧。”“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我们只要记住李敖的名言：重复的都是重要的。就可以了。千万可别跳过去不看。
“超隐喻”与“潜规则”可以说是绝配妙对，揭示了中国官场和社会文化的本质。“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人人遵守，个个缄口的就是潜规则。崇高神圣，不容置疑不可追问不能研究不能说不的绝对真理就是超隐喻。“超隐喻”也会像“潜规则”一样深入人心、获得广泛认同，成为大众的口头禅流行语。吴思的“潜规则”已经写成了专著，藏策虽然得心应手地运用“超隐喻”剖析社会、考察文本、细读小说、解构摄影，但要形成更大影响，还有待于将此理论完善，写成专著，当然还有他的“提喻论”。
藏策非学院中人，却能将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福柯的话语理论、格雷马斯、克里斯特娃的符号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齐马和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俗套理论、互文理论等熔于一炉，推陈出新，自创理论，获得诸多专家学者的赞誉首肯，除了勤奋，还要加上天分。起码为自己争了气。可惜没有遇见蔡元培、熊庆来，也就没机会像梁漱溟、华罗庚那样进大学去讲课、当教授。时乎？命耶？
雾里看“贼”——读“小女贼系列”
读了钱海燕绘本《小女贼的猫腻》，感觉有话要说。待重读“小女贼系列绘本”其他四册后，似乎又无话可说了——警句、俏皮话全都让钱海燕说完了，那是相当地过瘾；赞誉、关切的话这五册书的七篇序、跋都写过了，那是相当地感人；邵华泽、余秋雨、宋遂良等大小名人对绘本的价值、特色一针见血的评论也都印在了书上，那是相当地到位——基本没我什么事了。
作为一普通读者、准五旬老汉，自以为看过几本闲书，轻易不会激动了，可第一次见到“小女贼绘本”，仍然是兴奋莫名，一口气读完，第二天就推荐给读高中的女儿看，她又推荐给上初中的表妹，表妹又推荐给自己的父母……《二十四史》我曾借给别人，“小女贼”则不能——全被我女儿据为己有了。可见，其绘本“受到各年龄层读者的喜爱”绝非吹牛。从那时起，只要得到一本“小女贼”，就藏在书包里，晚上在床上一口气读完，第二天再交给女儿——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女儿优先”，唯独“小女贼”，我一定得先看。
耳濡目染，“小女贼”名言也能记住几条了，一有机会就给亲朋好友来上一则或在文中引用一段，如：“敌人或知己，越少越安全”；“沉默、退缩、拒绝——吸引男人的三种最佳途径”；“现在的人敞开心胸，大概只有在手术台上”；“婚姻像一本书，它的封面是艺术，里面是账簿”；“有两个时期男人会完全不理解女人：一、婚前，二、婚后”；……众人惊叹，我赶紧解释：这不是我说的，是钱海燕语录。我心里说：这些话要是我说的那该多好哇。我自己也很惊讶：钱海燕年纪轻轻的，生活、工作都一帆风顺，她怎么会对人性、对社会、对爱情婚姻有如此透彻的理解，而又表达得那么清晰、那么俏皮。有人说她是自由主义者、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冷眼观世，热心做人。“爱情其实也，嗯，挺美好的。（《裙子和裤子·后记》）”读了上面的箴言，你相信这也是钱海燕说的吗？对这位才女，我是由衷地佩服。
据说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你美貌，就会收回你的智慧。可为什么对钱海燕就格外偏爱——既给了她出众的容貌，又给了她非凡的智慧呢？她那灵秀的小楷、美轮美奂的绘画、时而幽默时而温馨的妙文，令人爱不释手。她同时在几十家报刊开专栏，在国内外绘画、写作比赛中多次获奖。书、画、文皆臻妙境，尤其是文章和为画配的类似格言的文字，大雅大俗，亦雅亦俗，既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又表达独立自由的人格。她的画兼具文人画的含蓄和漫画的简洁。小楷飘逸秀美，颇有功底（而我，每月奖金都请别人代领——字太拿不出手，不好意思签名。）书、画、文，有一项突出就可以自豪了，钱海燕却全占了，怎能让人不嫉妒？
《小女贼的细软·自序》中说：“常常画到凌晨三四点眼睛还亮亮的，像失眠的猫……”“画瘾发作时，可以把自己锁在屋里昏天黑地一画三五天，偶尔步履飘忽脸色苍白地出门买点吃食……（宋遂良）”有过熬夜经历的人可能就会想到：她的心脏大概不会太好。天分加勤奋，成就了钱海燕今日的荣誉，也使她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钱海燕是个“有情有意、无遮无拦的女子”（宋遂良），对家人、亲戚、朋友有求必应，有时还帮助小贩和素昧平生的出租车司机。像她这样爱孩子，爱动物，爱花，爱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很善良，尽管她说话很刻薄。她思想前卫，行为传统，待人以诚，远离尘嚣，有烟火气，无世俗心。朋友说我：青年迷老钱（钱钟书），壮年迷小钱（钱海燕），大概差不多。但真正的“钱迷”今天对小钱也会像当年对老钱那样：爱其字，爱其画，爱其文，但远远地关注她，不去打扰她；而绝不可能谬托知己，自诩知音，自作多情地索文、要画、求字。
“我愿她爱，被爱，所爱有回报；画，慢慢画，画长长的一生。（钟华《小女贼的猫腻·跋》）”说得真好！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祝福。
“大师”“小贼”相得益彰——读《历史的脸谱》
“关公战秦琼”是个笑话，相距四百年的两条好汉怎么会打到一处？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相声大师马三立、侯宝林却没能同台献艺，给喜欢他们的无数看客、听众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钱海燕既是作家又是画家，其“小女贼”系列绘本（已经出版了六册）受到各年龄层次读者欢迎，绝非浪得虚名。余秋雨先生的粉丝就更多了，遍及海内外。说有易，说无难，我不敢说余先生创造了“大散文”，但说他复活了或复兴了这种形式大概不会错。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只读过一篇《风雨天一阁》。现在，由余秋雨撰文、钱海燕绘画的《历史的脸谱》出版了，强强联手，“大师”“小贼”，相得益彰，图文并茂，煞是好看。
《历史的脸谱》收余秋雨语录二百余条，分“追问与感悟”“大学与大师”“文明与蒙昧”“历史的脸谱”“人生的况味”等九大类，大多数是他近年的答记者问，在电视或网站的访谈，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内容特点是书面语少，口语多，富于机智，更富于急智。绘图共九十三幅，可以粗分三种，姑且名为正说、续说、反说。
所谓正说，就是绘画对语录中规中矩，亦步亦趋。如《后果》这一条，“亩产二十万斤”。画面上一个大南瓜旁站着一只拄着铁锹叉着腰踌躇满志的小老鼠，题图词是：“亩产二十万斤，明年赶上猫！（206—207页）”再如，正文中说浮士德到老年才明白人生的意义——日常的生活，再加自由。画面上是位老先生悠闲地坐在家里，猫也安静地卧在门口，题诗是“手边有老酒，脚下有老狗。屋里有老妻，邻家有老友”（252—253页）。这一类占绘画的大多数。如果你处处同余大师唱反调，先生何必花钱找不自在呢，即使再有涵养也不致如此吧？
调皮捣蛋是钱海燕的本性，要改也难。她自己承认，题歪诗，说怪话，接话把儿，是她常干的事。所谓续说，就是绘画对语录的意思有所发挥，深化或者浅化原意，搞怪或者搞笑。如《人文目标》一则：“没有人文目标，将是人类最大的恐怖”。画面是倒地的像是支撑古希腊神庙的大立柱，旁边有个小虫子。题词是“失去人文目标，将是人类最大的恐怖—比毛毛虫还恐怖”（51—52页）。四两拨千斤，化正经为诙谐。再如正文“好多诗人……挣扎出来了，就不做诗人而做哲学家了；挣扎不出来呢，就继续当诗人……”画面上悬着一枝硕大无朋的钢笔，一个人坐在墨水瓶上，右手食指滴着墨水，题词是“挣扎出来了，就做哲学家，挣扎不出来，继续当诗人，挣扎至崩溃，变成精神病”（250—251页）。提醒人们诗人可能还有第三种命运，一下子把生活的残酷一面揭示了出来，语言却又风趣幽默。
钱海燕擅长逆向思维，如在《小女贼的黑店》中就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鬼”的妙句，形象地说明了普遍存在的眼高手低这一现实。她不会老老实实地给别人打工，即便是为余大师。稍不留神，她就会拿余先生调侃一下，开开无伤大雅的小玩笑，这也就是书中的反说，图与文意思相背。如《责任》这条，正文“责任，总是责任，而终点是人文责任”。画面是一只小蚂蚁，扛着一座倾斜的大山，题词是“重，但这是我的责任”（20—21页）。倘若山样的责任总是由小蚂蚁们肩负，对它们来说，那也委实是超负荷，勉为其难，太重太重了，那些理应出来扛山的大虫豸们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责任、责任感这类东西天生就是小蚂蚁们的事情？这幅画和题词也印在了封底上。你也可以把它归类为正说，言人人殊。我却宁愿将其看成是反说，是“小贼”在拿“大师”找乐，这似乎更符合钱海燕轻松活泼的个性和“拈花微笑，飞叶伤人，既富禅趣，亦含杀机”的风格。
我最喜欢的是第一幅画——一个人坐在巨大的A字型梯子上，脑子里却在想着a。题词是“精神正常的人，都不该做这种幻想”。此幅画位于第2页，是对第3页《无可能》的解释。“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成为中华文明的天下？我的回答是：不仅毫无可能，而且一切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应该作这种幻想。任何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一样，都是邪恶的”。大师就是大师，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画对文应当是正说。画妙就妙在构图上。已经达到了大A的高度，却念念不忘小a。众所周知，a是英文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表示起始、第一的意思，也表示优秀的意思。念念不忘第一，念念不忘回到起始，是很危险的。
按照锚固理论，图对文有限制、补充、说明、具体化的作用，反之亦然。一幅画可以题不同的诗，根据一首诗意也可以画出不同的画。比如，178页画面是一只小狗守着马桶足吃足喝，有滋有味。题词是“马桶的浩劫”。同样是这幅画，在《小女贼私房画》中的题词却是“动物知道它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人可不是”。用第2页的画说明第3页上的文，属于正说，已见上一段，如果用来说明第1页的文呢？那就成了反说。
第1页是全书的总纲或者说题词，其中说道：“我们需要复兴的中华文明，应该以伟大的唐代为中枢，前后辐射，甚至再向前推，推到绚丽而混乱的魏晋，推到气魄雄浑的秦汉，推到哲思滔滔的战国。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对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给予了更高的期许。……只有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最高文化坐标，才是世界性的坐标”。
抄到这里，我突然又糊涂了。我们现在难道还没有再度崛起？1949年我们就崛起了（“站起来了”），1979年我们又崛起了（“第二次解放”）。我们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远远超过了唐代。即使以唐代最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最强盛的贞观朝为例，倾全国之力，远征高丽，结果一蹶不振，一病不起。我们要复兴到战国七雄，还是春秋五霸？或者秦汉一统天下？最重要的是：我们干吗还要“复兴”到比“万恶的旧社会”还旧的社会呢？
我们有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光辉的历程、一系列真理般的理论、合理的制度、和谐的社会、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人民、进步的文化，众真皆备于我，众善皆备于我，众美皆备于我。我们创造了那么多世界第一，GDP已经是世界老二，超过美国老大也就是早晚的事。2008年，尽管汶川发生了毁灭性大地震，数万人遇难，我们仍然成功地举办了华丽的奥运会，使世界瞩目。2010年，虽然玉树突遭地震，数千人牺牲，我们照样如火如荼地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四天的世博会，是发展中国家举办世博会的第一个。只是想一想这些丰功伟绩睡梦中都会幸福得笑醒，我们干吗还要“推到”（退到？）唐代、推到魏晋、推到秦汉、推到战国？干吗不直接退到三星堆、周口店、红山时期、仰韶文化呢？突然想到了2页后大师自己的话：“精神正常的人都不应该作这种幻想”。
这本书95%的内容我都赞成，就是这篇大纲或者说题词、题记整不懂搞不清，连带得我还怀疑起了“复兴”。
双面人钱海燕及其新著《淑女教唆书》
一直很佩服作家社同行的眼光和运气，他（她）们总是能抓住畅销作家、畅销书，如钱海燕及其“小女贼系列”，四册一套，32开本，销路不错；接着又出了24开本，业绩骄人。现在作家社又推出了钱海燕的新绘本系列“淑女教唆书”，也是四册，《有关第三者的111个建议》《这一生我愿为你做的123件事》是其中的两种，相信肯定也能得到新老“钱迷”的热捧。
《这一生我愿为你做的123件事》是以爱人、妻子的口吻和身份对另一半的承诺。如25、“我从来不想让你改变什么，除了给我买太贵的礼物”；105、“你知道我对幸福女人的定义吗：一生走过许多地方，但始终睡在一个人身旁”；123、“来生还做你的女人”。这些话和画触到了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心里自然而然地感到暖洋洋、热乎乎的，我们无法不被打动。钱海燕在这部书里是以典型的、传统的贤妻良母面目出现的。她的123件事我们相信她是能做到的，正如她能想得到、画得出。
钱海燕自己生活得幸福美满，所以她也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好起来，就像先富起来的人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弱势群体脱贫解困一样。除了自己做贵妇，还要培养千千万万个淑女，要不怎么称得上是“达则兼济天下”呢？
我们在电视上、单位里看见了太多的正（女）人（女）君子，所以另类女会使我们更好奇，就像满街都是“正宗兰州牛肉拉面”，我们反倒更想见识见识“非正宗兰州牛肉拉面”。相比较来说，我更喜欢《有关第三者的111个建议》。在这部书里，钱海燕抛弃了淑女形象，显出了杀手本色，露出了“女巫”本相。“杀人手段救人心”、“刀子嘴豆腐心”说的就是她这类人。你会不由自主地惊讶她怎么会有这么多刻薄、恶毒、热心到位的俏皮话、格言、警句，恨不得把它们全都窃为己有，如“3、想结婚却与人搞婚外恋，就像晚宴前吃两口垃圾快餐：暂时缓解问题，之后烦恼悔恨——名声还特别低级”（恨铁不成钢）；“8、他的太太若是个泼妇，你会很惨；若是个贤妻，你会更惨”（多么富有哲理性）……怎么样，不错吧？几乎每一项建议都可圈可点，但引用太多就有侵权的嫌疑。
有话好好说那是做报告、搞思想工作，那多没趣；有话偏不好好说，那才是艺术，也是钱海燕的拿手好戏，如：“4、干一行爱一行，老想当第二者的第三者不是好第三者”。前一句多么正经，后一句多么荒诞，两者嫁接在一起，却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这种顺起逆接、横生斜长，产生了无穷的乐趣。连丛书名都那么搞笑——《淑女教唆书》。褒义贬义愣给来了个拉郎配。再说，我们哪家学校不承认是培养教育淑女的？可世界上的淑女还是稀有动物。也许，“教唆书”里反倒有些绝招秘籍？
《有关第三者的111个建议》《这一生我愿为你做的123件事》，突破了“小女贼系列”的局限，因为那套书都是单幅画，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灵光一现，精彩，但总觉得不过瘾，作者（画家）的才智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钱海燕久已有意尝试杜彭、朱德庸的四格漫画形式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现在这两部书更像是连环画，尽管文字千变万化，画面五彩缤纷，但有一个固定的主题，表达同一的思想，就像用一条金线，串起了颗颗珍珠。
钱海燕早就有文（章）、书（法）、画三绝的美誉。她的绘本不断为读图时代增光添彩。她的亦俗亦雅、大俗大雅的风格赢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在充满了大话、套话、假话、完全正确而毫无用处的官话、废话的社会里，她直指内心、直抒胸臆的风格，就像李小龙的截拳道，博采众长而又不属于任何门派，富有观赏性而又简洁实用，一招制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理所当然之事。不故作高深而体现了深刻的思想，似非而是的议论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又确有所得；不故作高雅而能收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效果，岂是一般的作家、画家、书法家所能企及的？她可是一身三任的，这就更难得了。
两个郑袖的PK——读《郑袖的梨园》
藏策先生在博联社发文评阿袁的小说，不想随便跟帖，回家找出藏策先生选评的《年度中篇小说精选》（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篇就是阿袁的《郑袖的梨园》，仅排在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之后，可见评委们对阿袁此中篇的激赏。
光看题目，我以为这是一篇古代题材的小说，因为《战国策》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郑袖谗魏美人》，说的是魏王送给楚怀王一个美人，怀王妃郑袖比怀王还喜欢这个美人，怀王和美人都放松了警惕。郑袖对美人说：大王爱你的美貌，就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见大王时就把鼻子捂上。对怀王却说：美人见你就捂鼻子，那是嫌你臭。怀王大怒，割了美人的鼻子。
阿袁的小说写的是当代题材。一个叫郑袖的女子，因为第三者插足，导致父母离异，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继母过了几年尴尬的生活。因此痛恨第三者，成年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报复第三者。先是在做研究生时拆散了导师夫妻，因为师母以前是第三者，但郑袖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男友。32岁了，又勾搭上了学生的父亲，因为学生的继母以前也是第三者。在另一个家庭即将破裂时，学生的继母却因车祸意外去世，给郑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小郑袖的复仇是盲目的。她找错了目标。说到复仇，她应该首先为母亲复仇去拆散父亲和继母，因为继母是第三者。可她却把目标瞄在了能够接触到的女性第三者身上，搞垮一对是一对，尽管这些第三者与她无冤无仇，毫不相干。
从另一角度说，“小三”们结婚了，就不是第三者了，不是小三了，而成了名正言顺的妻子。老小三们革命成功了，由革命者成了革命对象了，就要反革命了，就要稳定和谐了，防备新的小三革自己的命了。攻守异势了。“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钱钟书）。郑袖报复小三的手段，就是自己当小三，再拆散昔日小三们的家庭。所谓“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命运就是这样吊诡。学生已经渐渐地接受了继母，正是由于郑袖的插足，才使那个家庭再次破裂。郑袖把社会和上帝都容忍的现象及放弃的责任，自己接过来扛上，她承担得起来吗？她比上帝还上帝？她以为她是谁？她要替天行道，做复仇女神，首先却要献身，当金沙滩头马郎妇，男人的玩物。
《郑袖的梨园》使我想起了十几年前读过的白先勇的一篇小说，好像叫《永远的尹雪艳》，其中写一位欢场女子，把一些成功人士诱惑得五迷三道，最后有一位还丧了命，欢场女子涛声依旧，无动于衷。
梨园两字用得好，暗示郑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演戏，自己演，也希望别人跟她一起演，按照她的设想演下去。学生继母的意外去世打乱了她的计划，所以她很失落。
怀王妃老郑袖为了防止“小三”抢了自己的位置，处心积虑毁了对手的容，可谓大获全胜。小郑袖拆散别人的家庭，并不是为了鹊巢鸠占，取而代之，搭进了身体与感情，还把未婚夫给折腾丢了，却又不是为了获得爱情和家庭，她图什么呢，她赢了吗？
小说的结尾虽然突兀却很精彩，也很经济，换一种结局，小说还得继续写很长。如果是学生的父亲横死，郑袖还要继续演下去，玩下去吗？游戏人生，也游戏了自己。
藏策先生的文章高屋建瓴，追根溯源，指出了阿袁小说的师承和艺术特色，那是文学批评，文本分析。我这只是读后感瞎白话。
取精用弘 烛幽照微——《打捞历史的碎片》读后
《打捞历史的碎片》是伍立杨先生的第20本书，相对于刚过不惑之年的伍先生来说，这个数字是令人羡慕的。更使人惊叹的是，在百度网上敲入“伍立杨”，立刻会显示有9000多相关网页！
本书分两卷，第二卷是单篇文章，看看下列题目就能勾起书虫们的强烈好奇心和阅读欲：《也是文坛外高手》《天才的睿智与洞见》《各地人物性情说略》《华丽缘？华丽冤！》……伍立杨的文字典雅、别致，文言词汇与白话语法的巧妙结合，在同龄人中独具一格，无论是几百字的短篇，还是几万字的长文，都是信息量丰富，知识性、文学性并重，这一点早有定论。伍立杨又能见微知著，于常人忽略之处看到事情本质，如《极细微处见不堪》中写抗日战争胜利后，“参谋次长冷欣中将即将进驻南京，其在芷江会谈中，率先提出的，竟是要求日军以书面文件保证其安全。以战胜国的高级将领，竟向战败国的使节要求安全保证，既无意义又不自然，甚至滑稽。小而言之，个人胆气萎缩，与高级军官身份不符，与战胜国使节身份不符。大而言之，影响国际观瞻，降低政府威信，贻笑大方。”
伍立杨饱读中西典籍，又关心时事，对清末民初的历史兴趣尤浓，浸淫于几百册《民国丛书》，独得其乐，往往能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报刊新闻，也能触发灵感，作为题目或论据。一下笔则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广征博引，古今中外打通。如《民国以来的离奇失踪案》，从谍报女英雄何若梅的丈夫新婚之日失踪，到名教授费巩、名作家郁达夫、名报人储安平的离奇失踪，串起了系列无头案，引人深思。再如万字长文《曾氏传记三种评骘》，比较了何贻焜《曾国藩评传》、萧一山《曾国藩传》、王定安《曾国藩事略》三书的优劣之处，令人心服口服。伍立杨读书多、快、精，所以动笔时勇于下结论，因为有史实做支撑。伍立杨处于信息中心，交游广、应酬多，却能挡住诱惑，耐得寂寞，青灯黄卷，美文迭出、佳作不断。我的一位前任领导、主编了多套外国散文、当代散文的老编辑，非常欣赏伍立杨的文章，主动与伍立杨联系，向他约稿，欲为他出本随笔集。
相比于第二卷，第一卷更像一部专著。此卷用35篇文章论述了一个问题——清末民初暗杀现象。作者独具慧眼，从众多史籍中找出了别人没有注意的问题——暗杀，并从暗杀的理念、暗杀的目的、暗杀的效果和影响、暗杀的时代背景、暗杀的对象、杀手的组织构成、信仰、人品、中外暗杀风潮的比较、暗杀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性质的变化、恐怖集团与专制政体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对这一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清晰表述，既有大量的史实，穿插着名人逸事，又有理论的总结，实际上是通过这一特殊切入点写了清末民初政治史。题目本身就引人注目，加上作者纵横捭阖的文才，深谙史籍的史才，以及高屋建瓴的史识，使第一卷自有别样的吸引力。此卷虽然是部专著，但每章篇幅并不大，而且作者驾御语言的高妙本领，使人在阅读时始终处于亢奋状态。
改革、改良、变法都比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动小，但腐朽的清政府死不让步，不懂得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的道理，没有和谐社会的概念，宁肯亡国，拒绝改革；抓权抓钱还抓命，要名要利不要脸。一方面钳制舆论，一方面搞假立宪，炮制“皇室内阁”。国家复兴无望，逼得进步知识阶级走上了暗杀之路。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是天翻地覆的时代，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期，需要而且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师巨匠们，基本都产生于那个年代。倘若刺杀清末五大臣、铲除荼毒民众的封疆大吏之同盟会志士们、优秀的知识阶级地下有知：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而换来的却是一个不中不洋、不伦不类、非夷非惠、非驴非马的朝代，人民依旧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依旧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娘稀匹总裁即独裁的社会，他们用在敌人身上的暗杀手段被总裁频频用在政敌和大学教授身上，他们将做何感想？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新的未必就是好的，前贤不一定不如后生。著名记者、作家舒湮有言，从文化上来说：北洋不如晚清，民国不如北洋。文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后人思之，不觉怅惘。第一卷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先进的世界观与文化保守主义并不矛盾。伍立杨追踪那个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年代，在《打捞历史的碎片》中为那些曾经的大家们留下了风格迥异的侧影或速写，心与古人通。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精神上是属于那个逝去的年代的，如那个年代的人一样读书、为文、处世。这一点也是许多人所羡慕的。
说不尽的晚清 道不完的民国——《倒计时》《烽火智囊》读后
伍立杨先生总是能让人惊讶：在网络阅读越来越流行，对纸质出版冲击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伍先生竟然能一下子出两本书！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且羡慕不已，况且，所出版的既不是杂乱无章的杂文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随笔选，而是具有中心议题正经八百的学术专著——《倒计时——晚清迷局中的生死较量》《烽火智囊——民国幕僚传奇》，这就更让人惊讶了。
伍立杨先生的勤奋是遐迩闻名的，《倒计时》《烽火智囊》应是他的第22、23本著作。作为德、识、才、学俱备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倒计时》《烽火智囊》写得既有广度，更有深度，资料丰富，结论扎实，文笔灵动。
《倒计时——晚清迷局中的生死较量》共分三篇：一路倒车冲向悬崖；变法者的摇摆与执着；拼着头颅颈血的寻求。上篇写最高决策层颟顸愚顽，坚决不进行变法，维护既得利益，倒行逆施，最终使国事不可收拾，导致改朝换代。中篇述重要的变法者的缺乏经验，人格缺陷使变法以失败告终。下篇叙革命者对政治改革绝望转而诉诸武力，直接进行暗杀、爆炸等暴力行动，个体行为积累成群体事件，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每篇又分若干小节，而且都标有富有吸引力的题目，方便读者，短者三百字，长者数千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读来趣味横生，毫无枯燥感。
相对于20余万字的《倒计时》，30多万字的《烽火智囊》内容更丰富。除了序篇和结语外，全书包括15章，论述了从孙中山到陈布雷各式各样幕僚（参谋、智囊、军师、策士）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通过幕僚们的纵横捭阖各展其能，反映了波澜壮阔的民国时代。
众所周知，晚清和民国，非常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人才辈出。这是中国几千年真正出现的两次大师喷涌的时代，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法相比。道理很简单：国家没有统一。一旦统一了，随着文字的统一，跟着而来的就是思想统一，口径统一。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要思想定于一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无不如此。晚清已经出现了民间报纸，可以对皇室提出批评，已经有了民主的曙光，有了结束独裁的可能，命运就是这样吊诡，历史又走回了老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还得不停地折腾。
中央集权制，不可能放弃对思想的管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更要命的是：绝不容忍其他思想存在。中央集权制很容易导致专制，压制思想。只有在乱世，如春秋战国和晚清民国，统治者的注意力在对外而不是对内，需要招揽大批人才；经世致用的读书人怀抱出将入相的理想各为其主，各显其能，才会出现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烽火智囊》描述的正是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才。
伍立杨先生出经入史，取材广泛，举凡电文、回忆录、笔记、自述、日记等等，无不广搜博览。而又古今对比，中外打通，纵勾横连，使各种史料都活了起来。加之典雅的语言，充满激情的叙述，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方法，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德，使《烽火智囊》妙趣横生，有益有趣。
姜子牙、张子房、诸葛亮、刘伯温……都比主人有智慧，怎么都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唐太宗多，魏征少”，也许是种事实。想当皇帝的多，具有忠心和智慧的少。一心为民的皇帝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而闭目塞听，固执己见，拒绝纳谏，为一姓专制卖命的幕僚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也不可能有好下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一切历史都是悲剧史。
幕僚而没有事功，就容易被人遗忘。我们对诸多风流、风云人物，如陈友仁、何晏、雷铁厓等民国幕僚能知道多少？即使对驰名的幕僚如吴稚晖、章太炎、蒋纬国、邱清泉、白崇禧、陈布雷等又能知道多少？用作者的话说：“近代中国社会，干戈扰攘，很多关键的转折时期，成也幕僚，败也幕僚。他们影响社会形态的生成至大至巨。”难道我们不应当对这些精英们有所了解吗？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民国风云谱，三王（王春瑜、王学泰、王开林）的推荐语既内行又到位，就印在封底上，用不着我再补充什么了。
文理打通 精彩纷呈——读《中国景色》
业内人士都知道，绝大多数出版社最重视的就是每年1月份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各出版社都会把自己的重点书安排在1月上市，争取来个开门红。12月，甚至11月出的书过一两个月就成了去年的旧书，而又错过了年度畅销书或年度好书的评选，所以一般都要打上1月的旗号，因为是新年新书。12月、甚至11月，有点像足球比赛中结局已定的垃圾时间。新书打上12月的印记，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自费出书，馈赠亲友，不为销售；第二种是官员卖文，部下包销或人民埋单，算不上市场行为；第三种则是作者超强自信：不论什么时间出，自己的书都能畅销——单之蔷的《中国景色》就属于第三种。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十年经典丛书》之一，《中国景色》具有《中国国家地理》的特色——大气、厚重。封面封底是一幅通栏的雪山风景照，16开铜版纸全彩印刷，重835克，23个印张，定价不到50元。如果由我们来制作，以5000册起印，定价应是95元。可见此书印数之大。《中国景色》的厚重、大气不仅在重量沉，还在它的分量重。书分七辑：水、国粹、山、国家、冰川、青藏高原、地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交错叙述，而又互相交叉。相对于自然地理的“喻世明言”，我更喜欢人文地理的“警世通言”。好的地理著作而不涉及人文，是不可想象的，如《水经注》，如《徐霞客游记》，都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结合的典范。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执行主编，由于工作需要，单之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本书的重点是描述人们关注较少的西部，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作者为西部的高山、特高山鸣不平：如连祖籍四川、客居成都的李白、杜甫都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的四川高山、特高山，如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峨眉山只有3099米）；中国的美景分布也是偏重于东部而忽视了西部，因为西部自然美景人们很难欣赏到，东部的人文美景就占尽了便宜，根据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线的西北有64％的国土面积，但只有4％的人口；东南36％的国土上，却分布着96％的人口……
《中国景色》虽是地理之作，实为忧患之书。在自序中，作者强调了著作与文集的区别：文集无系统，著作有中心。此书的目的是“建构中国的形象”。既为著作，那就是要讲究体例的。我们看看第一部分就恍然大悟了。在“中国的水”的题目下，是三篇文章：三峡的河湖之变；运河毕竟不是海；湿地是诗地。三篇都是从另一面论述问题。三峡大坝的建成，使流动的河变成了停滞的湖，用重庆人的话说就是“自己的尿自己喝”，“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汲取智慧，触发灵感，感悟人生，砥砺意志，锤炼审美的精神高地”（p.11）。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但却截断了很多东西向的河流入海，“运河阻挡了中国人奔向大海的步伐，阻碍了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萌生和发展”（p.15）。其实奔向了大海又能怎样？郑和七次下西洋，不是为了贸易，而主要是宣扬天朝的国威，只算政治账，不计经济成本。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明成祖朱棣死后，朝廷就迫不及待地停止了这种劳民伤财的炫耀国力——老百姓还饿着肚子呢！湿地是地球之肾，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破坏了生态平衡，现在不得不退耕还荒，退耕还草。我们能不能不折腾，少折腾？在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类对大自然更应保有敬畏之心，不能总是“与地斗，其乐无穷”。不按自然规律办事，早晚要遭报应。
《植树造林是个童话》：“年年种树只见‘数’，岁岁造林仍是‘零’。”“任何大型的植树造林工程都是可疑的。任何提高森林覆盖率的指标都是给神的。祖国是不需绿化的。祖国是要爱护的。（p.189）”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真知灼见。
《中国地图上的空白》说的是1962年中印战争中我们已经收复的失地，却遗憾地退出了，印度趁机移民数百万，在九万两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区域内成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p182—183）。名义上是我们的领土，实际上被别国占领，控制，移民，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那还能算我们的土地吗？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忠勇战士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有能力打败对手而又不在乎对手实际上占领那片我们的土地吗？“国与国发生利益争端时，双方都难妥协，因为做决策的领袖人物无法牺牲国家利益，因为那利益不是他个人的，他更不会从妥协的决策中获得道义上的优越感，而只能带来千载骂名。（《青藏高原的人文意义》，（p.297）”文集篇目之间可以毫无瓜葛，但著作是有内在联系的。
《风水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姓氏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发明》《汉语，心灵的慰藉》《茶的力量》《我们为什么没有国家公园》《大国的随想》《美丽的冰川大国》……可以说是篇篇精彩。读罢此书，可以感受到作者关东大汉的豪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之情，知识分子赤诚报国的拳拳之情，我都后悔上大学时怎么没选地理系？哦，对了，单之蔷读的并不是地理系，他是中文系毕业生，难怪《中国景色》有那么好的文采。
作者一上来就辨析文集与著作的区别，其实意义不大。克尔凯郭尔的《重复》、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萨克雷的《势利鬼文集》，我们都是作为世界散文名著出版的。《中国景色》作为文集、作为散文名著传世有什么不好吗？
既然名为《中国景色》，作者似乎漏写了沙漠和森林。如果能用比较的方法写写今日的沙漠与50年前沙漠面积的变化；写写日本的森林覆盖率是64％，是一次性筷子的发明国却禁止生产一次性筷子，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日本的1/4，每年却出口大量的一次性筷子；日本的面积仅有中国的1/25，人口却是中国的1/10(p.170)。可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却高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增加了这些内容，其警世的意义会更大。
本书内容仅是作者十年来为《中国国家地理》写的卷首语的三分之一，我们期待着作者下一部结集的作品更加完美。
真情博爱之歌——《生命如歌》编后赘语
每年总要接触几十部书稿，其中不少是散文，我们毕竟是以散文名世的出版社，作者们看中的主要也是这一点。一般来说，散文这种文体不如小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不如杂文直抒胸臆，不如哲学、文化、历史等著作能使人在知识上、理论上有所得，因此我对之总有一种职业上的懈怠、冷漠，甚至麻木。可《生命如歌》（刘玉慧著）的稿件我只读了第一篇，就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正襟危坐了。书出版后，在检查印装质量时，又情不自禁地重读了部分篇章。这种情况就更反常了。作为责任编辑，即使再好的书稿，在连续读过两遍半（审读、改铅笔字、看清样）以后，短期内也不想再读了，《生命如歌》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呢？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代，在假货遍天下的今天，连人都能整容造假，真情成了罕见之物和稀缺资源，《生命如歌》打动人的地方，正是其处处体现的真情和博爱。本书的五辑中，“女人心絮”是对悠悠岁月及自己生命历程的感慨，是对善良、真爱的赞美，更进一步提醒天下的女性在爱丈夫爱父母爱子女的同时也别忘了爱自己；“亲情、友情”表达对家乡对祖父母对曾经的婆母对儿子对朋友的爱，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装不出来的；“山水之间”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域外漫笔”显示了作者在国外时更强烈更深切地体会到的对祖国的热爱，对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审计之歌”表现了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挚爱，对呕心沥血作出了非凡成绩的同事、领导、同行如李金华审计长、南京审计学院院长易仁萍、深圳审计局局长陈志刚等人的由衷赞叹。
《生命如歌》读起来非常顺畅，基本不引经据典，属于本色写作，似乎无写作技巧，但这恰恰是一种很高的技巧。好文章应当如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自然自在自由，不择地而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真情自有力量，我们会不知不觉地随着作者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随着作者为善良漂亮的理发员秦秋蓉身患绝症而一洒同情痛惜之泪（《愿生命如歌》）；对作者的大彻大悟——“唯人间真情才是真正的财富，正因为它才真正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了意义，提升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愿真情永远》）”而举双手赞成。
有时我们面对的是自视甚高（高才？高收入？高知名度？）的作者，甚至是出过几本散文集的作者，读了稿件却发现：通篇陈词，整本滥调，满嘴食火，没有实话，令人厌倦。好的小说呈现的是想象的世界，好的散文表现的应是真实的世界，作者要把真情实感袒露给读者。《生命如歌》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她的真情与博爱——爱亲人、爱朋友、爱祖国、爱同事、爱自己、爱生命、爱一切。好的散文应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文采，催人奋发，促人上进的，始终洋溢着作者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并将这种态度艺术地传达给读者，《生命如歌》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1998年，我曾去金克木先生家送样书。金先生对当时的部分舆论非议“小女人散文”颇不以为然。现在又有评论家认为散文亟待走向“大道”——更多地关注时代，与更广大的世界和人群接近。这种论调也要一分为二。怎么能证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就肯定比“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呀请你干一杯”更多地关注了时代，与更广大的世界接近了呢？人固有一生，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亿万鸿毛及其忠实地记录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本身就构成了人群、世界、时代。难道只有操国柄、掌舆论、握财权的泰山们的言行才能代表时代、世界、人群？
十七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有一个剧本《贵人迷》，其中的哲学教师说：不是散文的，就是诗；不是诗的，就是散文。一个人说话，就是散文。《读者》的讲个小故事，发点小感慨，说点小道理；《知音》的真假难辨题目煽情的情感文章，都可归入散文系列。
散文易写而难工。广义的散文（浙江文艺版的《钱钟书散文》把《七缀集》的七篇论文全部收入，平均每篇18000字；俄罗斯理论家维·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研究对象囊括了非韵文的大部分体裁：小说、戏剧、民间故事、神话……）既可以提供故事，也可以提供思想、知识，但这不是散文的主要功能。散文，尤其是狭义的散文，短篇的散文，它表达的更多的不是情节而是情感，显示的是个人的独特体验和生命感悟，由此反映所处的时代、世界、人群。
人们常说一滴水里看世界，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够小中见大，才显真本领。当然，这种小中见大，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无限拔高强加上的。俗话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道无处不在，生活无处不在。《生命如歌》中恰恰是那些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小道”文章（如第一至第三辑）比“大道”文章（如第四辑）更能吸引编者打动读者，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第五辑“审计之歌”如果细分的话，应属于报告文学。提到报告文学，我们就会想起当年引起巨大轰动的《哥德巴赫猜想》（徐迟）、《高山与平原》《扬眉剑出鞘》（理由）、《中国姑娘》（鲁光）等等。审计是大众心目中十分神圣的行业，本书作者可能是太热爱自己的职业了，太敬佩自己的领导、同事、同行了，所以在写作这辑文章时不像写前面的文章那样挥洒自如、大开大阖、妙语连珠，这辑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类似公文写作。当然，公文也有出色的，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但公文往往易于落入俗套的陷阱，难以出新。
报告文学似乎不应停留在一级符号上，而应多用二级符号，运用所指的多样性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力，避免报告文学只是报告而无文学。可以采用多种修辞手段，借鉴多种写作手法，不是仅仅使用隐喻，还可以使用讽喻，似贬实褒，如温源宁的《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学习那样寥寥几笔就能使人物外貌、性格跃然纸上的高超功夫，这是我对作者的希望。
喧嚣尘世的一泓清泉——读《寂寞烟花》
翻开《寂寞烟花》，立刻被作者的诗情画意所打动，不由自主地惊叹天津竟然有这样出色的散文作者。如果李蔚兰生在北京或上海，可能早就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了，因为京、沪是文化中心，宣传媒体势力超强，同样水平的作者早就红遍全国了。
我最欣赏《文人的孤独》这篇获奖作品，大气磅礴，其开头一段堪称经典：“黄昏时分，雨大了起来，雨声也渐稠密，由轻缓转入急促。前一阵是宋词，后一阵是唐诗，中间是平平仄仄的转韵。”作者有善于发现美的双眼，又有高超的技巧和文学修养把这种美诗意地表现出来，使我这样的没有美的细胞的人都被感动，受到了震撼。
总想把本书的警句箴言抄下来，最终发现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犹如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帕思卡尔的《思想录》，格言妙语摘不完，于是作罢。另外比较精彩的篇章有《学会放弃》《守候精神家园》《淡淡的感觉》《至爱书香》《在叙述的花招里昏迷不醒》等等。无论是写大的主题，还是写女人细腻的思绪，如《请别把爱说出口》，作者都能用诗的语言把道理讲清，把情感说明，文章富有节奏感，犹如音乐。
散文似乎比诗歌、小说容易，人人都能写几篇。能把散文写得富有诗意，才见真功夫。写诗的人写散文，大体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有炼字锻句的功夫，对语言的把握是准确精致的；小说家的散文质量则不能保证，有些优秀的小说家，他们的散文则不敢恭维。散文易写而难工。《寂寞烟花》的作者能从日常生活中寻找题材，提炼主题，精心结构，用独出心裁的语言把寻常事物诗意化，使读者也随着作品诗意起来，灵魂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净化，对物质的绝对追求欲望也相应淡化。
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此话值得推敲。
任何作者在选择用文字表达意见时，都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字与所有作者的文字放在了同一评判台上，即使你本意或主观上理论上没和别人争一日之长，但效果上或客观上实际上读者还是要把你的作品同其他作品相比较。不管是微光还是响箭，不管是大纛还是丰碑，诗集首先是诗，是诗就要放在诗集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