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专题】
传统诗词创作与人生修养

编者按：

诗词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经典的文学体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形式最独特、想象最丰富的艺术表达之一。她是诗人饱满激情和深刻思想的结晶，也是诗人对宇宙、社会、人性的独到理解，更是诗人对生平际遇和生活世相的体悟和揭示。

千百年来，传统诗词和其他经典文化一起，承载着陶冶情操、塑造品格、温润心灵的作用。诗词与人生，有着怎样的关系？

本期我们邀请几位诗人与学者，谈谈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杨景龙：
传统诗词与人生修养

中国向有“诗国”之誉，诗歌作为第一强势文体，不仅全方位渗透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融入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规约着人们立身处世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气质风貌，因此可以说，诗之为用大矣哉！《毛诗序》在强调诗歌的作用时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暂且不论“动天地，感鬼神”之荦荦大者，所谓“正得失”，指向的即是人生的修养问题。钟嵘《诗品序》，基本沿袭了《毛诗序》的说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则更为具体地强调了诗歌在扶持、端正人性情方面的作用。

按诸诗歌史的实际，正是如此。先秦时代，孔孟儒家学派以《诗经》授徒，即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大量注入了诗性因素，诗歌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日常修为、人格养成。孔子曾多角度说明学《诗》的好处，强调学《诗》的重要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甚至不无极端地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孟子》中，多有师徒一起切磋琢磨《诗经》作品意蕴的记述。断章取义地赋《诗》言志，更被普遍应用于政治和外交场合，先秦典籍中的相关事例斑斑可见。“君子登高必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说法，显示出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人的《诗》学素养，不仅关乎君子修身，而且成为出仕从政的必要条件。屈原的《橘颂》《离骚》《九章》等作，则更是通过诗歌写作的方式，对自己毕生追求、九死不悔的完美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所进行的反复不断地砥砺和鞭策。

汉代“《诗》教”确立，诗歌高居于“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人文化成”之无上地位。逮及六朝，五言诗的流行使“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士子“才能胜衣，甫就小学”，便“甘心而驰骛”于诗歌写作（钟嵘《诗品序》）。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歌写作成为士子必备的基本技能。宋、元、明、清历朝科举虽考策论、八股不等，但皆须考“试帖诗”，在制度的保障之下，诗歌和诗人受到的重视程度是非同一般的。诗歌已经融入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能诗与否关乎士人的才华、学识评价，遂使“工为制举业者必兼为诗，即上不以此取士，又无人督之使必为，而士若非此无所容于世者”（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9《与镜庵书》），写诗的能力和水平，几乎成了士人立身于世的前提和保证。传统读书人的日常交往、酬唱赠答，都离不开诗。男女相爱，也得借诗传情、互通款曲。红叶题诗的传说，元、明、清戏曲小说里每每写到的男女吟诗赠诗的故事情节，反映的正是诗歌深度参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实际。可以这样说，诗词读写，就是传统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才会出现像明清时期的许多家族，父子祖孙、夫妻姑嫂人人写诗、个个刻印诗集的盛况。

传统诗词在培德敦品、启智育美的人格养成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无数传统诗词名篇中蕴涵的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关爱同情与体恤悲悯，乡情亲情与友情爱情，志向信念与责任使命，蔑视富贵与淡泊超脱，批判意识与追求情结，热爱祖国与热爱和平，历史意识与忧患意识，创新出奇与悟性智力，天人合一与物我同构等丰富的思想情感内容，成为人们世世代代不可或离的精神营养和心灵滋补。兼济与独善，进取与退守，加法与减法，忧患人生的身心安顿，矛盾张力下的和谐平衡，大都通过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诗词创作和鉴赏活动，来实现、达成。

站在今天回望，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诗词精致到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和历久弥新、巨大深远的艺术魅力之中，蕴蓄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文精神富矿，等待着我们去勘探开采、充分利用。大力弘扬传统诗词的人文精神，可以避免当代人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至上、利益至上的商品经济时代，沦为只有知识没有文化、心理残缺灵魂荒芜的可怜而又可怕的技术人、工具人。我们坚信，用传统诗词长时期地熏陶濡染、沉浸滋润当代人，就一定能收潜移默化之功，渐渐变易他们的形象气质、精神风貌、知识结构、思想情感、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使他们分清是非、明辨美丑、厌弃痞混、告别粗鄙、疏离低俗，健康成长为一代志远气清、格高韵扬、器大声宏、思锐情深、灵心善感的气质高雅、风神秀美、体魄茁壮、人格健全的新型公民，使传统诗词教育的人文化成作用大见成效。

林峰：
诗词艺术与人格修养

诗词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经典的文学体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形式最独特、想象最丰富的艺术表达之一。她是诗人饱满激情和深刻思想的结晶，也是诗人对宇宙、社会、人性的独到理解，更是诗人对生平际遇和生活世相的体悟和揭示。

千百年来，传统诗词和其他经典文化一起，承载着陶冶情操、塑造品格、温润心灵的作用。中华儿女也在传统诗词的哺育和滋养下，知书达理，繁衍生息。从小我们就是在唐诗、宋词里完成个体生命成长的。小时候我们背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长大了我们沉浸在“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的喜悦里。步入中年，我们会有“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蒋捷）的感慨。人逢晚境，我们则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惋惜。过年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老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片段，都浸润着诗词的基因，流淌着诗词的血液。从春天到夏天，从春节到冬至，时光流过的每一天，都跳动着诗词音符，绽放着诗词花蕾。所以说诗词始终鲜活在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始终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跃，和我们的生命一起澎湃。同时我们也沐浴在诗词的长河里，经受着诗词的洗礼和熏染。

中华诗词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缤纷满眼。一首好诗，会给人启迪、予人思考，甚至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比如劝人为官清正的：“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习近平《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劝人珍惜粮食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鼓励战士奋勇杀敌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杜甫）。劝人廉洁奉公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劝人珍惜友情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等等。通过诗词的学习来传承文明、点化人性，是诗词在当下的重要作用所在。

我们也会在诗词当中找到仁爱宽厚、礼义廉耻，找到长幼有序、知恩图报，找到人性的真善美，洞悉人性的假丑恶。比如孝敬父母“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宽慰爱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柳永）；思念兄妹“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关爱朋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对人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对国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对民族“拼将头颅十万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我们的传统诗词就是这样一部人生、人文、人性的活典范，人们通过诗词的陶冶，净化了心灵，塑造了人格。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苏东坡的名句。其经典之处，是告诉了我们读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这句诗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我们把风度文雅的人称为有“书卷气”。饱读诗书会让人举止优雅，谈吐得体。遇事从容，处惊不乱。“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颜真卿的名言则让我们懂得了读书趁早的道理。许多有志学人，正是在古代经典的感召下，奋发苦读，最后学有所成、硕果累累的。比如夏承焘、苏步青、钱学森、吴健雄、杨叔子等等。一直到今天为止，读书仍然是人们改变人生、实现理想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诗词这种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是其他任何文理教材都无法企及的。所以称传统诗词为中华国粹、国宝，一点都不为过。有人问我：什么是国学？我回答说：诗词就是国学。虽然诗词不是国学的全部，但诗词绝对是国学当中最精彩、最精美、最经典的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华诗词亦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中华诗词再度回归国人视野，千年经典历久弥新。传统诗词的又一次迸发，让诗词以诗育人、以诗化人的社会功能再一次凸显。毫不讳言，诗教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秦燕春：
道义相期与诗何以教：以《思复堂遗诗》为例

中国的传统诗词写作与德行修养密切相关，有很强的求道诉求和体道愿望。空说无凭，此处以一个案“《思复堂遗诗》及其作者”稍加申明。

《思复堂遗诗》是“海外新儒家”代表唐君毅（1909—1978）之母陈卓仙（字大任，1887—1864）的传世诗集。唐氏1973年为《思复堂遗诗》影印本所作《序》中有谓：

吾母常称温柔敦厚为诗教，于古人之诗，喜道及陶之意境与杜之性情，未尝以摹拟雕饰为诗也。吾稍知学问，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顾吾为学，偏向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渐知诗、礼、乐之教，为教之至极；亦不敢于慈亲之作，妄作评论。唯当今之世，人伦道丧，本温柔敦厚之旨以为诗者，盖不多见。则吾母之遗诗，亦当为关心世教之大雅君子所不废。

陈卓仙虽名不称于当世，学止出于自修：与唐迪风（1886—1931）结婚后，方得就学于其父亲陈勉之执教的成都淑行女校。婚后有两年时间，任职简阳女子师范教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图书馆管理员和女生训育员及短期负责敬业学院女生训导，余皆尽瘁于操劳家务，教子成人，却天赋高尚、向道心切，这一志趣在其传世诗集中有充分体现。

唐君毅称其母之诗“至性过人”，这是近世佛学大师欧阳渐（竟无，1871—1943）为陈卓仙诗集所作《题序》中的评价。欧阳竟无在唐迪风祭文中直接以“蜀中奇女子”属陈，“能诗”之外，对其德行评价更高，所谓“能诗以才调见长者奚足望其项背！夫人之德，古所难及”。因为教子有方，“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其风仪可以“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能毗”？认为陈诗“悲天悯人而不碍其乐天知命”。

唐迪风是辛亥革命后四川最早的报纸《国民公报》的主笔，曾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处任教，与友人彭云生、蒙文通、吴碧柳等一起创办敬业学院。唐迪风生前并没有显赫的仕途，或文坛的高位，但在真正了解他的人，却道是“蜀中学问之正，未有过铁风者矣”“直截透辟近象山，艰苦实践近二曲”“通道笃而自知明”。唐迪风非常爱惜自己性情洒脱、诗才高超的妻子，径以“逸妻”称之，亲自督导其读书向学，对妻子不仅有日常的体贴、情绪的关切，最为难得的便是，秉承情性之教的大传统，他们追求的夫妻之境，是“道义相期人”。唐迪风去世后，妻子作《五月十日周年致祭三首》感念丈夫，依然出之以“道义”。陈卓仙的斋名“思复堂”，便是唐迪风为妻子所取。吾以观复，以争《剥》《复》，在在都是基于情性养成与德行历练的殷殷厚望。虽然陈卓仙很早就辞去教职，相夫教子。但闺房之中有此热血铁风，她是被鼓励着可以关心世事、悲悯人天，不必淹没在柴米油盐的琐屑之中的。唐迪风夫妇选择在民九（1920）“其学遽变”“颂孔、孟、朱、陆于举世不喜之时”，与日后唐君毅坚持在铁幕边缘保中国文化一线微命，一生坚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文化悲愿，有着类似鲜明的历史抉择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