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卧室
隐私啊隐私，美国人迷恋的新玩意儿：被奉为最根本的权利，营销成最值得向往的商品，一星期就被宣判死亡两次。
早在琳达·特里普
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之前，评论员们就在警告我们“隐私遭到挟持”“隐私危矣”“我们现在所知的隐私，到二〇〇〇年恐不复存在”。他们说，“老大哥”和他的平民弟弟正通过计算机网络盯着我。他们告诉我，不比蜘蛛大的安全摄像机正从每一个阴暗的角落注视着，严厉的女权主义者正在监看卧房行为和茶余饭后的对话，基因侦探可从一小滴唾液分析我整个人，偷窥狂会在普通摄像机上加装滤镜，以便透视人们的衣物。然后是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涌出的八卦丑闻，汩汩地渗过官方和商业管道，浸透国家意识。套用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的说法，莱温斯基丑闻案象征隐私“受灾难性侵蚀的高潮”；用作家温迪·卡米纳的话说，它代表“极权政体中的隐私和个人自主遭到彻底漠视”。化身为斯塔尔检察官的“公共领域”终于压倒了——拧碎、顶破、践踏、侵犯、蹂躏了——“私人领域”。
上述对隐私的惊惧具有传统美式恐慌的一切指责与偏执，唯独欠缺一个要素：真正受惊的大众。美国人主要是在抽象层面在乎隐私。有时，消息灵通的社群会团结起来自我防卫，就像网民用反对“加密芯片”的电子邮件轰炸白宫那样；有时，特别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会引发全国强烈抗议，例如莲花软件公司试图销售载有美国近半人口财务资料的只读光盘时，就掀起滔天巨浪。但总的来说，即便面对像反毒战争这种大规模的侵害，美国人仍被动得很。我也不例外。我阅读社论，试着让自己激动起来，但办不到。多数时候，我反而发现自己感受到的，与隐私专家要我感受的恰恰相反。这情形光上个月就发生了两次。
《纽约时报》刊出《斯塔尔报告》全文的那个星期六早上，当我独坐公寓试着咽下我的早餐时，我感受到的是自己的隐私——而非克林顿或莱温斯基的隐私——遭到侵犯。我喜欢与公共生活保持距离，远观比较壮观。壮观的场面和距离感，我两个都爱。如今总统面临弹劾，身为好公民的我有责任继续了解证据，但报上的证据却包含两个人的抚摸、吸吮和相互自欺。当它们降落在我的吐司和咖啡旁边，我感受到的不是那种为遮掩某种对丑闻的私密兴趣而佯装的憎恶；我没有被性事本身所冒犯；我不担心自己未来的权益有受侵害的可能；总统的痛苦并未如他声称的那般令我感同身受；公务人员的恶行内幕并未引起我的反感；虽然是注册的民主党员，我对这则新闻的厌恶，与看到巨人队在第四节惨遭逆转所感到的深恶痛绝，却属于不同层次。我感受到的应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被侵扰了，被硬塞东西了。
两天后，我接到一家信用卡公司来电，请我确认最近两笔在加油站和一笔在五金商店的费用。诸如此类的询问在今天很常见，但这是我的第一次，而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我也深有被奉承的感觉：某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感兴趣，特地打电话来。并非那位年轻的男客服本人在乎我。听起来他像是正看着一本薄薄的手册念台词。他显然不喜欢这份工作，却仍要勤奋不懈，这种压力似乎让他口齿不清了。他赶着把话说出口，愈说愈急，仿佛那些话了无意义得令他难堪或恼火，但它们不断在他的齿间挤作一团，他只好停下来，使劲用嘴唇一一抽取。是计算机，他说，计算机定期，呃，检查，你知道的，消费模式……今晚还有什么他帮得上忙的吗？我决定，如果这个年轻人想滚动屏幕查看我的消费，细细思索我那两次油箱加满和我那一桶乳胶漆的重要性，我可以接受。
所以问题来了。在《斯塔尔报告》面世的那个星期六早上，以传统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的隐私丝毫未遭侵犯。我独自在家，没被邻居观察和打扰，没被新闻提到，而且有绝对的自由选择忽视那篇报告，去做要快活地动点脑筋的周六填字游戏；但仅仅是那篇报道的存在就已大大侵犯了我的隐私感，使我几乎鼓不起勇气去碰触它。而两天后，我在家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扰，被要求提供家母的娘家姓，从而意识到，我日常生活种种数字化的细枝末节正被陌生人详加检阅；而不到五分钟，我已将整件事抛诸脑后。我在看似安全无虞时觉得被侵犯，又在看似被侵犯时觉得安全。我不明白为什么。
一八九〇年，路易斯·布兰代斯和塞缪尔·华伦将隐私权定义为“独处的权利”。乍看下，它似乎是美国生活的基本原则。行动派人士为此大声疾呼，要求生殖权，反对跟踪，要求死亡权，反对全国医疗数据库，要求更强大的数据加密标准，反狗仔队，要求雇主电邮不被侵犯，反员工药检。但，如果看得更仔细些，隐私原来是价值观的柴郡猫：没什么实质意义，但有非常迷人的笑。
法律上，隐私的概念一团混乱。侵犯隐私是许多罪行在情感方面的核心，从跟踪、强奸到偷拍和非法入侵，但没有一条刑事法规在理论上明令禁止侵犯隐私。民法因州而异，但大多遵循法学家威廉·普洛瑟四十年前的分析，将侵犯隐私归纳为四种侵权行为：侵扰我的生活安宁、发表我与公众无关的私人事务、歪曲我形象的宣传，以及未经我的许可冒用我的姓名和照片。这是个脆弱的集合。侵扰看来十分像刑事上的非法入侵罪，歪曲像诽谤罪，冒用像盗窃罪，而在外来侵害消除后依然存在的伤害，则被优美地描述成“施加情绪困扰”，致使侵犯隐私这条变得多余。真正在底下支持隐私的，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人身自由”或“自主权”概念。近几十年来，许多法官与学者选择以“隐私范畴”代替“自由领域”，但这只是新瓶装旧酒：并未创造新的理论，而是把旧东西重新包装，重新出售。
不管你打算卖什么，豪宅也好，世界语课程也好，贴上“隐私”这个微笑标章都有帮助。去年冬天，由于持有第一银行白金Visa卡，我有机会加入一项名为“隐私守卫®”的计划，依其文宣，它能“让你知悉你的雇主、保险公司、信用卡公司和政府机构掌握了哪些个人记录”。前三个月免费，所以我注册参加了。接下来在邮箱中出现的是书面作业：信用记录调查和其他调查的申请表及信封，以及一本看着令人丧气、让我记录调查结果的不怎么精美的本子。我顿时意识到我没那么在乎我的驾驶记录之类的东西，在乎到为此等一个月；而在我打电话给“隐私守卫®”要求取消我的会员身份，而对方央求我不要取消时，我才明白，这项“服务”的重点在于利用我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第一银行减少诈骗方面的损失。
就连法律上涉及隐私的议题，也很少因为不必要的曝光或侵入就真正伤及情感。例如全国性的《基因隐私法》提案就以“关于我的性格和未来的健康状况，我的DNA所透露的要多于其他医疗信息”的概念为前提。事实上，到目前为止，DNA能透露的秘密不过是心杂音、家族糖尿病史，或过分喜爱水牛城辣鸡翅罢了。一如任何医疗记录，雇主和保险公司滥用遗传信息的可能性固然令人胆寒，但这与隐私问题几乎无关；最主要的伤害是职场歧视和提高保费之类的事情。
与此类似，网络安全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细节。美国行动派人士口中的“电子隐私”，被欧洲同类人士称为“信息防护”。我们的术语听着比较刺激，但他们的才够精确。如果有人要设法窃取你的美国运通卡卡号和到期日，或者你邪恶的前男友在找你的新住址，你需要的是加密软件试图保证的那种牢不可破的保密。但，如果你是在和朋友讲电话，你只需要一种隐私的感觉。
信息防护的社会剧通常这样发展：黑客或保险公司或电话营销人员得以进入敏感的数据库，公众利益的看门狗大声吠叫，新的防火墙于焉建立。正如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害怕病菌，却把病毒研究留给疾病管制中心，多数美国人皆对隐私议题有一定的兴趣，却把严肃的监管工作交给专家。目前我们的问题是那些监护人已经开始发表恐慌言论，并且不把隐私当成众多相竞争的价值之一来看待——而是当成唯一凌驾于一切的价值。
小说家理查德·鲍尔斯最近在《纽约时报》专栏版宣称隐私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幻觉”，因此，数字通讯加密作业努力奋斗的结果，和冷战一样出色。鲍尔斯将“隐私”定义成“生命不被登记的部分”，而在我们只要购买东西就会留下的数字足迹中，他看到“每个人活着的每一天都成为被详尽完整地记录、熟练地敲几下键盘便能重现的布鲁姆日的时刻”正在逼近。想到我们个体的神秘也许会被简化成有限数据串，当然是很恐怖的事。然而，鲍尔斯如此严肃地将信用卡诈骗和截听手机通话比作热核焚化，主要说明了隐私恐慌的传染性。毕竟，鲍尔斯或其他任何人想的、看的、说的、期待的、计划的、梦想的、为之羞愧的东西，“登记”在哪里呢？数字版《尤利西斯》除了主人翁的购买列表和其他交易记录，什么也没有，篇幅顶多四页：难道布鲁姆的一天真的没有其他东西吗？
何况，当美国人真心诚意地牺牲隐私，是为了获取健康、安全或效率上的实质利益。多数的合法侵犯——艾滋病报告、机场X光、《梅根法案》、酒驾拦检呼气检测、学生运动员的药检、保护胎儿的法令、保护植物人的法令、远程监控汽车排气、县立监狱的搜身，甚至包括肯·斯塔尔揭露总统的堕落——基本上都是公共卫生措施。我怨恨华盛顿广场的安全摄像机，但对地铁月台上的满怀感激。对我来说，我的E-ZPass通行费记录被滥用的风险，比起我获得的便利微不足道。八卦小道会让我成为《第一修正案》受害者的风险亦是如此；全国人口有两亿七千万，任何个人信息变得举国皆知的概率趋近于零。
法学家劳伦斯·雷西格形容美国人像“牛”一般愚钝，原因是我们喜欢做这样的计算，进而默许他所谓的个人生活“苏维埃化”。但隐私的玄妙之处在于：只要指望，我们通常就能获得。对街公寓有个邻居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对着镜子检查她的毛孔，我看得到她做这件事，她无疑有时也看得到我。但只要我们两个都不觉得被看，各自的隐私就完好无损。当我通过美国邮政寄明信片时，我也从理论上知道，邮件处理员可能会读，或许大声地读，甚至取笑，但我安全无虞，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除非我倒霉到极点，我在美国真正认识的那一位处理员刚好看到那张明信片，并拍了拍额头，说：“哦，天哪，我认识这家伙。”
我们的隐私恐慌不光是被夸大而已。它建立于谬论之上。艾伦·艾德曼和凯洛琳·肯尼迪在《隐私权》中总结了隐私拥护者的普遍之见，例如：“现在拥有的隐私比从前少。”许多书、社论和脱口秀不时明言或暗示这种论调，使得美国人，无论其本身言行举止有多被动，现在都恭顺地告诉民调人员，他们非常非常担心隐私问题。但，几乎从任何史观来看，这种声明都显得怪诞。
一八九〇年，一个住在小镇的典型的美国人，受到近乎面面俱到的监视。不仅他的每一笔交易都要“登记”，而且是登记在认识他本人、父母和妻小的店员的眼睛和脑海里。连走路去邮局，行踪都会被邻居掌握和分析。他也很可能是跟兄弟姐妹甚至跟父母睡同一张床长大。除非家庭富裕，他的交通工具——火车、马、自己的两条腿——要么是公共的，要么就让他暴露于众人眼前。
反观今日，在典型美国人居住的市郊和远郊，人丁单薄的核心家庭占据偌大的房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甚至浴室。即便与我生长的六七十年代的郊区相比，当代的公寓大楼或门禁小区也还是更利于隐姓埋名。认识邻居不再是铁律。小区越来越虚拟化，成员不是不露面，就是稳稳掌控要呈现的面貌。交通出行多半靠私人载具：最新款的SUV空间如客厅一样宽敞，还配备车用电话、CD播放器和电视屏幕；在深色玻璃，即“我看得见你但你看不见我”的汽车隐私守卫®装置之一的背后，你可以穿睡衣或比基尼，管它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在意。或许政府侵入家庭的比例略高于一百年前（社工照顾老残穷、卫生官员要求预防接种、警察询问家暴事件），但这些闯入之举，尚不至于超出它们所取代的小镇式窥探。
“独处的权利”呢？非但没有消失，反倒急遽增加。它正是现代美式建筑、造景、交通、通讯和主流政治哲学的本质。美国人对隐私无动于衷的真正原因大得几乎看不见：我们正全速沉没于隐私的汪洋。
因此，受到威胁的不是私人领域，而是公共领域。已经有很多人表示，斯塔尔的调查可能会让未来有意任公职者感到泄气（只有狂热分子和废物会想干），但他们只说了一半。华盛顿的公共世界，既为“公共”，就属于每一个人。我们全被邀请以我们的选票、我们的爱国情操、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观点去参与其中。人口集结起来的力量让我们坚信，公共世界比私人领域任一凌乱的个体来得更宏大、更持久、更庄严。但，正如一名藏身于教堂塔楼里的狙击手可让整个城镇的街道空无一人，一件真正令人作呕的丑闻，也会损害上述信念。
如果隐私取决于对“不可见”的期望，那么定义公共空间的，就是对可见的期望。我的“隐私感”不但会把“公”隔绝于“私”之外，也会阻止“私”进入“公”的大门。一旦觉得两者的界线遭到破坏，我心里那只边境牧羊犬就会苦恼地吠叫。这就是为什么公共空间遭到侵犯，与隐私遭到侵犯的感受如此相似。我走在人行道上，旁边有个男人随地小便（货车司机尤其可能拿“憋不住了，憋不住了”的膀胱管理哲学辩白），虽然表面上那个拉链开着的男人的隐私因撒尿而受损，但我才是那个觉得受侵犯的人。暴露狂、性骚扰者、码头上的吸屌客和在长途客运上自说自话的人，全都借由暴露自己来侵害我们的“公共”意识。
既然许多人认为真正严重的公开曝光与在电视上播出同义，我们似乎可以说，电视空间是最主要的公共空间。但，人们在电视上说的许多事情，绝不见容于真正的公共空间——例如陪审席，甚至城市的人行道上。电视可说是十亿间客厅和卧室庞大的交错延伸。你很少听到有人在地铁上高谈阔论大小便失禁之类的事，但在电视上，好多年了这种事一直在发生。电视缺乏羞耻感，而没有了羞耻感，公私便无分际。去年冬天，一位女主播看着我的眼睛，以亲密女性亲属的语气，把爱荷华州的一窝婴儿称为“美国的七个小宝贝”。二十五年前，在健力多和拜阿司匹林的广告之间看到丹·拉瑟的水门事件报道已经够奇怪的了，仿佛尼克松总统即将递出的辞呈就在我的药箱里。现在，插在承诺牌人造黄油和名人游轮广告之间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件被玷污的酒会礼服——电视成了卧室地板，如此而已。
与此同时，沉默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德。人们现在很愿意讲明他们的疾病、租金和抗抑郁药物。性史在第一次约会时便被泄露，勃肯鞋和热裤在便服星期五渗入办公室，远程办公把会议室搬进卧室，“较柔和”的现代办公室设计把卧室搬进会议室，销售员单方面直呼顾客的名字，我得先和服务生建立人际关系他们才肯拿食物来，语音机器把“我很抱歉，我无法辨识您拨出的号码”的重音放在“我”上，而网迷们更用词不当地将蚀刻硅芯片称作“公共论坛”，没刮胡子的“与会者”可以盘腿坐在凌乱的床单上与人交流。网络世界是对隐私的一种威胁吗？它是隐私耀武扬威的丑恶奇景。
真正的公共空间是欢迎每一位公民出席、排除或限制纯隐私的地方。近年来美术馆参观人数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展览馆仍有公共空间之感。在离开凌乱的床单之后，徜徉于强制的端庄和寂静中，暂别胆大妄为的消费主义，多美妙啊。悠闲漫步，享受看与被看，多惬意啊。每个人都偶尔需要可以散步的公共场所——当你想向世界（不是亲朋好友的小世界，而是广大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宣布你买了一套新西装、你恋爱了，或者忽然发现不耸肩可让你高出足足一英寸的时候，去那里就对了。
遗憾的是，百分之百公共的场所濒临绝种。我们仍有法庭和陪审席、通勤火车和公车站、随处可见的小镇主街（是真正的主街而非带状购物中心）、若干咖啡馆，以及若干城市人行道，否则对美国成人来说，唯一的半拉子公共空间就是工作的世界了。在工作世界，特别是商业上流阶层，服装规定及行为准则仍强制执行，个人泄密会被处分，遵守礼节仍是规范。但这些礼仪只适用于公司员工，而就算是员工，在他们老了、残了、退化了或工作可以委外之后，也可能被赶走，进而被放逐到凌乱的床单上去。
美国公共生活最后一个面积广大、四面峭壁高耸的堡垒是华盛顿特区。因此当斯塔尔报告猛然闯入，我不禁觉得被侵犯。这是对隐私的侵犯，没错：私生活粗暴地进犯最公共的公共空间。我不想在来自华盛顿的新闻里看到性。性，放眼别处比比皆是：情景喜剧里、网络上、书皮上、汽车广告里、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全国性的景观就不能有一样东西与卧室无关吗？我们都知道权力的休息室里有性，隆重的排场背后有性，法官的长袍底下有性；但我们难道不能成熟一点儿，假装假装吗？不是假装“没有人在看”，而是装作“大家都在看”？
近二十年来，企业领导人和横跨大部分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包括金里奇的共和党人和克林顿的民主党人，都在颂扬公营机构私有化的好处。但有哪个词比“私有化”更适合描述莱温斯基事件和后续闯入的大揭秘（海伦·切诺维斯、丹·波顿和亨利·海德的婚外情）？如果你想知道私有化的总统职位可能是何种面貌，拜斯塔尔先生所赐，现在你看到了。
在丹尼斯·约翰逊的短篇小说《比佛利之家》里，年轻的叙事者白天在护理之家工作，照顾无望的残障人士，那里有一个特别不幸的病患一直无人探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