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脑
这是一段回忆。一九九六年二月一个多云的上午，我收到家母从圣路易斯寄来的邮件，是情人节包裹，含一张粉色浪漫贺卡、两根四盎司的Mr．Goodbar巧克力棒、一颗别在线圈上的心形镂空花纹饰品，以及一份神经病理学家做的家父的脑部尸检报告。
我记得那天上午灿烂而又阴郁的冬日之光，记得我把糖、卡片和饰品留在客厅，拿着尸检报告走进卧室，坐下来读。报告是这样开始的：大脑重1255克，有旁矢状面萎缩、脑沟增宽的现象。我记得我把克换算成磅，然后以我熟悉的超市包膜肉盒上的磅数想象它的重量。我记得我没有再读下去，便把报告放回了信封。
在过世前几年，父亲参加过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一项以记忆与衰老为主题的研究，而参与者可获得的报酬之一就是一次免费的死后脑部解剖。我怀疑那项研究还提供其他监测或治疗作为答谢，才会让喜爱各种赠品的家母坚持要家父去当志愿者。另外，她之所以把尸检报告放进我的情人节包裹，节俭或许是唯一有意识的动机。这样可以省下三十二美分的邮资。
我对那个二月上午最清晰的记忆兼具视觉性和空间性：黄色的Mr．Goodbar，我从客厅到卧房的移动，恰好处在冬至和春分正中间的那日近午时分的光。但我心知肚明，就连这些记忆也不可信。据最新理论——植根于近二十年大量神经学和心理学研究——大脑并非记忆的相册，不能把记忆像不变的照片那般分散储存。记忆，套用心理学家丹尼尔·沙赫特的说法，是行为的“暂时群集”——一种神经回路必要的类刺激，可将感觉意象和语义数据结合为短暂感知，让我们记住整件事。不过，鲜有意象与数据是某特定回忆的独有财产。一如我在那个情人节上午的体验所披露，我的大脑依赖“红色”“心形”和“Mr．Goodbar”这些已有的子集；窗外的灰色天空如同其他数千个冬日上午一般熟悉；而我已经拥有数千万个神经元来专门构成我母亲的形象——对邮资锱铢必较、对孩子多情依恋、对我父亲余怒未消以及匪夷所思地不谙世故等等。因此，据最新模拟，我对那天上午的记忆是由一组脑部相关区域之间的固定神经链接和对整个群集的预先配置构成的：一旦回路中有任一部分接受刺激，整个群集就会被“点燃”，同时产生化学和电力作用。现在，只要你说“Mr．Goodbar”一词并让我进行自由联想，我如果不说黛安娜·基顿
，就一定会说“脑部尸检”。
就算我现在才第一次这样疏浚我的情人节回忆，它还是会如此运转。但事实上，从那以后，我无数次回想过那个二月的上午。我把这件事告诉兄长，把它当成“离奇母亲事件”跟我喜好这类事的朋友分享。我甚至——说来丢脸——向完全不熟的人透露过。后继的每一次重新整理和重新叙述都巩固了建构那段记忆的意象与知识。而在细胞层次，据神经学家的说法，我每一次都在加深那段记忆，强化各神经元之间的树状连接，进而鼓励大脑启动特定的神经无突触群。我们大脑最强的适应力之一，也是让我们的灰质远比任何已发明的机器（例如我的笔记本电脑混乱的硬盘，或是坚持巨细靡遗地回忆《飞越比佛利》某粉丝网站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最后更新内容的万维网）聪明的特质，是我们能够忘却几乎每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关于过往，我留下了笼统、极具类别性的记忆（在西班牙待过一年，多次前往东六街的印度餐厅用餐），而对相关具体情节的记忆则较少。我留存的记忆是我常去回想、因此不断获得强化的。无论从形态学还是电化学来看，它们真的成为我大脑构成的一部分了。
这种记忆模式——我是门外汉，在这里只能做松散、概括性的说明——让我身体里的那个业余科学家兴奋起来。的确，我的记忆就是这样模糊而又鲜明，而一想到神经网这般不费吹灰之力地以大规模并行的方式进行自我协调，创造出我鬼魅般的知觉和出奇牢固的自我意识，我不禁肃然起敬。人脑是由一千亿甚或多达两千亿个神经元织成的网，有数兆个轴突和树突经由至少五十种化学传导物质交换千兆信息。这个我们赖以观察和感知宇宙万物的器官，绝对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所知的最复杂的物体，远超其他。
但它也是一小块肉。某刻，或许是情人节那天晚些时候，我强迫自己读完了那篇尸检报告。其中包含一段对家父脑部的“微观描述”：
额叶、顶叶、枕叶、颞叶的大脑皮质显现出许多老年斑块，主要为弥漫型，极少数有神经元纤维缠结。在HE染色切片中可轻易检查出雷维氏小体。杏仁核显现出斑块、零散缠结和轻微的神经元损伤。
在九个月前我们于当地报纸刊登的启事中，家母坚持要说父亲是“久病辞世”。她喜欢这个词的正式和含蓄，但也不难听出她在其中的抱怨，她在“久”字上加重的语气。病理学家在家父大脑中鉴定出老年斑，足以——唯有通过验尸——证实这些年来她夜以继日奋力对抗的真相：一如其他数百万美国人，家父患有阿兹海默症。
这是他的病。你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故事。但你只能容我娓娓道来。
阿兹海默症是典型的渐发性疾病。因为就连健康的人也会随年岁增长变得愈发健忘，我们无法准确指出最先受其侵害的记忆。家父的病况尤其令人气结，他不仅郁郁寡欢、沉默寡言、轻微耳聋，还因其他病痛大量服药。长久以来，把他的不知所云归咎于听力受损、健忘归咎于抑郁、幻觉归咎于药物似乎相当合理，而我们也正是这样推论的。
对于家父刚开始衰老的那几年，历历在我脑海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他。事实上，令我多少有点惊愕的是，我本人竟然在自己的记忆里占了那么大的分量，父母只是配角。不过，那些年我住得离家很远。我的信息主要来自母亲对父亲的抱怨，而我对此向来持保留态度，因为我几乎一生都在听她抱怨。
关于我父母的婚姻，可以肯定地说：不怎么美满。他们始终在一起是为了孩子，也因为不觉得离婚会让他们快乐一些。只要家父在工作，他们就能各据一方，分别在家里和公司享受自主，但自他一九八一年满六十六岁退休，两人便开始不舍昼夜地在他们装修舒适的郊区别墅里上演《密室》。当我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短暂探视时，他们俩都会热切地向我控诉对方。
不同于家母一生住院近三十次，家父在退休前健康状况良好。他的双亲和叔伯都活到八九十岁，而他，厄尔·弗兰岑先生，满心期望自己能活到九十岁左右，“好看看世事如何演变”——他常这么说。（李尔王——将他名字的字母顺序颠倒就是父亲的名字——也以类似的说法展望他的晚年：和科迪莉亚一起听听“宫廷的消息”，看看“谁赢谁输，谁入谁出”。）家父除了吃三餐、见见孩子和打桥牌之外没什么嗜好和消遣，但他确实对人间的“叙事”兴趣浓厚。他看的电视新闻多得令人咋舌。他老年的抱负就是尽可能久地跟随国家和他的孩子们的脚步，见证徐徐展开的历史。
这个抱负的被动性，以及他生活的千篇一律，让我愈来愈难见到他的身影。从他智力衰退的头几年当中，我只能准确无误地掘出一个直接记忆：看着逼近九十岁的他挣扎着，直至无法算出餐厅账单上的小费。
幸好家母是写信高手。父亲的被动——我觉得相当遗憾，但并不真的关我的事——令她失望透顶。迟至一九八九年秋——那一季，据她信中说，父亲还在打高尔夫和大修房屋——她的怨言仍十分私密：
跟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一起生活太难了，尤其是你知道自己必定是他不快乐的主因。数十年前当你爸告诉我他不相信世间有所谓的爱情（性是一种“陷阱”），而他生来就不是“快乐”的料时，我就该聪明地觉悟，想要一段令我满意的关系已然无望。但当时我忙碌于我爱的孩子和朋友，我想我就像郝思嘉一样，叫自己“明天再担心那个”。
家母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和父亲之间的战争剧正转向父亲听力受损的主题。母亲坚决认为不戴助听器是不顾他人的行为，父亲则抱怨别人不会体贴地“把话讲大声点”。战争在他终于买了助听器却不肯戴时达到顶峰。于是，家母又针对他的“固执”“自负”和“失败主义”创作出一个道德故事；但事后观之，我们很难不去怀疑，那时他的耳聋就已经在掩盖更严重的毛病了。
一九九〇年元月的一封信包含母亲对这毛病的第一篇书面记录：
上星期有一天，他得跳过早间服药以便接受华盛顿大学“记忆与衰老”研究的动作技能测试。那一晚我被他电动刮胡刀的声音吵醒，看看时钟，才深夜两点半，他竟然就在浴室刮胡子了。
往后几个月，父亲陆续犯了非常多的错误，致使母亲不得不接受其他解释：
他不是过度紧张、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有点智力退化，但最近有不少事情真的令我担心。他总是忘了关车门或车灯，我们隔三岔五就得打电话给汽车协会，请他们派人来给电池充电（现在我在车库贴了标语，似乎有帮助）……我真的不敢想象留他一个人在家待哪怕一小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
随着那一年缓慢流逝，母亲不敢留他单独一人的恐惧，担负了更大的急迫性。她的右膝严重劳损，而且，因为她的腿早年骨折已装过一块钢板，她正面临复杂的手术，以及漫长的复原和复健期。一九九〇年底到一九九一年初，她的信里一再流露苦恼：该不该动手术，如果动了手术，要怎么管好父亲。
假如我住院让他单独在家里过夜我一定会精神崩溃，因为他会让水一直流，时不时忘了熄灭炉火，让家里到处亮着灯……最近我尽可能一再检查大部分的物品，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乱七八糟，而真正最令人难受的是他怨恨我侵扰他——“我的事你别管！！！”他不接受也不了解我只是想帮他的忙，这是最最令我难受的。
那个时候，我刚完成我的第二本小说，于是主动表示愿意去陪父亲，让家母去动手术。为避免伤害他的自尊，我和家母一致同意假装我是为了她过去，而不是他。但奇怪的是，我并非完全在假装。母亲对父亲丧失行为能力的描述固然令人信服，但父亲对母亲大惊小怪唠叨不休的形容同样铿锵有力。我去圣路易斯是因为，对她来说，他的失能千真万确；而一到那里，我就表现得仿佛对我来说，绝非如此。
正如家母所担心，她在医院一住就将近五个礼拜。奇妙的是，虽然我从来没跟父亲单独生活过那么久，以后也不再会有机会，但关于那段与他同住的日子，现在我却几乎想不起哪件具体的事；我脑中有个概略的印象：他有点安静，或许，但其余完全正常。说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情况跟家母先前的描述截然不同。但我也没有为此矛盾困扰的记忆。我有的是一封在圣路易斯期间写给朋友的信，我留了复印件。信中，我提到父亲已经调整药物，目前一切还算不错。
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吗？嗯，某种程度上算。但人的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热切地以片段建构整体。每个人的视觉都有名副其实的盲点，就在视神经连接视网膜之处，但我们的大脑却始终如一地指示一个围绕我们的无缝世界。我们断章取义。我们在花卉图案的椅垫上看到表情丰富的面孔；我们一直在填空。同样地，我想当时我是刻意对父亲的沉默和恍惚视若无睹，坚持把他看作与以前无异的那个康健的老厄尔·弗兰岑。我仍需要他在我关于自己的故事里扮演角色。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到一天上午我和父亲去看圣路易斯交响乐团的彩排，那是母亲交代我们一定要去的，不然她的免费票就浪费了。在上半场结束，即非常年轻的美岛绿搞定《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父亲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那是种令人掬一把同情泪的老人的激动。“好啦，”他说，“我们走。”我不至于蠢到要他坐下听完即将响起的查尔斯·艾夫斯的交响曲，但我实在厌恶他这般俗不可耐——那是我当时的看法。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对美岛绿和西贝柳斯有句评语。“我听不懂那种音乐，”他说，“他们是在干什么——背谱吗？”
不久，还是那年春季，父亲被诊断出前列腺长了颗小小的、缓慢生长的恶性肿瘤。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费心治疗，但他坚持要做放射疗程。父亲多少明白自己的心智状态，愈来愈怕他哪里出了大毛病：怕他终究活不到九十岁。膝盖在术后六个月仍内出血的家母，认定父亲是疑心病作祟，对他已失去耐心。一九九一年九月，她这样写道：
你爸展开了他的放射疗程，让我松了口气，这强迫他每天都得离开家〔她在这里画了张笑脸〕——好大的附加利益。他现在太神经质、太焦虑、太抑郁了，我知道他得做一些决定了。事实上，他现在一天到晚干坐着（满足于无所事事），有太多时间担心他自己了——他需要转移注意力！……我愈来愈觉得，人所能拥有的最优秀的特质是（一）积极的态度和（二）幽默感——但愿你爸有。
接下来几个月，情况相对乐观。肿瘤被消灭了，母亲的膝盖终于有所改善，而她开朗的天性也回到了她的信上。她写到父亲在一场桥牌赛中勇夺第一：“带着清楚的头脑，采用较积极的比赛策略，他表现得出奇的好，而这大概是唯一讨他喜欢（和让他保持清醒！）的事。”但父亲对自己健康状况的焦虑并未减轻；他经常胃痛，而他相信那是癌症所致。渐渐地，母亲向我讲述的故事的意涵，从私人和道德层面转向精神病学层面。“过去六个月我们失去了很多朋友，这教人心烦意乱——我相信这是你爸神经质和抑郁的部分成因……”她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写道。信上还说：
你爸的内科医生罗斯先生差不多证实了长久以来我对你爸胃部不适的想法（他排除了所有临床的可能性）。你爸（一）极为神经质，（二）极为忧郁，我希望罗斯医生给他开抗抑郁的药物。我就知道一定有办法改善……过去一年我们生命中发生了好多令人心烦和沮丧的事，我也非常难过，但你爸的心理状况正伤害到他的生理健康，如果他不去做咨询（魏斯医生如此建议），或许他现在可以接受药物或无论什么抗神经质和抑郁的东西。
那一阵子，“神经质和抑郁”是她信里的固定班底。一开始百忧解似乎能提振家父的精神，但效用短暂。最后，一九九二年七月，出乎我的意料，他答应去看精神科医生。
家父对精神病学一直抱持高度怀疑。他认为精神病治疗侵犯隐私，心理健康是自律的问题，家母愈来愈意有所指地建议他“找人说说话”更是冒犯之举——像频频投掷小手榴弹，责备他们不幸福的婚姻。他愿意踏进精神科医生的诊间，多少反映出他的绝望。
十月，我在前往意大利途中先停留圣路易斯，问他医生看得怎么样。他双手一摊，表示绝望。“他真的很有本事，”他说，“但恐怕他已经把我除名了。”
竟有人敢把我父亲除名？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从意大利寄了长达三页的信给医生请他再考虑，但就在我写信的时候，家里的屋顶开始塌陷。“我真的很不想告诉你，”母亲在传真到意大利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爸倒退得很严重。泌尿科医生为他的泌尿问题开的药加上抗抑郁和神经质的药又让他晕头转向，那些幻觉什么的很恐怖。”有个周末他们在印第安纳我叔叔厄夫家住，离开熟悉环境的父亲发了一整晚的神经，致使叔叔朝着他的脸大吼：“厄尔，我的天啊，我是你弟弟厄夫呀，我们以前睡同一张床呀！”回到圣路易斯，父亲开始对退休的普莱波太太大呼小叫，母亲雇她一星期来照顾父亲两个上午，好让自己出门办点事。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人照顾，假如的确需要，他不明白为什么做这件事的会是陌生人而不是他的妻子。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昏族”，白天在瞌睡中度过，凌晨暴跳如雷。
接下来是一次伤感的假日探访，我和妻子终于介入，帮家母联系上一名老年社工，母亲则拜托我们白天把父亲弄到筋疲力竭，好让他一觉睡到天亮，不要半夜起来发神经，结果，父亲不是面无表情地坐在壁炉边，就是滔滔不绝地讲他童年的悲惨境遇，母亲则为社工过高的索费发愁。但在我印象里，即便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过“痴呆”这个词。在母亲写给我的所有信件中，“阿兹海默”总共出现过一次，说的是我十几岁时曾为之效劳的一位德国老妪。
我还记得十五年前“阿兹海默症”一词最早广为流传时，我的怀疑和恼怒。在我看来它是人类经验医学化的另一个例证，不断扩张的“被害心理”术语表上的最新词条。对于家母透露的老雇主的消息，我这样回复：“你形容的听起来跟之前的老艾莉卡没啥两样，只是更糟一些，得阿兹海默症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吧？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忧心：究竟有多少普通精神疾病为了赶时髦而被误诊为阿兹海默症。”
从我目前的后见之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忧心，当年三十岁的我究竟有多自以为是——我明白了当时我不愿父亲冠上“阿兹海默症”的帽子，是在避免独一无二的厄尔·弗兰岑因一种叫得出名字的疾病而落得平凡。疾病都有症状，而症状无不指向我们人人一致的器官组成。它们表明大脑就是肉。而在我理应承认，没错，大脑是块肉的时候，我却似乎维护着我的盲点，擅自插入凸显自我灵魂的故事。把备受折磨的父亲看成器官症状的组合，也会诱使我以描述症状的用语来理解健康的厄尔·弗兰岑（和健康的我）——把我们可爱的性格贬低为有限的神经化学协同作用。有谁喜欢这样的人生故事呢？
即便现在，我在搜集阿兹海默症的实情时仍然心神不宁。例如，拜读大卫·申克的《遗忘：阿兹海默症，一种流行病的写照》时，我不禁想起当父亲在家附近迷路，或如厕后忘记冲水，他展现的症状和其他数百万受苦的人一模一样。有这么多同伴或许是种安慰，但我很难过地看到，“个人意义”从父亲的若干错误中逐渐枯竭，比如他把家母和她的母亲搞混了——这在当时让我大感惊异而又费解，我也从中得出了各种有关他们俩婚姻的重要的新见解。我那种私我观念，原来都是虚妄。
打从人类有了记录老年痴呆的方法以来，它就一直与我们如影随形。当人类平均寿命仍然很短、老年相对稀有的时候，“老态龙钟”被视为老化过程自然的副产品——或许是大脑动脉硬化的结果。一九〇一年，年轻的德国神经病理学家阿洛斯·阿兹海默相信，他在名叫奥古斯特·D的五十一岁妇女身上看到了全新的精神疾病变种，她饱受异常情绪波动和严重失忆之苦，在阿兹海默为她做初步检查时，她对他的问题给出了启人疑窦的答案：
“你叫什么名字？”
“奥古斯特。”
“贵姓？”
“奥古斯特。”
“你先生的名字是？”
“我想是奥古斯特吧。”
四年后奥古斯特·D在一家公共机构过世，阿兹海默运用了显微镜学和组织染色的最新发展，从她的脑部组织抹片中看出惊人的双重病理：无数看似黏稠的“斑块”堆，以及无数被神经元纤维“缠结”吞没的神经元。阿兹海默的发现让他的赞助人埃米尔·克雷佩林深感兴趣。他是当时德国神经病理学的泰斗，正与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展开一场如火如荼的科学之战。对克雷佩林来说，阿兹海默的斑块和缠结，能为他“精神疾病本质上为生理疾病”的论点提供极佳的临床上的支持。他在著作《精神病理学手册》中，将奥古斯特·D的病症称作阿兹海默症。
在阿洛斯·阿兹海默为奥古斯特·D验尸后的六十年，即使疾病防治的种种突破已将发达国家民众的寿命提高了十五年，阿兹海默症仍被视为如亨廷顿氏舞蹈症一般的罕见疾病。大卫·申克陈述了美国神经病理学家梅塔·瑙曼的事迹，后者在五十年代初期检验了二百一十位老年痴呆受害者的大脑，结果只在极少数人脑中发现了动脉硬化，而大部分都有斑块和缠结。这是阿兹海默症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普遍的铁证，但瑙曼的研究似乎没能说服任何人。“他们觉得梅塔在胡说八道……”她的丈夫回忆道。
科学界就是还没准备好接受老年痴呆可能不只是自然的老化过程。五十年代初，尚未出现具自我意识的“老年人”群体，“阳光带”的退休小区尚未爆炸性扩张，没有美国退休协会，廉价餐厅也没有“早鸟优惠”，而当时的科学思维反映了这些社会现实。直到七十年代，重新诠释老年痴呆的条件才趋成熟。那时，诚如申克所说：“太多人活了太久，使衰老感觉起来不再那么稀松平常或可被接受。”国会在一九七四年通过了《老年人行为研究》法案，并成立国家老年研究中心，且迅速募得资金。到了八十年代末，在我对此临床用语和突然无所不在的状况厌烦透顶时，阿兹海默症的社会及医学地位已和心脏病或癌症一样高——也有可为此提供证明的研究资金水平。
阿兹海默症在七十及八十年代不单发生了诊断上的范式转换。新病例也确实急遽增加。随着死于心脏病或感染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活到精神错乱。在养护中心，阿兹海默症患者活得远比其他病患久，代价是每年每名病患至少花费四万美元；而在被公共机构收容之前，他们对费心照顾他们的家人生活的干扰也与日俱增。目前美国已经有五百万人罹患这种疾病，至二〇五〇年，数目可能增至一千五百万。
由于慢性病非常有利可图，各大药商正掀起一股投资阿兹海默症专利研究的热潮，就连拿公共补助的科学家也暗地申请专利。但因为这种疾病的科学仍混沌未明（运作中的大脑不比地球中心或宇宙边缘容易接近多少），没有人能确信哪些研究方法可带来有效的治疗。总的来说，该领域的感觉似乎是：如果你不到五十岁，你应可指望在你需要时能获得有效的对付阿兹海默症的药物。但话说回来，二十年前，许多癌症研究人员也预言二十年内会有良方。
离五十岁还有一大段距离的大卫·申克，在《遗忘》里提出“老年痴呆的治疗或许并不完全是福”的论点。比方说，他指出阿兹海默症有一个显著的特性是：“受害者”的痛苦程度常会随着病情发展而减轻。照护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工作之所以一再反复得让人累垮，正是因为患者本人失去了感受事情重复的大脑装备。申克引述了患者的话，有人说他们“忘了有趣的事”，也有人表示活在永恒的、不会过去的“现在”，他们的感官愉悦更胜以往。如果你的短期记忆毁损，当你弯腰去闻玫瑰花香时，你便不会记得你一整个早上都在弯腰闻同一株玫瑰了。
诚如精神病学家贝瑞·莱斯伯格二十年前率先观察到的，阿兹海默症病患的衰退正好与孩童的神经发育相反。孩童最早发展的能力——抬头（一至三个月）、笑（二至四个月）、不需辅助坐起（六至十个月）——正是阿兹海默症患者最后失去的能力。发育期孩童的脑部发展是通过一种叫作“髓鞘形成”的过程强化的：各神经元之间的轴突联结，借由髓磷脂的鞘化作用而渐趋稳固。显而易见，既然孩童脑部最后成熟的区域是髓鞘化最弱的，它们也是最容易受阿兹海默症侵犯的区域。负责将短期记忆处理成长期记忆的“海马体”髓鞘化得非常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三四岁之前无法形成永久记忆，也是阿兹海默症的斑块和缠结会最先出现在海马体的原因。因此，幽灵般的中期患者就算不记得眼前发生的事，仍然会自己走路和吃饭。“心里的孩子”不再关在心里了。套用神经学的说法，我们正望着一个一岁小孩。
阿兹海默症患者会稚气地不负责任和单纯地聚焦于现在，虽然申克勇敢地试图乐观看待这点，我却耿耿于怀，因为变回婴儿是家父最不想发生的事。他口中在北明尼苏达度过的童年十分可怕（相当符合抑郁症患者的回忆）：凶恶的父亲、不公平的母亲、做不完的家务杂事、穷乡僻壤的贫困、家人的背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退休后不止一次告诉我，他这一生最大的乐事是长大后去工作，与其他重视他能力的男人为伍。父亲极重隐私，对他来说，隐私的言外之意就是不让外人看到一个人可耻的内心世界。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病比阿兹海默症更糟呢？病发之初，它切断了他的人际联系，使他再次陷入最深刻的压抑的孤独。病情继续发展，它又夺走了他成年的保护罩、把童年深藏心底的工具。我宁愿他是心脏病发作。
不过，申克对于阿兹海默症光明面的论述或许不怎么稳固，他的核心主张却难以驳斥：衰老不仅是意义的消除，更是意义的根源。对家母来说，阿兹海默症患者各种能力的丧失既放大也反转了她婚姻里存在已久的模式。父亲总是不肯对她敞开心扉，而现在，渐渐地，他无法敞开了。在家母眼中，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厄尔·弗兰岑，那个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打瞌睡、听不到别人讲话的厄尔·弗兰岑。而她自己倒成了那个缓慢而稳定地失去自我的人，与一个把她误认成她的母亲、将他所知的她的一切抹消殆尽、终而不再唤她的名字的男人共同生活。他，尽管向来坚持当婚姻里的老大、决策者、天真妻子的成年保护者，现在却不由得像个孩子了。现在，乱使性子的人换成他，不再是母亲了。现在，她像以前载我们三兄弟那样载他到城里各处。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她当家做主了。因此，虽然家父“久病”让她倍觉压力与失望，这也是一个机会：她逐渐取得她从不被允许拥有的自主权，算是了结夙愿。
至于我，一旦接受了灾难波及的范围，阿兹海默症的旷日经久便迫使我和母亲更加密切地来往，而这出乎意料的愉快。我也得以明白——否则我或许永远不会明白——我可以放心地依靠我的兄长，他们也可以依靠我。而奇妙的是，虽然我一直非常珍视我的智慧、明理和自觉，我却发现，亲眼目睹父亲失去这三者，竟让我没那么担心自己失去它们了。总的来说，我变得勇敢了一些。一扇不好的门开了，而我发现自己可以走过去。
我说的这扇门位于圣路易斯巴恩斯医院的四楼。在我和妻子协助母亲与社工联络上，返回东岸大概六个星期后，我大哥和父亲的医生说服父亲去这家医院做检查。医院的想法是先让他将血液中的所有药物排干净，看看我们真正该对付的是什么。母亲帮他办好住院手续，花了整个下午让他在病房安顿下来。母亲离开去吃晚餐时，他还是那副魂不守舍的老样子，但那晚她一回到家，就开始接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首先是父亲，命令她过来把他弄出“这家旅馆”，接着是护士，说他变成凶神恶煞。隔天早上母亲回到医院时，发现他整个魂都飞走了——胡言乱语、完全晕头转向。
一个星期后我飞回圣路易斯，母亲来机场接我，直奔医院。当她和护士说话时，我来到父亲的病房，看到他人在床上，毫无睡意。我打了招呼。他发狂似的比了“嘘”的手势，要我去他枕边。我弯下身子，他用嘶哑的耳语要我降低音量，因为“他们在听”。我问“他们”是谁。他不肯告诉我，但他的眼珠害怕地滚动，扫视房间，仿佛他才刚看见“他们”到处都是，因而对“他们”的消失感到困惑。当家母出现在门口，他更小声地向我透露：“我想他们收买了你妈。”
我对接下来那个星期的记忆大多模糊不清，历历在目的只有一两个改变人生的场景。我每天都去医院，尽可能多坐在他旁边陪他，直到受不了为止。他口中没有哪两个句子是串得起来的。事后回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记忆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它由一抹梦幻的室内微光点亮，背景是一间病房，朝向和狭小的格局有别于记忆里其他病房；我的记忆通常都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标记，但这段没有。我不确定它是否源自我去医院探望父亲的第一个星期。神经学家们说，所有记忆实为记忆的记忆，但通常感觉起来不像。这段倒是很像这么回事。我记得自己记得这些：父亲在床上，母亲坐在一旁，我则站在门边。我们正在进行一段痛苦的家庭对话，可能是关于父亲出院后要搬去哪里。几乎完全跟不上的父亲，非常痛恨那段对话，最后他仿佛受够我们胡说八道似的大叫，还激动地加强了语气：“我一直很爱你妈。一直很爱。”母亲听了掩面啜泣。
这是我唯一一次亲耳听到父亲说他爱她。我相信这段记忆是真实的，因为那个场景即便在当时对我都非常重要，后来我又把它描述给妻子和哥哥们听，并并入我对自己诉说的父母的故事之中。后来，当母亲一口咬定父亲从来没说过他爱她，一次也没有，我问她记不记得医院里的那次。我重复他讲的话，她摇摇头，不确定。“或许吧，”她说，“或许有。但我不记得了。”
我们三兄弟每隔一两个月轮流去圣路易斯一次。父亲从来没有认不得我，总是一副高兴见到我的样子。他在养护中心的生活显然是无止境的噩梦，充斥着他臆造的往事，以及那些残障和脑受损的同居病友；他的护士不太像这梦里的演员，而更像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不同于许多住院的女性一会儿哭得像婴儿、一会儿有人喂她们冰激凌时又高兴得神采飞扬，我从未见过父亲哭泣，而他吃冰激凌时愉快的神情也始终像个大人。他会一边煞有介事地跟我点头，给我耐人寻味的笑，一边向我吐露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对此我只能点点头，假装会意。他最固定、最接近连贯的话题是他希望离开“这家旅馆”，还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不能住在一套小公寓里让家母照顾。
同年感恩节，我和家母及妻子带他离开养护中心，开我的沃尔沃旅行车载他和一部轮椅回家。他已经十个月没回家了。如果家母期待他露出令人满足的喜悦之情，那她一定很失望；场所的变化不再能打动家父，一如无法打动一岁小孩。我们坐在壁炉旁，并且，出于有欠考虑的恶习，给一个或许对其他一切一无所知却深知自己是多么令人伤感的摄影主题而一脸不悦的男人拍了照片。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糟糕透顶：父亲歪坐在轮椅上，宛如松绳的木偶，直眉瞪眼，嘴角下垂，在闪光灯下一片模糊的眼镜几乎要从鼻子上掉落；母亲的脸像一张面具，显现控制得宜的绝望；妻子和我露出紧张而怪异的笑，伸手触摸父亲。晚餐时母亲铺了条浴巾在父亲身上，把他的火鸡切成小块。她一直问他在家里吃感恩节晚餐开不开心。他沉默以对，移开视线，有时微微耸耸肩。哥哥们来电祝他佳节愉快；这时，出人意料地，他露出微笑，发出诚恳的声音，能够回答简单的问题，还谢谢他们打电话来。
这一晚算是典型的阿兹海默症之夜。因为孩童很早就学会了社交礼仪，阿兹海默症患者在记忆损毁后很久，仍保有表现礼貌和含糊说出亲切词语的能力。父亲能（勉强）应付哥哥们的节日贺电并不足为奇。但想想接下来，晚餐后，在养护中心外面发生的事情。当妻子跑进去拿老人椅时，父亲坐在我身边，打量着他即将再次进入的机构的门。“与其非得回来，”他用清楚、有力的声音告诉我，“不如不要离开。”这不是语意含糊的句子；它完全符合眼前的情况，强烈暗示他察觉到更大的困境，也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他在请求免去自己被重新拖向意识和记忆的痛苦。当然，感恩节隔天早上，以及其余我们探访的日子，他就跟之前一样疯癫，话语是胡乱拼凑的音节，身体像躁动不安的连枷。
在大卫·申克心目中，阿兹海默症提供的最重要的“意义之窗”在于它减缓了死亡的速度。申克将阿兹海默症比作棱柱体，将死亡折射成一道各部分原本紧密结合的光谱——自主权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死、肉体之死，他同意对阿兹海默症最常见的形容：它特有的悲伤与战栗，源于受害者的“自我”在肉体死亡之前很早就已凋敝。
这在我看来大部分正确。在家父心跳停止之前，我已为他哀悼多年。然而，在我思考他的故事时，我不禁怀疑那种种死亡能否真的被那样分割，对于自我这把交椅，记忆和意识究竟有无这么稳固的所有权。在他丧失所谓的“自我”两年后，我仍无法停止寻找意义，也一直在寻得意义。
他显然十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令我吃惊。我不由得相信，当他在养护中心外勉力振作，向我提出那个请求时，他是在运用身体某种残余的自律，某种保存于意识和记忆之下的精神力。我也不得不相信，他隔天早上的崩溃，一如住院第一晚的崩溃，是彻底弃绝那股意志力所致，是放手，是在面对难以忍受的情绪时，欣然接受了疯狂。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他衰退的起点（意识完整、精神健全）和终点（遗忘与死亡），但他的大脑绝非一部不可阻挡地渐趋发狂的计算装置。尽管阿兹海默症的退化过程理应呈现这样稳定的向下趋势：
我看父亲的衰退却像这样：
我怀疑，他勉力支撑自己的时间要长过他似乎有可供支撑的必要神经元的时间。然后他崩溃、衰老得比他的病状理应导致的还要厉害，而他选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处于低潮。他想要的（早年是回避，晚年是放手）是他之所以为他所必需。而我想要的（父亲的脑不是关于肉的故事），则是我选择记住和重述的内容所必需。
我讲出口的故事之一——为了饶恕自己对他的病况长久浑然未觉——是他下定决心隐瞒病情，并且在出奇长久的一段时间里，以坚强的性格达成所愿。我母亲以往也曾发誓事实就是如此。他骗不了与他共同生活的女人，无论他怎么欺侮她，但只要有儿子在镇上，或家里有客人在，他就会好端端的。我在母亲手术期间与他同住时的谜，真正的解答或许不是我糊涂，而是他发挥了强韧的意志力。
在那个糟透了的感恩节过后，当我们知道他再也不会回家，我便协助母亲整理他的书桌。（那就像你整理小孩或死者的书桌一样自由。）我们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他为了对抗遗忘而在暗地里做了小小的努力的证据。那是一扎纸，他在上面写了孩子们的地址，每张写一个，同样的地址写了好几张。他还在另一张纸上写了他长子和次子的生日——“鲍伯：1-13-48”和“汤姆：10-15-50”——然后，在试着回想我的（1959年8月17日）时，他用橡皮擦擦过月和日，再依据我两个哥哥的日期做了猜测：“乔：10-13-49”。
再想想我相信是他跟我说的最后几句话。那发生在他过世三个月前。那几天，我每日探访养护中心尽九十分钟的孝心，听他喃喃抱怨母亲、温和地臆测他坚称在毛衣袖子和长裤膝盖处看到的小东西。他跟我前一天早上顺道来访时无异，我把他推回房间、告诉他我要出城了的时候，他看上去也没什么不一样。但随后他把脸抬起来看着我——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声音清楚而有力地说：“谢谢你来。很感激你花时间来看我。”
表示礼貌的固定用语？他原始自我的一扇窗？要相信哪种说法呢？我似乎没什么选择。
由于长期仰赖母亲的信件来重现父亲的崩溃，从一九九二年她开始跟我在电话里长谈、只写短笺而不再写信之后，我便觉得笼罩在无从考证的阴影中。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将书写形容为“记忆的拐杖”，在我看来完全正确：没有那些信，我就没办法把父亲的故事说清楚。不过，柏拉图在文中哀悼口述传统的式微和书写造成的记忆萎缩，处于书面文字时代另一端的我，却对纸张上文字的强健与可靠印象深刻。母亲的信件比我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偏颇记忆真实、完整；在我心目中，写下“他需要转移注意力！”那句话的她，比在数小时录像带或好几沓照片里的她有活力多了。
不让记忆磨灭、用永恒的文字记下故事的意志，在我看来跟“人类不只是生物”的信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知道，现今文化之所以难抵唯物主义的魅力——我们愈发愿意将心理学视为化学、个性视为遗传学、行为视为人类演化过程中危急关头的产物——是否真的与后现代口述的再起和书写的衰落——打不完的电话、转瞬即逝的电子邮件、对闪烁不定的电视坚定不移的热爱——没有密切关系。
我有没有提到我父亲也写信的事？他通常打字，以“抱歉拼错很多单词”作开场白，信比母亲的少很多。最后几封之一写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每年这个时节都让我觉得难熬。那些送礼的事情令我不安，我是很想买礼物送人的，却缺乏买对东西的想象力。我担心买到尺寸不合、颜色不对或不被需要的东西，害人家得拿去退换。我喜欢买工具，但有次我送鲍伯一把平衡感挺不错的小榔头，他却指出这类东西的一个问题。他说，这已经是第二或第三把榔头了，再也不需要了，谢谢你。给你妈的礼物也很麻烦。她是那么多愁善感，如果没送好礼物，我会觉得受伤，但她可以自由使用我的活存户头。我曾叫她买点东西给自己，钱我出，这样圣诞过后她就可以说“瞧我老公送了我什么！”，不会输给谁了。但她不愿参与这种诡计。所以这一整季我都很难过。
一九八九年，由于专注力随着他越来越“神经质和抑郁”而衰退，父亲全然停止写信。因此，当我和家母在他留了那些地址和生日的抽屉里发现一封日期写着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而未寄出的信时，我们好不讶异，因为那日期迟得超乎想象，离他最后的崩溃仅几个星期。信放在信封里，收件人是我的侄子尼克，当时六岁的他才刚开始自己写信。或许父亲是羞于寄出一封他自知条理不清的信；更可能的是，考虑到他海马体的健康状况，他纯粹是忘记了。对我来说，那封信已成为无形英勇意志力的象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很小，且每一行都向下倾斜：
亲爱的尼克：
我们两天前收到你的信，很高兴看到你在学校表现良好，特别是数学。会写作很重要，因为交流思想的能力，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善加利用另一个国家的思想。
跟你最亲近的亲人大都是好作家，这让我如释重负。我应该把写作学好一点的，但我们太容易说，让妈妈来吧。
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不容易读，但我的腿部神经有问题，手也会抖。看我已经写下的内容，我想你大概难以理解，但如果有那么一丝运气的话，我会跟你保持联系。
这里的天气已经变了，从又湿又冷变得干燥，天空蔚蓝。我希望能这样下去。好成绩也要保持下去。
爱你的爷爷
P．S．谢谢你的礼物。
父亲的心肺都非常强健，而当家母正打起精神准备再应付最后两三年时，一九九五年四月某天，他突然停止进食。或许是因为吞咽困难，也或许，凭借着硕果仅存的意志，他决意让他不想要的第二童年落幕。
当我飞抵镇上时，触诊法测出他的血压只剩七十。这一次，母亲又来机场接我直奔养护中心。我看到他侧身蜷在一张薄被单里，呼吸很浅，眼睛半闭着。他的肌肉消瘦了，但他的脸光滑而平静，几乎没有皱纹，他的手，完全没变，比起身体其他部分大得离奇。我们没办法确定他是否认得我的声音，但我人到没几分钟，他的血压便升至120/90。当时我便担心，甚至此刻仍在担心，对他来说，我的出现是不是让事情变得更艰难：他已经来到准备就死的时刻，偏又耻于在儿子面前做出这么私密或令人失望的举动。
母亲和我进入“看”和“等”的节律，一个人睡，另一人在旁守护。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向死亡前进；但当他打哈欠时，那就是他的哈欠。而他的身体，虽如槁木，也仍散发属于他的光彩。就算他的自我存活的部分愈来愈小，愈来愈破碎，我仍坚持把他看成一个整体。我仍深爱着，确切而与众不同地爱着，在床上打哈欠的那个男人。我怎能不出于那份爱而来重组那个男人的故事——那个当我试图拿湿棉棒帮他清理口腔时，仍能凭借完好的意志力别开头去的男人？我在走进自己的坟墓时亦将坚持认为，家父是下定决心求死，并尽其所能地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死去。
至于我们，则下定决心不让他孤单地离世。或许这大错特错，或许他一心期盼被抛下一个人。尽管如此，我待在镇上的第六晚，当他躺着，呼吸着，释放他的大哈欠，我还是在一旁熬夜，从头到尾读完了一整本轻小说。一位护士过来听了听他的肺部，告诉我他一定从没抽过烟。她建议我回家睡觉，她会从楼下派一名特护上来看他。显然，这个养护中心有一位常驻的死亡天使，拥有特殊天赋，能在亲人晚上离开后说服濒死者，闭眼吧，没有关系。我拒绝那个护士的提议，自己来完成这项服务。我弯腰凑近父亲，他身上散发淡淡的醋酸味，除此之外干净而温暖。我先表明身份，然后告诉他，不论他现在需要做什么，我都可以接受，他大可放手去做他需要做的事。
那天傍晚，外头刮起圣路易斯初夏的大风。我在炒蛋时接到母亲从养护中心打来的电话，要我赶快过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但我把炒蛋配一些吐司吃完才动身，而到了养护中心的停车场，我坐在车里，打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当季正红的那首蓝调旅者乐队的歌。没有哪首歌曾让我如此快乐。养护中心周围高大的白橡树随风摇曳，愈见灰白。我觉得自己快乐得要飞起来了。
而他还是没有死去。暴风雨在那天晚上席卷养护中心，扑倒一切，只剩急诊室的照明，母亲和我只得坐在黑暗中。我不喜欢回想当时我有多不耐烦地等待父亲停止呼吸，心里有多希望摆脱他。我不喜欢想象他躺在那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他的挣扎在他脑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朦胧抑或鲜明的知觉或情感形式。但我也不愿相信，那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快十点时，灯才刚复亮，我和母亲正在他房间门口跟一个护士商谈，这时我注意到他有意把手伸向他的喉咙。我说：“我觉得有事发生。”那是临终喘息：在心脏停止跳动后，他的下巴抬起来，以便把空气吸进肺里。他似乎缓缓、深深地点头以示肯定。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在我们吻别了他、签了脑部尸检的同意书、开车穿过水淹的街道之后，家母在我们的厨房坐下，不寻常地接过我拿给她的纯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现在我明白了，”她说，“当你死了，你就是真的死了。”这是真的。然而，以阿兹海默症的慢动作模式，家父此刻并没有比两小时、两星期甚或两个月前死得更彻底。我们只是失去了最后一个部件，我们得以构造完整生命的部件之一。关于他，不再会有新的记忆。现在我们只能诉说，那些我们已经说过的故事。
二〇〇一年
- 黛安娜·基顿（1946－），美国电影演员、导演和制作人，曾在电影《寻找古德巴先生》（Looking for Mr．Goodbar）中扮演女主角。
- 法国存在主义剧作家让－保罗·萨特创作的剧本，描写三个甫死之人被关在地狱的密室里，只能通过别人的目光来界定自己。地狱里虽无刑具，但三人的相处就足以折磨彼此。
- 作者父亲的名字为Earl（厄尔），李尔王为Lear。
- 一种家族显性遗传型神经退化疾病，因其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四肢不自主晃动，故被称为“舞蹈症”。
- 泛指美国南部气候温暖、冬季较短且温和的各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