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末世”感,到《好了歌》

从“末世”感,到《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这一首著名的《好了歌》,几百年来引起了人们无数的议论。平心而论,单这四段唱词,倒也并无什么太深奥的内涵,它只是表示了一种人生无常,不必过于追求身外的功名富贵这种古人常有的思想罢了。但引人注意的是这首歌却特别反复采用了“好了”“好了”的表现形式,很显然,它是要以此引起甄士隐对此的发问,从而让跛足道人说出一段特别引人深思的答话来:

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

看来,《好了歌》的意义,不在它对那些世人贪欲的讥笑,而在道人对它的解释:“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要知端的,还得从头说起。

中国封建社会自明中叶以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的阶段,在几千年封建经济的母体内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其影响之下,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状态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当时的各种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都在起着明显的变化,加上政治的黑暗,封建统治机构的空前腐败,这种种一切作用在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异样感觉,他们感到整个世界都要变了,在有些人的感官里还情不自禁地升起了一种无名的恐惧。

明中叶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大官僚的王阳明,早就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感到当时的形势是“上下汹汹,如驾漏船于风涛颠沛之中,惟惧复溺之不暇……”(《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在《水灾自劾疏》中又说到他自己好像“盲夫驾败舟于颠风巨海中”。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并非缘于一时一事,而是来自于整个现实,待至明清之际,哲学家们如王夫之、黄宗羲等所发出的“天崩地解”之类的惊呼,也不是由于历来就有的一家一姓的改朝换代感染所致。

除了像上面这些人发表过自己的特有感受之外,我们发现,从明末清初以来,更多的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给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叫作“末世”。明末通俗话本小说的作者冯梦龙《古今小说》中《吴保安弃家赎友》一篇的卷首词后说:“这篇词,名为《结交行》,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明遗民毛先舒在《与洪升书》中也说:“末世风气险薄,笔舌专取刻挺自快,且借之为名高。吁,可怪也。”同时代的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也称“末世之习,攻浮文以资进取,未尝知圣贤之书……”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唐甄于《潜书》上篇《得师》中也慨叹说:“末世学者不纯,中无真得,好为大言,自信以为臬夔……”在同上书中还有多处提到“末世”之种种弊患。到了清初,离曹雪芹很近的剧作家孔尚任在他的《桃花扇小引》中更说,他创作《桃花扇》,是为了使人们“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曹雪芹正是在这样对“末世”的一片慨叹声中进行了《红楼梦》的创作的。“末世”之感,在他的意识中也特别强烈,在作品的前五回之中,就三次提到“末世”。第二回介绍贾雨村身世,讥讽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在第五回的“判词”中,就王熙凤“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说贾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很明显,在曹雪芹心目中要写的乃是生于“末世”中的“末世人物”。脂砚斋在批语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末世”,并反复指实说:“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均见“甲戌本”第二回夹批)。

这种从明末直到清中叶的一片“末世”之慨叹声,就更足以说明它不是对某一王朝改朝换代的惋惜,而是对整个封建制度濒临灭亡的悲叹,这是一种来自封建历史长河深处的悲叹,它的历史愈长远,这种悲叹就愈深沉。

然而,尽管“末世”之兆的出现在人们心目中已至少持续了百余年,可绝大多数人对它都是抱着一种惊惧、感叹、痛惜的态度,对它抱有一种明确、积极肯定态度的人,有案可查者,看来就只有一个曹雪芹。因为所谓“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是明确肯定了“了”:只有“了”才“好”。既然这个“了”与“好”的原则适用于“世上万般”事物,当然也就适用于“末世”。因此在曹雪芹的意识里,“末世”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叹、可惜,而且他还希望这个“末世”早日“了”之方“好”。这种思想实际上包含有推陈出新的进步因素在内的,当然作者并未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由此也可看出,曹雪芹对待“末世”的态度,决不会是一个“补天”派,而只能是一个“拆天”派。

曹雪芹的这样一种“好”“了”观,其思想高度,是其他所有承认“末世”现实的人所远远不可比拟的。在这里,我们无暇去具体论说他们之间的差异,须要特别指出的是,曹雪芹的这种思想,对整部《红楼梦》写出一个“树倒猢狲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对现实否定得如此彻底,使之成为一部违拗大多数人的传统心理的伟大悲剧,都是和他的“好”“了”观分不开的。

开卷一曲“好”“了”歌,自从甄士隐对它作了一番注解之后,好像也随着他“飘飘而去”,音响全无了,其实它的精神和思想却是弥漫全书,贯穿始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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