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志玛
阿佳志玛
1951年3月，十八军军直单位进驻西康甘孜城，做进藏的最后准备。说是甘孜城，却没有城池，不过是红墙金顶巍峨壮观的喇嘛庙脚下一片泥色低矮的平顶房而已，杂乱地分布于山坡之上。入口处横过一条清溪，堤岸上长有许多古柳。民居的格局大多为两层楼，楼下为畜栏，一根独木梯通向楼上居室。毗连的平顶楼可以通向四面八方。
我们文工团驻在喇嘛庙下的一条横巷里，作为美术分队的“自由兵”，我可以背着画夹在甘孜城内到处转，观察搜寻描画对象，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有一天，我转进一户藏族少妇家。她家相对干净整齐，有汉式八仙桌、木床等摆设。主人大着肚子，看样子快要生小孩了。地上还跑着个小男孩，挺可爱的。我为孩子画了几张速写之后，便同主人搭起话来。想不到她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惊讶之余，我不由得冒出许多疑问。经了解得知，少妇乃国民党起义部队中一位排长的家属，名叫志玛。男人是汉族，四川人，数月前到成都集训学习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孩子。
也许她男人起义当了解放军，又和我是老乡的缘故吧，她待我特别亲善友好，让我叫她“阿佳(阿佳：藏语姐姐)志玛”。当然，她还是称我“金珠玛米”的。
驻甘孜城期间我们每日除背背包快步行军，锻炼高原适应能力外，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柴、扛粮食物资，进行各种劳动。后来军队从青海买回来一千多匹马，分到下属各单位，我们又增加了养马的任务。高原春迟，三月尚在飞雪，哪来青草喂马，于是就到附近草地上去打草坯，再到冰凉的河水里洗去泥沙，用草根喂马。因为马多，对草根的需求量大，打草坯的劳动强度也不断增强。我曾为挖马草数次蹚过尚未化冰的雅砻江。尽管这样，我仍有时间经常跑到阿佳志玛家去闲聊，逗她的儿子。而她呢，总以爱怜的目光盯着我在劳动中弄伤的手脚，咝咝抽气。
有一回正碰上她在洗头，洗去满脸黑乎乎锅巴似的“护肤品”后，露出红红白白的本来面目。我啧啧称赞说：“阿佳啦，你好漂亮哟！”她不无得意地回答：“我的家乡德格，是个出美人的地方。德格美女有名得很啰！”
“那，咋会嫁到甘孜来呢？”
“是他拿七十块大洋从头人那里把我买来的嘛。”
“那么，他待你好吗？”在我的观念中，买卖婚姻没个好的。
阿佳志玛却连声说：“好，好呀！”边说边把湿长的头发挽到头顶上，进屋从供奉的神像下拿出一封信给我看，“看嘛，这是他才写来的。”
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但还通顺。大意是说他在成都学习，伙食很好，每月有津贴，还另发二十五元安家补助费，有人回甘孜就会带回家，要志玛不要挂念他等等。信上还再三叮嘱，要是志玛生小孩时他还未结束学习，一定要找个人来帮忙照应，有哪里不舒服就到解放军医生那里去看。字里行间充满对妻儿的关爱眷恋，看来他们是恩爱的一对。
随信还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位穿解放军服装的赳赳武夫，三十岁模样，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左边摆盆月季花，右边摆盆万年青，显然是成都哪家小照相馆的杰作。
“他托人捎回来的钱和东西我们都收到了，就是不晓得他啥时候回家来。”阿佳志玛补充道，眼睛亮亮闪闪的。
看到这里我也替她着急起来：“阿佳，你就快生孩子了，男人不在，你要早做安排啊！”又问她，“有亲戚朋友在甘孜吗？”
她淡笑着摇摇头，平静地回答：“我莫得关系嘛，只要他好，我不要紧的。”
信的末尾署名张某某，我说：“啥？你男人姓张呀！我也姓张。”
她一听高兴极了，跑过来拉住我叫“家门，家门！”从此便以“咪咪啦”(咪咪啦：藏语妹妹的敬称)称我，好像真的同我成了一家人。
阿佳志玛虽然会说汉语，却不识字，丈夫来了信，总要劳神费力地去找人念给她听。自从认了我这个“家门”，每去她家，她都要拿出那封信来让我念给她听，真是百听不厌，津津有味。我感慨，七十块大洋对于一个戍边的军人来说，可能倾其所有了，但换到的哪里仅是一个老婆哟！
部队开始训练吃酥油糌粑。北方来的炊事员想当然地将糌粑熬成几锅糊糊，加些脱水干菜，把从喇嘛庙买来的发臭酸败的陈酥油，不经揉洗清淘，就搅进锅中，然后抬到饭场上。值星官吹哨子开饭，每人一碗必须当面喝下，才算完成政治任务。
阿佳志玛听说之后，说：“你们伙夫要不得！酥油糌粑哪是那样吃的嘛，整拐了整拐了！”说着，她拿出一只镶银木碗，洗干净，又洗了手，用新鲜酥油揉了一碗糌粑，还放了云南碗儿糖，送到我嘴边要我吃。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理不能随便吃群众的东西，可阿佳志玛的诚意让我无法拒绝，她是要帮我过吃酥油糌粑这一关。我只好试着咬了一口，倒没有什么怪味，原来酥油糌粑并不难吃啊。从此，每到她家，她都要亲手揉一碗酥油糌粑招待我。
进军的日子临近了，我们布置会场、开誓师大会、把家当打成牛皮包，好一阵忙。这些天阿佳志玛的目光越来越暗淡，总是忧心忡忡地对我唠叨：“咪咪啦，你年纪这么小，离开爸爸妈妈要到拉萨那么远的地方去，路上不好走得很哟。山高得很，路长得很，还有土匪——”我说：“革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一定要进军西藏，巩固国防，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
临出发前，想起同阿佳志玛结下的深情厚谊和她的多次款待，我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个枕头皮送给她做纪念，那是我念书时亲手挑绣的。她很喜欢我的礼物，却舍不得我走，眼圈红红地忙去张罗，要弄一小袋酥油糌粑给我带上，怕我路上挨饿。我连忙婉言谢绝，她竟背过脸去抽泣起来，千万个不放心地又念叨起“山高得很，路长得很——”我赶忙安慰说：“放心吧，跟大部队走不会有事的。等解放了全西藏，我一定回来看你!”
说了一大箩篼的好话，方才劝得她转悲为喜，她千万叮咛：“当真的哟，你要来哦!”
1957年我第一次回川休假，返回时在甘孜住了一夜。下车后顾不上休息，步行很远到老城区去看望阿佳志玛。谁知竟在那些弯弯拐拐的老街里迷失了，转了很久都没找到她的住处，只得带着深深的遗憾返回。我虽然没有再见到阿佳志玛，但永远不会忘记她是教会我吃酥油糌粑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的第一个藏族朋友。
阿尼志玛
我们牦牛队从昌都出发后，经俄洛桥到恩达，再到中路类乌齐、洛隆，转北路的丁青、边坝，过太昭到达拉萨。大约就在过了恩达不久，便发现队伍后面忽然多出个“尾巴”，有人跟在我们队伍后面。革命军人警惕性是很高的，这“尾巴”是什么人？一定得弄清楚。
这天刚翻过一座山头，队长便吹哨子休息。我们隐蔽在路边，要看跟上来的是什么人。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山头上突然冒出个穿粗氆氇衣的光头小伙。来人猝不及防地跟我们照了面，并发现我们都在看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走过来，放下背夹在不远处坐下了。乍一看他很壮实，脸蛋红扑扑的，短发一寸多长，上身穿一件军白衬衣，污垢使前胸口袋显示出里面揣有两三个大洋。藏袍已经很旧了，但还结实。背夹里一条半满的糌粑口袋、一只转经筒、一条大毛布口袋，别的再没有什么起眼的东西了。再仔细打量，不对，不是小伙子，那高耸的胸部表明她是姑娘。年轻姑娘单身上路，她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跟着我们呢？
通过翻译盘问，才知她是个尼姑，但又不住在庙上，还归主人管。她自认为前辈子罪孽深重，这辈子才受苦受难，所以发下宏愿到拉萨朝佛，乞求佛祖慈悲，赐给她幸福。听说金珠玛米要到拉萨去，所以跟了来。她边说边竖起大拇指反复称赞：“金珠玛米亚姆亚姆(亚姆：藏语好的)。”
翻译是巴塘人，不太懂当地话，问不出更多的东西，只补充说：“她的名字叫志玛——阿尼(阿尼：藏语尼姑)志玛，今年大概十七八岁，无父母无亲人。”
原来是个朝佛的，那么年轻!
从她穿军白衬衣怀揣大洋分析，她一定接触过解放军，对我军有一定的了解才跟在后面，有寻求保护的意思吧。
那时公路只修到海子山(甘孜前九十公里)，前方补给全靠牦牛驮运。虽然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牦牛，但仍然难以满足大部队的需求，前方部队经常断粮，靠挖鼠洞粮吃野菜充饥。我们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过昌都后每人每天的口粮配给逐渐减少。好在行进在“富八站”的农区，正是长庄稼的季节，地里到处是野油菜、薇薇菜，采来后和代饭粉(实际是玉米粉)煮团子，勉强糊口。三五天到达一个小站才能吃顿饱饭，十多天到达一个大站才能领到一点罐头、大米等食品。这段时间阿尼志玛虽同我们走在一起，但却同赶牦牛的老乡一起打茶，靠他们施舍的残茶糌粑度日。有时我们锅里还剩有底子，也都舀给了她。她也懂事地帮我们做一些照料马匹、捡牛粪之类的事。那时最让人伤脑筋的事便是头天宿营拴好的马跑掉了，第二天得花半天甚至一天时间翻山越岭去找。在这方面她是内行，她只要看看地上的马蹄印迹，便能很快将马找到，帮了我们不少忙。
我们在怒江边的沙丁宗过的八月十五，接下来便进入了“穷八站”地界。越走海拔越高，森林不见了，都是高山草甸，整天雨雪飞扬。白天蹚水无数次，打湿的鞋子第二天冻得梆硬穿也穿不上。牦牛换了一拨又一拨，支差的老乡也愈来愈穷，宿营后甚至靠刺牦牛颈动脉喝血充饥。阿尼志玛讨得的施舍当然也越来越少，可她仍然能精神抖擞地摇着转经筒走。我们是革命军人，有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柱，那么她呢？
每天都是上山下山，有翻不完的山!走过了“死马山”，又走过“死人山”。这天宿营时，我注意到四五个赶牦牛的粗悍的牧区汉子围住了志玛，她好像兀鹰群里的一只兔子。我不由得担心：他们该不会欺侮她吧？！
果不其然，第二天起床一看，志玛缩在角落里，面容憔悴神情怠惰，眼睛周围有两个大黑圈。几个赶牦牛的人却甚是开心，嘻哈怪叫着。他们肯定欺侮她了!可她为什么不反抗呢？只要喊一声……但她没有!
从这天起，到宿营地后，志玛再不去围赶牦牛的火灶，而是坐在我们的行军灶前帮忙拉皮风箱。那时晚上宿营都要站岗，晚上12点以前、早上4点以后，一般都安排女同志站岗。那晚我起来值岗，刚钻出帐篷便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就着星光，我发现志玛铺着毛布口袋，盖着她的氆氇衫，睡在我们女同志的帐篷门边。看来她已去掉戒心，彻底依靠金珠玛米保护了。按常理，军人的帐篷是不允许老百姓随便挨着住的，可全队同志谁也不忍心赶她走。相反从这天开始，同志们把她当成了我们编外的一员，和我们同住同行军，只要有我们吃的便有她的一口。红晕又逐渐回到她的脸上，她也更积极地帮我们做这做那了。行军的时候，她也不再摇那个转经筒了。
每到一个大站换驮子，我们都要等一两天。这时志玛便不见了，一到出发，她便又神奇地出现在队列里。听翻译说，她是到附近村寨要饭去了。那时我们每天的口粮已降到半斤，天寒地冻再无野菜可采，早晚两餐稀糊糊，走饿了便灌一肚子凉水，采野月季红果和大黄杆茎来嚼。懂事的志玛把我们的难处看在眼里，千方百计减轻我们的负担。她也很会算计，就是在最艰难最饥饿的时候，也没去动她的糌粑口袋。
途经边坝前后，我们翻越了无数大雪山，可以说历尽了艰难困苦。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座特别高峻险恶的大山，好像叫鲁贡拉山，山顶陡峭得刀切似的，牲口和人硬是从多年积雪中蹚出了一条雪胡同通道。通道两旁是齐肩深的积雪，被踩实的冰雪像抹了油的镜面，大家的鞋底都磨平了，上一步退半步，只好把手臂插进两旁雪墙来刹车。空气稀薄得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扯风箱般地喘粗气，海拔少说已近六千米。许多战友出现高山反应，困倦打瞌睡想坐下来休息。上级严令不准在山顶停留，因为一旦坐下来便可能永远站不起来。爬上山顶，太阳早已西斜。大家各显神通下山，有坐在铁锨上、雨布上往下滑的，有扭秧歌似的小跑着下山的，还有连滚带爬的。总之，下山比上山容易得多，也快得多。不少人摔进雪窝弄了个面铺伙计曹操脸，惹来一阵哄笑。
就在这座山顶上，有一个大湖，湖水泛出湛蓝、碧绿、赭黄等各种颜色，好看极了。我们沿湖边走了很久，天黑了才到宿营地。第二天，又开始爬新的雪山。传来消息说，走小北路的军直大部队，在过直孔梯(地名)时损失严重，我们文工团也牺牲了好几个同志，其中就有我熟悉的人。牲口也倒毙很多，炮兵营的战士们拆开大炮分驮到每个人身上，连军首长都下马步行，把坐骑让出来驮病号。同志们虽然心情沉重，但为了完成解放西藏的亘古伟业，互相帮扶着前进，坚韧不拔地用脚板丈量世界屋脊的雪山草地。阿尼志玛紧跟着我们，一次也没被落下。
在翻另一座大雪山时，我们遇到了土匪。事情是这样的：爬这座慢上坡的大雪山，走了两天还没到顶，队里有位女同志累得吐了血，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不走了。大家赶快拿过她的背包，搀的搀扶的扶，架着她往山顶爬。押运的驮子也牛困马乏，因为这样耽误了时间，倾全力爬上山顶，已是月上中天。墨蓝深邃的天空高挂一轮银盘似的明月，没有一丝云，高空酷寒的劲风直扑地面，似乎要把没有一点遮拦的我们同大雪山冻结在一起。走到一条冰河边，前面突然传来杂沓的马蹄声，随即冒出一二十个或骑马或步行的壮汉，戴狐皮帽背叉子枪，腰上还别有短家伙，没有行李没有驮子。双方猝然相遇吃了一惊，停步隔河对峙着。我们只有十多个人，两支长枪，背提琴的同志急中生智，将大提琴盒指向对方，嘴里叫着：“大炮较各！”(大炮较各：藏语放大炮)双方相持足有两分钟，对方不知是被我们的提琴“大炮”镇住了，还是估量不能轻捡便宜，便从离我们十几米处的冰河上游稀里哗啦蹚河而过，朝我们来的方向去了。我们也赶快驱赶驮子下山，走出足有两里路，赶牦牛的老乡才从牙缝里结结巴巴蹦出“夹巴、夹巴”(夹巴：藏语土匪)几个字。阿尼志玛当然也吓得面无血色，但通过这次较量，她更加信任金珠玛米了。
到达嘉黎后，前面的路逐渐好走，间或有树木杂草出现。一直到太昭，庄田树木、小桥流水、人家杂错，已是农区了。秋风将树叶染成鹅黄淡紫绯红赭绿，万紫千红美不胜收，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秋色。我们在太昭兵站过的“十一”。此时大部队已进抵拉萨，“十一”这天举行了入城式。
这段时间我发现阿尼志玛走路时又不肯闲着了，不过不是摇转经筒，而是沿路搜集挂在树枝草棵上的羊毛，并用一只陀螺边走边搓羊毛绳子。问她干什么，她说要给我们每位女同志打一双毛袜。我们的鞋袜都破旧了，有人光脚穿胶鞋，脚上皴裂了一条条娃娃口，她想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手脚麻利，用几根光树棍织无跟袜，织好一只便收进怀里藏起来。边走边织，一直织到离拉萨十五公里的德庆。
要入城了，牦牛队驻下来洗洗涮涮，整理军纪。阿尼志玛更是兴奋不已，照着清溪梳洗，尽量把自己弄得干净光鲜。然后将她织好的毛袜分送给我们，同我们挥手告别，迫不及待地独自向拉萨去了。看着她兴冲冲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不由得涌出一种悲哀，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记得一路上我们也曾多次向她宣传，改变自己命运的办法只能靠革命斗争，求神恩赐是没有用的。道理讲了不少，企图唤起她的觉悟，但她每次都默默听着，一言不发。现在看来，她并没有听进去。
进抵拉萨后要干的事很多，因为准备长期建藏，开荒生产、宣传、演出……忙得都快把阿尼志玛忘了。突然有一天，我在林廓路的叫花子帐篷堆里发现了她。她已是乱发如蓬，满脸尘灰，眼窝深陷，好像老了几十岁，白衬衣脏得看不出颜色，氆氇袍成了烂巾巾，那条在饥寒至极的生死边缘挣扎时都舍不得动一动的糌粑口袋，早已空空如也，胸兜里的大洋也不见了。天啊，这就是年轻健壮、憧憬幸福的阿尼志玛吗？她已沦为十足的叫花子了!难道这是她千里迢迢历经磨难要到拉萨来寻找的吗？
她大约看出我的惊愕和痛心，怯怯地低叫声：“咪咪啦!”泪珠随即滚了出来。虽然身边没有翻译无法同她详细交谈，但这段时间她的遭遇可想而知。我责备她：“落到这种地步了，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们？”我认为从我的表情和语调上她是听懂了这句话的。面色赤红的她，低着头只是哭，可能在追悔没有早些听从我们的劝告吧。我在她要饭的木碗里放了一块大洋，叮嘱她拿去买些糌粑，要处处当心，我会再来看她的。
离去之后我难过了好久，心里盘算着要给她想个法子。
不知是不是这次碰面对她起了促进作用，待我再去看她时，那顶叫花子帐篷没有了，她已参加军直卫生营，当了一名洗衣员。
她终于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