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心中有事想说就要写”
中国作家协会的外事活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苏联、东欧国家交往较多，而同西方未建交国家的来往极少。冰心数次参加文化代表团，进行非官方的民间外交，访问西欧某些国家，如法国、英国等等。从1956年起，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逐步开展了亚洲、亚非作家会议的活动。这些区域性的作家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在文化知识界，争取联合、团结一些进步人士，以争取一个区域性的，甚至世界的和平局面。冰心非常高兴地和其他作家一道，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国作家协会的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现改为外联部）每逢有外事活动，冰心先生一请就到，无论是开座谈会还是接受采访，她都积极参加。她热情、亲切地同外宾交谈，并回答他们所提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冰心用的语言俏丽、机智而幽默，并且态度和蔼可亲可敬，风度潇洒，使客人听了乐于接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又恢复了同外国作家的文学交往。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接触面逐渐扩大到欧美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是耄耋之年的冰心老人，依然如故地关心和参与文学外事活动，只要身体健康，无论是请她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参加座谈，她都会欣然接受，并且常玩笑地说：“你们净给我派活，都把我给累死了。”
1980年，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冰心作为副团长再访东瀛。
回国后不久，冰心老人的腿摔坏了，行动不便，就不愿意出门了。但是，由于她的威望和影响力大，常常有来自海外的一些作家、学者、记者要求登门拜访，老人也就只好在家中接待他们。
冰心在寓所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我有幸陪同过一次。
1987年8月11日上午，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葛理福先生，来到位于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学院的冰心先生的寓所，对冰心进行专访，向她提出了一些关于她创作生涯以及当前中国文学状况的问题。冰心时而用流利的英语，时而用中文聪慧敏捷地回答了葛理福先生的提问。
头天下午，中国作协外联部电话通知我，明天上午9时半英国记者要采访冰心，冰心提出要我参加一下。晚上老人又来电话，叫我明天早一点去，“有话对你说”。我9时10分提前到达。老人已衣着整齐地坐在书房里，她说：今天请你来作陪，如记者提的问题中有我不便和不好回答的，请你代回答一下。她微笑地指着我说：你听我的安排，回答要简练，不要替我吹。她还关照我，今天你不能拍照。
中国作协外联部金坚范担任翻译和记录，冰心的小女儿吴青、陈恕夫妇在场，他们都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文教师，吴青偶尔也插译一些。葛理福先生的助手夏小姐（中国人）在做录音、拍照工作。
采访从9时30分正式开始，11时30分结束后，老人叫我留一下，她说，这是人家的专访，《文艺报》没有报道任务。
冰心是这样和《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葛理福先生对话的：
冰心：为什么要来见我这样一个老太婆呀？
葛理福：想见名作家。
冰心：所谓的。
葛理福：想写一篇关于中国作家的文章。请你谈一下你的创作生涯，你怎么搞起创作来的？
冰心：我本不想做一个作家，而是想做一个医生。五四运动起来了，我当时是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要写点宣传文章，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从那以后就一直写下来了。
葛理福：写什么题材？
冰心：各种各样题材，主要为儿童写。
葛理福：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
冰心：心中有事想说就要写。
葛理福：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写作，就是说受政治影响。以后的写作是否也是受政治影响所致？
冰心：是的。我说的政治不同于现在所说的政治。
葛理福：为什么变了？
冰心：从前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的脚底下。上海有许多外国租界。坐车的是外国人，拉车的是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睛里，中国人一个钱也不值。许多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去，在美国想租房子，房东一听是中国人就不租。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1923~1926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上学。1936~1937年又去了一次。美国我最恨的是种族歧视。中国就没有。
葛理福：种族歧视现在好多了，你那时是最糟的。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因为你们没有黑人。
冰心：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这儿是中央民族学院，便是没有种族歧视的一个例证。我在威尔斯利学院上学时，老师和同学待我都很好。有一个威尔斯利的老同学今年10月要来北京看我。我有许多美国朋友。
葛理福：你写作时按中国的传统来写，还是模仿外国的？
冰心：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写，无意识地受外国的影响。
葛理福：刚开始写作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现在是否仍这样？
冰心：也是这样，没有一天不写。没有客人来访时每天写三至四小时。天天有客人。
葛理福：你现在写作是自由的？
冰心：自由。
葛理福：现在中青年作家的态度是什么？
冰心：他们的态度你去问他们。我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去看。他们比较深入社会下层去了解情况，到农村、到工厂、到企业、到各地去了解，我现在就不能去了。1980年从日本访问归来后我摔断了腿。以前我经常去外国访问。
葛理福：为什么经常去？
冰心：作家交流。新中国成立后我出去了十二次。1980年威尔斯利学院要给我的作品发奖，我没有去。我推荐了其他人去。
葛理福：你受哪些外国作家的影响？
冰心：我受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比如雪莱和拜伦。
葛理福：那你是罗曼蒂克？
冰心：我可不是罗曼蒂克，我是最不罗曼蒂克的。
葛理福：你认为应该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呢，还是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社会？
冰心：应该反映社会问题。
葛理福：现在中国作家的情况怎样？
（冰心要吴泰昌回答……）
葛理福：冰心女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
冰心（冲着准备回答此题的吴泰昌）：你不要替我吹！
葛理福：新中国成立前，鲁迅是个最优秀的作家。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谁是最优秀的作家？
冰心：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别忘了我们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谌容、温小钰、张洁、铁凝、张抗抗、陈愉庆、王安忆等。现在还有一批十多岁的……
葛理福：女作家有独特的洞察力，容易受读者欢迎。
冰心：有洞察力，比较深刻。
葛理福：你的第一篇小说是写什么的？
冰心：第一篇小说叫《两个家庭》。一个妇女是个小姐，什么都不会干，也不会帮丈夫料理事务；另一个很能干，帮助丈夫取得事业上的进步。
葛理福：小说要得出什么结论。
冰心：没有结论。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考虑。结尾是小姐回娘家去了。
葛理福：我懂了。
冰心：1980年，我还写了《空巢》。写两个留美学生，一个回国，一个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后来夫人死了，女儿嫁给了一个美籍意大利人。女儿隔一段时间来看他一次，他还得给女儿做饭。平时他同两只波斯猫厮守。他回国探望朋友，朋友家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他告别朋友，又踏上回归空巢的旅途。
葛理福：很有意思。是真人真事？
冰心：你也知道，写小说呗，有点真人真事，再七拼八凑。
葛理福：今年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很多作家有忧虑。
冰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影响我，没有限制我。7月25日，我在《北京晚报》还发表了一篇小说《万般皆上品》。
葛理福：你现在读什么外国作品？
冰心：现在外国作品读得比较少。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些。
葛理福：你偏爱女作家了。
冰心：当然。我在威尔斯利学院读书时，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李清照的。她比同时代的男人写得好。我可不喜欢哈佛大学，那时哈佛的图书馆不准妇女去借书。我要到哈佛图书馆去看参考书，只好到一个朋友的宿舍里，由朋友去图书馆把书借出来给我看。
葛理福：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住的楼里电梯司机突然之间都看起巴金的《家》来，为什么？
冰心：巴金是个了不起的优秀作家。
葛理福：目前你在写什么？
冰心：写自传性的一组散文和《关于男人》的一组散文，一部分已分别在《收获》和《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还继续在写。还在想写一篇散文，名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现在许多留学生，学成回国，知识很丰富，但得不到很好的安排。但一些美籍华人学者，一回来又是领导见又是上电视。我每天上午9到12点，下午2点30到5点30，不是写作就是读书。推荐青年作家是老作家的责任。
不久，金坚范整理出冰心这次谈话内容，希望《文艺报》能刊登，因冰心老人有话在先，需征得她的同意。冰心看了记录，说记的大体是准确的，她又据自己的回忆和我当晚写的日记所载，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正，认为所拟标题也可以。冰心说：“我谈话时点到一些作家的名字，我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我读过的作家作品，自然比我列举的要多，排名先后我没有多加考虑，想到就说了，也许有我喜欢的还没有说到。”顺此她又谈到，报纸公布1985年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委员选举结果的事。她说：“《人民日报》公布时排名是以得票多少为序，而《文艺报》稍后公布的是以当选者姓氏笔画为序，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弄得许多人议论纷纷。官员的顺序是不能乱的，但我点的作家名字先后没有那么多讲究，我点谁是因为我先看了谁的作品，认为好，不是说先说了谁的作品好就是我认为最好的，也许后面我说谁的作品好比我先说好的还好。”
我以为老太太同意《文艺报》发表了，岂料当我告别时，她却说：“《泰晤士报》在伦敦是家有二百年出版历史的老报纸，在西方影响大，这是人家的专访，你们暂不要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