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沈从文最后晤面

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1974年，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上海看望过巴金，巴金其时尚未结束“审查”。

就我的记忆，巴老“文革”结束后来京，曾四次去看沈从文，一次是在臧克家家中，一次夜访未遇，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去小羊宜宾胡同相访未遇，最后一次是在沈家。

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达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西苑饭店。在会议上，巴金见到茅盾、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曹禺等老友，都是十多年不见了。会议结束后，他想看看朋友，将李小林叫来陪他。3月8日，经周而复的安排，巴老父女迁到前门饭店357号，一个套间房。次日便开始了频繁的访友活动。小林与我商量，有几处也请我陪陪。11日下午，巴老去臧克家家。巴金与克家1977年4月起已恢复了书信联系，巴老还代为小林他们的《浙江文艺》向克家要过两首诗。10日晚，我专门去了克家家，转告他明天下午巴金来看他。克家和夫人郑曼当即决定明晚请他吃饭，克家说：“主要是叙叙，就在家里吃吧，再约上当时在京的萧涤非、徐迟。”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是克家的老乡，克家任《诗刊》主编时，徐迟任副主编。小林约好，当天下午我在《人民文学》办公室等她的电话。3时多，突然接到沙汀电话，说巴老在张天翼家，叫我用车去接。天翼时因脑血栓半身不遂，行动谈吐不便，靠打手势交流。我同天翼在干校同在一个连队。回京后，又同住大佛寺一所宅院，他住正房，我住厕所隔壁一间厢房。他夫人沈承宽是《文艺报》的同人。我坐《人民文学》的车到天翼家，巴老、沙汀正要起身。按计划，从天翼家出来，先去夏衍家。也是头天晚上，我从克家家出来骑车到夏公家告诉了他。夏公问我巴金能待多久，我说：“从您家再到克家处。”他说：“这样我就不准备留他吃饭了。”巴金在夏公家坐了不到一小时，他们彼此问候，夏公问了上海一些朋友的近况。夏公拄着拐杖送巴金到大门口。在去克家处的路上，巴老突然问我：“从文家离克家家远不远？”我说很近，几百米。我知道巴老想见沈先生，是在克家家见，还是从克家家出来再去沈家？巴老没说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沈老，介绍人是沈夫人。1964年春天我到《文艺报》工作，已听说沈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我在同一幢大楼里。我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1965年我去京郊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兆和在一个生产队，开始有了接触。她知道我是安徽老乡，又是北大出来的，渐渐交谈起来。因工作关系，个把月我才回趟北京。有次我正走出村口，她在后面叫我，匆匆地递给我一封信，请我去她家，看望一下沈先生，捎回来一点茶叶。看了信封上的地址，心里一愣，原来沈先生家离我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在浴室里洗了个痛快澡，就去东堂子胡同沈老家。原以为是座独居的四合院，找到门牌，进了狭窄的小门，才知道是座大杂院，一排排小平房，问了几家，走了很长一段才进了沈老的家。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至今我还弄不清是沈老的外甥女还是侄女，看样子是她在陪伴着沈老。沈老看完信后，才想起请我坐。一间不超过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地上堆满了书刊。沈老问我们的伙食怎样，兆和的牙病犯了没有，他说郊区晚上比城里凉，劝我晚上要加件衣服。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后，微笑着说：“你们安徽人就是离不了茶。”他说明天去买茶，送给我。我说后天走，走前我来取。在近大半年里，我为了给兆和捎茶叶，去看望沈老两三次。每次他送我到房门口，那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送我到大门口。那时我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否则我会向兆和要点茶，品尝品尝沈老给她准备的茶叶。那个年代，文艺界已开始不安宁了。沈老完全超脱于文坛，我也无心向他请教关于文学的事。我能记住的只是一位和蔼宁静的老人略带微笑的面容。

到克家家，已是傍晚了。萧涤非、徐迟已至。巴老坐下他们就畅谈起来。郑曼在厨房里忙。我同她谈起巴老想见沈从文夫妇。郑曼说，很近，赶快去请。正好他们的小女儿苏伊下班在家，郑曼去和克家悄悄说了一下，即叫苏伊去接。十几分钟后，沈先生和夫人缓步到了。巴老很惊喜。他们晚饭后又闲聊了许久，近9时才离开。在送他回饭店途中，巴老说聊得很痛快。

巴老第二次专门去看望沈先生，是在1979年4月。巴金将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10日抵京，住王府井金鱼胡同和平宾馆207室。4月26日起程，5月14日返回北京，住和平宾馆407室。巴老这次出访前后在京停留时间不短，20日才回上海。出访前为准备会议，他随时抽空去友人家里或医院看望。巴老从法国回京后，有天晚上，他活动应酬之后，近8时了，突然问起，从文新近搬的家离这里远不远？我说很近，走过去十来分钟。巴老说，出去散散步，到从文家去看看。我陪他和小林从东堂子胡同走，我指着一座小门说这是上次你来时沈老住的地方。走到赵堂子胡同又告他这是克家家，正巧在克家门口遇到他的家人，我说巴老临时决定去沈从文家看看，怕晚了，影响克家休息，所以看过沈先生后我就直接送巴老回宾馆。再往前走就是小羊宜宾胡同3号，中国作协的一处宿舍。院子很深，巴老上台阶，下台阶，跨了两道门槛，在昏暗中走进一间东厢房。事先没约，沈老外出了，沈夫人连声抱歉地说：“真不巧，从文晚上很少出去。”房间很小，里面布满了东西，一个稍宽敞的坐处也没有。巴老同兆和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在送巴老回饭店的路上，他说沈家的住房条件太需要改善了，从此常听他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据我确切所知，他同胡乔木同志当面谈过，为此事也专门给乔木同志写过信，还向胡耀邦同志谈过、写过信。1986年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据1986年6月14日《文艺报》记者报道：“最近，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关怀过问下，著名老作家沈从文的生活待遇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不久前，胡耀邦同志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方面了解沈老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随后，中组部即下达了文件。文件规定：沈老的住房、医疗和工资按中央副部长级待遇解决。就这样，这对老夫妇终于在晚年搬进了一套五间的新居。此外，沈老获得了近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晋级调资，工资由每月的二百元增为三百多元。社科院还为沈老配备了专车，但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说：‘目前因为电话一时安不上，所以叫车仍很不方便。’”

巴老在路上还谈到，沈从文已多年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有机会应该请他出来见见朋友，相互谈谈。我记住了巴老的这个提醒。1981年11月13日，《文艺报》编辑部在京召开“散文创作座谈会”，编辑部叫我们登门去请沈先生。11月10日下午，我去沈家，兆和说已收到请柬，从文答应参加会议。兆和还问请了哪些人。沈老高兴地提前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夏衍、季羡林、臧克家、李健吾、吴伯箫、吴组缃、萧乾、严文井、郭风等，叶圣陶、冰心等写来了书面发言。

1982年，沈老中风过一次。巴金很挂念他的健康。小林多次电话叫我抽空去看看。每次去后均将沈老的近况告她。沈夫人也多次托我转告巴金他们的近况。1983年兆和在转交朱光潜老师送我的《悲剧心理学》一书时附了一封短信：“泰昌同志：昨得朱老太太寄来朱先生赠书，特寄来。从文目前所患系小中风，已见好。特告，即致敬礼 兆和 四月十一日。”我接信后，当晚电话告小林沈老的病况。

巴金在京第四次看望沈从文，是1985年3月28日，他来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这是他们最后的晤面。

我提前去沈家打个招呼。27日下午，我去沈家，沈老正坐在沙发上，他向我招招手，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我同兆和使个眼色，她将我拉到厨房，告她明天上午巴老来看他们。她说：“我做点准备，先不告诉从文，省得他激动得晚上睡不好。”兆和问我几点来，我说10时左右到，中饭巴老要赶回去。兆和说：“那我只好准备点水果、点心。”约9点半，巴老从北京饭店动身，去崇文门西大街沈老家。小林、小棠和我陪同。关于这次巴老看望沈老的情景，1988年11月沈老逝世后我在为《收获》写的《紧含眼中的泪》文中写着：

正赶上四五级大风，巴老全副武装：黑呢大衣，花格子呢帽子和围巾。车子在宿舍楼大门口停下，小林扶着行动不便的巴老顶着风走了二三百米路。兆和已在楼门口等候，乘电梯到五楼。巴老是头一次到沈老新居，他进屋后直奔在客厅等候的沈老。沈老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地握着巴老的手，脸上泛起微笑，舒展的微笑。巴老连声说：“你好，你好！”沈老吐词不清地说：“好，你好！”兆和准备了好几样点心，她一直在忙着招待，一直挂着笑容。两位老友面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巴老说了些问候的话，由于沈老说话不便，嘴唇很吃力地颤动。巴老突然沉默了。在场的人都为两位老友难得相见又不能随意倾谈难受，兆和只好代沈老说了许多话。巴老仔细地问了沈老饮食、健康、近况。巴老怕影响沈老休息，待了一个多小时就起身了。告别时，兆和陪巴老参观了新居的各处。巴老和沈老紧紧握手，巴老说：“下次再来看你，多多保重！”巴老出房门时，沈老还在招手。兆和送巴老下电梯，汽车开动之后她还顶风站在那里招手。在回住处的途中，巴老说沈老身体、精神都不错，比他想象得要好。住房也有了改善。

巴金和沈从文友情长久深厚。巴金与沈从文的初次见面是1932年。

那年巴金二十八岁，沈从文自青岛来沪，《南京月刊》主编汪曼铎请二位在一家俄国餐馆吃午饭。巴金不善应酬，却与年长两岁的沈从文有缘，相谈甚欢。饭后同往沈从文借宿的西藏路一品香旅社小坐。下午，巴金还陪着他去闸北的新中华书局，找到出版家朋友，帮沈从文卖出了短篇小说集《虎雏》的手稿。当晚，沈从文去了南京，分手时两人已成了好友。不久，巴金接受沈从文的邀请去青岛游玩。那年9月，沈从文让出自己的房间，给巴金住了一周。

“一·二八”事变中，巴金在闸北宝光里的寓所被日寇炸毁，两年中他数次搬迁，居无定所。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成婚，请柬寄到在开明书店供职的巴金朋友索非转交。巴金接到喜讯，发电报祝贺“幸福无量”。不久，沈从文请巴金去北平的新家做客。巴金来到北平后，被安顿于达子营沈家小书房内，一住两三个月，以至于后来巴金多次戏称自己是沈家的食客。

1934年，巴金主办的《文学季刊》创刊时，沈夫人张兆和为创刊号写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湖畔》，而她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后来也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1940年，巴金去昆明看望在西南联大念书的萧珊，也看了在联大教书的沈从文，彼此都很珍惜战乱中的重逢。他们结伴同游西山龙门，一起跑警报避炸弹……1989年，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记叙了他们绵长挚厚的友情。

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巴金离开上海经历了数度迁徙，先后到过昆明、桂林、重庆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又遭遇了历次政治运动，而那张1933年寄自北平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请柬侥幸在“文革”中逃脱了浩劫，始终没有丢失，这也是风雨人生中难得的温暖记忆。

1988年11月5日，沈从文病逝。巴老委托李小林专程从上海来京向沈先生遗体告别。

沈从文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这些年参加过的同类活动中最简单不过的。没有要员，文艺官员也少见，都是他的学生和亲友。每人挑选一枝白色的或紫红色的鲜花轻轻地献在沈先生身旁。沈老生前爱听的柴可夫斯基名曲《悲怆》的旋律舒缓地回响。许多人的眼睛里都含有泪珠，但没有人放声大哭。沈夫人张兆和出奇地冷静，当我走到她的身边时，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了，只听她刚毅地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