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寓所惊悉茅盾逝世

1981年3月27日下午，巴金在寓所客厅里突然听到茅盾长逝的噩耗。3时25分，电话铃响，李小林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无须说明了。巴金急忙去接电话，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

客厅的气氛骤变，静谧得令人感到窒息。巴金木然地坐在沙发上，小林静静地陪着他。

巴金这天的精神原本不错。当我下午应约走进他家客厅时，他已坐在沙发上。他对我兴奋地谈起最近读到了不少中篇、短篇小说，还具体谈了自己对几个中篇的意见。我和小林陪他去院子里散了一会步，他说，茅公也这么认为，现在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超过我们，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好事。巴老知道茅公最近又住院了，看来他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他关心住院会影响茅公写创作回忆录的进展。

听到茅公的不幸消息，巴金感到太突然，太意外。

“文革”结束之后，巴金多次去北京开会，常有机会在会上见到茅公，或到茅公家里叙谈。茅公给巴金的印象不像一位老人，“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巴金总以为自己和他以后晤谈的机会还很多。即便听说茅盾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巴金还想着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天气一暖和就会好起来，“下一次见”的信心始终不动摇。他说：“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巴老说，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时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目睹了，真切地感受到，茅公逝世给巴金带来的巨大刺激和痛苦，我拿起相机抢拍了几张。

李济生的到来多少打破了巴金客厅的长久沉静。济生当时可能还不知道客厅里正在发生的事。他一进来就大声说话。巴老的神情使他很快地默然坐下。以前我听过他们兄弟之间随意侃谈。今天，济生的话也不多。济生说话，巴老也没有什么反应。巴老说：“我要抓紧做该做的事，时间不多了！”小林又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我匆匆告辞了。

晚上回饭店，服务员递给我一张纸条，是编辑部捎来的，要我即刻邀请巴老写茅公的文章。茅公是我们中国作协的主席，巴老是第一副主席，作为作协机关报，刊登巴老悼念茅公的文章是最最理想的。当晚我给小林打电话，转达了编辑部的这个请求。小林说，会写的，但他现在情绪不好，不要催。

意外的是，第三天上午小林打电话告诉我，文章已写好。下午她交给了我。小林说：“爸爸是昨天早上开始写，今天早起写完的。”晚饭后，我挂长途电话给罗荪同志。当年饭店里少有直拨电话，长途是通过饭店总机挂的，而我所住的延安饭店又是部队系统的，部队办的饭店打军线快，挂地方线很慢，我从8点一直等到9点半，还没接通。我只好求话务员帮忙，我说：“是急事，茅公逝世，巴老为我们报纸写文章的事，非常重要的事。”话务员态度很好，她说既然茅公、巴老是主席，我们就按首长的事急办，不到五分钟，电话就接通了。罗荪没想到巴老会这么快写出来。他告诉我，去年还陪巴老去茅盾家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俩谈得很愉快，巴老怕影响茅公休息，主动告辞，茅公还送他们到门口。罗荪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将巴老的文章通过航空寄回编辑部，这就是1981年4月22日出版的半月刊《文艺报》第8期上刊出的《悼念茅盾同志》一文，发表时配了“文革”结束后巴金第一次在京看望茅盾时的合影。

3月31日下午，我又去巴老家，向他汇报了《文艺报》悼念茅公的版面情况。临别时，他给我一张用纸包好的日本画卡。这是我几个月前给他的，请他为我题几句勉励的话。回住处打开看，他用钢笔写着：“火不灭，心不死，永不搁笔！巴金 八一年三月廿七日。”“三月廿七日”，就是巴老得知茅公去世噩耗的当天。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