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人。早年参与李密、窦建德的义军。唐太宗时为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侍中，封郑国公。他是贞观之治时代的主要大臣之一。由《隋书·文学传序》亦可见出魏征的文学远见卓识。

隋书·文学传序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960]，《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961]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962]；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963]。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964]，太和、天保之间[965]，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966]，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967]。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968]。梁自大同之后[969]，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970]，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971]！周氏吞并梁、荆[972]，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973]，流宕忘反，无所取裁。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彫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974]。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975]。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言刈其楚，片善无遗，润木圆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钜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东柳、高阳许善心等，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976]，俱骋龙光，并驱云路，各有本传，论而叙之。其潘徵、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总之于此，为《文学传》云。

说明

贞观年间，唐太宗令魏征主持重修周、齐、梁、陈、隋五代史，本篇是出自魏征亲笔的史论之一。

魏征的文学观念是较为折衷的，他在开篇就申明了文章的政教之用：“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而对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怨愤抒发也作了充分肯定。

他对萧纲以下的宫体诗风是持批评态度的，“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斥为“亡国之音”，这结合《隋书·经籍志》中集部的总论看得更清楚：“梁简文之在东宫，雅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阁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岩不已，讫于丧亡。”但他又不像当时李谔那样完全否弃汉魏之际以下的文学：“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技……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文笔日繁，其政日乱。”（《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他看到了南北文风各自的特点，认为这对以后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因素，“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无疑是从正面来说的。

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历史证明是兼综南方文学之文采音韵与北方文学的骨力气质而获得的。魏征在这方面有深远的眼光，确实非同凡响。南北文学的区别与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历来有许多零星而精辟的见解，近代刘师培有综合性的专论，参见后选《南北文学不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