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封陈王,谥“思”,后世称陈思王。曹植年幼聪颖,颇有文采,受到曹操宠爱。后在与曹丕的争位斗争中失利,备受曹丕、曹叡父子的猜忌,饱尝播迁之苦。前后诗风因而有变。他在诗史上地位一度甚高,钟嵘《诗品》以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与杨德祖书

植白: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145]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146]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147]。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148]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骞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149]

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150]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151]昔丁敬礼尝作小文,[152]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153]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154]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155]乃可以论于淑媛;[156]有龙渊之利,[157]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158]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159]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160]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161]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162]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163]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164]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165]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166]吾虽德薄,位为蕃侯,[167]犹庶几戮力上国,[168]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169]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170]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曹植白。

说明

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诗赋家,在后代评家眼光中曾据有甚高的地位,钟嵘《诗品》在评说其作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之后,叹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便可见一斑。但曹植的论艺文字殊少,主要的也就是这一篇。

《与杨德祖书》据考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植将自己的文章写送杨修的同时所作,杨修称赏此文:“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答临淄侯笺》)

书中对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等的文名给予充分的尊重,但对陈琳“不闲于辞赋”则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这与曹丕《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体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观点是一致的。此信的主要部分是谈评赏问题,曹植希望有人能时时讥弹自己的文字,俾使改进;同时他也是深感知音之难,所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实在是与莱辛所说“只有天才可以理解天才”的话一样令常人丧气的,不过如曹植那样的才子透出些自傲的口吻也算不得嚣张。

最有意思的是,曹植在信的末尾,一反对文章之事的自负和珍重(如他不敢妄赞陈琳辞赋,“畏后世之嗤余也”),引述了扬雄的话,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他自称“德薄”,但祈望做的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话字面上有些操切,当时杨修就引仲山甫之流作诗的例子,以为扬雄“过言”,反诘曹植:建功立名“岂与文章相妨害哉”?其实曹植的态度用不着过于执着,他不过以建功立业置于文章之上而已,这也符合传统的“三不朽”之次第;还有一层如鲁迅先生所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照曹丕的言论,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心理多少是实际存在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反正曹丕那时已坐稳了太子的位子。(该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典论·论文》就“融等已逝”看,也差不多在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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