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封陈王，谥“思”，后世称陈思王。曹植年幼聪颖，颇有文采，受到曹操宠爱。后在与曹丕的争位斗争中失利，备受曹丕、曹叡父子的猜忌，饱尝播迁之苦。前后诗风因而有变。他在诗史上地位一度甚高，钟嵘《诗品》以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与杨德祖书

植白：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145]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146]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147]。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148]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骞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149]；

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150]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151]昔丁敬礼尝作小文，[152]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153]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154]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155]乃可以论于淑媛；[156]有龙渊之利，[157]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158]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159]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160]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161]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162]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163]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164]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165]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166]吾虽德薄，位为蕃侯，[167]犹庶几戮力上国，[168]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169]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170]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曹植白。

说明

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诗赋家，在后代评家眼光中曾据有甚高的地位，钟嵘《诗品》在评说其作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之后，叹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便可见一斑。但曹植的论艺文字殊少，主要的也就是这一篇。

《与杨德祖书》据考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植将自己的文章写送杨修的同时所作，杨修称赏此文：“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答临淄侯笺》）

书中对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等的文名给予充分的尊重，但对陈琳“不闲于辞赋”则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这与曹丕《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体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观点是一致的。此信的主要部分是谈评赏问题，曹植希望有人能时时讥弹自己的文字，俾使改进；同时他也是深感知音之难，所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实在是与莱辛所说“只有天才可以理解天才”的话一样令常人丧气的，不过如曹植那样的才子透出些自傲的口吻也算不得嚣张。

最有意思的是，曹植在信的末尾，一反对文章之事的自负和珍重（如他不敢妄赞陈琳辞赋，“畏后世之嗤余也”），引述了扬雄的话，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他自称“德薄”，但祈望做的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话字面上有些操切，当时杨修就引仲山甫之流作诗的例子，以为扬雄“过言”，反诘曹植：建功立名“岂与文章相妨害哉”？其实曹植的态度用不着过于执着，他不过以建功立业置于文章之上而已，这也符合传统的“三不朽”之次第；还有一层如鲁迅先生所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照曹丕的言论，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心理多少是实际存在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反正曹丕那时已坐稳了太子的位子。（该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典论·论文》就“融等已逝”看，也差不多在这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