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偶然和必然

九一八事变不仅使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也从此揭开了中国抗战的序幕，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流亡作家”的大部分人都在故土，目睹了这一国土沦丧的过程。日本侵略者的军歌声、太阳旗，他们趾高气扬的占领者气焰，随意屠杀、凌辱中国人民的兽行，东北人民的呻吟、挣扎和鲜红的血，刺痛了这些青年作家的心。严峻的现实已逼得他们不能沉默，爱国的心使他们无法接受当亡国奴的命运。于是，他们纷纷流亡到关内，浪迹天涯。他们亲身体验了家破国丧、被侵略者凌辱之痛楚，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不幸和祖国的不幸，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突然空前紧密地相连了。“每一次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一定会增加个人命运的偶然性，特别是增加关于这种偶然性的自觉。”（东北作家于黑丁语。见沈卫威论文《略论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在这种偶然的历史骤变面前，这些青年作家更加自觉地焦虑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们不是为了去做作家，而是为了救祖国、救民族、救自己而拿起笔来的。他们这时创作的心境与“九一八”前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由对现实的震惊、哀痛，继而到愤懑、反抗，渴望发泄自己的感情，憧憬收回家园的战斗，这心底的欲望和时代的潮流合拍，也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愿望。萧军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创作的动机和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祖国的真正独立、民族的彻底解放、人民确实翻身以至于能出现一个无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萧军《我的文学生涯简述》）说得极为中肯。李辉英也在自述中说：“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旋踵间，又失去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马加回忆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我流亡到北平，失了学，失了业，失去了一切生活的权利。……一九三二年夏天，出于体验生活的动机，我毅然地回到了东北故乡，作为一个流亡青年在农村滚了两年。在当时阴霾的政治气氛笼罩下面，我所体验到的，是敌人铁蹄下的白色恐怖，农民肩头上沉重的枷锁。残酷的现实使人窒息，使人愤怒，我带着与之决裂的感情告别了被侮辱的土地……”（马加《〈寒夜火种〉后记》）九一八事变不仅急剧地改变了东北的历史和命运，也急剧地改变了这些青年作家的生活道路。他们从此失去了平静的家园，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目睹同胞的悲惨命运。生活中的观察和感受，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将自己的创作融进社会剧变的洪流中。他们以一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自己唤醒民族危亡的主体意识，创作抗日救亡主题的作品。他们内在的感情，也在这一变化中升华着，形成新的风貌。

“东北流亡作家”亲身经历了这一次历史与文化的大碰撞，这使他们有可能挣脱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束缚，从精神上获得解放，充分展露创作个性，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念。他们出生在时代骤变的暴风雨中，经历了难忘的感情折磨和很多生活的坎坷，这既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又是他们的得天独厚之处。正是身处猛烈的时代暴风雨中，他们才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认识生活、了解社会。他们内在的创作世界无疑比没有经历过生活的作家更为复杂，也经历更多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抉择，他们彷徨过、痛苦过、困惑过，也有过一度失落的怅惘。但是，对于抗战的胜利和东北的光明前途，他们是坚定的。在时代的考验面前，他们勇敢地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去适应时代、迎接挑战，而不是逃避时代。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就不会具有使人们感动的那种历史崇高感和精神力量。

在关内，这些作家便脱颖而出、比肩而立，联袂辉映在文坛上了。

一九三二年，流亡关内的吉林籍作家李辉英，在丁玲主持的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也是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第一篇描写东北抗日救亡的小说。一九三三年五月，李辉英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出世。它取材于“九一八”前夕吉林省发生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万宝山事件的历史事实，描写了日本在经济上推行侵略政策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结构有些杂芜，技巧也不够好，主题意义都是新鲜的，它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第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与铁池翰（张天翼）的《齿轮》，林箐（阳翰笙）的《义勇军》一起列为“抗战创作丛书”，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引人注目。

约在一九三五到一九三六年间，来到上海的夫妻作家萧军和萧红，率先推出著名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鲁迅先生为之作序，指出其“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力透纸背”“这正是奴隶的心！”（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先生的赞扬和培养，使东北作家的名字骤然响亮起来，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后于二萧来到上海的舒群写出著名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深受好评。罗烽写出描写沈阳陷落后场面的著名短篇小说《第七个坑》；骆宾基写出表现东北早期抗日游击队生活的小说《边陲线上》；马加写出描写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东北农村悲惨生活实貌的中篇小说《登基前后》（即《寒夜火种》）；端木蕻良写出表现“九一八”前夕东北农村宏阔面貌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流亡关内的穆木天、高兰的激昂悲壮的朗诵诗，杨晦与塞克的剧作，于黑丁、林珏的短篇小说，金人的翻译著作都相继问世，一大群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开始活跃于关内文坛。他们的作品，场景宏阔，主题意义深刻。由北满的呼兰小镇写到南满的辽河乡村，由边城珲春的景致写到东北都市的风情，由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写到茫茫辽阔的科尔沁旗草原，笔端倾吐着经历“九一八”惨祸的东北人民的呼喊，流淌着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泪珠，抒唱着东北人民的觉醒和不屈的抗争。在短短的两三年之间，这么一大批集中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优秀作品突然问世，这么一大群失去家园的“东北流亡作家”骤然到来，如长风出谷，使关内文坛为之震动。由于他们描述的正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而又不熟悉的沦陷的东北生活，所以其作品普遍受到重视。人们认识到抗日救亡文学这一新领域。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被确立，意味着“东北流亡作家”在这个时期已基本形成。他们的作品带给关内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1]，而这一点是他们自己始料不及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仍在发展。萧军写出反映辽西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短篇小说集《羊》《江上》；萧红写了著名的《呼兰河传》，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手》《牛车上》等；二萧合著短篇小说集《跋涉》；端木蕻良写出短篇小说集《憎恨》、中篇小说《大地的海》；骆宾基发表一些反映国统区人民抗战和自身家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长篇小说《幼年》《姜步畏家史》；罗烽著有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中篇小说《归来》《莫云和韩尔谟少尉》等；舒群发表抒情长诗《在故乡》，中篇小说《老兵》《秘密的故事》，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等；李辉英写出表现国统区战时生活和怀念家园的散文集《再生集》《军民之间》《山谷野店》等；白朗写出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悚栗的光圈》等；马加写出抒情长诗《火祭》《古都进行曲》，短篇小说《家信》《我们有祖先》等；塞克成为写出著名的《流民三千万》《满洲囚徒进行曲》《东北救亡总会会歌》等歌曲的词作家；穆木天继诗集《旅心》后，又出版《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两部诗集；林珏写出短篇小说集《山村》《鞭笞下》和《火种》。此外，于黑丁、高兰、孔罗荪、金人、杨朔、刘澍德、师田手、高涛、耶林等人的创作也很活跃。东北作家在短短几年间，已成为关内左翼文学的一支颇有实力的新军。

[1] 乔木：《评〈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