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肆。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一九一六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秋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卖旧书的,俗称“背包袱”的。如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当时鲁迅住在绍兴县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一九一三年一月四日鲁迅日记又写道:“晚琉璃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因以五金买之。”这些“背包袱”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和所爱,当然也都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类的书,或者寻找—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九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书铺的掌柜姓刘。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墓志》一枚。”这是近于救济的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他以第一人称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接下去——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卖书也要靠一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鲁迅日记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持有好感。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一九二一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题记》时,忽然又想起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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