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间有味,内心自在

第一章 人间有味,内心自在

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啊,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

头一天

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象英语,也不象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楞一楞的,我可也把他们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

……

给它个死不下船,还有错儿么?!反正船得把我运到伦敦去,心里有底!

果然一来二去的到了伦敦。船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看出来了,我也得下去。什么码头?顾不得看;也不顾问,省得又招人们眨眼。检验护照。我是末一个——英国人不象咱们这样客气,外国人得等着。等了一个多钟头,该我了。两个小官审了我一大套,我把我心里明白的都说了,他俩大概没明白。他们在护照上盖了个戳儿,我“看”明白了:“准停留一月Only”。(后来由学校晏请内务部把这个给注销了,不在话下。)管它Only还是“哼来”,快下船哪,别人都走了。敢情还得检查行李呢。这回很干脆:“烟?”我说“no”;“丝?”又一个“no”。皮箱上画了一道符,完事。我的英语很有根了,心里说。看别人买车票,我也买了张;大家走,我也走;反正他们知道上哪儿。他们要是走丢了,我还能不陪着么?上了火车。火车非常的清洁舒服。越走,四外越绿,高高低低全是绿汪汪的。太阳有时出来,有时进去,绿地的深浅时时变动。远处的绿坡托着黑云,绿色特别的深厚。看不见庄稼,处处是短草,有时看见一两只摇尾食草的牛。这不是个农业国。

……

车停在Cannon Street。大家都下来,站台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声音与姿式各有不同。我也慢条厮理的下来;上哪儿呢?啊,来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他的中国话比我的英语应多得着九十多分。他与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车站去;有了他,上地狱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车到了Liverpool Street。这是个大车站,把行李交给了转运处,他们自会给走到家去。然后我们喝了杯啤酒,吃了块点心。车站上,地道里,转运处,咖啡馆,给我这么个印象:外面都是乌黑不起眼,可是里面非常的清洁有秩序。后来我慢慢看到,英国人也是这样。脸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会讲话。他们慢,可是有准。易教授早一分钟也不来;车进了站,他也到了。他想带我上学校去,就在车站的外边。想了想,又不去了,因为这天正是礼拜。他告诉我,已给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许地山在一块。我更痛快了,见了许地山还有什么事作呢,除了说笑话?

……

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里给我找了房。这虽在“大伦敦”之内,实在是属Hertfordshire,离伦敦有十一哩,坐快车得走半点多钟。我们就在原车站上了车,赶到车快到目的地,又看见大片的绿草地了。下了车,易先生笑了。说我给带来了阳光。果然,树上还挂着水珠,大概是刚下过雨去。

……

正是九月初的天气,地上潮阴阴的,树和草都绿得鲜灵灵的。由车站到住处还要走十分钟。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汽车电车上也空空的。礼拜天。街道很宽,铺户可不大,都是些小而明洁的,此处已没有伦敦那种乌黑色。铺户都关着门,路右边有一大块草场,远处有一片树林,使人心中安静。

……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进了胡同:Carnarvon Street。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边上还有些流水,因刚下过雨去。两旁都是小房,多数是两层的,瓦多是红色。走道上有小树,多象冬青,结着红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种着花草,我看见了英国的晚玫瑰。窗都下着帘,绿蔓有的爬满了窗沿。路上几乎没人,也就有十点钟吧,易教授的大皮鞋响声占满了这胡同,没有别的声。那些房子实在不是很体面,可是被静寂,清洁,花草,红绿的颜色,雨后的空气与阳光,给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庄,它本是在伦敦作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区所。房屋表现着小市民气,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气味,和一点安适太平的景象。

……

将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两层的小房,门外也种着一些花,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倒还自然;窗沿上悬着一两枝灰粉的豆花。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已白了头,胖胖的很傻,说不出什么来。妹妹作过教师,说话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并且感谢他给介绍两位中国朋友。许地山在屋里写小说呢,用的是一本油盐店的账本,笔可是钢笔,时时把笔尖插入账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纸背。

……

房子很小: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饭室,一间厨房。楼上是三个卧室,一个浴室。由厨房出去,有个小院,院里也有几棵玫瑰,不怪英国史上有玫瑰战争,到处有玫瑰,而且种类很多。院墙只是点矮矮的木树,左右邻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里的院中还有几株梨树,挂了不少果子。我说“左右”,因自从在上海便转了方向,太阳天天不定从哪边出来呢!

……

这所小房子里处处整洁,据地山说,都是妹妹一个人收拾的;姐姐本来就傻,对于工作更会“装”傻。他告诉我,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时把买卖给了儿子,把两所小房给了二女。姊妹俩卖出去一所,把钱存起吃利;住一所,租两个单身客,也就可以维持生活。哥哥不管她们,她们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领与袜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给洗并烫平。在相当的范围内,她没完全商业化了。

易先生走后,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礼拜。妹妹得作饭,只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们很虔诚;同时,教堂也是她们唯一的交际所在。姐姐并听不懂牧师讲的是什么,地山告诉我。路上慢慢有了人声,多数是老太婆与小孩子,都是去礼拜的。偶尔也跟着个男人,打扮得非常庄重,走路很响,是英国小绅士的味儿。邻家有弹琴的声音。

……

饭好了,姐姐才回来,傻笑着。地山故意的问她,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她说牧师讲的很深,都是哲学。饭是大块牛肉。由这天起,我看见牛肉就发晕。英国普通人家的饭食,好处是在干净;茶是真热。口味怎样,我不敢批评,说着伤心。

……

饭后,又没了声音。看着屋外的阳光出没,我希望点蝉声,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连地山也不讲话了。寂静使我想起家来,开始写信。地山又拿出账本来,写他的小说。

……

伦敦边上的小而静的礼拜天。

原载一九三四年八月《良友画报》第九十二期

落花生

我是个谦卑的人。但是,口袋里装上四个铜板的落花生,一边走一边吃,我开始觉得比秦始皇还骄傲。假若有人问我:“你要是作了皇上,你怎么享受呢?”简直的不必思索,我就答得出:“派四个大臣拿着两块钱的铜子,爱买多少花生吃就买多少!”

什么东西都有个幸与不幸。不知道为什么瓜子比花生的名气大。你说,凭良心说,瓜子有什么吃头?它夹你的舌头,塞你的牙,激起你的怒气——因为一咬就碎;就是幸而没碎,也不过是那么小小的一片,不解饿,没味道,劳民伤财,布尔乔亚!你看落花生:大大方方的,浅白麻子,细腰,曲线美。这还只是看外貌。弄开看:一胎儿两个或者三个粉红的胖小子。脱去粉红的衫儿,象牙色的豆瓣一对对的抱着,上边儿还结着吻。那个光滑,那个水灵,那个香喷喷的,碰到牙上那个乾松酥软!白嘴吃也好,就酒喝也好,放在舌上当槟榔含着也好。写文章的时候,三四个花生可以代替一支香烟,而且有益无损。

种类还多呢:大花生,小花生,大花生米,小花生米,糖饯的,炒的,煮的,炸的,各有各的风味,而都好吃。下雨阴天,煮上些小花生,放点盐;来四两玫瑰露;够作好几首诗的。瓜子可给诗的灵感?冬夜,早早的躺在被窝里,看着《水浒》,枕旁放着些花生米;花生米的香味,在舌上,在鼻尖;被窝里的暖气,武松打虎……这便是天国!冬天在路上,刮着冷风,或下着雪,袋里有些花生使你心中有了主儿;掏出一个来,剥了,慌忙往口中送,闭着嘴嚼,风或雪立刻不那么厉害了。况且,一个二十岁以上的人肯神仙似的,无忧无虑的,随随便便的,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吃花生,这个人将来要是作了宰相或度支部尚书,他是不会有官僚气与贪财的。他若是作了皇上,必是朴俭温和直爽天真的一位皇上,没错。吃瓜子的照例不在街上走着吃,所以我不给他保这个险。

至于家中要是有小孩儿,花生简直比什么也重要。不但可以吃,而且能拿它们玩。夹在耳唇上当环子,几个小姑娘就能办很大的一回喜事。小男孩若找不着玻璃球儿,花生也可以当弹儿。玩法还多着呢。玩了之后,剥开再吃,也还不脏。两个大子儿的花生可以玩半天;给他们些瓜子试试。

论样子,论味道,栗子其实满有势派儿。可是它没有落花生那点家常的“自己”劲儿。栗子跟人没有交情,仿佛是。核桃也不行,榛子就更显着疏远。落花生在哪里都有人缘,自天子以至庶人都跟它是朋友;这不容易。

在英国,花生叫作“猴豆”——Monkey nuts。人们到动物园去才带上一包,去喂猴子。花生在这个国里真不算很光荣,可是我亲眼看见去喂猴子的人——小孩就更不用提了——偷偷的也往自己口中送这猴豆。花生和苹果好象一样的有点魔力,假如你知道苹果的典故;我这儿确是用着典故。

美国吃花生的不限于猴子。我记得有位美国姑娘,在到中国来的时候,把几只皮箱的空处都填满了花生,大概凑起来总够十来斤吧,怕是到中国吃不着这种宝物。美国姑娘都这样重看花生,可见它确是有价值;按照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的辩证法看,这当然没有误儿。

花生大概还跟婚礼有点关系,一时我可想不起来是怎么个办法了;不是新娘子在轿里吃花生,不是;反正是什么什么春吧——你可晓得这个典故?其实花轿里真放上一包花生米,新娘子未必不一边落泪一边嚼着。

原载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五期

快活得要飞了

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几个月的心血,满稿纸的钩抹点画,忽然变成一本很齐整的小书!每个铅字都静静的,黑黑的,在那儿排立着,一定与我无关,而又颇面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一本书!我与它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决不会排字与钉书,或象产生小孩似的从身体里降落下八开本或十二开本。可是,我又与它极有关系,象我的耳目口鼻那样绝属于我自己,丑俊大小都没法再改,而自己的鼻子虽歪,也要对镜找出它的美点来呀!

第二次是当我的小女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离家两三天;回来,我刚一进门,她便晃晃悠悠的走来了,抱住我的腿不放。她没说什么——事实上她还没学会多少话;我也无言——我的话太多了,所以反倒不知说什么好。默默的,我与她都表现了父与女所能有的亲热与快乐。

第三次是在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未到汉口之前,我一向不大出门,所以见到文艺界朋友的机会就很少。这次,一会到便是几十位!他们的笔名,我知道;他们的作品,我读过。今天,我看了他们的脸,握了他们的手。笔名,著作,写家,一齐联系起来,我仿佛是看着许多的星,哪一颗都在样子上差不多,可是都自成一个世界。这些小世界里的人物的创造者,和咱们这世界里的读众的崇拜者,就是坐在我面前的这些人!

可是,这还不足使我狂喜。几十个人都说了话,每个人的话都是那么坦白诚恳,啊,这才到了我喜得落泪的时候。这些人,每个人有他特别的脾气,独具的见解,个人的爱恶,特有的作风。因此,在平日他们就很难免除自是与自傲。自己的努力使每个人孤高自赏,自己的成就产生了自信;文人相轻,与其说是一点毛病,还不如说是因努力而自信的必然结果。可是,这一天,得见大家的脸,听到大家的话。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为国家为民族的悲愤;在他们的话中,我听出团结与互助的消息。在国旗前,他低首降心,自认藐小;把平日个人的自是改为团结的信赖,把平日个人的好尚改作共同的爱恶——全民族的爱恶。在这种情感中,大家亲爱的握手,不客气地说出彼此的短长,真诚演为谅解。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

在全部的中国史里,要找到与这类似的事实,恐怕很不容易吧?因为在没有认清文艺是民族的呼声以前,文人只能为自己道出苦情,或进一步而嗟悼——是嗟悼!——国破家亡;把自己放在团体里充一名战士,去复兴民族,维护正义,是万难作到的。今天,我们都作到了这个,因为新文艺是国民革命中产生出的,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他们今日的集合,排成队伍,绝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战士归营,各具杀敌的决心,以待一齐杀出。这么着,也只有这么着,我们才足以自证是时代的儿女,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与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这还不该欣喜么?

我等着,等到开大会的那一天,我想我是会乐疯了的!

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汉口

《大公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特刊》

有钱最好

既是苦命人,到处都得受罪。穷大奶奶逛青岛,受洋罪;我也正受着这种洋罪。

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个子儿。享受既然无缘,只好放在一边,单表受罪。

第一先得说房。大小不拘,这里的房全是洋式。由房东那方面看,租钱不算多;由住房儿的看,象我这样的人,简直一月月的干给房钱赶网。吃也不算贵,喝也不算贵;房没有贱的。房既然贵,自然住不起一整所儿,所以大多数的楼房是分租的,一层儿两三间房租给一家。住楼上的呢,得上下跑腿;而且费煤,因为高处得风,墙又不厚。住楼下的,自然省了脚,也较比的暖一点,可是乐不抵苦。您别看大家都洋服啷儿的,讲到公德心,青岛的人并不比别处的文明。楼的建筑根本是二五八,楼板也就是一寸来厚,而楼上的人们,绝不会想到楼下还有人。希望大家铺地毯,未免所求过奢;能垫上点席子的便很难得。要赶上楼上有那么七八个孩子,那就蛤蟆垫桌腿儿,死挨。人家能把楼板跺得老忽闪忽闪的动,时时有塌下来的可能。自然没人能管住小孩不走不跳,可是能够作到的也没人作。比如说椅子腿上包点布,或者不准小孩拉椅子,这很容易办吧?哼,没那回事。你莫名其妙楼上怎会有那么多椅子,更不知道为什么老在那儿拉。你晓得楼上拉椅子多么难听,它钻脑子,叫人想马上自杀。可是谁叫你住楼下呢!你乘早不用去请求,住楼上的理直气壮。“哟,我们的孩子会闹?那可奇怪!拉椅子?我们的小孩可就是喜欢拉椅子玩。在楼上踢毽?可不是,小孩还能不玩?”楼上的人都这么和气而且近情近理。你只有一条路,搬家。

搬吧,都调查好了,同楼的小孩少,大人也规矩,你很喜欢。搬过去一看,院里有八条狗!青岛是带洋派的地方,讲究养狗。可是养狗的人想不起去溜溜它们,狗屎全摆在院中。狗名儿都是洋的,什么济美、什么邦走;敢情洋名的狗拉洋屎,也是臭的。济美们还叫呢,要赶上你要睡会儿觉,或是孩子刚睡着,人家才叫得凶呢。

还得搬哪!这回可好,没有小孩,也没有狗。早晨七点来钟,人家唱上了。青岛的京戏最时兴。早晨唱过了,那敢情不过是喊喊嗓子。大轴子是在晚上,胡琴拉着,生末净旦丑俱全,唱开了没头儿。唱得好听的自然不是没有哇;叫人想自杀的也不少。你怎办?还得搬家。

搬一回家,要安一回灯,挂一回帘子;洋房吗。搬一回家,要到公司报一回灯,报一回水,洋派吗。搬一回家,要损失一些东西,损失一些钱,洋罪吗。

好房子有哇,也得住得起呀。算了吧,房子够了。

带洋字的,还就是洋车好,干净,雨布风帘也齐全;可就是贵。一上车就是一毛钱,稍微远那么一点就得两毛。我的办法是不坐。这有点对不起“车友”们,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自行车也不好骑,净是山路,坡得要命。最好是坐汽车,其次就是走,据我看。汽车呢,连那个喇叭咱也买不起;即使勉强的买个喇叭,不是还得自己走路;干脆,咱走就是了。青岛的空气却是不坏,可惜脚受点委屈!

关于食,没有什么可说的。饭馆子不少,中菜西菜都有。价钱都可以的,所以咱还是消极抵抗,不吃。自己家里做菜倒不贵,鱼虾现成,而且新鲜。别的肉类菜蔬也说不上贵来;吃饱了拉倒,这倒好办。馋了呢?活该!

穿,随便。青年人多数穿洋服,也很有些穿得很讲究的。咱向来不讲究穿,给它个不在乎。这占了已结婚的便宜。设若正在“追求”期间,我想我也得多一份洋罪。不穿洋服,可是我天天刮胡子,这一来是耍洋派,二来表示我并不完全不怕太太。完全不怕太太的人不易发财,真的!

说到了玩,此地没有什么游艺场。此地根本是个避暑的所在,成年价在这儿住,当然是别扭。京戏偶尔来几个名角,戏价总要两三块,咱犯不上去。平日呢,老有蹦蹦戏,听着又不过瘾。电影院有几处,夏天才来好片子;冬天只是对付事儿,我假装的避宿,赶到惊蛰再去,也还不迟。公园真好,道路真好,海岸真好,遇上晴天我便去走,既不用花钱,而且接近了自然。在别方面受的罪,由这个享受补过来,这叫做穷欢喜。

总起来说,青岛不是个坏地方,官员们也真卖力气建设。所谓洋罪,是我的毛病,穷。假若我一旦发了财,我必定很喜欢这里。等着吧,反正咱不能穷一辈子。

原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论语》第六十期

有声电影

二姐还没有看过有声电影。可是她已经有了一种理论。在没看见以前,先来一套说法,不独二姐如此,有许多伟人也是这样;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也。她以为有声电影便是电机答答之声特别响亮而已。要不然便是当电人——二姐管银幕上的英雄美人叫电人——互相巨吻的时候,台下鼓掌特别发狂,以成其“有声”。她确信这个,所以根本不想去看。本来她对电影就不大热心,每当电人巨吻,她总是用手遮上眼的。

但据说有声电影是有说有笑而且有歌。她起初还不相信,可是各方面的报告都是这样,她才想开开眼。

二姥姥等也没开过此眼,而二姐又恰巧打牌赢了钱,于是大请客。二姥姥三舅妈,四姨,小秃,小顺,四狗子,都在被请之列。

二姥姥是天一黑就睡,所以决不能去看夜场;大家决定午时出发,看午后两点半那一场。看电影本是为开心解闷,所以十二点动身也就行了。要是上车站接个人什么的,二姐总是早去七八小时的。那年二姐夫上天津,二姐在三天前就催他到车站去,恐怕临时找不到座位。

早动身可不见得必定早到;要不怎么越早越好呢。说是十二点走哇,到了十二点三刻谁也没动身。二姥姥找眼镜找了一刻来钟;确是不容易找,因为眼镜在她自己腰里带着呢。跟着就是三舅妈找钮子,翻了四只箱子也没找到,结果是换了件衣裳。四狗子洗脸又洗了一刻多钟,这还总算顺当;往常一个脸得至少洗四十多分钟,还得有门外的巡警给帮忙。

出发了。走到巷口,一点名,小秃没影了。大家折回家里,找了半点多钟,没找着。大家决定不看电影了,找小秃是更重要的。把新衣裳全脱了,分头去找小秃。正在这个当儿,小秃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在前面,而折回来找她们。好吧,再穿好衣裳走吧,巷外有的是洋车,反正耽误不了。

二姥姥给车价还按着现洋换一百二十个铜子时的规矩,多一个不要。这几年了,她不大出门,所以老觉得烧饼卖三个大铜子一个不是件事实,而是大家欺骗她。现在拉车的三毛两毛向她要,也不是车价高了,是欺侮她年老走不动。她偏要走一个给他们瞧瞧。这一挂劲可有些“憧憬”:她确是有志向前迈步,不过脚是向前向后,连她自己也不准知道。四姨倒是能走,可惜为看电影特意换上高底鞋,似乎非扶着点什么不敢抬脚。她假装过去搀着二姥姥,其实是为自己找个靠头。不过大家看得很清楚,要是跌倒的话,这二位一定是一齐倒下。四狗子和小秃们急得直打蹦。

总算不离,三点一刻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映。这当然是电影院不对;难道不晓得二姥姥今天来么?二姐实在觉得有骂一顿街的必要,可是没骂出来,她有时候也很能“文明”一气。

既来之则安之,打了票。一进门,小顺便不干了,怕黑,黑的地方有红眼鬼,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去。二姥姥一看里面黑洞洞,以为天已经黑了,想起来睡觉的舒服;她主张带小顺回家。要是不为二姥姥,二姐还想不起请客呢。谁不知道二姥姥已经是土埋了半截的人,不看回有声电影,将来见阎王的时候要是盘问这一层呢?大家开了家庭会议。不行,二姥姥是不能走的。至于小顺,好办,买几块糖好了。吃糖自然便看不见红眼鬼了。事情便这样解决了。四姨搀着二姥姥,三舅妈拉着小顺,二姐招呼着小秃和四狗子。前呼后应,在暗中摸索,虽然有看座的过来招待,可是大家各自为政的找座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离而复散,分而复合,主张不一,而又愿坐在一块儿。直落得二姐口干舌燥,二姥姥连喘带嗽,四狗子咆哮如雷,看座的满头是汗。观众们全忘了看电影,一齐恶声的“吃——”,但是压不下去二姐的指挥口令。二姐在公共场所说话特别响亮,要不怎样是“外场”人呢。

直到看座的电棒中的电已使净,大家才一狠心找到了座。不过,还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坐下。大家总不能忘了谦恭呀,况且是在公共场所。二姥姥年高有德,当然往里坐。可是二姥姥当着四姨怎肯以老卖老,四姨是姑奶奶呀;而二姐又是姐姐兼主人;而三舅妈到底是媳妇,而小顺子等是孩子;一部伦理从何处说起?大家打架似的推让,甚至把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感化得直喊叫老天爷。好容易大家觉得让的已够上相当的程度,一齐坐下。可是小顺的糖还没有买呢!二姐喊卖糖的,真喊得有劲,连卖票的都进来了,以为是卖糖的杀了人。

糖买过了,二姥姥想起一桩大事——还没咳嗽呢。二姥姥一阵咳嗽,惹起二姐的孝心,与四姨三舅妈说起二姥姥的后事来。老人家象二姥姥这样的,是不怕儿女当面讲论自己的后事,而且乐意参加些意见,如“别的都是小事,我就是要个金九连环。也别忘了糊一对童儿!”这一说起来,还有完吗?一桩套着一桩,一件联着一件,说也奇怪,越是在戏馆电影场里,家事越显着复杂。大家刚说到热闹的地方,忽,电灯亮了,人们全往外走。二姐喊卖瓜子的;说起家务要不吃瓜子便不够派儿。看座的过来了,“这场完了,晚场八点才开呢。”

大家只好走吧。一直到二姥姥睡了觉,二姐才想起问三舅妈:“有声电影到底怎么说来着?”三舅妈想了想:“管它呢,反正我没听见。”还是四姨细心,她说她看见一个洋鬼子吸烟,还从鼻子里冒烟呢,“电影是怎样作的,多么巧妙哇,鼻子冒烟,和真的一样,你就说。”大家都赞叹不已。

原载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论语》第二十九期

自述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

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说什么。四年没听见她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

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适足以妨碍妈妈。我叱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

四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没有空闲,也就没有了闲愁。

要把相当忙碌的四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

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

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四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爱洁净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须去,什么生人都须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作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

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作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啊,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呀!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爬在土壕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须有体质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四十,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

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的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教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写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最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作,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的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

二、我的欣悦: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羞见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恨未一面耳。

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么?去讨教!写得不好么?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

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啊,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

我希望还能再活二十年。这二十年中须再写出象点样子的十本或十多本作品。这些作品将是在写完以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与我都满意了才去付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这对来日的希冀不是个梦想。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作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作多少,作得好坏,都是才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才薄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作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须消极的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

有了此态度;我要作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作的必是我所能作的;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作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作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作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

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假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煤米柴炭去作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激我的妻!

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作的作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作到的,总愿多作出来一些;不能作的我决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象耕牛似的慢慢的犁着土,在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须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作。因为我所能作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教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的给它写;后来,它又骂了;大后天,再教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的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它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字,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采。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识见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已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

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志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的作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墓。第三条是第一、二两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叶繁枝,使自己真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

这苦恼,这欣喜,与这由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既是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作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剂。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是因才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大公报》

小麻雀

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气。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它的翎羽。它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它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它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它是要保全它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它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倚靠。它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我想拿几个饭粒诱它前来,又不敢离开,我怕小猫来扑它。可是小猫并没在院里,我很快的跑进厨房,抓来了几个饭粒。及至我回来,小鸟已不见了。我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蹲着呢。我忙去驱逐它,它只一扑,把小鸟擒住!被人养惯的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与爪在猫嘴旁搭拉着,和死去差不多。

瞧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到西屋。我不敢紧追,怕它更咬紧了可又不能不追。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我还没忘了那个眼神。那个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神。那个眼神与我的好心中间隔着一只小白猫。来回跑了几次,我不追了。追上也没用了,我想,小鸟至少已半死了。猫又进了厨房,我楞了一会儿,赶紧的又追了去;那两个黑豆眼仿佛在我心内睁着呢。

进了厨房,猫在一条铁筒——冬天升火通烟用的,春天拆下来便放在厨房的墙角——旁蹲着呢。小鸟已不见了。铁筒的下端未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儿小猫用脚往里探。我的希望回来了,小鸟没死。小猫本来才四个来月大,还没捉住过老鼠,或者还不会杀生,只是叼着小鸟玩一玩。正在这么想,小鸟,忽然出来了,猫倒象吓了一跳,往后躲了躲。小鸟的样子,我一眼便看清了,登时使我要闭上了眼。小鸟几乎是蹲着,胸离地很近,象人害肚痛蹲在地上那样。它身上并没血。身子可似乎是蜷在一块,非常的短。头低着,小嘴指着地。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楞着。它只有那么一点活气,都在眼里,象是等着猫再扑它,它没力量反抗或逃避;又象是等着猫赦免了它,或是来个救星。生与死都在这俩眼里,而并不是清醒的。它是胡涂了,昏迷了;不然为什么由铁筒中出来呢?可是,虽然昏迷,到底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生命根源的,希望。这个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着生或死。它怕得非常的忠诚,完全把自己交给了一线的希望,一点也不动。象把生命要从两眼中流出,它不叫也不动。

小猫没再扑它,只试着用小脚碰它。它随着击碰倾侧,头不动,眼不动,还呆呆的注视着地上。但求它能活着,它就决不反抗。可是并非全无勇气,它是在猫的面前不动!我轻轻的过去,把猫抓住。将猫放在门外,小鸟还没动。我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是没受了多大的伤,虽然胸上落了点毛。它看了我一眼!

我没主意:把它放了吧,它准是死?养着它吧,家中没有笼子。我捧着它好象世上一切生命都在我的掌中似的,我不知怎样好。小鸟不动,蜷着身,两眼还那么黑,等着!楞了好久,我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它又楞了半天,忽然头向左右歪了歪用它的黑眼睁了一下;又不动了,可是身子长出来一些,还低头看着,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原载一九三四年七月《文学评论》第一卷第二期

神的游戏

戏剧不是小说。假若我是个木匠;我一定说戏剧不是大锯。由正面说,戏剧是什么,大概我和多数的木匠都说不上来。对戏剧我是头等的外行。

可是,我作过戏剧。这只有我和字纸篓知道。看别人写戏,我也试试,正如看别人下海,我也去涮涮脚。原来戏剧和小说不是一回事。这个发现,多少是恼人的。

“小说是袖珍戏园”。不错。连卖瓜子的打手巾把的都有地位。形容那位睡着了的观客,和他的梦,都无所不可。一出戏,非把卖瓜子的逐出去不可,那位作梦的先生也该枪毙。戏剧限于台上加点玩艺,而且必定不许台下有人睡觉。一些布景,几个人,说说笑笑或哭哭啼啼,这要使人承认是艺术;天哪,难死人也,景片的绳子松了一些,椅子腿有点活动,都不在话下;她一个劲儿使人明白人生,认识生命,拿揭显代替形容,拿吵嘴当作说理,这简直不可能。可是真有会干这个的!

设若戏剧是“一个”人的发明,他必是个神。小说,二大妈也会是发明人。从头说起吧。立意有了,人物,地点,时间,也都有了,这不应很乐观么?是。于是提起笔来,终于放下,让谁先出来呢?设若是小说,我就大有办法。我能叫一混成旅一齐出来,也能叫一个人没有而大讲秋天的红叶。戏剧家必是个神,他晓得而且毫不迟疑的怎样开始。他似乎有件法宝,一祭起便成了个诛仙阵,把台下的观众灵魂全引进阵去。并且是很简单呀,没有说明书,没有开场词,没有名人的介绍;一开幕便单摆浮搁的把阵式列开,一两个回合便把人心捉住,拿活人演活人的事,而且叫台下的活人郑重其事的感到一些什么,傻子似的笑或落泪。这个本事是真本事,我只能使眼前的白纸老那么白着吧。请想,我面对面的,十二分诚恳的,给二大妈述说一件事,她还不能明白,或是不愿听;怎样将两个人放在台上交谈一阵,就使他明白而且乐意听呢?大概不是她故意与我作难,就是我该死。

勉强的打了个头儿。一开幕,一胖一瘦在书房内谈话,窗外有片雪景,不坏。胖子先说话,瘦子一边听一边看报。也好。谈了两三分钟,胖子和瘦子的话是一个味儿,话都非常的漂亮,只是显不出胖子是怎样个人,瘦子是怎么个人。把笔放下,叹气。

过了十分钟,想起来了。该上女角了。女角一露面,胖子和瘦子之间便起了冲突,一起冲突便有了人格。好极了。女角出来了。她也加入谈话,三个人说的都一个味儿,始终是白开水。她打扮得很好,长得也不坏,说话也漂亮;她是怎么个人呢?没办法。胖子不替她介绍,瘦子也不管详述家谱,她自己更不好意思自述。这位救命星原来也是木头的。字纸篓里增多了两三张纸。

天才不应当承认失败,再来。这回,先从后头写。问题的解决是更难写的;先解决了,然后再转回来补充,似乎更保险。小说不必这样,因为无结果而散也是真实的情形。戏剧必须先作茧,到末了变出蛾子来。是的,先出蛾子好了。反正事实都已预备好,只凭一写了。写吧。胖子瘦子和姑娘又都出来了。还是木头的。瘦子娶了姑娘,胖子饮酖而死,悲剧呀。自己没悲,胖子没悲,虽然是死了!事实很有味儿,就是人始终没活着。胖子和瘦子还打了一场呢,白打,最紧张处就是这一打,我自己先笑了。

念两本前人的悲剧,找点诀窍吧。哼!事实不如我的奇,穿插不如我的巧,言语没有我的情,可是,也不是从哪找来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有股悲劲萦绕回环,好似与人物事实平行着一片秋云,空气便是凉飕飕的。不是闹鬼;定是有神。这位神,把人与事放在一个悲的宇宙里。不知道是先造的人呢,还是先造的那个宇宙。一切是在悲壮的律动里,这个律动把二大妈的泪引出来,满满的哭了两三天,泪越多心里越痛快。二大妈的灵魂已到封神台下去,甘心的等着被封为——哪怕是土地奶奶呢,到底是入了神界!

我完了。神始终不照顾我。他不给我这点力量。我的眼总是迷糊,看不见那立体的一小块——其中有人有事有说有笑,一小块人生,一小块真理,一小块悲史,放在心里正合适,放在宇宙里便和宇宙融成一体,如气之与风。戏剧呀,神的游戏。木匠,还是用你的锯吧。

原载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大公报》

养花

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工夫去作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

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

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象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

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哪,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儿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儿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么?

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使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昙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气——昙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棵分为数棵,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

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三百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三十多种,一百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原载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我的几个房东

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家务统由妹妹操持,她勤苦诚实,且受过相当的教育。

她们的父亲是开面包房的,死后,把面包房给了儿子,给二女一人一处小房子。她们卖出一所,把钱存在银行生息。其余的一所,就由她们合住。妹妹本可以去作,也真作过,家庭教师。可是因为姐姐需人照管,所以不出去作事,而把楼上的两间屋子租给单身的男人,进些租金。这给妹妹许多工作,她得给大家作早餐晚饭,得上街买东西,得收拾房间,得给大家洗小衣裳,得记账。这些,已足使任何一个女子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她于这些工作外,还得答复朋友的信,读一两段圣经,和作些针线。

她这种勤苦忠诚,倒还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点独立的精神。她的哥开着面包房,到圣诞节才送给妹妹一块大鸡蛋糕!她决不去求他的帮助,就是对那一块大鸡蛋糕,她也马上还礼,送给她哥一点有用的小物件。当我快回国时去看她,她的背已很弯,发也有些白的了。

自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

在她那里住过一冬,我搬到伦敦的西部去。这回是与一个叫艾支顿的合租一层楼。所以事实上我所要说的是这个艾支顿——称他为二房东都勉强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东。我与他一气在那里住了三年。

这个人的父亲是牧师,他自己可不信宗教。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和一个女子由家中逃出来,在伦敦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小孩。他有相当的聪明,好读书。专就文字方面上说,他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坏。英文,他写得非常的漂亮。他作过一两本讲教育的书,即使内容上不怎样,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认的事实。我愿意同他住在一处,差不多是为学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战时,他去投军。因为心脏弱,报不上名。他硬挤了进去。见到了军官,凭他的谈吐与学识,自然不会被叉去帐外。一来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于中国的旅长了。

战后,他拿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回到伦敦,重整旧业,他又去教书。为充实学识,还到过维也纳听弗洛衣德的心理学。后来就在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这个学校是为工人们预备的,仿佛有点象国内的暑期学校,不过目的不在补习升学的功课。作这种学校的教员,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可是实利上并不坏: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并不很低。这个,大概是他的黄金“时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学识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个清闲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和一位美国女子发生了恋爱。她出自名家,有硕士的学位。来伦敦游玩,遇上了他。她的学识正好补足他的,她是学经济的;他在补习学校演讲关于经济的问题,她就给他预备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离婚案刚一提到法厅,补习学校便免了他的职。这种案子在牛津与剑桥还是闹不得的!离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须按月供给夫人一些钱。

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极狼狈。自己没有事,除了夫妇的花销,还得供给原配。幸而硕士找到了事,两份儿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可是两家的感情渐渐的改善,两位夫人见了面,他每月给第一位夫人送钱也是亲自去,他的女儿也肯来找他。这个,可救不了穷。穷,他还很会花钱。作过几年军官,他挥霍惯了。钱一到他手里便不会老实。他爱买书,爱吸好烟,有时候还得喝一盅。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艾支顿夫人真可怜。她早晨起来,便得作好早饭。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作晚饭。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出去吃一顿。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象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数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还记得几位:有一位是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一点也不是他的错儿,怎奈工厂时开时闭。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每逢来看艾支顿,他俩便粗着脖子红着脸的争辩。艾支顿也很有口才,不过与其说他是为政治主张而争辩,还不如说是为争辩而争辩。还有一位小老头也常来,他顶可爱。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读能写能讲,但是找不到事作;闲着没事,他只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拿一点扣头。另一位老者,常上我们这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老头是位博士。赶上我们在家,他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和我们讨论文学与哲学。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这么三位吧,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

艾支顿一直闲了三年。我们那层楼的租约是三年为限。住满了,房东要加租,我们就分离开,因为再找那样便宜,和恰好够三个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虽然不在一块儿住了,可是还时常见面。艾支顿只要手里有够看电影的钱,便立刻打电话请我去看电影。即使一个礼拜,他的手中彻底的空空如也,他也会约我到家里去吃一顿饭。自然,我去的时候也老给他们买些东西。这一点上,他不象普通的英国人,他好请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约请与馈赠。有许多地方,他都带出点浪漫劲儿,但他到底是个英国人,不能完全放弃绅士的气派。

直到我回国的时际,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书局里作顾问,荐举大陆上与美国的书籍,经书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译或——若是美国的书——出英国版。我离开英国后,听说他已被那个书局聘为编辑员。

离开他们夫妇,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细说;房东与房客除了交租金时见一面,没有一点别的关系。在公寓里,晚饭得出去吃,既费钱,又麻烦,所以我又去找房间。这回是在伦敦南部找到一间房子,房东是老夫妇,带着个女儿。

这个老头儿——达尔曼先生——是干什么的,至今我还不清楚。一来我只在那儿住了半年,二来英国人不喜欢谈私事,三来达尔曼先生不爱说话,所以我始终没得机会打听。偶尔由老夫妇谈话中听到一两句,仿佛他是木器行的,专给人家设计作家具。他身边常带着尺。但是我不敢说肯定的话。

半年的工夫,我听熟了他三段话——他不大爱说话,但是一高兴就离不开这三段,象留声机片似的,永远不改。第一段是贵族巴来,由非洲弄来的钻石,一小铁筒一小铁筒的!每一块上都有个记号!第二段是他作过两次陪审员,非常的光荣!第三段是大战时,一个伤兵没能给一个军官行礼,被军官打了一拳。及至看明了那是个伤兵,军官跑得比兔子还快;不然的话,非教街上的给打死不可!

除了这三段而外,假若他还有什么说的,便是重述《晨报》上的消息与意见。凡是《晨报》所说的都对!

这个老头儿是地道英国的小市民,有房,有点积蓄,勤苦,干净,什么也不知道,只晓得自己的工作是神圣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达尔曼太太是女性的达尔曼太太,她的意见不但得自《晨报》,而且是由达尔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几段《晨报》,她没工夫自己去看报。

达尔曼姑娘只看《晨报》上的广告。有一回,或者是因为看我老拿着本书,她向我借一本小说。随手的我给了她一本威尔思的幽默故事。念了一段,她的脸都气紫了!我赶紧出去在报摊上给她找了本六个便士的罗曼司,内容大概是一个女招待嫁了个男招待,后来才发现这个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继人。这本小书使她对我又有了笑脸。

她没事作,所以在分类广告上登了一小段广告——教授跳舞。她的技术如何,我不晓得,不过她声明愿减收半费教给我的时候,我没出声。把知识变成金钱,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点苦闷,没有男朋友约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饭便假装头疼,跑到楼上去睡觉。婚姻问题在那经济不景气的国度里,真是个没法办的问题。我看她恐怕要窝在家里!“房东太太的女儿”往往成为留学生的夫人,这是留什么外史一类小说的好材料;其实,里面的意义并不止是留学生的荒唐呀。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风》第四期

我有一个志愿

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在写文章中我可是有个志愿——希望能写出一本好的剧本来。虽然我是没有什么远大志愿的人,这个志愿——写个好剧本——可的确不算很小。要达到这个志愿,我须第一,去读很多很多的书——顶好是能上外国去读几年书。第二,我须有戏必看,去“养”我的眼睛。第三,我想我应当到什么剧团中作二年职员,天天和导演、演员、与其他的专门的技术人员有亲密的接触。第四,或者我还应当学学演戏,常扮个什么不重要的角色。把上述四项都作到,我还不知道我是否有写剧的天才。假若没有,我的工夫虽然下到了,可还是难以如愿。这个志愿真的不算小!

恐怕有人以为我不很实诚吧——写个剧本也值得发这么大的愿?好,让咱们往远里说说吧。第一,即使在没有用文字写出来的小说的民族中,他们也必定有口传的诗歌与故事,人,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活在记忆中的。他记得过去,才关切将来。否则他们活在虚无飘渺中,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和要往哪里去。因此,文艺——不管是写出来的还是口传的——老不会死亡。文艺出丧的日子,也就是文化死亡的时候。

你看,文艺有多么重要!

第二,等到文化较高了,人们——受宗教的或社会行动的带动——才发明了戏剧。戏剧比诗歌与故事年轻,而在服装上,动作上,谈吐上,都比它的哥哥们更漂亮、活泼、文雅的多。戏剧把当时的文化整个的活现在人的眼前。文化有多么高,多么大,它也就有多么高,多么大。有了戏剧的民族,不会再返归野蛮,它需要好的故事,好的思想,好言语,好的音乐、服装、跳舞,与好的舞台。它还需要受过特别训练的演员与有教养的观众。它不但要包括艺术,也要包括文化!戏剧,从一个意义来说,是文化的发言人。假如你还不大看起戏剧,就请想想看吧,有没有第二个东西足以代替它?准保没有!再看看,哪一个野蛮民族“有”真正的戏剧?和哪个文化高的民族,“没有”戏剧?

你看,戏剧有多么重要!

戏剧既是这么大的东西,我怎能不为要写个剧本而下个很大的志愿呢?它的根子虽然生长在文艺的园地里,它所吸取的却是艺术全部的养分啊!

好吧,虽然我是个没有什么远志的人,我却要在今天——戏剧节——定下这么一个大志愿。这并不是要凑凑热闹,而是想在文化的建设中写写少不得的戏剧呀!文化滋养艺术,艺术又翻回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在艺术中,能综合艺术各部门而求其总效果的,只有戏剧。

抗战与文化建设须携手而行。那么,我要立志写个好剧本,大概并不能算作无聊。至于我能否如愿以偿,那就看我的努力如何了。愿与戏剧同仁共勉之。

原载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新民报》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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