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谍高手
华盛顿时代除了有一批优秀的间谍之外，还有一批反间谍的高手。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就是其中之一。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那位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英国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正是杰伊改变了这种现状。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同时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一个叫科劳斯比的特工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反情报人员之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 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搜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他使用的化名之多，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部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前来进攻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这一下科劳斯比就满怀希望了。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战友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让那些看守科劳斯比的卫兵去喝白兰地，于是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著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最有影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