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国共产党为创建新中国的探索

前 言 中国共产党为创建新中国的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亚洲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火绵延、政局动荡的中国大陆，这一件事，超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一切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掌握着全国政权和经济命脉，控制着几乎全部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拥有数百万人的军队，又得到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大力援助的中国国民党，败在了长期处于偏远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抗战胜利后仅短短4年时间，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便分崩离析，一败涂地，“忽喇喇似大厦倾”，惶惶然逃至大海茫茫的台湾孤岛。这一历史变迁，实际上经历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旧式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长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中国遭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灾难深重的境地。近代中国经济严重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及其控制的世界市场，不仅近代工业在机器、设备、技术和重要原材料方面依赖外国，西方国家还通过贸易贷款、政治借款，掌握中国铁路、电信等重要部门及政府关税、盐税、厘金等财产收入，使中国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很大依附性。在中国领土上，列强以武力为后盾，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租界或租借地，实行殖民主义制度。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使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完整的封建经济形态，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某种条件。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代表着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对于促进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苦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很不充分，力量非常薄弱。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这些情况，反映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爱国团体和近代意义上的政党，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处境。多少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奔走呼号，力主“变法维新”“富国强兵”；举凡倡洋务、办实业、兴新学等种种救国方案，均逐一试验，试图按照西方国家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正逢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老牌的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建立和扩大其势力范围，唯有不遗余力地掠夺和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源，自然不会让拥有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的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既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衰弱的根源，又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

外国帝国主义瓜分豆剖、虎视鹰瞵，亡国灭种的厄运无情地撞击着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灵。救亡图存、重建国家，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相号召，历经多年奋斗，终于在1911年领导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在风雨如磐的中国树起民主共和国旗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从此不得人心。在漫漫长夜里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开始有了新的觉醒。

废除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以来改造中国、探求国家出路的种种进步力量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最初赋予资产阶级这个历史责任。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后，立即把建立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3月1日，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南京临时政府就其性质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但是，在新旧势力的尖锐斗争中，帝制复辟派袁世凯打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窃夺了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91天。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奋斗的锐气不减，他先后领导护国、护法运动，两度在广州建立政权，但坚持的时间均极短，且政令所及不过二三省，很快遭到失败。至此，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终至完结。资产阶级革命建国实践屡遭失败，昭示着在中国创建新国家只能另辟道路。孙中山贵在顺应时势，将他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丰富了国家重建理论，它留给中国先进人士的启示和思想财富是宝贵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只有几十个人，却是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和旗帜上。孙中山致力实现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终于在中国找到其实际承担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孙中山的宝贵遗产，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建国理论中进步和合理的因素，日益走向别开生面的创新，形成一整套富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

1924年，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迅速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极大地开拓了工农运动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4月，国民党右翼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分裂国共合作，共产党奋起武装反抗，被迫离开城市到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独立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而共产党创建新国家的实践，正是从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始的。

在近代中国，首推共产党致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率先在它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中实行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制度，树立起崭新的民主意识和民主风气，并逐步摸索和总结出一套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这种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政权模式，最初分散在中南、中西部几省交界的小块红色区域内。它们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而存在，并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渐次发展壮大。

根据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中关于“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政纲，各红色区域普遍建立起工农兵代表会议制的苏维埃政权。这种从苏联借用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统称为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和经济政策等，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虽然远非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政权，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旨在建立新国家的最初尝试。

由于缺乏经验，尤其是处于反革命白色政权的包围和激烈的军事战争环境，没有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工农民主政权本身还存在许多缺憾，如政权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及职权划分等，基本上照搬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做法。由于地区分割的影响，各地在基层选举的程序、选举权范围、代表会议作用的发挥、政府工作程序和内容，以及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指导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致使政权构成的政治基础过于单一，在土地、劳动、经济等政策及对待中间派别方面，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规定，给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初步实践，为后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供了初步经验和借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大义，仍孤注一掷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全力“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乘隙入关进逼华北。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急遽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中国共产党调整完善建国理论提供了历史契机。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国内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次会议的决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工农民主共和国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以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a这个论述，对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局限性做了历史总结，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考虑到国内时局的特点，也为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进一步将“人民共和国”改变为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的“民主共和国”，提出愿与国民党共同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体现了抗日救亡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中共派代表团赴西安调停，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5项要求，如国民党将此定为国策，中共愿做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主张，将所属武装力量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下旬，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国号，将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工农民主政权走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迈出的关键一步。从这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地方性抗日民主政府。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原来国共分裂时期形成的阶级关系、政治格局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彼此调整之中。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性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红色行政区域，改变为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所属的一个行政区域；由只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地方政权实体，转变为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也隶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辖的一个地方政府。从政权性质来看，由过去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各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人士对汉奸、卖国贼的民主专政。由此构成政权的社会基础变得十分广泛，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参加，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一般地主参加；不仅有共产党员参加，还有国民党员、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专政的对象缩小到汉奸和卖国贼，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亦非专政的对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原来工农兵代表会议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建立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要求。根据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关于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并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中共在边区政府仍然起着领导作用，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由中共决定，通过边区政府颁布实施。为适应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生存的中心任务，边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相应地进行调整，停止了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转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战争服务的政策。边区政府对国民政府采取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原则，既坚持抗日民族斗争的统一性，又保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参议会制度，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向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参议会制度。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以阶级、阶层论，有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地主、资本家、开明绅士；以党派论，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以民族论，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为了确保抗日民主政权阶级构成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提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分配，共产党员、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或其他方面人士，各占1/3。其中，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利益，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权，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党的建议。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利于争取这部分群众坚持抗日。中间派占1/3，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共中央强调“三三制”原则，是共产党“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在政权建设上严格执行“三三制”，既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保证政权中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占优势，又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从而团结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孤立顽固势力，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同时，也扩大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影响，打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对推动全国政治民主化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使中国共产党在争得合法地位的环境下，将以往局部区域内的建国实践扩展到空前的规模，从而为党的建国理论逐步趋于成熟创造了必要条件。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较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的若干基本思想，概括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二、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三、国体（即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即指政权构成的形式）——民主集中制。b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流砥柱之气概，坚定地站在民族解放斗争最前列，始终坚持团结全民族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无论出现怎样的艰难困苦和复杂局面，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名副其实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为了有效地团结各社会阶级共同抗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民主建政，保障抗日各阶级的人权、财产权及参政权；在政府机关厉行廉洁政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密切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在经济建设方面，大力号召发展农业，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特别把减租减息、合理调整租佃债务关系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鼓励发展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贸易的工商政策；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这些经济政策有力推进了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区内外商品流通。解放区军民还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以保证在基本物资供应条件下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

以“全民抗战，建设国家”相号召，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给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以极大的冲击与削弱。抗日根据地注重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进步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为抗日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由解放区延及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各种报刊、团体、演出队非常活跃，以文艺、戏剧、讲演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以先进文化来教育、鼓舞人民；中共在国统区大后方主办的《新华日报》，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搞分裂、摩擦、倒退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批评。同时，扩大抗战文化的影响，发挥组织宣传民众团结抗日的重要作用。一批又一批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革命的熔炉中经受考验。他们有的投笔从戎征战沙场；有的从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汲取养分，创作出大量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斗志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使抗日根据地名副其实地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

到抗战后期，全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即解放区共发展到19个，计有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广东区、琼崖区，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在这些解放区内，都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将解放区内各界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动员起来，使中国解放区在日寇强敌的压迫下，在国民党反共摩擦的阻碍下，在毫无外援的艰难环境中，能够屹立不动，并一天一天发展壮大，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重要力量。

1945年春夏之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全民族抗战已胜利在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国民党继续坚持压迫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做了详尽说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只有这个制度，才能既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毫无疑义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期，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除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新民主主义国家鼓励和帮助，而不是禁止或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毛泽东强调说：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认为，抗日根据地业已建立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地方基础，具有新中国政治雏形的意义和全国的普遍意义。推而广之，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待“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过长期斗争，在局部地区建立政权，逐渐在规模、范围上扩展，直至取得中央政权，将日益成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推广到全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及其实践的一大特色。如毛泽东所说：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因而是人民革命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c

在抗日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阶段，1944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个主张一经提出，就在大后方人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新天下耳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更鲜明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立即获得全国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前所未有地壮大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在1940年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概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架构说：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毛泽东用诗一般的语言说：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欢迎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