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复社骨干
才华过人的吴伟业在刚刚走出家门、步入社会时并非一帆风顺。他从十七岁起应童子试，连续考了四年，直到二十岁那一年，也就是崇祯元年（1628），才考取了生员。
不过，他毕竟还很年轻，这小小的挫折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这一时期对吴伟业影响巨大并且深远的一件事其实是复社的创立。吴伟业在崇祯、弘光两朝的经历甚至他一生的政治生涯、文学事业都和复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里有必要首先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复社的来龙去脉，以及吴伟业与它最初的关系。
明朝末年，文人结社蔚成风气。一些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互相约集，以文会友，定期活动，目的大多是为了在一起揣摩制举义，研究八股文。到天启朝和崇祯朝初年，文人社团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如浙西有闻社和庄社，浙东有超社，武林有读书社，江西有则社，江北有南社，松江有几社，中州有端社，莱阳有邑社，历亭有席社，等等。而在吴地一带，名声和影响最大的文社当属张溥所创立的应社，它正是复社的前身。
应社创立于天启四年（1624）。初始之时，应社仅有十一人：张溥、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王启荣、周铨、周钟、吴昌时和钱旃。吴伟业当时年龄尚小，属弟子辈，还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但应社的这些成员后来差不多都和他有过交往。在应社成员中，张溥显然是一个灵魂人物，他不仅是应社的发起人，而且是应社指导思想的确定者，该社遵循的正是他一贯的主张——尊经复古。“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至也。”这使得应社同那些以切磋、练习八股文为主要目的的文社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五经”是其治学的重点，社中成员分工合作，由二三人主研一经：杨彝、顾梦麟主《诗》；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尚书》；周铨、周钟主《春秋》；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张溥、朱隗主《易》。这样，一人专一经，每月有会讲，各出所长，则不久每个人对“五经”皆可贯通，而各人所专之经，更能精深独到。这种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法，是应社的创造，效果颇佳，故其成员多有研究成果问世。
应社之人虽以研经论文为主，但并非是只知读书的呆子，他们非常关心国事，关心现实，喜欢裁量士风，讥议朝政，针砭时弊，在士人中大力提倡气节，并且身体力行。天启六年三月，当阉党派出缇骑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应社成员杨廷枢首先倡议并率领士民几千人谒见巡抚，要求上书申救，并和徐汧（也曾加入应社）一起号召义捐为周顺昌送行。在他们的倡率之下，吴地百姓为正义所激，奋起痛殴缇骑。后五位市民被捕且遭杀害，张溥又为之写下了《五人墓碑记》一文，以表彰其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文章写得慷慨悲壮，极富感染力，很快就流播开去。
应社人士的学术成就和发扬正义的举动，使得其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请求加入应社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地方的文社还请求并入应社，如吴应箕和徐鸣时所领导的合七郡十三子而成的匡社、安徽的南社等等。应社中人正好也想推广自己的主张，乐于吸纳新成员，声应气求，于是，应社的势力渐渐扩大了，到后来，就有了江南应社和江北应社之分。
复社正是在扩大了的应社的基础上联合了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文社而成的。在复社的创立上，充分显示出张溥的非凡的感召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还在复社成立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张溥就曾组织过一次大会，等于是为复社成立而进行的一次预演。那一年，张溥以恩贡进京，入国子监。由于他的声望，各地的贡生争相与他结识，而他也广交朋友，并乘势集合众贡生召开了成均大会（成均，国子监别称）。以便造成声势，更有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他说，大明朝以经义选取天下士，已近三百载，学者应当阐扬儒家经典的精妙含义，为国家服务。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公卿不通六艺，年轻学子不深入读书，只知揣摩八股文，以求侥幸获取一第。难怪卑鄙龌龊之行，多半都是士人所为。他又说，今新天子（指崇祯帝）即位，亲临国子监讲学，力求大变民风。我们生当其时，应当尽一份力。“尊遗经，砭俗学”，使明朝学术，像历史上的圣明之世一样隆盛，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他还与贡生们将上述想法写成宣言，以申明志向，布告四方。张溥的这一举动实在大胆和出格，在明朝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以往的历史上也非常罕见。要知道，聚众集会向来为封建统治者所忌讳，为首者往往祸起不测，轻者禁锢，重者杀头。但这一次竟没有惹来麻烦，这首先多亏了当时政治气氛的宽松。崇祯帝一嗣位，就果断迅速地处置了作恶多端的魏忠贤与客氏，榜示其罪行，穷治其党羽，并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重新起用遭阉党迫害的正直之士，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政治清明的局面。崇祯帝当时颇想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所以一开始还能广开言路，一反天启朝的高压统治，显示政治的宽松。张溥正是看准了这样一个时机来召开这次集会。另外，他在演讲中又称颂了新天子，号召贡生们为新朝尽力，丝毫也没有违逆当政者之意，因此，这样的聚会也就容易被统治者所容忍了。经过这次不寻常的大会，张溥很快就名满京都，在京的名卿大儒，以及原遭阉党斥逐、如今刚刚被起用的官员们都愿折节与他订交。
有了成均大会这一次尝试，张溥的胆子更大了。待到第二年，他便萌生了合天下众文社为一个统一的大社的念头。那时，他已由京城返回家乡。吴江县令熊开元钦慕他的名气，聘请他到吴江讲学，他欣然前往。吴江很多富室的子弟都来向他学习，无不以得列张氏门墙为幸。比起太仓，吴江经济更发达，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更方便，张溥很想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在这里召开一次全国文社的联合大会，这个想法得到了当地巨富吴
的热情赞同与慷慨资助。于是，他派出肯于效力的孙淳四方奔走联络，终于在这一年实现了他的愿望。这次大会是在尹山召开的，被人称作“尹山大会”。由于准备时间短，与会的只是吴、越两地文社的士子，其他地方的人士未能到来，但其规模在有文社以来的历史上已是前所未有。在会上，他郑重地发出了组建全国性文社的倡议，并取用了吴江吴、孙淳、吕云孚等所创立的文社的名字，将这一全国性的大社命名为“复社”。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士子的热烈响应。张溥在对士子们的演讲中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兴复古学（复社之“复”主要取义于此），二是致君泽民。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也就是说，复社要通过对古学的提倡与发扬，来挽救日益衰颓的文风世风，改变日益腐败的吏治，有利君国，泽惠百姓。很显然，这些口号，已不仅仅限于治学，而是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性了。在集会上，张溥还确立社规，制定程课，“又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主持召集、联络和督察社纪等等事务。
《娄东十老图》
尹山大会的声势震动了朝野，复社之名也迅速传遍四方。不久，“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纷纷要求加入复社，更远的秦、晋、闽、广等地也有很多人寄来了他们的文章。四方之士，皆以不能参加复社为耻。复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内，各地文社仍然保留着各自的名称；对外，却统一使用复社的名义了。复社成了有组织、有纪律、有口号的天下知识分子的大联合，俨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了（尽管组织还很松散）。有好事者把复社称作“小东林”，复社人士也以继承东林党自命。若就对现实政治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而言，复社的确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若就规模而言，复社却远非东林党可比，应该称作“大东林”才对。至若说到复社后来在明末政治中所参与的程度和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更为东林党所望尘莫及了。
尹山大会召开的时候，吴伟业已经不是应社创立时的毛孩子，而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了，正当英姿勃发、意气扬扬、跃跃欲试的年龄。尽管目前还没有资料证明，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他当然还不大可能是大会的主角，不过，他与张溥的特殊关系，还是使得他比较引人注目。复社成立后，他成了社中的骨干分子。他的童年伙伴和这时期来往密切的朋友差不多都成为复社的中坚力量，如吴志衍、穆云桂、周肇、吴克孝、吴国杰、孙以敬、许焕、张王治、王瀚等等。有好事者把张溥周围的人物编造为复社“四配”“十哲”“十常侍”“五狗”等等名目，吴伟业列名于“十哲”之中，可见其地位的重要了。
从此，吴伟业的命运就和复社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二 两榜联捷
进入崇祯朝以后，吴伟业开始走“时运”，考取生员不久，又接连考取了举人和进士。
选拔举人的考试叫做“乡试”，每三年为一科，在各省省城举行。考期在秋季，因此又称“秋闱”。吴伟业于崇祯元年（1628）“补诸生”，隔一年，崇祯三年就赶上了乡试。太仓属江南省，乡试在南京举行。吴伟业第一次走出苏州府的范围，到五百里以外的明朝“龙兴”之地去应试。他的同乡师友张溥、吴继善、吴克孝等等也都参加了这次考试，他们想必是结伴而行，热热闹闹前往。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参加乡试的吴伟业来说，他的感觉一定很新鲜，兴奋中融合着紧张。
赶考的士子使南京热闹起来，街头巷陌，酒肆歌楼，到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复社的成员。
按照规定，考试是从阴历八月八日开始，一共考三场。第一场考经义，用八股文，第二、三场兼考论、表、诏、诰、判、策等。每三天为一场，头一天发给试卷入场，中间一天为正场，后一天交卷出场，全部考试用九天，到八月十六日结束。主持这次乡试的正副教官是江西新建人姜曰广和四川井研人陈演，同考官有十余人，吴伟业这一房的房师是福建晋江人、时任镇江府推官的周廷
。
三场考试，吴伟业发挥得很出色。他的那些社友们也大部分感觉良好。
阅卷一般不超过十五天，在此期间，多数考生没有回乡，留在省城等待发榜。乘着这个机会，吴伟业那位不甘寂寞、善于大造声势的老师又一次召开了复社大会，后来人们把这次集会叫做“金陵大会”。由于资料缺乏，关于这次大会的规模、活动和发言都难以搞清了。
放榜之日，复社人士欢天喜地。赫然列在“龙虎榜”首位的解元正是复社重要成员杨廷枢，张溥也列名靠前，吴伟业则高中第十二名。此外，陈子龙、吴昌时、吴志衍、吴克孝、彭宾、万寿祺、阎尔梅等等几十人均榜上有名。这是复社力量的一次检阅与显示。他们之所以能够一下子有那么多人中举，固然与这些人的才华和勤奋有关，但恐怕与复社势力和影响的扩大也不无关系。张溥和其他复社人士所鼓吹、提倡的带有复古倾向的文风逐渐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连考官们审阅评判的眼光与标准不由随之转移变化了。另外，主考官姜曰广原为东林党人，天启朝曾被魏忠贤党削去官籍，崇祯初复被起用。有着这样一个背景的他对于复社人士想必充满好感，在选拔、录取过程中他的这一感情因素亦会发生作用。
榜后好几天，吴伟业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他多次会同吴志衍、陈子龙、彭宾置酒欢饮，又同杨廷枢、陈子龙、万寿祺、周亮工等人会饮于秦淮河上的游船之中。
回乡不久，就在这一年的冬末，吴伟业又启程北上，和张溥等人前往离家更远的北京去参加来年的会试了。
明朝的会试都是在阴历二月举行，也是试三场，二月八日入闱，每三天一场，十六日结束。考试题目类型与乡试无异。
崇祯四年会试的总裁是首辅周延儒，副总裁是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吴伟业这一房的房师恰好是其父亲吴琨的朋友李明睿。
这一次考试吴伟业发挥得又非常出色，李明睿将其试卷拔置本房首卷，并极力向总裁推荐。巧的是周延儒当年为诸生时，游学四方，曾过太仓，与吴琨相识且十分投缘。他得知吴伟业为旧交之子，非常喜悦，想取为会试第一。但为显示公正，还须向副总裁及各房房师商议。这时候，另一名房师李继贞起了作用。继贞也是太仓人，吴伟业祖父与他的父亲有笔砚之交，他本人曾作过吴琨的老师，而吴琨后来又做过他的儿子的老师，用他的话说，吴、李两家乃“三世通家”，关系非比寻常。当周延儒向他询问吴伟业的“家世以及年貌、文望”之时，他“一一答之甚悉”，并且称赞吴伟业的行文颇像王文肃公（王锡爵，太仓人，万历朝首辅，谥文肃）。周延儒闻之大喜，把李继贞的话高声地遍告诸位同考官，他尤其肯定了李继贞所说吴伟业的文风像王文肃公一语，于是拍板决定把吴伟业定为会试第一名。
科甲榜大约是在三月初公布的，张溥也名列榜上。
谁知，科甲榜刚刚公布，就引发了官僚集团内部的一场明争暗斗，并牵连到吴伟业。原来，周延儒与温体仁同在内阁，一为首辅，一为次辅，两人争权夺势，勾心斗角，向多罅隙。此次会试，他们都想充任总裁，以网罗自己的人，扩大势力。按旧例，总裁应属次辅。可是周延儒却不顾成例争取到这个重要职务，引起温体仁的不满。温素与东林党作对，当然亦嫉恨仇视复社。其党羽薛国观刺探到会试第一名确定的微情，报告给温体仁。在温的指使下，御史袁鲸上疏参劾会元试卷有舞弊情事，这样吴伟业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就已经被人利用成为党争中借以射向政治对手的弹药。周延儒只好将吴伟业的试卷进呈御览，由皇帝裁决。崇祯帝当时正信任、倚重周延儒，阅毕试卷，亲笔批下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意思是文章立意端正，合乎圣贤之道，文辞丰富典雅，足为楷模。皇帝首肯，谁也不敢再置喙，温体仁无法再作手脚，这场斗争才得以止息。吴伟业得知这件事的经过与内幕之后，一面对崇祯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引为荣耀，一面又感到后怕，晚年讲到这件事，还说自己：“榜下即多危疑。”
如果说在周、温之争中吴伟业还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小小棋子，那么，在另一场不算太大的矛盾冲突中，他却是首当其冲了。当时，书商为了贾利，每当会试一结束，就闻风而动，将试稿中的上乘之作编辑出版。新进士的刻稿都要由房师作序，这成了条不成文的规矩。可是，由于张溥名声大噪，伟业又是他的入室弟子，会元稿的序一破往例，撇开李明睿，改由张溥执笔了，并在试卷上刻上了“天如先生鉴定”的字样。这很可能是书商的主意。但这种僭越的举动却使得李明睿大怒，声言要削去伟业的门人资格。李明睿倒并非与张溥和复社有怨，他负气而争的是礼数与面子。这是颇为严重的事件，一个被房师摒弃的门生不仅在道义上抬不起头，还会影响今后的仕途。因此吴伟业惊慌得不知所措，幸赖一位复社中的长辈、与李明睿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徐汧出面调停，亲自带伟业前往请罪，诿过于书商，并加以惩处，事情才算了结。
吴伟业在科举中虽然遇到一些不快，但好在很快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他的情绪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动，他内心仍然洋溢着会试高中的喜悦。
科甲公布之后没几天，三月十五日举行了殿试，地点是在皇宫内建极殿。以吴伟业为首的贡士（会试中式者称贡士）三百人参加了考试。考题为策问，用四六骈体，不限字数，但要想取得高第，必须将所发试卷充实写满，总字数大约在二千字左右。吴伟业洋洋洒洒地写满了二千字，写得词赡句工，铿锵有力。后来这篇策问被他收入诗文集中，可见他自己也很满意了。凭着这篇策问，吴伟业又高中殿试第二名，俗称“榜眼”。在传胪之后一系列的礼仪和庆祝活动中如琼林宴、颁赐彩花与牌坊银、诣孔庙行释褐礼、团拜等等，他始终被洋洋喜气包围着，倍感恩荣与得意，曾制辞云：“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可知他是怎样的踌躇满志了。
传胪之后的吴伟业被授以翰林院编修。从去年八月到本年三月，他两榜联捷，均夺高第，又一下子做了能够接近皇帝的朝官，真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了，而此时他才只有二十三岁。在他的面前，展现出无限美好的政治前程。
三 始习“声韵之学”
吴伟业的文学事业是同他的仕宦生涯一起开始的。
我国古代的许许多多诗人都早慧，很小就会写诗了。唐代的骆宾王七岁就写出了《咏鹅》，杜甫也是“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王维、白居易十几岁就已经写出广为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陆游十几岁就有了诗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是有材料证明，吴伟业却是到了二十三岁才刚刚开始学习写诗。
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四《杂缀类》引《焚余补笔》云：“王中翰昊述吴梅村语：‘余初第时不知诗，而多求赠者，因转乞吾师西铭。西铭一日漫题云：半夜挑灯梦伏羲。异而问之，西铭曰：尔不知诗，何用索解。因退而讲声韵之学。’”这段王昊转述的吴伟业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他在“初第时”也就是刚考中进士之时尚不会做诗。但是这时他深深感到了学习做诗的必要：自己两榜联捷，名声大震，许多人请求题诗，可自己却拙于此道，实在是脸上无光，而转乞老师张溥代笔，给老师增添麻烦，终觉歉然。何况有时友人一起欢聚饮宴，每每当场题咏唱和，又怎么让别人代写？于是在老师“尔不知诗，何用索解”那句话的刺激之下开始研究“声韵之学”，试着开始做诗了。
有人怀疑上述这段材料的真实性。程穆衡《吴梅村编年诗笺注》卷一就说：“《镇洋县志》采陋人语，谓公少不能诗，诬妄实甚。”所说“陋人”，当然是指王昊了，但是，只要考察一下王昊生平以及与吴伟业的关系，就会知道，他绝对不会信口雌黄，凭空捏造出这番话的。这本传记后面多处提到王昊，我们将会看到，王昊与吴伟业的感情非比寻常。他属于吴伟业弟子一辈，还在他小的时候，吴伟业就已经十分欣赏他了，对他颖异过人的禀赋赞不绝口，叹为“绝才”。后来他们的往来非常密切，终生不断。清顺治十七年（1660），当王昊无端为嘉定钱粮案牵连被捕，押解北上时，吴伟业曾不避风险，满怀悲愤地写了《送王子维夏以牵染北行》和《别维夏》二诗以送之，表达了对其不幸的深厚同情。吴伟业晚年编成《梅村集》四十卷，特请王昊参与校订。而王昊对吴伟业则崇敬有加，在《蓟门篇上吴太史梅村先生》一诗中，他这样写到伟业：“蓟门夙昔多雄风，文章海内俱朝宗。就中骊珠谁摘得，人间宗匠归我公。我公大笔冠江左，咳唾真足惊鸿濛。女娲圣手巨灵斧，直与造化争神功。”由以上情况看，王昊与吴伟业称得上是忘年的至交，他怎么会无中生有，讲出有损于老师的话呢？可以断定，上述那段话，必是他忠实地转述吴伟业的原话。
而且，关于吴伟业“初第时”才开始学习写诗并非只有上面那一条孤证。后面我们将提到崇祯九年，吴伟业主持湖广乡试时，与宋玫一起唱和，宋玫曾对他加以鼓励。由宋玫鼓励的语气看，他显然是知道吴伟业学习做诗不久的。
这里，我们之所以要不惮麻烦地考证出吴伟业始习“声韵之学”的时间，是因为这一点对他今后诗歌创作的题材取向和风格特征的形成，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四 立朝之始
吴伟业在中进士之前，一直生活在风平浪静的东南一隅，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读书，以备应试。这个时期的他涉世不深，阅历不广。复社人士“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对他虽然必定发生影响，但是为环境和眼界所限，他对于天下形势却未必真正了然。而做了朝官之后，突然置身于全国政治、经济的神经中枢，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听到来自各地和各个方面的消息，他对于时局和朝政的了解一下子变得真切多了、全面多了，也深刻多了。
《梅村诗集笺注》书影
他从同乡前辈李继贞那里听说了陕北农民起义的汹涌澎湃之势和朝廷举措的失当。从天启末到崇祯初，陕北连年大旱，颗粒无收，饥民无以为食，不得不吃草根树皮，甚至吃观音土，饿殍遍野，尸骸枕藉。正当人民嗷嗷待哺之际，统治者不知存恤，反而照旧征粮不已，诛求甚急。天启七年三月，澄城饥民在王二号召之下，率先揭竿而起，怒杀视民命如草芥的知县。王二起义得到同样受到盘剥、困苦已极的士兵和驿卒的响应，烽火迅速燃遍陕西各地。崇祯元年，府谷王嘉胤、延川王自用、安塞高迎祥、宜川苗美亦纷纷起事。王嘉胤与王二部、王自用部会合在一起，实力大增。崇祯三年，陕西农民起义军过黄河、入山西，连破州县。此时，李自成亦聚众起义，同王嘉胤军会师于山西。张献忠则率领米脂十八寨农民竖起了义旗，号称“八大王”。至此，起义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失败被害，部下推王自用为领袖，与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等三十六家会于山西，李自成参与策划，决定协同作战。农民起义军的组织与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明廷处置无方，任人不当。崇祯二年三月，曾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镇压农民起义。他既无力剿灭，又不能诚心招抚，两年后终因“剿抚不力”被罢职下狱。以上这些时事，每当李继贞对吴伟业谈起时，总深深叹息。他说，崇祯三年十月，他曾上疏力请发银数十万两赈济延绥一带，认为“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益莫大焉”。他还建议以所发银就近籴粟，救济饥民，认为这样农民起义就会渐渐平息。但是，崇祯帝却置若罔闻。李继贞争之一年，始获采纳，然形势已大变，原来有十万金就可济事，而现在农民军的力量已十倍于前。崇祯帝却爱财如命，仍然只肯拨十万金钱。李继贞再次上疏争之，没有用。继贞抱怨说：“主上以国用匮乏，慎惜金钱，虽下手诏，命专使，所赍止此（指十万金），如以杯水救车薪，庸有济乎？”李继贞所谈一定给年轻的吴伟业极其深刻的印象，二十多年以后，他写作《绥寇纪略》，还清楚地记着那些话，把它们写进了书中。
吴伟业还时时听到后金入侵的消息。天启末年，后金已经占据辽沈的绝大部分，并迁都沈阳。明朝在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锦州等几座孤城。后金的野心越来越大，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统兵十万从喜峰口毁长城攻入明朝腹地，进逼北京，在明廷的眼皮底下连陷京师附近的永平、滦州、遵化、迁安等城，大肆掳掠，第二年初始大摇大摆呼哨而去。北京城九门紧闭，明廷一日数惊。面对后金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明朝统治者不仅束手无策，而且不断干出自毁干城的蠢事。天启时，冤杀了攻守有方的熊廷弼，罢免了胸怀韬略的孙承宗；崇祯二年，生性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又愚蠢地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兵部尚书、蓟辽总督袁崇焕下狱，第二年四月用酷刑处死了这位在宁远先后击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围攻、令后金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吴伟业立朝之时，坏消息仍不断从山海关传来，最令人震惊的是崇祯四年八月大凌河一役，明军失败，以祖大寿为首的“祖家军”投降后金，使后金获得了大批出身辽东的“辽将辽兵”，如虎添翼，力量大大增强。后金对大明朝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和“黑云压城”的态势让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都会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吴伟业听到种种坏消息之后的具体细微的心理活动已经不得而知了，即使当时有所记录、抒写，入清以后，为了避祸，惟恐删之不及，哪里还敢留存授人以柄呢？但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想，立朝不久的吴伟业较之以往必然会更加真切地感到形势的险恶与严峻，必然加重了内心的忧患意识。他对于农民起义军和后金的双重打击下明王朝的前途和命运恐怕多多少少会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