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台湾
第一节 郑氏割据
自从康熙亲政，一直计划收复台湾，列为三大政事之一。这一方面是出于消除反清力量的威胁，一方面也是国家统一的需要。但同除鳌拜、平三藩相比，收复台湾无疑更具有挑战性。因为对于不善水战的清军来说，越过几百里的海峡攻打郑氏长期据守的台湾，是非常困难的。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在福建省东南的东海和南海之间，东西宽15～144公里，南北延伸约394公里，全岛面积约3郾6万平方公里。台湾自古以来与内地有着密切联系。早在两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同内地有文化联系。三国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卫温、诸葛直曾率万人东渡台湾。南宋时，将台湾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统管澎湖和台湾。一千多年来，大陆沿海人民相继渡海到台湾定居，特别是福建、广东两地的人最多。仅明末，福建游击郑芝龙（郑成功之父）一次就组织数万多人到台湾垦荒。
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军指挥官宋克率舰13艘，侵占了台湾西部，在一鲲身（今澎湖）山上筑台湾城，又在本岛西南部建起赤嵌城（今台南市）。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军侵占了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等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殖民军打败了西班牙军，又夺占了台湾的北部。自此，台湾本岛就为荷兰殖民者侵占。
崇祯十五年（1642年），台湾全岛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战舰数百艘，将士25000人，渡海打败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回归祖国版图。
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组织，进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占据台湾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夺王位而火并。清廷趁机招抚驻守厦门的郑经，郑经交出了明朝敕命及玉印等。
次年五月，郑经杀死郑世袭，台湾内乱平息。郑经向清廷请求仿照琉球的藩国形式，占据台湾，永不登陆，不剃发，不改汉族衣冠，否则，虽死不降。
为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从康熙三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和郑氏集团进行了九次谈判。但由于郑经等企图依靠强大的水军，世代据守台湾，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康熙认识到争取郑经等上层的希望不大。于是，朝廷就把目标转移到中下层将领和士兵上，通过招抚，分化瓦解郑氏的力量。
郑成功去世后，台湾的郑氏集团内部接连发生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首先是郑氏家族中郑经和其伯父郑泰的矛盾。郑泰辈分高，长期为郑氏管理钱粮事务，又率部留守金厦，势力更盛，招致心胸狭窄的郑经的疑忌。郑泰偏偏又在郑氏政权的继承问题上一度拥护郑世袭，并曾致书郑世袭集团骨干黄昭。郑经入台后发现了郑泰沟通黄昭的信，顿起杀心。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七日，郑经设计诱郑泰至自己帐中饮酒，将其缢杀，并派兵抄家。郑泰的弟弟郑鸣骏以及儿子郑缵绪被逼无奈，率水陆各镇官员400余人，兵马1万余众，船300余艘来到泉州港，投降了清朝。
郑成功收复台湾
当时康熙还没有亲政，朝廷认为这是收复台湾的大好机会。经过一番准备，海澄公黄梧、福建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分别从海澄、同安、泉州三路攻打郑氏盘踞的金厦。十月十九日，马得功所部与郑军在金门乌沙港大战，被精通水战的郑军打败，马得功投海自尽。黄梧和李率泰两路人马都打败了郑军，迫使守护高崎的郑将陈升投降。郑经退守铜山，清军收复金厦。李率泰派人四处招降，扰乱了郑军军心，很多人纷纷归降。但郑经仍旧拒绝投降。
经过这一战，朝廷认为争取郑氏将领的希望是很大的，于是从兵部、户部各派两名官员长期驻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诱降郑军中下级军官，还提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不问真伪，凡海上武官率众投降者按原衔补官，单身投降者降四级叙用，有立功者降二级叙用。为了安插降官，允许武职改授文官。郑军人心浮动，各思投身之路。康熙三年（1664年）春，郑经将领林顺为旧友施琅所招而投诚，共计带来文武官3985人，士兵40962名，归农官弁兵民64330名，眷属人役63000余人，大小船只900余只。郑经见诸将纷纷叛降，自知铜山必难坚守，又恐变起肘腋，遂退居台湾，令周全斌、黄廷二人断后。周、黄二人不愿意远离故土，也归附了清朝政府。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郑经见有机可乘，派船队集结澎湖待变。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反叛。郑经应其所请，率众攻打厦门。当时，清军主力与吴三桂作战，耿精忠又率主力北上江浙，郑经遂趁机攻占闽海、粤东沿海地区，连占泉州、漳州、汀州、兴化、邵武等府和广东潮州、惠州、广州两府的一些州县。郑经并非真心和三藩合作，而是借助这次机会，恢复原来占据的闽粤之地。而这两个地方原来在耿精忠和尚之信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激化。针对这样的情况，康熙采取了更稳健的做法。他没有全面出击，而是把精力放在对付三藩上。他命军队重点打击耿精忠，对郑经则采取暂时不理的策略。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康亲王杰书亲率大军从浙江攻入福建。耿精忠南有郑经牵制，无力抵抗，被迫降清，并担任向导，转而攻郑。康熙借助郑经之手逼降了耿精忠，然后才转头攻打郑经。经过两个月的大战，郑经连败于乌龙江、邵武等地，丢失了广东全省，不得不收缩战线，退守汀州。第二年春天，清军连陷兴化、泉州、漳州，郑军全线崩溃，郑经退守厦门、金门及附近岛屿。
当时对吴三桂的作战正在激烈进行，朝廷无力立即攻打台湾。康熙仍然坚持劝降策略，他指示康亲王杰书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希望趁郑经新败之机，和谈会有所收获。但郑经仍坚持照朝鲜例，不剃发，不上岸。八月，康亲王杰书再派人去厦门见郑经，提出可以按照朝鲜的例子办理，每年纳贡，通商贸易。但郑经更进一步，转而要求沿海诸岛也必须由郑军把守，粮饷由福建供给，因而谈判功败垂成，再起战端。但康熙仍然没有放弃招抚，他下令：“郑经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郑经突然派手下大将刘国轩猛攻漳州，屡败清军，乘胜攻克同安、海澄，之后分兵北上，留一部继续攻打漳州。康熙以福建总督郎廷相指挥不力，经过康亲王杰书的举荐，任命署福建布政使姚启圣继任福建总督。
姚启圣接任后不久，就密陈方略，提出破敌妙计。康熙看到他的奏疏，高兴地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姚启圣严格贯彻康熙的平台战略。他一面扭转战局，收复失地，围攻退守海澄的刘国轩，一面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军事上，他大力整顿充实绿营兵，革除各种军役，招募壮丁入伍以足兵额，加强军力，做好和谈不成武力攻台的准备。政治上，他首先稳定福建民心，解除民困。他改变了郎廷相怀疑闽人与郑氏官兵沟通的作法，广贴告示，不许挟嫌陷害。此举使得民心大定，为对台用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姚启圣像
姚启圣按照康熙的安排，特别注重策反、招降工作。其方法多种多样，效果也十分显著。首先，姚启圣下令保护沿海各地与郑军有乡邻戚党关系之人，严禁挟隙陷害，消除郑氏官兵疑惑之心及后顾之忧。其次，姚启圣采纳郑氏投诚人员黄性震的建议，在漳州设“修来馆”，不论“官爵、资财、玩好，凡言来自郑氏者，皆延致之。”并规定文官照原衔报部补官，武官一律保留现职。士兵及平民头发长者，赏银50两，头发短者赏银20两，愿入伍者立即收入军营，并领取军饷，愿回乡者送回原籍安插。对屡次逃走而复来者一样对待，不加追问。郑军纷纷来降，至者如归。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郑军投诚者更是纷至沓来，五镇大将廖瑞、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都各自带领所属官兵来归，共文武官员374员，士兵12124名。不久，陈士恺、郑奇烈、纪朝佐、杨廷彩、黄柏、吴定芳等人也相继率部投诚。后又有水师五镇蔡中调、征夷将军江机、杨一豹等人率所部10余万人降清。
招降的同时，姚启圣还用反间计扰乱郑氏后方。他派人携带重金潜入郑军，广散谣言，扬言郑军某将将投降，或派人带信及礼物送予郑氏将领，又故意将此事传播，以引起郑军内部自相猜疑。对郑经派来的间谍，不仅不究，反诱以厚利，为我所用。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康熙对姚启圣的招抚政策给予了大力支持。海澄公黄芳泰原驻漳州，后移汀州，在二州颇有势力。因黄芳泰及其家眷被郑军杀害，郑军官兵因此不敢来漳州归顺。为此，姚启圣上疏康熙，请求迁海澄公黄芳泰出汀州。康熙立即下旨，命黄芳泰携家回到京师。同时，康熙对于姚启圣所做的其他各项工作也都大力支持，授姚启圣兵部尚书衔。这样，不长时间，姚启圣便充实了清军实力，稳定了民心，大大削弱了对手，使得清军逐渐摆脱被动局面，转入了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命姚启圣连续致书郑经，加以招抚。在信中，姚启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言辞颇为恳切。经过一再争取，郑经也有了和谈之意。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亲王杰书派苏埕再赴厦门，请郑经罢兵议和，并允诺“依朝鲜事例，代为题请，永为世好，作屏藩重臣”。郑经也很高兴，和谈之事，已经接近成功。但因为冯锡范等阻挠，功亏一篑。
清廷内部对台湾郑氏一直存在着招抚和攻剿两种主张，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贯主张以武力攻剿台湾。
施琅是福建晋江人。原来是明朝的游击将军，后为郑芝龙手下左先锋，因为诛杀逃将得罪了郑成功，被迫降清，任清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曾上了一道《尽陈所见疏》给康熙，详述武力统一台湾的方略。他提出“因剿寓抚”的策略，即抚与剿并用，但侧重点在于剿，以剿促抚。剿抚都需根据具体情况，敌顺则抚，敌逆则剿，既然朝廷三番五次招抚无效，就应以武力征剿，以强大军事压力迫使郑经就抚。
可惜当时正值鳌拜辅政，对施琅的奏章非但不理，反而解除他的兵权，留在京师，授内大臣职，实际上是闲散供养。
朝廷继续对台湾进行招抚而没有结果的现实，让康熙逐渐认识到，收复台湾不能放弃武力。于是他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做好充分准备。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他下令重建福建水师，调镇江将军伯王之鼎为水师提督。四月，康熙改调在洞庭湖大败吴三桂水军的万正色为提督，从江南、浙江挑选百艘战船拨入福建水师，建立起足以抗衡郑氏水军的一支海上力量。水师建立，很快就发挥了作用。第二年二月，清军水陆两路进攻，势如破竹。郑经慌忙逃回台湾，厦门守将陈昌、海澄守将苏湛等纷纷献城而降，朱天贵也率文武官员600余人，水师精锐2万余人，战舰300艘归降。金厦及沿海诸岛屿都回到清朝的手中。
经过八年之久的金厦拉锯战，郑经的势力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打击下，已经大大削弱，他仅率千余人逃回台湾。而清军在战斗中重建了水师，锻炼了海战能力，统一的条件日臻成熟。
第二节 设台湾府
主权领土是涉及国家大利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康熙从来都是目光深远，寸土必争。在是否留守台湾的问题上，他目光深远，坚决反对放弃。在台湾的弃守问题上，康熙坚决抵制了放弃的意见，在台湾设立府县，建立长期驻军制度。这对于台湾的发展、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病死，郑氏集团再次反生内乱。冯锡范、刘国轩发动政变，杀死了郑克，拥立年仅12岁的郑克塽。主幼臣疑，人心不稳，冯锡范等企图杀人立威，更导致人心惶惶，“军内多思叛”。经过这番折腾，郑氏集团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了。
这时候，姚启圣立即上疏朝廷，建议趁机攻取台湾。康熙召集大学士会议，商议攻剿台湾方略。李光地举荐施琅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认为他熟悉海上情形，并富有谋略，郑氏对其颇为畏惧，姚启圣更是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此职。施琅十三年前所上《尽陈所见疏》，现在也得到了康熙的重视。
经过深思熟虑，康熙毅然起用熟悉台湾情况、善于海战的施琅替换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在施琅离京之前，康熙特在内廷召见，激励他说：“平海之议，惟汝于同，愿劳力无替朕命。”表示了对其高度的信任。
施琅终于被起用。他请求给予专征之权，总督和巡抚只负责后勤给养，不必干预军务，可是朝廷不允。他知道自己仍受到朝廷的怀疑，万一有人打小报告，自己还是不容易自我洗刷，他请求皇上派遣身边的侍卫吴启爵，随自己一起去。他任内大臣十三年，深知侍卫与皇帝关系密切，受皇帝信任，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兵部不同意这么办，认为如果皇帝的侍卫也发号施令，与当年派太监作监军有什么区别？如此必然贻误军机大事。
康熙明白施琅的用意，就说：“吴启爵只是一个侍卫，留在京城有什么用处？如果去福建，也可以通消息，就照施琅所请办吧。”并特别设宴为他赴任饯行，以示信任。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奉康熙之命到达福建后，就与总督姚启圣等一起抓紧时间整顿军备，制造战船，练兵育将。同时，派遣总兵董义、曾成，率战船赴澎湖侦察敌情，探测航路。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就在即将要进兵的时候，施琅和姚启圣对于如何攻取台湾问题产生了分歧意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取台湾和取澎湖的先后。姚启圣认为应先取台湾，只要台湾一取，澎湖就不攻自破。姚启圣主张，他与施琅各率一支船队，同时进取台、澎。而施琅则主张先取澎湖，认为只要攻下了澎湖，便扼住了咽喉。他说：“郑军以刘国轩最为骁勇，如果打败刘国轩，台湾可不战而下。”施琅反对两路出击，因为即使集中兵力也难以轻易取胜，何况分散兵力，两路出击。而且，两路进兵，万一有一路打了败仗，就会影响另一路，使整个战役受挫；二是关于利用风向上。姚启圣主张利用北风。施琅则认为北风刚强，骤发骤息，规律难掌握。南风风轻浪平，将士不会发生晕船，而且居于上风上流，容易取胜。两种意见，各不相让，影响了进兵计划。
施氏纪念馆
施琅在和姚启圣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给康熙送去了密奏，请求给予专征之权。他表示：如果皇上信任臣的愚忠，独任臣讨贼。要求总督和巡抚为他保障粮饷供给，并请允许他率水师时常在海上操练，不限时日，一旦风利可行，即发兵攻取，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则可“一鼓荡平台湾。如若失败，请治臣之罪”。
康熙感到自己对海战不熟悉，对施琅的意见，没有把握认定，便交给议政王大臣议复。他在听取汇报时，征求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诸多不便，所以不必命姚启圣同往，令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明珠是首辅大臣，于是众臣们都表示赞成。康熙认为大臣们的意见很好，就改变了原来合兵进取的决策，决定让施琅独立专任，相机进兵。令总督和巡抚负责办理粮饷，不得有误。
在台湾方面，早在康煕二十年（1681年）九月，康熙任施琅为福建提督的消息传到台湾后，郑氏集团就紧张起来了。他们知道施琅是个很难对付的水师将领。但对清军的作战意图，一时搞不清楚，所以防守的重点放在哪里，一时难以决定。可巧这时破获了两名要员给姚启圣的一封密信，写有“澎湖无备，可速督兵前来，一鼓可得。若得澎湖，台湾即虚，便将起兵相应”的内容。这样，郑氏集团才确定加强澎湖的防守。郑克塽命刘国轩为正总督，统水陆诸军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自副将以下，许其先斩后奏。又以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为副，共守澎湖。
施琅接到康熙命其专征台湾的命令，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十月，那时他会齐各路总兵在海上操练。为混淆郑氏集团的视听，他一直声称要利用北风进攻台湾，到十一月，又称北风太硬，不便进军，令各部仍回原地待命，自己率船队又回厦门。这使在澎湖的刘国轩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连福建总督姚启圣也弄不清楚施琅的意图。
六月十四日凌晨，施琅率领水师官兵2万余人、各类战船300余艘从铜山起程。澎湖郑军大将刘国轩对施琅集师于铜山的消息，早已知道，但他认为六月份是台风骤发季节，施琅懂得海上风候，不会冒险进兵的。十五日晨，刘国轩突然得报，清军战船风帆如叶，直奔澎湖而来，心中惊恐不已，慌忙命令各岛守将，移大炮罗列海岛应战。施琅督师迅速占领了澎湖以南的各主要岛屿。第二天即命令全师出动，向澎湖本岛进攻。因遇逆风，船队被郑军大队战舰包围，施琅乘楼船冲入重围解救，被炮火击伤右目，被迫命各部撤出战斗，初战失利。
二十二日，清军再攻澎湖。此时正逢南风劲吹，波涛汹涌，施琅督战船扬帆而进，占据上风，乘势将郑军分割包围，战斗异常激烈，炮火矢石犹如雨点，硝烟蔽日，咫尺莫辨，自早晨七点打到下午四点，终于打退了郑军。这一仗，共歼灭郑军12000人，其中副将、千总以上将领47人，游击以下军官300余人，焚毁战船200余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灭，清军也伤亡数千人，总兵朱天贵阵亡。刘国轩率残兵败将退回台湾，澎湖守军随即投降。
郑氏集团澎湖失守，台湾失去了屏障，精锐部队亦已所剩无几，眼看台湾朝不保夕，大家六神无主，各怀鬼胎。郑克塽反复考虑：现在民心已散，无人为自己死守；浮海而逃，又没有生路，唯一的亦只有求抚这一招了。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率冯锡范，刘国轩，列队恭迎王师，在天妃宫举行受降仪式。十八日，郑克塽等剃发，遥向北京叩头谢恩。郑氏所争“剃发”二字，终于有了结局，台湾从此与大陆统一。
八月十五日，康熙接到施琅的报告，兴奋异常，挥笔写了《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一诗，最后两句是：“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康熙将那天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派人疾驰送给施琅，写诗赞扬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安定南海疆，流芳百世。后又授施琅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
收回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地域狭小，得到了不会增加领土面积，失去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因此，有人极力主张“迁其人，弃其地”。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只需留澎湖为东南沿海的屏障就行了。就连原先积极主张收复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也主张将台湾放弃，他认为台湾远离大陆，朝廷不便管理，还不如让给荷兰人，令他们世守输贡，这是永逸长安之道。
众大臣中只有少数人主张守而不弃，其中包括收复台湾的功臣施琅。在台湾弃留之争中，施琅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并奏请朝廷设官兵镇守。为此，他还专门给康熙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反复陈述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台湾是关系到江浙、福建等地的要害所在，如果弃而不守，必将酿成大祸。更可贵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放弃台湾不守，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叛徒，随时可能乘隙而入，而台湾如果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
施琅墓
康熙的想法和施琅等人一样，主张留守台湾。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就反复征求意见，做说服工作。有一次他问李光地：“如果台湾重被外国人占领，将会对大陆的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李光地认为，目前没有问题，有皇上之声灵，几十年可保无事。康熙批评了李光地目光短浅，指出：“如此且置郡县，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岂能长保为我有？”康熙又问汉人大学士王熙等人的意见。王熙等人同意施琅的看法，认为台湾有地数千里，民众10万，其地甚为重要。放弃了必为外国人所据，或会成为犯法作乱之人的匿身之地，故以守之为上策。康熙听后说：“若徙其人民，又恐致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便又令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结果是一致主张“请守已得之地，设兵守之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