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灭三藩
第一节 撤藩令
在智擒鳌拜后，康熙收回了朝中大权，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那就是三藩。在是否撤藩的问题上，当时的朝廷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人畏惧三藩的力量，怕捅马蜂窝，还有的人认为三藩对建国有功，不宜撤除。康熙通过学习历史认为，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的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康熙从巩固君权的角度驳斥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还说三藩“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
所谓三藩，就是清初朝廷分封的三个异姓王：吴三桂、尚可喜（后由其子尚之信袭）、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吴三桂、尚可喜及耿继茂的父亲耿仲明都是降清的明朝将领。顺治年间，清朝利用原明朝的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人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南明王朝之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镇守云贵；耿仲明及子耿继茂死后，由孙子耿精忠袭爵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当时并称为三藩。
朝廷这样做表面上是奖励功臣，实际上是防范功臣。吴三桂等人明白，之所以把他们封在遥远的边疆，是因为满清王朝对手握重兵的汉人决不会真正信任。如果让吴三桂仍回锦州，一旦吴三桂造反，很快就会打进北京，远在云南就好办一些。后来的三藩之乱，也证明这种考虑是有远见的。
康熙清除鳌拜势力后，十分重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又将三藩、河务及漕运三件大事，书写成条幅悬于宫中柱上。其中将处理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三藩并建后，在南方形成了各据一方的状态。到康熙初年，三藩势力迅速膨胀，各拥重兵。尚、耿二藩，各拥有八旗兵15佐领，约4500人，绿营兵约6000人；吴三桂原来在山海关外，拥有精兵4万，投降清朝以后东征西讨，4万精兵损失大半，但他又收降了许多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残部，都是身经百战、勇敢善战的部队，在云贵又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此时兵力已达10余万人。三藩的军队多，粮饷开支巨大，出现了“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局面。三藩以边疆未靖为借口，向清廷要挟军需，额饷必不可减。
首先是户部向朝廷提出报告，说三藩的开销，国库已经负担不起了。建议把三藩的满洲兵统统调回北京，并裁去两万绿营兵。这等于釜底抽薪，吴三桂当然不会同意，他不断地挑起战争，屠杀苗、彝等少数民族，以此来抵制裁军。
吴三桂自率兵入缅甸，抓回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而被封为亲王后，更是势众权重。他控制的云、贵地区成了独立王国；他任命的官吏将领，吏部和兵部不得干涉；他使用的军饷，户部不得查核；他需要的人员可以从全国各地调，还可以委派部下亲信到别的省里去任职，称之为“西选”，造成“西选之官满天下”的局面。
吴三桂在昆明将朱由榔的桂王府改为藩王府，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的700顷庄田全部占为己有，改名为藩庄。他在云南十余年，常与西藏达赖喇嘛通使，每年通过西藏买进蒙古马上万匹。“日练士马，制造兵器，水陆要冲，均置心腹驻守”。还通过当了皇帝女婿的儿子吴应熊掌握了解朝廷的动静。在云南，他还强行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田地的农民都变为他的佃户，强行纳租纳税。吴三桂部下为虎作伥，抢劫杀人，无恶不作。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则指为逃人”。此外，还以放牧、狩猎等各种借口，强征土地，霸占老百姓的产业。
尚可喜、耿继茂二藩，开始同驻广州一城，所以广州受害特别严重，他们创设了“总店”，征收苛捐杂税，每年所得的银两，不下数百万。尚可喜还垄断海上对外贸易，乘朝廷厉行海禁之时，指派部下大搞走私，其获利难以估算，均入私囊。耿精忠移驻福建后，效仿于广州的做法，苛派夫役，勒索银米。
朱由榔
三藩肆虐，不仅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与朝廷其他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但凡与藩王发生矛盾的，就要遭到迫害。巡按四川的御史郝浴，因揭发吴三桂拥兵观望、骄横跋扈，却反被吴三桂诬为“欺妄冒功”，而流放戍边了十八年。御史杨素蕴劾奏吴三桂擅自补授官员，是“轻名器而亵国体”，主张“防微杜渐”，“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这下激怒了吴三桂，他抓住了“防微杜渐”这句话大做文章，歪曲是“意含隐射，语伏危机”，上疏质问。因当时吴三桂正在率兵追击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朝廷不敢得罪他，只好处罚杨素蕴，罪名为“含糊巧饰”，降职使用。
清廷因为要依靠三藩平定和守卫南方的边疆地区，因此对他们百般迁就。结果一方面消灭了南明，稳定了南方的局势，同时也酿成了三藩隐患。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康熙清除鳌拜势力后，日夜悬念的就是撤藩问题。他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因此他密令各部院，加紧进行整顿财政，筹措经费；加强训练，提高京师八旗兵的战斗力等，做好应付撤藩的准备工作，等待时机。
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平南王尚可喜因为见儿子尚之信太过嚣张，明哲保身，遂向康熙上疏请求回到辽东养老。同时，请求让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统兵继续镇守广东。
康熙接到奏报后，觉得这是撤藩的好时机，便于三月十二日下令，一方面肯定尚可喜“欲归辽东，情词恳切，能知大体”；同时又以“广东已经底定”为理由，以及不使尚可喜父子、官兵兄弟亲族分离，撤退全部王下官兵家口归辽东。其所属左右两营绿营官兵，仍留广州，归广东提督管辖。撤藩命令由钦差大臣于五月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对朝廷比较恭顺，接到命令后，即陆续上报起程日期及家口马匹的具体数目等。
吴三桂与耿精忠得知尚可喜主动疏奏撤藩，受到很大的震动。为试探朝廷的态度，便分别于七月三日和七月九日向朝廷呈送了要求撤藩的报告，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说：“朝廷久欲撤藩，苦于没有借口，王爷这份奏书递上去，岂不是给了朝廷撤藩的借口？撤藩是铁定了，请王爷三思。”而吴三桂却自作聪明地说：“朝廷决不敢撤藩，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皇上放心罢了。”
结果，事态发展完全出乎吴三桂的预料，康熙接到疏报后，立即降旨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同意将二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合议。对于吴三桂的撤藩问题，大臣们有分歧。明珠、莫洛、米思翰、苏拜、塞克德图等人力主撤藩，索额图等人不同意撤。
户部尚书米思翰说：“云贵早已安定，吴三桂不宜再握重兵，长期驻扎，历史上藩镇久握重兵者，皆尾大不掉，于国家不利，此种教训不可不察。”大学士索额图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撤藩必定引发战乱，不如维护现状更好。
如果能不发生战乱而将三藩撤掉，当然最好，但这种不付出代价的好事是不可能的，维持现状又能维持多久？拖延解决，付出的代价是否更大？双方意见不能统一，只好由皇上决断。
康熙对这个问题，早已反复考虑过，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断然作出了全撤的决定。康熙作出这个决定，虽然显得操之过急，如果先撤二藩，使吴三桂失去援手，同时在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战争的形势可能改观，不至于旷日持久，生灵涂炭，但也表现出他决心不可动摇，处事果断。
同年八月，康熙命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分别会同总督、巡抚、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康熙知道，这次派往云南去的使臣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此在他们启程时，特赐御用佩刀一口，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康熙将自己亲笔写的诏谕叫他们带给吴三桂，对吴三桂进行劝说和警告。
吴三桂素来功高自负，他本以为才20岁的青年康熙，一定会优诏慰留他的，却不料朝廷派使臣来收回他的权力，交给地方督抚。吴三桂妄图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了，故“反谋益急”。吴三桂表面上对朝廷使臣很尊重，表示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启程迁移。背地里加紧进行谋叛的准备，派遣心腹将领扼守关隘，控制人员出入。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部下官兵，当众杀害了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了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换服，旗帜皆用白色，以明年为周王元年，并发檄文于远近，声称为明室复仇才起兵反清。
虽然吴三桂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可惜当时天下大局已定，康熙的施政又很得当，挑起战乱注定不得人心，刚开始时拥护吴的一些前明遗老在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后也纷纷离去，机关算尽的吴三桂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日后灭亡的命运。
第二节 吴三桂反
康熙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为时不久，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斗争要严重得多。它对于才迈入青年时期的康熙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下令三藩俱撤还山海关外，但没想到吴三桂却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起兵反清。起兵前后，吴三桂先后致书尚可喜、耿精忠和台湾延平王郑经（郑成功之子），以及贵州、四川、湖广（今湖南、湖北）、陕西等地的“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三藩之乱由此开始。为了师出有名，吴三桂佯称拥立先皇三太子，兴明讨清，到处散发《吴三桂奉天讨满檄文》：
吴三桂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等知悉：本镇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兵消，渠魁授首，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莫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帝，密令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故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警惕者，盖三十年矣！
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涨，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悲，妇号子泣。以至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震，地怨于下，卖官鬻爵，仕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涂，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封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鸵于荆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翦彼（羢左边+躁右边）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划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习兵法，奋拔岩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量材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所催征粮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赉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须条约，各宜禀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此檄文虽然只是为了蛊惑人心，利用民族情绪妄想让汉族人民为吴三桂的“大周朝”卖命而炮制出来的东西，但文章用词饱满、气势磅礴、情真意切，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在吴三桂的煽动下，先后共有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26人参加叛乱，其中明朝降清武将有20人。此外，吴三桂还煽惑征集云、贵土司苗彝各族兵丁数万。一时间，长江以南数省，叛乱烽起。吴三桂叛军主力东侵黔、湘，很快集结了14万兵力；侧翼北攻川、陕，兵力亦不下数万。
十二月二十一日，当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时，康熙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当初反对撤藩的索额图说：“吴三桂兵多将广，三藩要攻入北京易如反掌，看来只有清君侧，把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杀了，将首级送去谢罪，事情也许还能挽回。”
明珠
既然已经下诏撤藩，岂能因为惧怕吴三桂而妄杀大臣？索额图头脑简单，又过高地估计了吴三桂的实力，并且，似有借机倾轧明珠之嫌。两人皆权倾一时，各植党羽，明争暗斗。
明珠说：“如果杀了臣可以使吴三桂罢兵，则臣这颗头颅不足惜，但吴逆决不会因朝廷杀一二大臣而罢兵。”
康熙面对种种议论，十分冷静。他否定了索额图的意见。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说：“汉景帝错杀晁错并未制止吴楚七国之乱，这是历史教训，应该记取，可令福建、广东两地暂停撤藩，削去吴三桂爵位，速行剿灭。”
康熙分兵遣将，指挥若定，总的方略是：以荆州、岳州为根本，沿长江布防，阻止叛军北进，再由陕西、四川进军阻击叛军西北之路。
征吴三桂图
大学士王熙建议道：“请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处死，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军心。”康熙同意，遂下令赐死吴三桂的儿孙。康熙在处理地方官员和将领反叛的问题上，也极有谋略和气度，他下令处死吴三桂的儿孙，却不株连其他在京的吴三桂旧部，只要他们不做内应，朝廷照旧信任他们。他命新任云南提督胡拜、贵州提督赵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广告，告诫军民人等，不要听从吴三桂的威胁利诱，对误入歧途者，只要能幡然悔悟，弃暗投明，朝廷一概既往不咎，欢迎归来。
康熙在平三藩中，把吴三桂作为主要敌人，把湖南作为主要战场。他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就指示大将军岳乐：江西收复要地稍有头绪，就进兵湖南。那一年，吴三桂企图乘陕西王辅臣叛乱，留兵7万守长沙、萍乡等地，以挡住江西岳乐的部队；又分兵7万守住岳州、澧州等地各个水口，以阻止江北的清军南渡；又遣一部分兵力逼湖北襄阳，和陕西的王辅臣叛军勾通，联合作战，吴三桂自己亲赶荆州上游的松滋，居中调度指挥。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康熙针对吴三桂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意图，将勒尔锦、尚善、岳乐等3名大将军所统的数万兵力投入湖南战场。吴三桂急忙从各地调集了18名将军、10余万人，全力守长江，自己率岳州、澧州的部分兵力援助。康熙早料到吴三桂会采取这一行动，遂命在岳州的尚善、荆州的勒尔锦两位大将军，渡江进攻岳州和澧州。但尚善和勒尔锦于三月份相继渡江后，进展非常缓慢。勒尔锦在太平街失利后，就又退回荆州去了，使康熙的这次迂回包围计划未能实现。
康熙对诸王、贝勒拥兵自重，畏缩不前，贻误战机的现象十分忧虑。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康熙大胆地破格任命前锋统领穆占为征南将军，给他调了和岳乐等大将军相近的兵力，还将他召到北京，当面交代了战略意图。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穆占率兵抵达长沙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即开始攻城。由于大将军岳乐不予配合，长沙没有攻下来，而且造成了重大伤亡。而这时吴三桂为了摆脱清军的三面包围，率众往衡州，另遣兵3万往湖南南部的宜章，企图进兵广东。康熙一面派兵坚守广东韶州；一面令穆占等进攻衡州，堵住吴三桂进广东部队的后路。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初，彻底粉碎了吴三桂向广东发展的图谋。
吴三桂在康熙调兵遣将，步步紧逼的打击下，军事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便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匆匆称帝，是年76岁，立年号为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封了百官和诸将，封妻子张氏立为皇后，孙子吴世璠为太孙，确定实行新的历法。八月，吴三桂集中兵力猛攻永兴，双方激战二十昼夜，大炮轰鸣，声震长江，战斗甚为惨烈，清军都统依里布、护军统领哈克山等战殁，前锋统领硕岱率兵入城死守，浴血奋战，战况十分危急。康熙闻报为之寝食不安。然而就在此时，吴三桂听说他的女婿胡国柱密谋降清，心力交瘁，突然一命归西了。
吴三桂死后，他的孙子吴世璠从云南赶到衡州继位，改年号为洪化。吴世璠不敢留在衡州，便向贵州贵阳撤退。此时的叛军已经是军心涣散、斗志全无。康熙审时度势，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命大军水陆夹击，迅速收复了岳州、长沙、衡州等地。至此，康熙已经取得了平定三藩的决定性胜利。
第三节 尚耿从乱
所谓三藩之乱，实际上只有吴三桂一藩是铁心反叛。尚之信和耿精忠，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见吴三桂势大，也想浑水摸鱼，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已。对他们，康熙更多是以招抚为主，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吴三桂一方上，分清主从，分别对待。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和部下曾养性、江元勋、马九玉、白显忠等密谋反叛，囚禁总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分兵攻占延平、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占据了福建全省，并派人联络吴三桂和台湾的郑经。消息传至朝廷，康熙下令削除他的王爵，命定南将军希尔根、平南将军赖塔、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分别从江南、浙江、广东三路进军福建，又派军驻于江南、京口待命，同时降旨招抚，派工部郎中周襄绪以及原来耿精忠属下的一等护卫陈嘉猷前往福建宣诏，谕旨中说：“谅耿精忠必系一时无知，堕人狡计，与吴三桂不同，故将吴三桂子孙正法，耿精忠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并未加罪。”“耿精忠自祖、父以来，受恩三世四十余年，非素蓄逆谋首倡叛乱者比”。“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将侵犯内地海贼（郑经）速剿图功，即释免前罪，视之如初”。
耿精忠铸造裕民通宝
耿精忠拒绝了招降，囚禁了周襄绪，并且派兵攻打浙江、江西。康熙于是命令康亲王杰书和固山贝子傅剌塔由浙江进击，连败耿军。借胜利之机，康熙再次颁诏，派耿聚忠前去招降。在诏书中，康熙历数耿精忠祖、父的功劳，陈明利害，苦口婆心劝其归降，他说：“尔若即悔罪率众归诚，当复尔王爵，仍旧镇守，所属人员职任俱各如故，兵民人等照前安插。倘能剿除海寇，共奏肤功，仍优叙加以爵赏。前使臣周襄绪等不遣之归，或别有故，朕不介意。朕以诚心待天下，断不食言。”但耿精忠毫无悔意，连他的弟弟都没有见，依旧调兵遣将，派江元勋等据守关隘，督促马九玉等进攻衢州。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命令清军加大进攻力度，叮嘱杰书不可因为招抚而耽误进剿，并且提出了“海寇（郑经）宜用抚，耿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的战略方针，将耿精忠作为打击重点。在康熙的遥控指挥下，清军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浙江总督李之芳率部在金华和衢州击溃了耿的部将曾养性和马九玉。
正在此时，据守台湾的郑经也趁火打劫，从耿精忠身后进攻，试图吞并福建。耿藩世居福建，和台湾郑氏集团长期战争不断。耿精忠发动叛乱，希望联合郑氏，一同反清，但郑氏对耿精忠貌合神离，不但不愿出兵，反而借机登陆扩张。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月，泉州提督王进功之子王锡藩杀死了耿精忠的总兵赖玉等人，献城投降郑经。耿精忠派人索地，郑经嘲笑说：“天下乃我太祖之天下，与尔主何干？况漳、泉系本藩父母之邦，又是尔主请本藩渡海，戮力匡襄，共扶明室，故本藩不惜跋涉，提师前来。岂墨迹未干，遂尔背约？”反而倒打一耙，让耿精忠无计可施。这样一来，耿精忠联合郑经的图谋就破产了。
两个月后，郑经派冯锡范在福建海澄等地张贴檄文，称赞吴三桂，却指责耿精忠“从不遵及大明正统”“妄自尊大，待以附庸”，因此“惟郑王为盟主，复我大明三百年之基业，澄清东南之半壁”。实际上已经发出了宣战书。不久，郑经就占据了漳州、泉州、潮州等重要地方，兵马强盛。耿精忠屡战屡败，不得不派人求和。
双方虽然暂时和好，但聪明的康熙知道，他们势难两立，因此定下了抚郑剿耿的方略。康熙十五年（1676年）三月，尚之信反清，吴三桂约郑经和耿精忠进兵江南，不料郑经企图借机吞并整个福建，攻占了重镇汀州，又攻克兴化府，兵锋直指福州。耿部纷纷依附郑经。耿精忠这才认识到郑经的险恶用心，但为时已晚。这样一来，耿精忠进攻江西和浙江的阴谋都破产了，自己的根据地却被郑经夺去了大半。加上连年征战，民怨沸腾，军饷匮乏，军士纷纷逃亡，败相已现，面对郑经的进攻，他不得不撤回攻打江西的耿继善，回守福建。
康熙敏锐地认识到“耿精忠撤建昌诸贼，其为海寇所逼无疑”，下令康亲王杰书，率军直取福建，“我兵宜乘机前进，其令大将军杰书、将军贝子傅剌塔、赖塔、总督李之芳等，速剿闽寇，酌量招抚，勿坐失事机”。清军遂长驱进入福建。耿精忠受腹背夹击，势力穷蹙，部下将领白显忠等率军投降。康熙见时机成熟，再次令杰书前往谕降。康亲王杰书致书耿精忠说：“今大兵屯仙霞岭，长驱直入，攻拔蒲城，蒲城乃闽省财赋要地，咽喉既失，粮运不通，建宁、延平旦夕可下，与其引颈受戮，不如率众归诚，仍受王爵，保全百万生灵；况郑经与尔有不共戴天之仇，攘夺郡邑无异时，尔当助大兵进剿立功，何久事仇人为叛逆？”耿精忠得书，犹豫未决，回复道：“自愿归诚，恐部众不从，致滋变患。望奏赐明诏，许赦罪立功，以慰众心，乃可率属降。”杰书见他仍旧拖延，不给他喘息之机，命大军迅速进攻延平，守将耿继美投降。耿精忠见大势已去，决意归降。
然而，被耿精忠囚禁的福建总督范承谟还在，他已经被囚禁了两年多，备受折磨，仍坚贞不屈，每天写一首七言绝句，表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和对耿精忠的愤懑。耿精忠想投降，又担心范承谟揭露他的罪状，于是他决定杀人灭口，亲自派人逼迫范承谟自杀，并将范承谟的幕僚、亲属等50多人全部杀害。然后，他才派儿子耿显祚献印请降。十月初四，杰书大军进入福州，耿精忠率领属下官员出城迎降。至此，三藩之一被平定了。康熙仍然保留了耿精忠的王爵，命他率领部下协助征剿，戴罪立功。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军就将郑经所部逐回厦门，各地的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江西相继平定。
镇守广东的尚可喜一直忠于清朝，对抗吴三桂的叛军，得到康熙的信任，但他年老体病，长子尚之信代为理事。吴军攻势很猛，不少部将投降叛军。尚之信借机作乱，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任命，囚禁了父亲，夺得兵权。康熙没有惊慌失措，他认为叛军内部矛盾重重，很快就会发生内讧。只要解决了福建问题，广东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尚之信起兵后，以为会得到吴三桂的大力支持，不料吴三桂却不断向其索要饷银，又派亲信董重民取代金光祖为两广总督，冯苏代佟养钜为广东巡抚，马雄驻肇庆，企图乘机夺占他的广东地盘。郑经也受吴三桂挑唆，攻占了惠州和沿海一带。尚之信不但没有得到好处，连老巢也几乎不保。清军已经占领了福建，和耿精忠所部一起，攻打过来。就这样，尚之信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耿精忠降清仍受重用提醒了尚之信。于是他也决定投降。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二月，尚之信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喇布上奏康熙，康熙降特旨说：“将尔以往之罪，并尔属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第二年五月，尚之信率省城将士归顺，其余部下也相继投降。康熙让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部将也各复原职。康熙对大学士们说：“叛乱之罪在吴三桂，与被胁从之人无关，只要能悔罪投诚，应一概宽免。”因此就连吴三桂任命的总督董重民等也予以免死释放，以此来争取更多的叛军归顺。
鉴于这些人反复无常，康熙没有放松警惕。在保留他们的利益的同时，他也加强了控制。康熙最后的目的仍然是撤藩，不过他知道吴三桂不灭，彻底撤藩就难以实现。相对吴三桂而言，尚之信、耿精忠不过是附和者。康熙分清首从，分化瓦解，对他们分别对待。因此才保留了尚之信和耿精忠的王爵。
康熙对耿精忠最不放心。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他命耿精忠把自己的儿子耿显祚送入京城做侍卫，其实就是充当“人质”。同时，他命令康亲王杰书率军驻扎福建，一方面防备郑经，另外也是为了监视耿精忠。
不久，耿精忠杀害范承谟等人的罪行被揭露。原来，看守范承谟的狱卒感念他的忠贞，偷偷到荒野上拣了他的一些遗骨，暗地里收藏起来，亲自来到京城，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康熙知道后非常伤心，命令用隆重的礼仪举行祭葬，追赠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康熙还亲自为范承谟在狱中所做的《画壁集》题写了序言。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耿精忠属下的参领徐鸿弼、佐领刘延庆、护卫吕应踢等人也联名揭发他，列举了他“归顺后尚蓄逆谋”五项罪行：违背康亲王令，不全部举出叛党；私下和郑经通音信；和刘进忠耳语，说自己本不愿投降；密令心腹藏火药铅弹，说是为日后所用；遣散士兵归农，让他们携带武器，不留给大军。但康熙将这个奏疏留下未发，而是在等待时机。按理，耿精忠的一系列做法足以处之死罪，但康熙深知，如果这个时候处理他，将会影响全局，因此假作不知，以安众心。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病死，吴军逃回云贵，郑经也退守厦门。康熙担心耿精忠留在福建会发生意外，打算让耿来京，又担心他心中怀疑，所以就密令康亲王让耿精忠奏请陛见。康亲王上书请求将耿精忠治罪，但康熙认为时机还没有到。他在给康亲王的密谕中说：“朕思凡行一事必前后计虑，果有裨于国家始可举行，若轻率妄动，必致舛错。今广西、湖南、汉中、兴安等处俱已底定，逆贼余党引领以冀归正者不止百千，若将耿精忠即行正法，不但已经投诚之人以为后日亦必如此声明其罪，即未经投诚之人睹此寒心，亦未可知。关系实重。前朕手谕欲令耿精忠来京者，盖掣回福建一半满兵之意，非欲即行处决，俾其先来也。”康熙考虑得非常仔细周到。他所担心的不是耿精忠，而是如果过早处理他，会造成不利影响，对于迅速结束战争不利。
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耿精忠上疏请求进见，康熙当即允准。八月，耿精忠到京，他的弟弟耿昭忠、耿聚忠就举报他的不法行为。议政王大臣请求将他交给法司审理。法司判决将其革去王爵，与其子耿显祚及部属曾养性一并凌迟处死。康熙批准了拘审，但一直没有最后处理。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藩之乱彻底平定，才下令将耿精忠革去王爵，立即凌迟处死，其子耿显祚被处斩。其手下大将如曾养性、白显忠等凌迟处死，其他一些主要的叛将也都做了处理。与此同时，撤除靖南王藩的工作也顺利完成。
尚之信的命运比耿精忠似乎好一些。由于康熙对他父亲很信任，也给他留了后路。但尚之信虽然归降，仍然心怀叵测。康熙多次命他进军湖广、广西，他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直到吴三桂死，他才听从朝廷调遣。
尚之信肆意虐待下属，十分残暴，酒后动辄发怒，拿刀杀人。他的部将孙楷归顺清廷后，朝廷赦免其罪，尚之信却杀了他。护卫张永祥替尚之信送奏章到京，被提为总兵，尚之信却故意从中阻挠，还鞭打他以示侮辱。护卫张士选言语触怒尚之信，尚之信竟斩断了他的双脚。其残暴行为令人发指，激起了将士的愤怒。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张永祥、张士选赴京告发他谋叛。康熙当即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视海疆为名赴广东调查，都督王国栋、副都统尚之璋都揭发了尚之信的不法行为。康熙于是命令王国栋将他逮捕，押解京师，当庭对质。尚之信知道后，非常愤怒，就指使其弟尚之节与长史李天植将王国栋诱杀。七月，朝廷以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对尚之节、李天植则就地正法。尚之信一死，平南王藩封相应撤去。其所属人员编为十五佐领，分入正黄、镶黄、正白三旗，驻防广东。三总兵标下官兵，裁去一总兵之官兵，剩下两总兵留镇广州。平南王府库金银，全部充作国赋，以济军需。
尚之信
就这样，康熙用数年时间，平定了三藩之乱，也完成了撤藩的初衷。康熙当时才20岁，做事却非常老到。从他处理耿精忠和尚之信的过程来看，不露声色，游刃有余，实在是令人佩服。难怪法国传教士白晋佩服地说道：“康熙是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中最圣明的君主。”
第四节 京师危机
当吴三桂发动叛变的消息传到京城，很快就引起了全国的强烈震动。很多人认为康熙不过是个少不经事的毛孩子，怎么会是久经沙场的吴三桂的对手，觉得有机可乘，蠢蠢欲动。由于防守京城的禁旅八旗先后奉调南下平叛，京城空虚，杨起隆就利用这一时机，在天子脚下首先发动叛乱。史称“朱三太子案”。
朱三太子是明崇祯帝的第三个儿子，明朝灭亡后，一直下落不明。因而，清朝初年，各地人民反清起事，多以朱三太子为号召。杨起隆亦不例外，当他得知吴三桂叛乱时，就利用一些人对明朝的怀念，诈称“朱三太子”，秘密起事。经多方联系，他组织了京城百姓和贵族家奴1000余人，相约以额前裹白布、身扎红带为标记，定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之日，以放火为号，在内城一起举事。准备趁各官员入朝时，各自杀死自己的主人，将来建立政权时，被杀官员的官职就由该官的家奴担任，因此得到了一些家奴的拥护。一场肘腋之变正蓄势待发。
就在他们即将举事的时候，消息泄漏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郎廷枢的家奴黄裁缝在夜里喝醉了酒，胡言乱语，郎廷枢觉得奇怪，就趁他醉意正浓时诱导他说出更多的话。原来黄裁缝也参加了杨起隆的阴谋。郎廷枢得知后大惊失色，当即擒住黄裁缝等3人到旗主处，举报了这件事。
正黄旗人周公直也发现了动静。他报告说，他的家奴陈益正聚集30多人在家中密谋举事。康熙得到汇报后，大吃一惊，但他没有慌乱，而是果断地命令正黄旗都统图海、祖永烈迅速率领官兵前去擒拿，结果当场拿获了案犯30多人。接着，他又下令关闭城门，严行搜查，捕获首要人犯数百人。首犯杨起隆闻风而逃，不久也被拿获，判处死刑。康熙镇定自若，举手之间平定了一场大乱。
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康熙十分重视，他认识到叛乱分子敢在京城发难，一旦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刑部审完了案犯，提出一份判决报告书，拟将李株、黄裁缝等200余人按“谋反律”凌迟处死，其亲属自祖父以至子孙，还有叔伯兄弟及其儿子，凡男子年满16岁者，都予以处斩；15岁以下之男子和案犯的母亲女儿妻子姐妹，以及财产都籍没入官。案件交到康熙手中审核之时，他本着从宽处理的原则，改定只将李株、黄裁缝等9人凌迟处死，蔡文以下194人改为斩首。案犯亲属，康熙不忍株连过多，一律免罪释放，其家产也免入官，受牵连之人亦不予追究。他采用宽严结合的处理方法，使一场足以震惊全国的大案无声无息地得到处理，没有引起大恐慌，使京城很快安定下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而来的更大危机继续考验着康熙的定力。
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初，河北总兵蔡禄准备叛乱响应吴三桂。蔡禄和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原都是郑成功的部将。郑成功去世后，他们率部降清，被从优提拔，授以总兵官。当获知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后，蔡禄也萌生了反叛之意，开始和起兵反清的杨来嘉书信往来，购买骡马，制造兵器，命令士卒以捕鱼为名，进行军事演习，密谋发动叛乱。
正巧侍卫关保到河北出差，无意间探听到这个消息，当即火速报告康熙。河北属于京畿重地，一旦发生叛乱，首先就要威胁到京城的安危。而且，和杨起隆的乌合之众不同，蔡禄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强兵悍将，对于京城是致命的威胁。形势万分危急。但康熙不慌不忙，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经过认真思考后，立即派内大臣阿密达领护军速赴蔡禄驻防地怀庆。在蔡禄还没有将士卒鼓动起来之际，阿密达就已率部迅速包围了他的衙署。蔡禄的部下企图负隅顽抗。阿密达指挥若定，率部冲进衙署，将蔡禄父子同谋一并擒获，四月二十四日，押解北京处决。这样，一场叛乱又被扑灭在萌芽之中了。
在不足5个月的时间里，京畿重地先后发生的两次叛乱，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觉。他感到，吴三桂叛乱已在各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此时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尚在京城，虽然已被拘禁，但终究是一大隐患，万一再度变生肘腋，结果实难预计。朝中一些大臣纷纷请求将吴应熊处死，以绝后患。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九日，兵部尚书王熙上疏康熙，请求处死吴应熊，奏疏称：
“逆贼吴三桂负恩反叛，肆虐滇黔，毒流蜀楚，散布伪札，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刻期进剿，元凶授首在指日间。独其逆子吴应熊，素凭势位，党羽众多，擅利散财，蓄养亡命，依附之辈，实繁有徒。今既被羁守，凡彼匪类，蔓引爪连，但得一日偷生，岂肯甘心受死。即如种种流言，讹传不止，奸谋百出，末易国防。大寇在外，大恶在内，不早为果断，贻害非轻。为今之计，惟速将应熊正法，传旨湖南、四川诸处，老贼闻之，必且魂迷意乱，气阻神昏，群贼闻之，内失所援，自然解体，即兵士、百姓闻之，公义所激，勇气倍增。至应熊亲随人等，系累之中，益成死党，闻发刑部者不下五六百人。人众则难防，时久则易玩。速敕法司，讯别情罪，重者立决，次者分给各旗，消除内变之根源，扫蔼逆贼之隐祸，洵今日第一要着也。”
议政王大臣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支持王熙的建议。但康熙还是有些于心不忍，因为吴应熊是自己的亲姑父。从亲情方面说，他不愿意处死吴应熊，但从国家大局考虑，他不能冒这样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处死吴应熊以防患于未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康熙以大局为重，批准了王熙的奏疏，同意处死吴应熊。为此，他特地颁下了一份谕旨，其中说道：
“吴三桂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图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则行叛逆，煽乱奸宄，荼毒生灵，极恶穷凶，神人共愤！已经遣发大兵进剿，刻期荡平，诸王大臣会议，反逆子孙，理应诛戮，以彰国法，再三奏请。朕尚冀其悔过自新，束身侍待，未忍加诛。近览吴三桂奏章，词语乖戾，妄行乞请，诸王大臣，咸以吴三桂怙恶不惶，其子孙即宜弃市，义难宽缓。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具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典贷之也。本当照廷议，将吴应熊、吴世霖并其余子俱行凌迟处死，但以吴应熊久在近侍，朕心不忍，故将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其余幼子俱免死入官。应坐人犯，分别正法，所有干连人等，情罪稍可矜原者，敕所司概行省释，以昭法外之仁。”
两次叛乱的平定和吴应熊的处死，消除了京城的隐患，稳定了人心。
当得知儿子变成刀下之鬼的时候，吴三桂正在饮酒，一听到此消息，登时脸色大变，双手发抖，酒杯从手中掉了下来，摔到地上被打得粉碎，丧子使得这位叛臣也尝到了切身之痛，他老泪纵横，长叹一声，说：“今日真是骑虎啊！”当即“魂迷意乱，气阻神昏”。失望、痛心、愤恨一齐涌向心头，他原想康熙还会顾及其子与清廷的关系而不致伤害，“初得湖南还望生得其子。”可如今子孙都被杀死，他才意识到康熙的厉害，心中懊悔不迭，但已成骑虎之势，只好硬着头皮拼下去了。
吴三桂
又一场危机过去了，但历史给康熙出的难题却没有结束。
当时，清军在和吴三桂的战斗中，几乎是节节败退。不久，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耿精忠叛乱，四川提督郑蛟麟叛乱。叛乱席卷全国，南方大部分领土都落入叛军之手。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趁机兴兵叛乱。
布尔尼是蒙古林丹汗的孙子。清太宗时将林丹汗征服，林丹汗死后，清廷封其子阿布奈为和硕亲王，并将清朝公主嫁给他为妻。康熙八年（1669年）九月，因阿布奈失外藩朝贺之礼，免除了他的亲王爵位，带入京师，爵位由他的儿子布尔尼承袭。布尔尼是清朝公主所生，但对清廷的做法深怀不满，一直图谋报复。
吴三桂叛乱后，康熙无暇北顾，将京城八旗兵大部分南调平叛。布尔尼野心勃勃，积极准备，图谋叛乱，企图借此良机一举实现祖父林丹汗的夙愿。公主长史辛柱设法派他弟弟阿济根至京城告发。康熙觉得叛乱还未显露，而且京城兵力空虚，不能武力镇压，就希望尽力安抚。于是他派侍卫塞棱等去召见布尔尼兄弟以及巴林、翁牛特部王公等进京朝见。布尔尼内心生疑，不但不进京朝见，反而扣留塞棱，同时煽动蒙古各部造反。三月二十五日，布尔尼与奈曼王扎木山一同发动叛乱，率军直逼张家口。
察哈尔叛乱，对京城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得知这一消息，康熙十分忧虑，此时京城驻防的军队几乎全部南下，他手中已无兵可派。这个时候，又是老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指点了他。孝庄给他推荐：“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
图海是顺治帝破格提拔的人才，曾因错误被革职。康熙初年被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不久任大学士。孝庄经历了皇太极、顺治、康熙三代，几十年的时间，使她对所有大臣都了如指掌，在此关键时刻，便将有才干的能臣推荐给了康熙。
康熙马上任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京师无兵，图海就把八旗家奴组织起来。由于图海领兵有方，这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家奴部队，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
图海率部日夜兼程，赶往前线。为了激励这些人的斗志，他允许众家奴沿途抢掠，所获金帛归个人所有。又号召说：前此所掠，都是士庶之家，财宝不丰厚。察哈尔是元朝大汗的直系后代，有数百年的基业，“珠玉宝货不可胜计”，你们如能获取到，“可富贵终身”。真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队伍不几天就到达察哈尔。全军将士斗志高昂，甚至被形容为“无不以一当百”。
四月二十二日，图海与布尔尼在达禄决战。布尔尼在山谷间布置伏兵，列阵以待。鄂札与图海率家奴兵分头进击，冒着布尔尼的炮火，奋勇向前，冲乱了布尔尼的阵脚。布尔尼的部属下都统晋津阵前倒戈，反攻布尔尼，布尔尼大败而逃。与此同时，科尔沁和硕额驸沙津亦率兵来援，不久，沙津率兵将布尔尼及其弟罗卜藏全都追杀，献首朝廷。不到一个月，就将这次叛乱彻底平定。
察哈尔之乱的平定，使康熙稳定了自己的大后方，得以后顾无忧，全力平定“三藩”之乱，进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
面对着京城附近接连发生的这几次叛乱，年少的康熙临大乱而不惊，指挥若定，将大难消灭于无形之中，使京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从而也就稳定了人心。这充分反映了康熙过人的胆识和能力，显示了他高超的统治能力。
第五节 恩抚王辅臣
平定三藩之乱，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是绝对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对于陕西提督王辅臣的争取。别看他是一个提督，却对战局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康熙和三藩成为天平的两端，王辅臣这个砝码加到哪一方，哪一方就有可能获得最终胜利，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在争取王辅臣这件事上，吴三桂和康熙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各有优劣，最终还是康熙剿抚兼施，胜了一筹，从而也获得了最终的全胜。
那么，王辅臣究竟是什么人呢？
王辅臣，原是河南人，本来姓李，后被王进朝收为义子，遂改姓王。后来，农民军势大，王辅臣随明朝大同总兵姜瓖归附了李自成，被任命为副将。他是一员出色的猛将，作战英勇，万夫难挡，人送外号“马鹞子”。顺治六年（1649年），阿济格率领清军围攻大同，王辅臣经常突入敌营，掠人而归，敌不敢当。大同陷落，王辅臣也跟着姜瓖降清，隶属于汉军正白旗，后来被调入京师。顺治帝对他非常赏识，授予御前一等侍卫之职。
顺治十年（1653年），王辅臣跟随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征战河南、广西。洪承畴对他也很器重，王辅臣对洪承畴更是毕恭毕敬，忠心耿耿，随侍左右，寸步不离。行军时遇有险阻，他必下马，亲手为洪承畴的牵马。遇到山涧，他一定背负洪承畴过去。他的忠心让洪承畴极为感动，亲擢他为湖广总兵。
云南平定后，王辅臣留镇云南，隶属于吴三桂。吴三桂很赏识他，将他调任援剿右镇总兵。王辅臣对吴三桂，同样尽心尽力，竭诚竭忠。
据清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记载：
“辅臣之事平西（吴三桂），无异经略（洪承畴），而平西之待辅臣，有加于子侄，念王辅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绝佳者，他人不得，必赐辅臣。”
其实，吴三桂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割据的野心，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他当然不会放过王辅臣这样能征善战的大将，因此竭尽笼络之能事，在他的推举下，康熙三年（1664年），王辅臣被加衔左都督。
而康熙一直关注着吴三桂，他亲政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九年，他就开始谋划削弱吴三桂的力量，打起了王辅臣的主意。正好，这一年陕西提督缺空，康熙以王辅臣勇谋双全，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将他从吴三桂那里调出，升任陕西提督。
任命下达之后，吴三桂才知道，他深感惋惜，如失左右手。王辅臣临行前，吴三桂拉着他的手，涕泣不止，说道：“你到了平凉，不要忘了老夫。你家里穷，人口多，万里迢迢，怎么受得了。”遂赠白银二万两作为路费，王辅臣心中感激不已。
陕西是战略要地，可以说是京城的西部门户，必有得力之人方能守卫。康熙将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王辅臣，就是对他最大的笼络。王辅臣去平凉上任前，进京谒见康熙，康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朕真想把卿留于朝中，朝夕得见。但平凉边庭重地，又非卿去不可。”又特地让他过完元宵节，亲自与他一道看灯，并特命钦天监为他择吉日动身。临行前，康熙再次接见他，赐给他一对蟠龙豹尾枪，说道：“此枪乃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都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卿乃先帝之臣，朕为先帝之子。别的东西不足珍贵，只有把此枪赐给卿，卿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此枪就如同想到了卿。”这些可以说是很多大臣一辈子都难以享受到的，相比之下，吴三桂的恩德又在其下了。王辅臣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他拜伏于地，发誓道：“圣恩深重，臣就是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万一，怎么敢不竭尽全力，报效皇上呢！”
可以说，在争取王辅臣的第一战中，康熙就占据了优势。
三年之后，吴三桂发动叛乱，他首先想到了担任陕西提督的王辅臣和甘肃提督张勇等旧部，以为靠他以前的恩惠，只需一纸号令，二人就会闻风响应。这样一来，他的成算就大得多了。
对吴三桂的这一手，康熙早已料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他就给王辅臣、张勇和陕西总督哈占颁布特急诏谕：“逆贼吴三桂，傥有伪札、伪书，潜行煽惑，当晓谕官兵百姓，令其举首，向朝廷报告。”果然不久，吴三桂就派王辅臣原来的亲信汪士荣，带着给王辅臣、张勇的信函和任命札二道来到了平凉。
这时的王辅臣正面临着情感和利益的双重煎熬。他想到吴三桂的旧恩和当下的声势，又想到康熙对他的宠信。最终，还是和康熙的情感占了上风，他立即命令拿下汪士荣，连同吴三桂给他及给张勇的信、任命札，派他的儿子王继贞一同解往北京。康熙获知后大喜，当即将汪士荣处死，并授给王辅臣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职，任命王继贞为大理寺少卿。
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康熙派刑部尚书莫洛率兵前往陕西，让王辅臣坚守平凉，与莫洛同攻四川。王辅臣对莫洛经略陕西，凌驾于其上，有些不满。他从平凉前往西安，向莫洛陈述征战方略，但莫洛不以为意，还显示出轻蔑之意，王辅臣怀恨在心。康熙十三年（1874年）八月，王辅臣一再要求莫洛给他添马兵，但莫洛先将王辅臣所属固原官兵的好马尽行调走，大大影响了王辅臣所部将士的心情，莫洛的歧视和压制，终于引发内讧，在莫洛进军不利，屯兵修整时，王辅臣杀死了莫洛，举起叛旗，响应吴三桂。
康熙听到奏报以后，大为震惊。
定西大将军董额得知王辅臣叛乱，急忙飞报康熙。康熙颇为震惊，当即召见王继贞。王继贞一进殿，康熙就说：“你父亲反了！”王继贞吓得魂飞天外，哆哆嗦嗦地说：“我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康熙知道王辅臣叛变，京师随时都有危险，此时再追究莫洛之死，已毫无意义了，只期望王辅臣能回心转意，这样就必须采取施恩收服的策略，于是对王继贞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谋反，一定是莫洛不善于调解，才有平凉士卒哗变，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速回去，宣布朕的命令，敕你父无罪。莫洛之死，罪在士卒。”康熙放回王继贞，同时又派苏拜携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招抚王辅臣。康熙深知攻敌必先攻心的道理。不久，他又给王辅臣发去一封亲笔信，深情地陈述了他与王辅臣交往的一桩桩往事，丝毫没有责备他忘恩负义，反而处处显示着体谅与宽容。在这篇敕谕中，康熙说道：
“近据总督哈占奏称，进剿四川，军中噪变，尔所属部伍溃乱，朕闻之，殊为骇异。朕思尔自大同隶于英王，后归入正白旗，世祖章皇帝知尔赋性忠义，才勇兼优，拔于俦伍之中，置之侍卫之列。继命尔随经略洪承畴进取滇黔，尔果能殚心抒忠，茂建功绩，遂进秩总戎，宠任优渥，追及朕躬，以尔勋旧重臣，岩疆攸赖，特擢秦省提督，来京陛见，面加讯问，益悉尔之忠贞天禀，猷略出群，朕心深为嘉悦，特赐密谕，言犹在耳，想尔犹能记忆也。”
“去冬吴逆叛变，所在人心，怀疑观望，实繁有徒。尔独首倡忠义，举发逆札，擒捕逆差，遣子王继贞驰奏。朕召见尔子，面询情形，愈知尔之忠诚纯笃，果不负朕。知疾风劲草，于今见之。后尔请入觐，面陈方略，朕以尔忠悃夙著，深所倚信，且边疆要地，正资弹压，是以未令来京。经略莫洛奏请率尔入蜀，朕以尔与莫洛，和衷共济，毫无嫌疑，故令尔同往建功。兹兵变之后，面询尔子，始知莫洛于尔，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荩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朕之于尔，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寄心膂，恩重河山。以朕之惓惓于尔，知尔之必不负朕也。至尔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若，行役艰辛，朕亦悉知。今变起仓卒，情非得已，朕惟加矜恤，并勿致谴。顷已降谕，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插，并遣尔子，往宣朕意，恐尔尚怀犹豫，兹特再颁专敕，尔果不忘累朝恩眷，不负平日忠忱，幡然悔悟，敛戢所属官兵，各归队伍，即令率领，仍还平凉原任，已往之事，概从宽宥。或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愤激所致，并不追论，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勿心存疑畏，有负朕笃念旧勋之意。”
康熙为了使王辅臣回心转意，将其反叛原因归咎于自己，表示如果王辅臣反正，仍复提督原任，既往不咎。
在招抚的同时，康熙也严加防备。他下令征调鄂尔多斯蒙古兵3000多人，归化城土默特兵700人，前往西安驻守。此外还派驻守京城的部分八旗兵，迅速起程，前往西安协守。调副都统穆舒浑、鄂善和希福率兵驰赴兴安，以加强西北战略要地，防止不测。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并非是一个只知发善心的老好人，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伟大统帅。他在用恩招抚的同时，也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王辅臣接到康熙的诏书后，内心颇不平静，想到康熙对自己恩重如山，不能自己，于是率领人马向北跪下，痛哭流涕。后来王辅臣担心自己杀死了莫洛，康熙迟早要和自己算账，得到吴三桂饷银20万两，遂继续发兵。康熙急命张勇、王进宝等率兵进剿，将王辅臣压缩在平凉、固原，久攻不下。
此后，清军节节胜利，康熙仍然想招降王辅臣。康熙十四年（1675年）七月，他又给王辅臣发去一道招降敕谕说：“平逆将军又取延安，兰州、巩昌依次底定。大兵云集，平凉灭在旦夕。”大兵交战之时，百姓多遭杀戮，“以尔之故，而驱百姓于锋镝，朕甚不忍。今复敕尔自新。若果输诚而来，岂惟洗涤前非，兼可勉图后效。”将其罪行概加赦免。
王辅臣回奏康熙说：“皇上念及兵民，概从赦宥，但如何安抚，天语未及。在事兵将，未免瞻顾。”表明很想回心转意，但又担心朝廷将来变卦，心存疑惧，不敢贸然归降。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康熙命令图海进攻平凉，他坚持执行康熙用恩招抚的策略，攻心为上，劝诱其降。一些大将主张强攻，图海没有同意，他说：“仁义之师，先招怀后攻伐。吾奉天威讨兹凶竖，无虑不克，顾念城中数十万生灵，无非朝廷赤子，遭贼劫持至此，覆剿之下，杀戮必多。俟其向化归诚，以体圣主好生之德，不更美乎？”他采取围而不攻，围而不战的策略，逐渐掌握了主动。图海原来和王辅臣就认识，对他十分了解，知道王骁勇善战，作战有方，一旦强攻，必然是两败俱伤。
平凉城北有一山冈，名为虎山墩，是平凉饷道咽喉，也是全城的制高点。要破平凉，必先攻占这里。图海率部轮番进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拿下了虎山墩，断绝了平凉城的饷道。清兵在墩上安上大炮，轰击城内，让叛军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个时候，进行招抚，就水到渠成了。
六月六日，图海命幕僚周昌冒死进城抚慰。在康熙真心的感召下，第二天，王辅臣终于宣布投降。图海立即上奏。康熙览奏大喜，他夸奖图海说：“宣布恩威，剿抚并用，筹划周详，布置神速。”马上颁布诏令，赦免了王辅臣等人的罪行，宽言抚慰，命王辅臣恢复原职，加太子太保衔，封靖寇将军，令其立功赎罪，和图海一同留镇陕西，助剿吴三桂。王继贞不久升任太仆寺卿。投诚的参将黄九畴升任布政使，总兵陆道清为左都督兼太子太保，其他官员都各加一级从优升赏。叛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重用，无不感激，奋勇杀敌，以图报效。
康熙读书像
康熙对王辅臣的宽大处理具有榜样的力量。许多原来投靠吴三桂的将领也动了心思。当清军战场上渐渐得势之后，吴三桂部下纷纷归诚。康熙十七年（1678年）闰三月，吴三桂的水师将领林兴珠在湘潭率众投降。林兴珠是福建人，熟悉水性，率军驻守洞庭湖。他精通水军，善于用兵，清军屡攻不下。但他和岳州吴军守将吴应麒不和，吴应麒在吴三桂面前进谗，吴三桂于是将他调往湘潭，不予重用。林愤而降清。吴三桂大怒，杀其二子。林发誓报仇雪恨，献计夺取岳州。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封为侯爵，命他在安亲王岳乐帐下效力。林兴珠的投降，为清军攻占岳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吴军水军大将杜辉请降。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吴军总兵王度冲等率舟师归降。岳州是平三藩之乱的主战场，双方主力在此激战了四年多。占领岳州，湖南门户大开，吴军的最后灭亡也就随之而来了。由此可见，收服王辅臣对于全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康熙于十六年后，将剿抚兼施的策略陆续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全面推行。明确规定，凡参加叛乱的文武官员兵民等，只要能悔罪归正，他们的罪行可以一概不究。如有献城或捕获首领来归的，要给予特别优赏。这规定一实行，迅速见效，投诚的官兵络绎不绝。
收服王辅臣，是平定吴三桂这个大棋局中所下的一个胜负手。康熙剿抚兼施，不仅解除了对京师的巨大威胁，而且翦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顿时扭转了整个西北战局。由于王辅臣重新归附，其他叛军都迎刃而解，这盘棋也一下子走活了。
第六节 平定三藩
“三藩”造反后，气焰非常嚣张，战祸滋蔓了半个中国。但战争进行了几年后，战场形势发生转变，叛军陆续被清军击破，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降清。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日，67岁且势穷力竭的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大封百官诸将。但这一政治行动丝毫不能改善叛军的处境，这年秋天，吴三桂病死。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并退居贵阳。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岳州被清军攻下，康熙得到这一胜利消息后，灵感迸发，他在诗中称赞这次胜利是“群臣尽力，将士用命”。岳州一被清军攻破，湖南其他地方的叛军纷纷弃城逃遁。至此，湖南大局已定。
清军不断的胜利和吴三桂的病死，使得叛军已经是日暮穷途。但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康熙依然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劝诱叛军投降。
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月，康熙敕谕云贵文武官员：“当时倡叛，罪止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今当争先来归，到各路大将军、将军等军前投诚，都赦免以前的罪过，论功叙录，加恩安插。”他还亲自分别给胡国柱、马宝、郭壮图、夏国相、吴应期等叛将写了招抚的谕旨，争取他们投诚，减少征剿的压力。这种剿抚并用的平叛策略，曾经收到很大的效果，先后收服了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等人。现在群龙无首，各怀心思，康熙又施招抚，大大瓦解了叛军的斗志。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清军展开了剿灭云贵叛军的战斗。十二日，蔡毓荣率先出征，章泰率领大军随后，一路收复了镇远、清平、平越，逼近贵阳。十月二十一日，进抵贵阳城下。吴世璠时正困守贵阳，其大将夏国相、高启隆、马宝、胡国柱则在四川，吴世璠与其叔父吴应期、将领刘国炳自觉难以抗拒，就趁夜逃回昆明。郭昌同文武官员202人以及原任清提督李本琛都相继归降清军。清军轻而易举地得了贵阳。十一月，贵州全省基本平定。章泰、蔡毓荣在贵阳休整月余。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又挥师杀向云南。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赵良栋指挥的大军正待进发时，叛将郭壮图选派胡国柱、马宝、王会、高启隆、夏国相等突袭四川，接连攻陷泸州、永宁、建昌、仁怀等地。已经降清的叛将谭洪、彭时亨等趁机再叛。赵良栋受阻，与叛军角逐，无法南下。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十五日，章泰大军赶到交水城，与赖塔所率广西清军会合。两军联合，水陆并进，十九日，进抵昆明郊区。二十一日，叛将郭壮图派胡国柄等人统兵万余出城30里迎战。叛军抵挡不住清军的猛攻，败回昆明。清军乘胜追击，阵斩胡国柄等九员将官，进抵昆明城下，掘壕围战。吴世璠抗拒不降，并招四川的马宝、高启隆等回来救援。
康熙命令赵良栋应将马宝、高启隆等就地歼灭。同时，又向他们再次发出了招抚令。在清军的凌厉攻势下，高启隆、马宝从四川撤军，四川形势马上改观，赵良栋指挥清军从后面追击。四川的叛军基本肃清。赵良栋又统兵杀入云南。
叛军将领高启隆、杨开运、刘魁、赵玉抵挡不住清军的两面夹击，只好向清军投降。五月，马宝部在云南乌木山被清军将领希福击败，走投无路之际，想起了康熙的招抚令说只要“悔罪归诚，将尔从前抗拒之罪俱行赦免，仍论功叙录”。于是在七月五日，他和将军巴养元、赵国祚等人到姚安府希福军中缴印投降。
清军围城半年多，吴世璠盼望马宝等人的救援早已化为泡影，但他们仍不愿投降。清军亦未攻下。九月，赵良栋率军抵达昆明，从水道上加紧了对昆明的封锁。十月，昆明城内粮尽，赵良栋挥师攻城，章泰积极配合，仍未攻下，清军遂向城内射了很多招降书，以瓦解叛军的斗志。
十月二十二日，叛将余从龙、吴成鳌出城投降，并将城中虚实尽告清军。二十八日，吴国柱、吴世吉等准备发动兵变，以逮捕吴世璠、郭壮图献给清军。吴世璠事先获知风声，遂在大殿上自刎而死，时年16岁，郭壮图与其子郭宗汾也都自杀。二十九日，方光琛打开昆明城门向清军投降。三十日，清军开入昆明城内，从而将叛军的老巢捣毁。至此，持续八年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结束，康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康熙半夜里接到捷报，挥笔作了《滇平》诗一首，以“回思几载焦劳急，此日方同万国欢”的诗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这时，康熙年方28岁。
作为叛乱的罪魁祸首吴三桂，康熙是恨之入骨。虽然他已死去好几年，但是康熙还是在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下令将他剖棺戮尸，付之一炬，将其骨灰分发各地，将此告诫那些不忠不孝的臣子。将吴世璠的首级交刑部悬挂城门示众，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同时凌迟处死。
怂恿吴三桂起兵并为其谋划的方光琛和他的侄子方学范、儿子方学潜被擒获后，康熙下令将他军前正法。马宝虽然投降，但他罪大恶极，而且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投降的，不能饶恕，康熙下令，将马宝押赴到京，凌迟处死。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宣示天下；宣布将云南、贵州、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三藩家产没为军饷；令藩兵全部撤回京师，于福州、广州、荆州等地，各设八旗兵驻防，派遣将军、副都统驻镇，取消世袭兵权及土地之权，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平定吴三桂叛乱，废除“三藩”，使整个大陆重新获得了统一。康熙又乘“平吴”之余烈，抓住时机，开始着手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