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诗歌

导论

情动于中则形于外。“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自从有了人类，有情感需要抒发，就开始有诗歌了。但是形诸文字，记录下来，传于后世，那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事。在古书里零星地记载了一些远古的歌谣，如《吴越春秋》记载：“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谓也。”这八字四句，大约是我国最早的诗歌。《孔子家语》记载了舜造《南风》诗：“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春夏之交吹南风。司马迁曰：“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诗中用南风比喻舜广施德化，天下大治。

随着人类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到了西周、春秋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庙堂的音乐已经很兴盛了。相传古有采诗官，自民间采诗，献于朝廷，由乐工加以整理，配以音乐演唱，王者可以从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大部分都是民间歌谣。有人说《诗经》是由孔子删定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论语·子罕》中夫子有“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话，但这是不是指“删诗”，后人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删诗”并非定论。实际上在孔子七八岁时，吴季札观周乐（公元前544），提到的内容与传世的《诗经》已完全一致了，说明在那时《诗经》已经编定了。孔子是很重视《诗经》（那时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的，把《诗经》作为教育子弟的教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话，从个人的修身，到国家治理，政治外交，《诗》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学《诗》，言辞就不得体，不善于处世接物，犹如面墙而立，寸步难行。

到了汉代武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上升到统治地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诗》被尊为经，称《诗经》。汉人在解释《诗经》时，提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等理论命题，进而上升为儒家“诗教”的原则，对于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早期，作为文学生产者的“诗人”的概念是模糊的。《诗经》里大多数诗篇都是没有作者的，只有少数几篇可以推测出作者，如《鄘风·载驰》，据《左传》所说，是许穆夫人作的。到了战国时期，文献中记载了一些作诗的人，如《庄子·大宗师》记载子桑歌诗：“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当然，凭这简单的呼号，还不能说子桑就是一位诗人。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是屈原。他忠贞爱国，但狷狭不容于众；保持高洁独立的节操，失意时则忧愤怨望；积极进取，但又彷徨疑虑。在现实与理想、国家和自我、入世与归隐的多重矛盾交织中，最终选择了自沉。在《诗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外，屈原“发愤以抒情”，开创了“骚怨”的传统，为后世失意文人开辟了一条抨击邪恶、抒泄忧愤、彰显个性精神和生命意识的通道。《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其中的神话想象描写具有瑰丽奇幻的浪漫风格，呈现出与典雅务实的《诗经》不同的文学风貌。二者相互交融，相互补充，塑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传统，后世有成就的诗人，往往就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刘勰《文心雕龙·辨骚》）。锺嵘《诗品》“溯源流”时就把诗歌的源头追溯至《国风》、《小雅》和《楚辞》。

汉武帝的时候，设立乐府，一方面采集民间音乐，一方面朝廷中协律都尉等制作声歌。前者多是街陌谣讴，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现社会底层百姓的现实生活和真实情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西汉好楚风，在《楚辞》的影响下辞赋兴盛，作诗的文人不多见。锺嵘《诗品序》说：“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零星的诗篇，有李陵和苏武的赠别诗，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团扇歌》，但其真实性后代或有质疑。至东汉末年，因为党锢和宦官专权，大量文人仕途失意，流离奔波。他们将这种悲苦的情怀吐露于诗篇，出现了一批文人创作的五言古诗，其中的《古诗十九首》，历来被标举为五言古诗的最高典范。锺嵘《诗品》列为上品第一，评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