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06—1933

在美国生活的那些日子，汉娜·阿伦特很少提到童年。她最后一批亲戚离开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哥尼斯堡——这个城市曾被炮弹摧毁，后来重建成了苏联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的家园之前，她就已经多次把她的生活分成“那时”和“现在”。每一次的划分，第一个“那时”——童年，就成了一个更为秘密、私人性的事情。她18岁在马堡大学做神学专业的学生时，以老师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作了暂时的划分：“不再”与“尚未”。当完成学业和博士论文时，她划分了脱离实践事务的“那时”的理性与“现在”实践中的理性。1933年，这一划分有了政治内容：阿伦特成了一个德国犹太人，“那时”她便成了一个无国籍者，一个犹太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大的划分后提及“那时”的童年，阿伦特把它当“母语”的问题来谈。语言是联结的纽带。正如她在1964年对采访者如是说：“毕竟，并不是德国的语言发了疯。”46直到生命的终点，德国都不是她的故园，这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事实。但把少年时代所学的德语诗歌牢记在心，也是一种方法，由此可以忘却或只是非直接地记起她的童年如何随父亲死于梅毒而分割。那并不只是一次短暂的苦痛；保尔·阿伦特（Paul Arendt）历经了5个难熬的年头后死去，从他女儿两岁到七岁。他的死使阿伦特欢快、多彩的童年慢慢地结束了。

阿伦特很少告诉别人父亲的死，也很少有人——甚至包括她的第一任丈夫——知道她写过诗歌。诗作是她最为私密的生活。阿伦特拒绝她所说的反省，她对精神分析有许多苛刻的批评；正是在诗歌中，正是通过诗歌，她理解了自己。在青春时代的诗作中，她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会战胜早年的损失、她的独特和陌生的感觉：

我的手，是如此地近

可我依然把它当成另一个事物。

它超出我之外吗？

它有更高的意义吗？47

但阿伦特的天分并不是献给诗歌的。诗歌没有给予她因父亲之死而失去的东西——信任感。马丁·海德格尔尽管同时给了她卓越教育的开端以及德国浪漫诗歌传统中的爱情，但并没有修复她的信任感。阿伦特的哲学天分明显可以见于她在海德堡大学师从雅斯贝尔斯时所写的博士论文。然而，她的著作中最让人震动的是她对一种共通感——奥古斯丁称之“邻人间的爱”——的祈求与洞见。阿伦特享受到这样的爱只是在巴黎，在她的移民“部落”和第二任丈夫之中。但这种思想的基础则存在于青年时代她在德国的时候。在科特·布鲁门菲尔德的协助以及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支持下，她慢慢地从哲学转向政治。她所寻求的东西在一次关于其学术和思想发展的完全公开的谈话中可以看出。1964年，她对采访者如此谈到雅斯贝尔斯：“你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雅斯贝尔斯一开口，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他开放而又值得信赖，他的话语中带有一种我在其他人那里从未见过的震撼力……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我让自己受他的理性来引导。上帝知道，我并不想要他似乎为我负责，但如果说有人曾经成功地使我变得理性，那么这个人就是雅斯贝尔斯。”48

当她返回欧洲拜访导师时，无论是对阿伦特还是对雅斯贝尔斯来说，他们战后的讨论都是最好、最深刻、最充满信任的。自那时起，他们两人对哲学有了一个新的、共享的理解。“哲学必须变得具体和实际，时时要观照它的起源，”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的一封信中说。49但这种理解，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开始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时，那时他们认识到，“邻人间的爱”同样不得不变得具体和实际。

第一章　我们的孩子（1906—1924）

普雷格河畔（Pregel River）的哥尼斯堡这个大市镇，作为地区的中心，拥有政府办公机构和大学，适合海外贸易，适合与邻近而偏僻的具有不同语言和风俗的农村交往——即使没有旅行，这样的市镇也是获得关于人与世界的知识的好地方。

康德：《实用主义人类学》

哥尼斯堡人

汉娜·阿伦特的祖父母辈，阿伦特家族和柯恩家族，都是在哥尼斯堡养育其家庭的。哥尼斯堡是东普鲁士的首都，这个城市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最初它是由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个军事和宗教组织条顿人团体建立，哥尼斯堡一度是这个组织大统帅的驻地。16世纪时它成了普鲁士公爵的居住地，公爵们的城堡俯瞰着城市中心的一个湖。这个可爱而和平的都市在“一战”期间曾受破坏的威胁，但当俄国人的军队被击退时，它依然未受损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是这里的犹太人，接着是德国人消失了。

在20世纪开始时，约有五千犹太人居住在哥尼斯堡，他们中大多数是俄国人。从敖德萨（Odessa）到哥尼斯堡的那段铁路是俄国南部到波罗的海（Baltic Sea）最短的路线，千千万万的俄国犹太人为摆脱反犹立法与屠杀，通过这条铁路逃跑。大量的逃跑者去了英国和美国——但许多人定居在了哥尼斯堡及其他东部德国有相当数量犹太人口的城市。

雅各布·柯恩（Jacob Cohn），阿伦特的祖父，于1838年出生于现在的立陶宛，1852年移居哥尼斯堡，正好在尼古拉大帝（Czar Nicholas）的统治到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的统治交替之前。1851年，尽管有西欧犹太人的抗议，尼古拉还是通过法令把犹太人区分为两个团体：富有的或有技术的“有用的”人以及“无用的”人。“无用的”必须应征入伍，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时期，许多人便逃离了这个国家。雅各布·柯恩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也逃了出来，并在哥尼斯堡做起小宗茶叶进口生意。哥尼斯堡一度成了大陆最为重要的茶叶贸易中心，俄罗斯的茶叶由此进入英国人所支配的世界市场。雅各布接过了家里的生意，在他的经营下，它成了J.N.柯恩及他的公司，一家哥尼斯堡最大的公司。

雅各布·柯恩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又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芬妮·斯皮罗（Fanny Spiero）——也是一位俄国移民——生了四个孩子。1906年，雅各布·柯恩去世，他的妻子、七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得到了留下的家族公司及大批钱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来临时，雅各布的12个孙子都过着安逸的生活。汉娜·阿伦特总是愉快地记得，作为一个孩子，去柯恩家的大库房，在空气中感觉她母亲的祖先俄国人的风格，还会得到公司出口的新产品：杏仁蛋白软糖。

18世纪时，柯恩家族和其他许多俄国家族移居的哥尼斯堡，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启蒙运动的第二个中心。许多犹太人进入了哥尼斯堡的大学——艾伯丁大学，最多的是去医学系，但也有人常去追随艾伯丁最为杰出的教授——伊曼纽尔·康德。然而，在受过教育的哥尼斯堡犹太人中，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追随者是最为重要的学术力量。追随者中的一个团体，在门德尔松的资助下，在哥尼斯堡创立了一份期刊《聚集者》，致力于提供用希伯来语翻译的非犹太文献。这个团体是所谓“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兴起于东部德国犹太人社会，并随着移民向西迁移。门德尔松这样的西部改革者提升了东部的运动，但他们较少强调希伯来语言：门德尔松更感兴趣于用德语向犹太人介绍德国文化。对非传统的德国犹太人来说，门德尔松成了主要的社会和文化——尽管不是政治——解放的榜样，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爷爷马克斯·阿伦特（Max Arendt）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斯·阿伦特母亲的家庭在门德尔松时代便从俄国来到了哥尼斯堡。

门德尔松于1786年去世，那是在普鲁士国王召见大臣考虑普鲁士犹太人是否应当作为公民对待之前。否定的决定使那些要求公民权的犹太人沮丧，尽管它对受过教育、德国化的城市犹太人的社会特权地位没有太大影响。门德尔松之后的那代哥尼斯堡人，包括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卫·弗里德兰德（David Friedlander），都皈依了基督教。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指出，像弗里德兰德这样的犹太人有了一种对犹太教的蔑视，这对一个具有门德尔松的信念和真诚的人来说本是不可能的。她认为，门德尔松“知道（某人的）对自己人格的过分尊敬，与对他人过分的轻蔑是并行的。既然门德尔松，不像随后一代的犹太人，并无此种蔑视，他也就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特例。”50他同城的人弗里德兰德，正是阿伦特从来不想成为的那种犹太人——“一个例外犹太人”——的模型。

拿破仑进入柏林，标志着弗里德兰德那代人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制度——沙龙开始走向终结，这些沙龙在一些犹太女性家中举行。例如拉尔·瓦恩哈根，正是阿伦特的传记《拉尔·瓦恩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中的主人公。拿破仑的征服给普鲁士犹太人提供了许多公民权利，它们刚赋予法国犹太人以及拿破仑莱茵联邦（Rhine）中西部德国各州的犹太人。然而，当这些权利普及时，富有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就不再具有相对于那些较弱的犹太人来说的优越地位了。他们不得不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特”。

普鲁士犹太人原希望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将最终带给他们全部的政治权利。但他们发现自己被重新带回到拿破仑胜利前的处境。许多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上层犹太人追随弗里德兰德那代人的范例而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流行的保守的“基督教—德国”或“条顿—德国”国家的观念。这种转变浪潮的后果是，非传统主义者与正统犹太人之间的紧张比门德尔松文化改革时期以来的情况更为严重。许多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忠诚给了新出现的改革派犹太教，其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吉格尔（Abra-ham Geiger），或历史犹太教——它是美国颇为著名的保守犹太教，代表人物是柴卡里亚·弗兰克尔（Zechariah Frankel）。

正统与非正统犹太人之间的深刻分歧持续存在于犹太人政治解放时期，也贯穿于东部移民时期。汉娜·阿伦特孩提时期，这些分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她的祖父和爷爷都是改革派犹太人，都尊敬哥尼斯堡的改革派学者海尔曼·沃格尔斯泰因（Hermann Vogelstein），他是自由德国犹太人最具影响的领袖之一。沃格尔斯泰因曾经出版大量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书，其中包括一本罗马犹太人的标准历史书。和他家族的其他成员一道，他同时提供了文化和政治的典范。他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犹太青年运动组织——同志会（the Camara-den）的领袖，阿伦特许多年轻的同学朋友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的姐姐朱丽叶·沃格尔斯泰因·布劳恩（Julie Vogelstein-Braun），编辑了她的继子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的作品。奥托·布劳恩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于“一战”期间牺牲，他是丽丽·布劳恩（Lily Braun）这位关于妇女问题著名的社会公众人物的儿子。沃格尔斯泰因拉比和他的姐姐均在“二战”前移民到纽约，并建立了慈善基金，给移民提供经济援助。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再次遇到他们，但那时她已经花了多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工作，这是他们原本希望的，并不是受了具体事件的激发。

在汉娜·阿伦特上学的年代，哥尼斯堡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在大学社团中。1904年，一个犹太学生的俱乐部成立了，许多犹太学生参加。较老的一代人，包括马克斯·阿伦特——他是哥尼斯堡犹太人社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具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中心组织的成员——他们并不偏向犹太复国主义者。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后来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汉娜·阿伦特的朋友和良师，在他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员时，就曾遇到马克斯·阿伦特，与他就“犹太人问题”有过激烈的交锋。马克斯·阿伦特不愿意听使他的德国人身份受到质疑的争论。他们的差别保持着，但两人成了好朋友，布鲁门菲尔德是阿伦特家中的常客，在那里他总是风趣而健谈，正如他在文集中所回忆的，他喜欢跑上跑下和马克斯·阿伦特幼稚的孙女汉娜做游戏。51

汉娜·阿伦特的父亲保尔是马克斯·阿伦特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约汉娜（Johanna）唯一的儿子。保尔的姐姐亨利蒂（Henriette）移居柏林，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和一个法国人结了婚。保尔和她与他们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卡拉拉——他们的母亲的姊妹——相处得都不好。卡拉拉·阿伦特（Klara Arendt）是一个不受人喜欢的女人，在家中以武断和吝啬而出名。当她的孙女儿汉娜——以保尔的母亲约汉娜（Johanna）取名——后来尖锐批评犹太财阀和慈善家时，家中与卡拉拉·阿伦特的不耐烦争吵听起来犹在耳边。另一方面，玛萨·阿伦特则是一个质朴、安详的女人芬妮·斯皮罗·柯恩的女儿。芬妮·斯皮罗·柯恩以一种浓重的俄国口音说德语，喜欢穿俄国农民的衣服。柯恩家族的女性大方而富有感情。当母女都失去丈夫后，她们相处融洽，一起去卡罗维发利担水。她们的同情和团结是汉娜·阿伦特的大柯恩家庭中流行模式的一部分，在这个大家庭中，妇女比男士更多，有如此多的女人遭遇了丈夫或孩子死亡的不幸。

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保尔和玛萨·阿伦特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去过更多的地方，在政治上也更为明显地偏向左派。他们俩在十来岁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那时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还是非法的，这种立场使他们与那些属于德国民主党的同龄人区分开来。保尔在艾尔伯提那大学得到了工程学学位，是一个业余的学者。他的书房里都是希腊和拉丁经典，他的女儿后来充满热情地阅读了这些书。玛萨，像大多数这一阶层和年代的女性一样，在家中接受了教育，然后被送到国外——她在巴黎学了三年法语和音乐。汉娜·阿伦特的父母都不信教，但他们送女儿和阿伦特祖父一起去犹太教堂，他们也与沃格尔斯泰因牧师以及他的家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可以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与他会面。

汉娜早年与沃格尔斯泰因牧师的关系更为私人：她对他有巨大的征服力。玛萨·阿伦特经常告诉她的朋友们，汉娜已经宣布长大后有意嫁给这个牧师。玛萨回答说，如果汉娜和沃格尔斯泰因结了婚，她就必须不吃猪肉，汉娜便会立刻以她的方式回答：“那好，我就嫁给一个吃猪肉的牧师。”当汉娜是一个小学生时，沃格尔斯泰因牧师一周要出现好几次，以给她宗教方面的指导。这样的指导，在汉娜七岁时开始，是她所受的唯一的正式宗教训练——尽管数年后在巴黎，她确实非正式地研究过希伯来文化。基督周日学校是所有幼儿园学生都要去的，她也受到了这一训练以及阿伦特家族中信基督的女仆在家里的实践的足够影响，女仆向沃格尔斯泰因发表意见，毫无疑问，这使他十分惊讶——祈祷是提供给基督的。

这个牧师并不完全受一个漂亮小孩的摆布，然而，在稍后的一个场合，当汉娜宣称她不再相信上帝时，他回答说：“谁问你了？”沃格尔斯泰因认为，个人的宗教怀疑和奋斗并不居于犹太身份感的中心，汉娜·阿伦特后来明白了这一点，20世纪早期德国犹太人意识上表现出一个转变。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他的文集中，通过引用他的朋友出版商萨尔曼·绍肯（Salman Schocken）在1914年所说的话，记录了这种转变：“在解放时期，人们会问‘你信仰什么？’，今天人们只问‘你是谁？’”52布鲁门菲尔德感到，阿伦特也同意，对这个新问题的真实答案是：不再考虑你是信什么还是不信什么，你生来就是一个犹太人。

在汉娜·阿伦特的童年时代，反犹主义对于哥尼斯堡已经同化的犹太人并不算什么。犹太商人和职业家族居住在一个叫虎峰（Hufen）的地区，靠近广阔的提尔花园（Tiergarten），那里是中产阶级的乐园。工人阶级的犹太人，还有俄国移民的后裔，东部犹太人，居住在普莱格河的南岸，靠近最古老的东正教教堂，那是一座由红砖建造的雄伟建筑，有着典型的拜占庭式圆顶。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和较低阶级的犹太人很少碰面，也很少有低等阶级的犹太小孩到体育馆去，那里每间只有三到四个犹太人。获得地方或州政府的官职对犹太人来说并不寻常，但犹太人为更大的社会贡献了学校教师和艺术家，同时也贡献了更多的医生和律师。犹太人在大学里拿不到教授头衔，尽管他们有着很荣耀的地位，并被允许讲犹太学。保尔和玛萨·阿伦特的犹太朋友们，不像他们父母的朋友，他们不是商人而是职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与音乐家。玛萨·阿伦特与一群女性十分友好，她们开办着幼儿园与小学校，阿伦特所上的学校是斯泰因小姐（Frau Stein）与西兹尼克小姐（Frau Sittznik）所开的，这些女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阿尔贝提那直到1906年才接受女学生——但他们接受过教师的职业训练。自拉尔·瓦恩哈根时代以来，玛萨的那一代是第一批产生大量女性文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世代；在哥尼斯堡，女性在文学圈、议会团体和政治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玛萨·阿伦特的朋友中，人们认为女儿应当为曾经只有儿子才能得到的职业而进行教育培养。

世俗中产阶级犹太人，像阿伦特一家，他们的同化并不排除在学校或玩耍时听到偶尔混淆的说法，并不排除向他们的孩子介绍他们的犹太特性。汉娜·阿伦特有一天从小学校回来就问妈妈，一个同学所说的是否是真的——她的爷爷谋杀了耶稣。当阿伦特作为一个成人反思此类事件，在1946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说起，她的处理方式是尽量淡化它们的危害，但强调她从中所学到的东西。

我来自一个旧时的哥尼斯堡家庭（阿伦特家庭）。但“犹太人”这个词在家中从来没有提过。我第一次接触到它是我们在大街上玩耍时孩子们所说的反犹言论——尽管实际上这几乎不值得一提，从那个时候起，我开窍了……作为一个小孩子——现在则是一个更大点的孩子——我知道，例如，我看起来就是犹太人的样子……也就是说，我看起来和其他人有点不同。但并不是那种使我感到低人一等的感觉——我只是意识到它，就这些。我的妈妈，我的家，也与其他人家有些不同——甚至与其他犹太小孩相比……对我一切都有些不同——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难精确地指出这种不同包含着什么内容……我的母亲也不是那么理论化的……“犹太人问题”与她不相干。当然她是一个犹太人！她本是不会让我信基督，接受洗礼。如果她有理由相信我否认自己是犹太人，她本会给我一个实在的鼓励。事实是这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它并不构成问题……你知道，所有的犹太小孩都会遭遇到反犹主义。许多孩子的灵魂受到了它的毒害。我所处的环境的不同在于这一事实：我的母亲总是勉励我不要自暴自弃。一个人必须保卫自己！当我的老师发出反犹言论时——通常他们不是直接针对我而是对我们其他同学的，尤其是东部犹太人——我被教导立刻站起来，离开课堂回家，余下的人则和学校理论。母亲于是写信给学校，这样，这件事情便告完全结束。我会请一段时间假，当然，那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如果那种言论来自其他孩子，我就不允许回家告诉。因为那不值得。一个人必须保护自己对抗来自其他孩子们的言论。这样，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就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存在着行为的规则，家里的规矩，可以这么说吧，由此我的尊严得到保护，得到绝对的保护。53

55年后回首往事，汉娜·阿伦特认为她在哥尼斯堡童年时期所遇到的反犹主义对她并不是一个问题；她感到她已经被保护起来，在母亲的监护下，远离偏见，甚至在长大时也是这样，她后来曾如此告诉她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她的记忆中颇为突出的是她一生努力坚持的态度，她也试图鼓励其他犹太人采取这一态度，这就是“一个人必须捍卫自己！”

阳光童年遭遇阴影

玛萨·阿伦特教给女儿的课程是一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阿伦特夫人想引导女儿经历一种她所谓的正常发展。54这一理想不是犹太式的，而是德国式的，它来自那种对所有有教养的德国人都义不容辞的阅读，也就是对歌德的全部著作的阅读，在人格塑造方面那是贤明的导师，由此体魄、精神和灵魂得以有意识地被形塑。在德国家庭，孩子们被期望最终成为有教养的精英，于是有了歌德所说的“教育的乐园”等小型预备读物。自我约束、激情的建设性引导、放弃、对他人的责任——这些都是歌德的格言。每个孩子都知道教师的问答教学法。

你的责任是什么？勿虚度光阴。

玛萨·阿伦特对女儿的成长作了仔细的记录。从阿伦特出生那天起，阿伦特夫妇的《我们的孩子》就记满了笔记，包括身体的成长，每天的惯例和菜单，不同疾病及其疗法，智力上的成就以及性格形成的标志。让她的父母显然愉快的是，“小女儿”根据正常发展的理想步骤在成长。她健康、机灵而讨人喜欢，是“一个真正的阳光儿童”。

当汉娜·阿伦特于1906年10月出生时，玛萨和保尔·阿伦特住在汉诺威（Hannover）的郊区林登（Linden）。阿伦特先生在一家电气工程公司工作，能够买得起一座舒服的房子并雇用了一个叫阿达（Ada）的女基督徒做保姆。汉娜出生后的前两个夏天，阿伦特夫妇度假去了——在洛特堡（Lauterberg）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孩子》一书提到了——哈茨山（Harz Mountains）景点，然后去哥尼斯堡拜访了柯恩和阿伦特祖父母，并与柏林的朋友们进行了联系，在柏林，他们度过了婚姻的第一年。亲朋好友也来到汉诺威做客。到保尔·阿伦特的疾病第一次征兆出现前，这个家庭都充满生机，殷实而幸福：玛萨·阿伦特弹着钢琴，每个人，包括“那个可爱的小孩”，唱着歌儿，享受着讲故事的乐趣。除北部德国冬天最恶劣的天气来临外，阿伦特夫妇都会去附近的公园或汉诺威的中心花园散步以呼吸新鲜空气，这在当时德国人看来对身体健康是极为必要的。

玛萨·阿伦特用种种方法通过悉心照料以塑造女儿的体质。她详细地记录了她的成功和偶尔的退步，从第一天开始记录：“24小时后，给宝宝吃了奶……但她还不知道怎么吮吸，因此不得不给她吃点茴香茶。第四天时，宝宝终于会吃奶了……在前两周，她丢了分量；第一周结束时体重为七磅四盎司。然后便按照常规开始成长……”玛萨·阿伦特的笔记接着详细地记录了其他问题：喂养计划，细微的疾病和护理的困难，身体特征等。阿伦特夫妇疑惑地注视着他们的孩子：“脾气平静，但十分警觉。我们想，我们早在第四周就发现她能听人说话；在第七周，她有了一般的辨认光之外的视觉。第六周我们看到了她的第一个微笑，并看到一种总体的内在的觉醒。第七周时开始发出声音了……”

玛萨·阿伦特的笔记是一个发现者的笔记，一位母亲和她的第一个孩子，精心呵护有时又显得焦急。她的保护以现在的标准看来似乎过分，但那时是根据最先进的实践而进行的。她把宝宝包在襁褓毯中，她的身体和腿都包着，只留胳膊是自由的。但这种毯子已经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直到19世纪末，德国小孩的母亲都还用襁褓带，把婴儿的腿和胳膊都紧紧扎着。阿伦特夫人也阻止她的孩子站着，直到她能安全站立：“我努力限制着她（不让坐），但没有成功，这段时期她十分地不舒服。”但这一限制与把小孩系在床上的早期实践相比较是温和的。

玛萨·阿伦特的观察如此仔细和专业，它折射着德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儿童发展的科学观察的进步。威尔海姆·普莱尔（Wilhelm Pre-yer），他的《孩子的灵魂》于1881年出版，普莱尔以自己的孩子为例提出了观察的技术，并在莱比锡（Leipzig）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对其他儿童进行观察。好几种关于儿童心理学的杂志也在世纪之交诞生，很快，报纸和妇女杂志中便出现了科学论文的通俗报道。最有影响的观察研究之一，由心理学家威廉和克拉拉·斯特恩（William and Clara Stern）写成，是关于他们的三个孩子的，该书在1914年出版。当斯特恩家最大的孩子——君特（Günther），在1929年遇到玛萨·阿伦特的女儿汉娜并与之结婚时，有着同样预设的专业和业余的“结果”交会到了一起。

在玛萨·阿伦特的进步派中产阶级朋友中，常被讨论的话题是培养孩子的新方法。那个时代的女性，开办幼儿园和小学校，鼓励女孩子走原来只有男孩子才能走的教育路线，并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她们也在家中悄悄地发起了一场对社会和宗教信仰的反叛，正常的儿童身体的发展依赖于他们的父母。例如，世纪之交给妈妈的育儿指南和手册强调断奶和卫生习惯的重要。玛萨·阿伦特关于这些都做了细致的笔记。

《我们的孩子》前面部分的许多记录主要关注于身体的发展。但玛萨·阿伦特也写了一些关于她女儿精神或智力发展的句子。当她看到女儿智力早熟的征兆时十分高兴，她谨慎地猜测她的孩子可能有“一些真正的天资”。然而，她最为关心的还是正常的社交能力和友谊；她并不在智力上给女儿施加压力，而是试图鼓励她和其他人建立联系，并在她发脾气时管着她。通过劝慰，玛萨·阿伦特发现她的孩子“总体说来很容易受引导”以远离错误的行为。阿伦特夫人的社交能力是她的天赋，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对此表示欣赏。她对社交的关注，也明显体现在她对女儿精神发展故事的第一批记录中。第六个月时：“小家伙不喜欢独处。”一年后：“除了少数例外，和任何人都十分友好，她喜欢被吵闹包围。”第二年：“大多数时候她十分活跃和开心，但不喜欢自己和自己说话。她脾气暴躁，但很容易受友好而引导。一个小孩子原来也是如此地需要被疼爱。”

在汉娜·阿伦特1岁的时候，她已经发展出了对音乐的极大喜好：“她有很好的耳朵，因为她喜爱坐在钢琴旁倾听，以小而尖的嗓音跟着一起唱。”听音乐自然是乐在其中，但同时也是，并一直是汉娜·阿伦特与她母亲联系的重要部分。然而，事实是阿伦特太太对音乐的激情远远超过了女儿的能力，当她在一年以后注意到汉娜“依然有她高而实的嗓音，但不幸的是，现在唱歌走调”时，她很失望。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当汉娜四岁，是“一个结实的大个子女孩，人们认为她是一个已经上了学的女孩”，她的母亲承认失败了。“很有激情，唱了很多，但完全走调。她知道许多乐章，当某人哼曲子时她总能辨认出来。她有节奏感，但不能很好地唱出来。”玛萨十分细心，没有强迫女儿学音乐，但她的失望是明显的。

当阿伦特太太注意到孩子缺乏音乐细胞时，她开始很喜悦地看到女儿智力的早熟。汉娜六岁时，阿伦特太太注意到：“她学东西很容易，明显很有天分，数学尤其是强项。音乐中的任何理论部分对她来说都是小意思，但她的耳朵不能辨别音准。”第一次，汉娜·阿伦特对言语和数字的爱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娜·阿伦特后来如此描述她的妈妈，说她的妈妈“不是什么理论化的人”却生了一个十分理论化的孩子。

当汉娜·阿伦特一岁多时，她开始说话了。阿伦特太太细心地注意到女儿日益丰富的词汇表，她喜欢为自己创造一种“私人语言”，她长期与字母r进行斗争，首先她渴望：“努力模仿每一种声音”。在一岁半时：“说话仍然是尝试性的，大量重复而毫无意义。大多数情况她说着自己的语言，而且很流利。她什么都懂。”

汉娜·阿伦特三岁时，她“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大的进步”；她能够说“一切事情，尽管对陌生人来说并不总是能听懂。现在她只是很少说自己的语言，她感到旁若无人，她和布娃娃说话——即使那时她也把所有的单词组合在一起。她对布娃娃说话就按和自己说话的那种方式，通常以相同的威胁性的表达方式：你就等着吧！小心，否则你要挨打！或者：你笑？你哭？打屁股！她从来不发k、l、r的音。特别活泼，总是充满激情；甚至和陌生人也十分友好”。

当保尔·阿伦特的疾病迫使他放弃工作时，阿伦特一家移居到哥尼斯堡。1910年秋后，他的情况使他连邀请孩子们到哥尼斯堡安静、绿树成荫的公园去也不可能了。所幸的是，汉娜·阿伦特开始上幼儿园，这时她和其他孩子们有接触，正如她的妈妈注意到的，“给在家里玩提了许多让人兴奋的建议。”这个小孩把幼儿园的规矩带到了家里，但是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她总是老师。”

从阿伦特太太的观察来看，十分清楚的是，女儿上学后已变得越来越渴望做大人角色的模仿者。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年里，玛萨·阿伦特就她四岁时的进步做了更多记录，开列了她的技能清单，它们十分准确地预示着汉娜·阿伦特后来智力的发展：“她看来没有什么艺术家的能力，也没有动手操作能力；但似乎有一些智力上的早熟，而且是某种真正的天分。例如，对地点的感觉，记忆和精确观察的能力。其中尤其有对书本和文字的炽烈的兴趣。现在她已经开始读书……不需要任何引导，读所有的文字和数字，只是通过在街上或在其他什么地方问问题。”这段文字以下面的评论结束：“她的行为和问题完全是孩子式的。”但到上学第二年结束时，汉娜已经像“一个小妈妈”那样对待患病的父亲了，她模仿着幼儿园女老师的角色。当她上学后，汉娜·阿伦特就完全丧失了对布娃娃的兴趣而专心于图画书和故事：“与她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家庭中弥漫的悲凉气氛，这也排除了孩子们的来访……她是极其活泼的，听了悲哀的故事就十分感动，但也爱一切快乐的事物。”

保尔·阿伦特年轻时就感染过梅毒。治疗以后，他原以为已经痊愈。那时的治疗包括清热解毒——这先于德国细菌学家保罗·欧立希（Paul Ehrlich）为治疗梅毒研制出砷化合药品。在1902年结婚时，玛萨·柯恩知道他的疾病和治疗状况。当他们冒险生下一个孩子后，没有什么疾病的征兆出现，但汉娜出生的两年半以后，保尔·阿伦特就不得不到哥尼斯堡的诊所去寻求治疗。他的病情严重恶化。到1911年春，疾病已经发展到三期的第一期，机体受损在加剧，身体的功能紊乱，走路都有困难，并伴有局部麻痹和精神失常。1911年夏天，保尔·阿伦特住进了专门的医院。

保尔·阿伦特似乎是家中一个严厉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人。他有着学者气质，上过蜡的黑色髭须和夹鼻眼镜后面是他的严肃和冷漠。在妻子的眼中，他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有着她在《我们的孩子》中所说的“对生活的主宰”——比玛萨自己较少感性而更多自制力，玛萨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热情洋溢的女人。可以理解的是，丈夫的疾病复发时，她特别焦急和谨慎，那时女儿的身体健康也颇成问题。另一方面，保尔·阿伦特则对她的幼女有些不耐烦，正如《我们的孩子》中一个条目里的话所体现的：“白天醒着并需要照顾时，她就成了一个累赘。”但他也作了温和的观察，他的笔迹已经颤抖不稳：“她的笑容看起来让我们觉得可爱。欢乐的歌曲让她高兴，悲伤的歌曲让她流泪……”他的典型风格如下：“十分好奇，倾向于制造更高级的未完成的作品；会抬一阵子头。对声音、大的说话声等极易表现出恐惧的反应。”他的记录风格更加简短、正式，而不如玛萨那样富有感情，但却也不无温情。

汉娜·阿伦特后来无论何时和朋友们谈起父亲，总是把父亲描绘成一个学者式的、和蔼可亲的人。但当她是个孩子时，父亲一定让她困惑甚至感到有些畏惧。甚至在哥尼斯堡公园和他一起散步也是困难的，因为他的平衡已经被疾病破坏，常常没有征兆而突然倒下。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玛萨说她五岁的女儿对父亲很有耐心，尽其所能地帮助他，还和他玩纸牌游戏。但在她显然被自己的不幸所笼罩时，玛萨·阿伦特就没有再提及女儿的反应。这个故事的记录并不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而是在汉娜·阿伦特少年时的诗歌中。父亲的死给这个阳光儿童带来的阴影比玛萨·阿伦特知道的要严重。

汉娜·阿伦特慈祥的爷爷马克斯·阿伦特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星期天早上他都会照例带着她到附近的公园散步，一边讲着故事。阿伦特去那里度过了许多周末，和爷爷奶奶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爷爷朗诵儿歌，讲童话故事。玛萨·阿伦特记得：“星期天的早上，爷爷就带着他和麦其（一只狗）去散步，穿越格拉其斯，她叫那里是格拉西斯，在她的爷爷去世后很久，这依然是她记忆中美好的事情。”当汉娜·阿伦特成年时谈起父亲时，她通常不把他看成是散步和听故事的同伴。在自己的父亲患病期间，爷爷就像她父亲一样，讲故事是一种记忆的中介，她把自己令人困惑的父亲变成了她所希望的那样的父亲。

随着书和故事对她变得越来越重要，汉娜·阿伦特对讲故事、扮演某个角色、表演的感情需求增加了。在六岁生日那天，她被带到木偶剧院，并被邀请和她的客人们，她的表兄妹们一起演一个剧目。他们回忆说，她急切地渴望进入一个复杂的戏剧中，她是如此沉浸于她的表演，如此为演出所吸引，以至于几乎不能继续而停了下来，她热泪盈眶。那不是她的故事，但演出着实让她激动不已。

在成年时代，当她在公共场合讲话、参与辩论时，汉娜·阿伦特颇有吸引力，就像女演员登台，正如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所言，她是“一个很不错的舞台上的女主角”。55她已经逐步学会了控制——尽管从来没有征服——她在讲台上的胆怯，让她服从于她的故事，服从于她所要讲的内容。终其一生她都尊敬、佩服会讲故事的人——因为他们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各自创造的故事的真正益处。在丹麦短篇小说家伊萨克·迪内森去世后的一年，汉娜·阿伦特与一位朋友谈到那次偶遇的情况，迪内森来到了纽约。阿伦特本来希望阅读迪内森的作品，但是没有：“她来了，非常非常的老，虚弱得可怕，衣着美丽；她被带到一个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椅子边坐下，上了酒，没有一张纸，她开始讲故事（出于《走出非洲》），几乎一字一句，就像打字一样。听众都是十分年轻的人，都陶醉于其中……她像一个下凡的明察秋毫的精灵。讲的甚至比打印的还要清楚。她也是一位伟大的女士。”56这位讲故事的伟大女士，给汉娜·阿伦特提供了一句箴言，她用在了《人的境况》“论行动”一章中，它概括了在她离开早年的阴影和自我意识后的故事——后来书的写作——对汉娜·阿伦特所意味的东西：“所有的悲痛都能被忍受，如果你把它们编成故事，或讲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

艰难和悲伤的年代

当玛萨·阿伦特被迫在1911年夏天将保尔·阿伦特送到精神病院之前的几个月写《我们的孩子》的记录时，女儿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故事依然是些快乐的事：“一切都十分正常，她总是兴高采烈而机敏警觉。”当玛萨·阿伦特再次写时，三年半已经过去了。长长的概括性记录，截至1914年1月，突兀地这样开始：

艰难和悲伤的年代在我们身后逝去。孩子看到并经历了完全可怕的转折——她的父亲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她对父亲友好而耐心，和他玩纸牌，如此度过了1911年的夏天，她不允许我对他说一句难听的话，但有时又希望父亲不在这个世上。她早晚为他祈祷，我并没有教她这么做。

汉娜·阿伦特经常被带去看望父亲，直到父亲病重得无法认出她为止。阿伦特太太努力使家中的生活尽可能和平常一样。她开始教女儿弹钢琴，鼓励她去拜访亲戚，包括保尔·阿伦特的妹妹弗里达（Frieda），她是汉娜最喜欢的朋友，会带着汉娜在夏天去海边，也分享汉娜在幼儿园所取得的进步，阿伦特在那里给老师的印象是她能够毫无困难地阅读和写字，那时她五岁。孩子的家庭生活是充实的，她很乐于上学，上了小学后她比在幼儿园更加高兴，1913年8月，她开始入小学学习。“她去锡尼克（Szittnick）学校上学，对老师十分尊敬，尤其是扬达小姐（Miss Jander），她完全被老师折服了；她学习很好，比同龄人领先了一年。她也参加托管的星期日学校，在那里同样怀着巨大的热情去学习。”

但即使在报告持续的正常发展时，玛萨·阿伦特有时也对女儿感到有点困惑；每日的记录中除记录女儿的情况外，同样也揭示了自己的困惑。在1913年3月爷爷马克斯·阿伦特去世以及随后的10月保尔·阿伦特去世时，在对汉娜·阿伦特行为的记录中，她表达了这种困惑。

她深爱的爷爷，生病、去世。那时她在床上喃喃自语。爷爷的去世没有让她有大的感触，这够奇怪了。她对美丽的花儿、许多的人以及葬礼十分好奇。她从窗口看着前来的人们，为有这么多人跟着爷爷而感到自豪。在随后的几周，她几乎没有提到曾经深爱的爷爷兼玩伴，我很失望，不知道她想她的爷爷没有。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说我们不该对悲伤的事情想得太多，我们没有理由被它们困扰。这是她典型的对生活的热爱，她总是快乐而满足，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尽可能地推得远远的。现在她也再次提到她的爷爷了，怀着敬意和温情谈论他；但她是否想他呢？我不这么认为。

在后来的1914年的条目中，玛萨记录了汉娜对保尔·阿伦特去世的反应：

（1913年）10月，保尔去世。她认为那是一件让我悲哀的事。她自己保持不受影响。为了安慰我，她说：“记住，妈妈，许多女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她参加了葬礼和哀悼（她告诉我）“因为那美丽的哀乐”……她似乎从如此多的人对她的注视中获得了某种满足——其他方面，她就是一个心地善良、阳光欢快的孩子。

玛萨·阿伦特注意到七岁的女儿没有太多地受这两次大的损失的打击，她也注意到当她在马克斯·阿伦特死后去巴黎做为期10周的旅行时，汉娜似乎不想她：“汉娜和她的奶奶呆在一起，几乎不想我。”让她有些安慰的是，她注意到汉娜确实想她了，那是1914年春，阿伦特和姨奶奶克拉拉·阿伦特在一起，而玛萨则做了第二次长途旅行，去卡尔斯巴（Karlsbad）疗养，并去维也纳和伦敦旅行：“当我回来时，她十分高兴。”玛萨·阿伦特似乎期盼着从早熟的女儿那里看到一种成人对死亡与不在的理解，但她也似乎认为汉娜努力表现出的愉快和同情是感觉麻木的体现。在她自己经历着巨大悲痛的那些岁月，孩子欢快阳光的态度让她难以理解；随后，不到一年，当这种欢快消失时，她又希望回到从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玛萨和汉娜·阿伦特正在波罗的海海岸诺伊库亨（Neukuhren）的柯恩家中。他们“在某种即将到来的恐慌”中回到哥尼斯堡。1914年8月的最后几天是“可怕的日子，听说俄国人接近哥尼斯堡，大家十分忧虑”。在8月23日，由于害怕哥尼斯堡将被来犯的俄国军队占领，他们逃往柏林，玛萨的妹妹玛格丽特·福尔斯特（Margarethe Fuerst）和她三个孩子住在那里。他们坐火车离开哥尼斯堡，正值德国军队刚刚在东线和俄国第一军打完，要转移到东南塔农堡（Tannenberg）附近以和俄国第二军作战。9月，那里爆发了阻止俄国人进军的恶战。离开哥尼斯堡的火车混乱地挤满了士兵和逃跑的东普鲁士人。从俄国人所占领、劫掠的东部各地区来的农民和乡村绅士带着他们剩下的财物，在火车上艰难地找落脚之地。村庄被焚、农场被劫的故事以及可怕的“哥萨克兵来了！”的恐惧喊声不绝于耳。阿伦特一家，和上千的其他哥尼斯堡人一样，离开故土，不知何时能够重返！

是年秋天，汉娜·阿伦特在一所女子学校开始上学，学校位于柏林郊区的查洛腾堡（Charlottenburg），尽管那里的年级比她在哥尼斯堡的要高些，但她仍然表现出色。“这里亲戚和陌生人都给了她许多的爱，宠着她。尽管如此，对回家、回到哥尼斯堡的那种特别的强烈愿望依然保持在她心中。”

当玛萨和汉娜·阿伦特得以在逃离10周后重回哥尼斯堡时，那里已经安定下来；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尽管战争已经扩展到东西两线。不过，他们个人的麻烦并没有停止。玛萨表现出明显的害怕和担心，她在日记中写道：

11月份……我们开始用矫形器帮她矫正牙齿，因为她的下颚不正常，牙齿不齐。对穷人的孩子来说这实在是受罪。1915年3月她病了，就在我们出发去柏林度假的前两天，发高热，咳嗽得厉害。她第二次得了麻疹，并伴有哮喘性咳嗽（尽管后者以温和的形式，没有出现呕吐）。两个耳朵都感染了炎症。费肖德医生再次给她治疗，伯鲁明斯基医生给她的耳道做了麻醉。那是可怕的时光，我很是恐惧和担心。生病大概十个礼拜；自那以后，恢复得很快。在夏天的暑假（1915年）她去游泳，十分高兴，尽管她在学校开始变得不平静，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恐惧。每次学校有考试，她就打退堂鼓。自己能做的书面作业也不做，她的口头作业，由此，今年也比往年要差。我把她学习成绩的下降归因于她长期生病和较为痛苦的牙齿矫形。因为在她生病期间她受到宠爱，现在她很难对付了，不听话，还耍无赖。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尽到责任，这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我是否太仁慈了，还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怎么做都是不对的，我现在已经决定管得少一点，看开些，希望这样能好些。她在学校里感到有些紧张，我十分担心。她的内心又特别敏感，对她不得不交往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让我很伤心；谈到某些人，她会如我曾经那般落泪。但我想无人可以分享她的命运。她真是太像她的父亲了！阿伦特家族的人在感情上都是如此地冷漠，也比我们这样的人更能积极地掌握命运。

当阿伦特的欢快感觉凌驾于痛苦时，当这个“阳光小孩”表现得更像她的父亲，更像一个成功的、同化了的、居于主流地位的家族的后裔时，玛萨被女儿搞糊涂了。面对她自己的形象——曾经为了财富和主流地位而奋斗的俄国移民的充满感情的孩子，她失望了。歌德式塑造人的理想看来是毫无希望实现了。

汉娜·阿伦特的病继续了又一个年头，整个1916年，“汉娜是一个真的发着烧的孩子。”发烧，严重的头痛，偶尔的流鼻血以及咽喉感染，一个接一个，多次找医生，一年两次要去接受新出现的先天性梅毒测试。玛萨·阿伦特加了并不必要的其他方法，以消除医药治疗令人担心的后遗症，她决定让女儿参加体操课程，并接受按摩理疗以矫正“轻微的脊柱弯曲”。1916年秋天这些措施就没有再继续，以“让她恢复一些”。

在这些恐惧和病痛的年月，汉娜·阿伦特在学校并没有掉队，这可以说是她的学习能力的明证。1916年和1917年，玛萨带着明显的欣喜发现，尽管屡屡缺课，汉娜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复活节的假期（1917）她因患白喉休学，注射了一种血清蛋白，很快退了烧，脸色也好起来。与学校隔离了10个星期。我们俩，再次就剩我们俩，有着美好愉快的日子。根据学校的安排，需要照课本学习拉丁文，她学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她返回学校时竟取得了最好的成绩。”然而，玛萨从她十一岁女儿的智力令人满意的发展所得的宽慰，并没有让她的预感平息。1917年她记录道：“难以相处，她开始变得神秘兮兮。”与1916年2月《我们的孩子》中所作的实际观察相比，这个笔记有着十分不同的语气。那时她写道：“现在她长得很快，但非常瘦弱可怜，尽管胃口很好。”但当玛萨描述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神秘”（玛萨用的词字面意思是“模糊”，比喻性地意味着“不可理解”的意思）时，她所意味的是一种猜测，因为日记到这一条就结束了。

玛萨·阿伦特最后一页日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成的。自从战争初期逃到柏林前的一系列死亡事件以来，三年已经过去，在他们回到哥尼斯堡后，疾病的事件又很快地纠缠着他们，但这些年贯穿着日记的每一页。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对离乡背井的担忧，乃是持续的主题。日记中回荡着阿伦特成年时讲述的一个故事：当她四岁时，在父亲病倒的第一个夏天，她被送去和爷爷奶奶过了好几个星期。当她的妈妈在阿伦特家夏天的住地，波罗的海边的克兰兹（Cranz）附近，将要离开她时，汉娜带着独特的坚定和概括宣布：“小孩不应当被从妈妈那里分开”。她要和妈妈在一起，要在家里——这个愿望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

许多次，阿伦特太太注意到女儿在旅行或假期之前或期间就会生病，他们一起去附近的海滨度假，“那里的任何旅行她都很喜欢”。汉娜·阿伦特已经知道许多人离开家后就客死他乡，再也没有回来。爸爸死在了医院里，妈妈的弟弟拉斐尔在东线战场死于痢疾，就在汉娜和他在海边度过了一周的假期之后——“不久前还见过的叔叔之死让她印象深刻。”玛萨·阿伦特没有将女儿的病和离开家乡的恐惧相连，她确实认识到疾病并不能归因于她所谓的“外部因素”；“1915年的一天她回到家里，在学校走了很长的路，发着烧。是她玩强盗和国王的游戏太剧烈，还是病后太虚弱而不能应付学校组织的去尤迪滕（Juditten）的外出——发烧不能通过外部因素得到解释……过些日子一切就都过去了，但在她生其他疾病时，我都没有这么担心过。”

在柏林，从哥尼斯堡逃出后，汉娜·阿伦特在她深爱的亲人中受着怀乡病的困扰；她们计划再次去柏林旅行。四个月后，阿伦特病倒了，“发高烧，严重的咳嗽”，一系列疾病连着，持续了十个星期。但旅行前患病的模式似乎预示着离开哥尼斯堡的可怕经验。当汉娜六岁：“我们只是刚要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Bavarian Alps），她咽部感染并长薄膜，医院诊断为白喉……旅行被搁浅了……没有注射血清，医生怀疑是白喉初发。”像1917年，第二次因白喉而隔离，这使得汉娜离开学校呆在家中和妈妈在一起，平静地学习拉丁语，这次休息后是一次快乐和成功的重返学校。

阿伦特太太对她的孩子在其父亲与爷爷去世后欢快的表现感到十分困惑，并有着深刻的印象，但她没有将家中死亡事件后的混乱年岁以及逃往柏林与她的“阳光儿童”的任何较暗的一面相连。但是，同时也想解释女儿在学校的恐惧是多次缺课以及疼痛矫形的结果，她记录了好几个故事，它们清楚地体现了孩子的困惑，她试图理解它们。“妈妈，你认识你妈妈的父亲吗？”“认识”“你认识你父亲的父亲吗？”“不认识”“你的父亲知道他吗？”“他知道”“你这么说啊。现在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到我们中，他将也不知道他的父亲。”这个谈话发生于1914年1月，在保尔·阿伦特去世后的三个月，随后简短的评论是：“评论德国家庭中的流产时，她说‘为什么上帝送出了一个那样的胖娃娃呢？’”

玛萨·阿伦特很困惑，女儿在父亲死时没有哀悼。玛萨·阿伦特所期望的是大人的哀悼，而她看到的则是孩子气的悼念，它表达在行为中，意味着抗议。一个孩子对她的父母之一去世的抗议在她与尚健在的亲人的关系中当然不寻常；在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中，普遍的是亲密与依赖的增长以及对活着的亲人消极情绪的增长。汉娜与妈妈的亲密从她的话中明显可以看出，她说一个孩子来到“我们”中他将不认识父亲，也可以从她对母亲的需要中看出，那是她的美好时光，正如阿伦特太太所言，“我们再次回到了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另一方面，玛萨·阿伦特看到她的“阳光儿童”在保尔·阿伦特去世一年后变得难以管教了，不听话还耍无赖。保尔·阿伦特的疾病曾极为需要耐心和孩子的自理，汉娜通过表现得“像个小妈妈”作出了回应。她的憎恨和偶尔希望他走的想法得到了控制，她甚至警告母亲不要说不中听的话。憎恨的情绪只是在阿伦特去世后才释放——那时它们被发向了母亲。

可贵的亲密与敌意及拒斥的相互作用，由于玛萨强烈的痛苦和她在马克斯与保尔·阿伦特去世后的长时间离家而恶化。当“小妈妈”将注意力转到安慰自己母亲时，她安慰的话并不是阿伦特太太所期望的。它们听来有些无情。女儿并不是痛苦中的母亲合适的安慰者和同伴，无论是在阿伦特的葬礼上还是在随后的春天，玛萨离开了家，离开了女儿，到一个温泉去疗养。当旅行归来发现汉娜想她时，玛萨得到了慰藉：终于，女儿的反应正常，是她所期盼的那样。

在汉娜·阿伦特再次表现出机器人式的阿伦特脾气“极像她的父亲”时，许多年已经过去了。长大后，她确实变成了母亲的同伴，并如此被接受。但她的整个青春期，甚至在成年的早期，她还是一种早熟的大人作风与孩子气的混合体。她是妈妈的朋友，但她也——这让她自己的朋友十分惊讶——有时被发现蜷缩在妈妈的胳膊中，像一个孩子，听妈妈讲故事。她是母亲所给予的母性——温柔而富有感情与那种自己的智力天赋与强烈要求独立的愿望所导出的过分自信的混合体。汉娜·阿伦特发现母亲关于正常发展与正常女性的观念是狭隘的，尤其是在开始大学学习生活之后。但她只是在和海因里希·布吕赫结婚后才离开她的母亲，那个时刻带着痛苦来到，丈夫和父亲属于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脾气。当她年轻时，阿伦特一直是一个十分尽责的女儿，忠于她的妈妈，忠于她妈妈对保尔·阿伦特的深爱。她加入到母亲祭奠保尔·阿伦特的仪式中，玛萨·阿伦特一生都举行这个仪式，甚至在她再婚之后。

例如，当阿伦特太太结婚25周年纪念在1927年来到时，玛萨和她21岁的女儿——那时她是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在一起庆祝，他们来到哥尼斯堡市民法院——在那里进行了婚姻登记——隔壁的餐厅吃了顿奢侈的午餐。这是一个公共事件；在私人方面，汉娜·阿伦特失落的怨愤感还是存在着。在一个传记体的草稿《阴影》中，汉娜·阿伦特说出了她的怨愤——她谈到她的无助，她叛逆的青春，她那没有父亲的青春！57

青春期初始，由于在学校结交朋友，开始从个人封闭中走出，汉娜·阿伦特的痛苦和神秘感减轻了；正如阿伦特母亲注意到的，她有“许多和朋友的约会，酷爱读书、去剧院，去看木偶戏《潘趣和朱蒂》，早期的戏剧是她的最爱”。但她“特别的心理敏感”从来没有消失。深深的失落与背叛感在记忆中总有位置，当然那是在时光流逝许久之后，那时才可以疗伤。汉娜·阿伦特最为清晰的记忆之一是父亲即将去世在家中度过的两年，那段时间，她目睹了“父亲遭受疾病的整个可怕的转变”，夜里躺在床上听她的妈妈弹钢琴，这可使保尔·阿伦特从痛苦中转移注意力。有些时候，成了年的汉娜·阿伦特会和最好的密友讲起这个场景，有时则是无意识地提起。有一次，在她的生命快终结时，在一次关于尼采对疾病的看法的谈话中，一个学生问她，尼采如何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控制自己，而他最后可能是死于梅毒，她回答说，尼采通过听妹妹弹钢琴而得到安慰。

狂飙突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月，玛萨和汉娜·阿伦特住在提尔花园大街（Tiergarten strasse）他们的家中。汉娜·阿伦特两个守寡的奶奶仍和往常一样到波罗的海的家中去消暑。哥尼斯堡是一个驻军重镇，但1914年俄国人来后，附近并无战事发生。尽管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们遭遇了食物短缺，雅各布·柯恩留给孩子们的财产足以使他们在发生战争的那些冬天免于饥馑和寒冷。但是，到战争的最后几年时，玛萨·阿伦特的收入已经减少，柯恩家的生意也开始亏损；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一方面补贴家庭收入，一方面也可以找个伴，玛萨决定让出她的一个房间来，一个名叫基特·费舍尔（Kaethe Fischer）的犹太学生住了进来。基特比20岁的汉娜·阿伦特大五岁，聪明且富有挑战精神。两个女孩经常激烈吵闹，但也享受着和平共处的时光。家中多了一个较大的、十分勤奋的女孩，让她兴奋的学习作业——包括希腊语课程的开始，两者都帮助汉娜·阿伦特走出了她的“神秘莫测”和自我中心作风。玛萨·阿伦特的注意力也转移了，从家庭困难转移到了麻烦重重的德国政局。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1918年与1919年的革命中，她的家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聚会场所。

哥尼斯堡最为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dt）有两个杰出的孩子：卡特·科尔维茨（Käthe Kollwitz），她是艺术家，和康拉德·施密特（Konrad Schmidt），他编辑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但十分保守的柏林报纸《前进》。康拉德·施密特的名字与一个“学术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联系在一起，该团体由于政治左派立场而著名。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只有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罗莎·卢森堡所领导的革命斯巴达克斯党主要的理论对手，能够为这个团体所容忍。伯恩斯坦的改革派观点经常通过一个柏林期刊《社会主义月刊》发表，玛萨·阿伦特和保尔·阿伦特在结婚的第一个四年中曾予以支持，那时他们住在柏林，在移居到汉诺威回到哥尼斯堡后，他们仍继续阅读它。月刊一度曾由他们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洛赫编辑，他是哥尼斯堡一位十分著名的塔木德（Talmud）研究者的儿子，月刊是玛萨·阿伦特所属的一个哥尼斯堡讨论群体的焦点。58

尽管玛萨·阿伦特的圈子反对罗莎·卢森堡集团——斯巴达克党人，当斯巴达克党人的起义在1919年第一周造成总罢工时，玛萨·阿伦特对他们表示支持。汉娜·阿伦特记得她被母亲——罗莎·卢森堡的热情支持者——带着参与到哥尼斯堡对来自柏林——那里起义已经发生——的消息的第一次令人激动的讨论。当他们穿过街道时，玛萨·阿伦特冲女儿喊道：“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个历史时刻悲剧性地短暂。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necht）被自由党成员抓获杀害。共产党，由斯巴达克党人和一些小团体的合并后组成，他们试图重新制造第一次“斯巴达克星期”的时刻，但失败了。艾伯特总统所领导的政府必须面对的不仅有日益严重的政治民粹化，还有不稳定的经济形势，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

在革命失败后的那年，玛萨·阿伦特决定再婚。基特·费舍尔搬走了，玛萨准备把她的东西分两批搬到波索德大街（Busoldtstrasse）的马丁·比尔沃尔德（Martin Beerwald）家，她希望在那里找到经济保障，同时也为14岁的女儿找个伴。马丁·比尔沃尔德的妻子海伦·洛温特（Helene Lowenthal）1916年死于糖尿病——五年后胰岛素才被发现，时年47岁，留下两个女儿需要抚养。当阿伦特一家来时，克拉拉·比尔沃尔德（Clara Beer-wald）20岁，艾娃是19岁。

比尔沃尔德是一个俄国放债人的儿子，曾在哥尼斯堡出生并长大。他是一个平和甚至冷漠的商人，在他表弟的钢材公司中是一个温和而富裕的合作者。妻子死后，在战争的后几年里，比尔沃尔德足够富有以维系生计，甚至可以雇佣一个保姆照顾他的女儿们。他这个选择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女人在战前曾经受雇于一个乡村贵族家庭，她能够为比尔沃尔德家从那里确保牛奶、黄油和鸡蛋的供应。这些稀罕物补充了日常的食物——卷心菜、胡萝卜、甘蓝和更多的蔬菜，这对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德国公民来说乃是一个惊喜。比尔沃尔德家两个孩子的阿姨由于不能适应战争年代的匮乏，发了疯并被看管起来，这让他们已经很悲凉的生活雪上加霜。玛萨·阿伦特给这个舒适但缺少感情的比尔沃尔德家庭带来了她的温情和一大帮阿姨、叔叔和侄子，给他们带来了无限乐趣。

玛萨认识比尔沃尔德家人已有数年，因为他们曾经一度住在同一个院子，两家人合住，那时她母亲已经守寡。当玛萨碰到比尔沃尔德的女儿时她十分同情，因为她们明显需要关爱，她们出奇地瘦弱——不是由于食物短缺，而是因为一个医生奇怪的营养理论阻止她们吃黄油、鸡蛋和新鲜面包。汉娜·阿伦特第一次遇到这两个女孩是在1915年的夏天，当时她们三个都忙于学校的节目以庆祝德国军队进驻哥尼斯堡，但她们还没有成为朋友。汉娜比她们小五岁，在脾气上也完全不同。

当比尔沃尔德和阿伦特两家人在1920年2月合在一起时，女孩们之间脾气的差别真是太明显了。对马丁·比尔沃尔德来说，他的继女汉娜完全是一个谜；与他自己文静、待字闺中的女儿相比，汉娜犟头倔脑，聪明得让人可怕，特别地独立。他不能给她提供学习上的指导，也不能提供只有母亲的家庭中所缺少的父亲权威。当比尔沃尔德失落地知道如何和汉娜·阿伦特交往时，他保持淡然，把她留给她妈妈照管。但在阿伦特较粗野地出走时，他也忍不住十分担心。例如，在比尔沃尔德家中，在革命的第一年，汉娜曾使他们着实担忧了一整天。

汉娜曾经和一个名叫恩斯特·格鲁马赫（Ernst Grumach）的年轻哥尼斯堡人要好，格鲁马赫比汉娜大五岁，他热情地和她谈论他的女朋友安妮·门德尔松，摩西·门德尔松的同样十分著名的孙子菲利克斯（Felix）的后裔。汉娜决定去见见这个安妮，安妮住在哥尼斯堡西面一个叫斯多尔普（Stolp）的小镇。但比尔沃尔德夫妇不同意这个旅行，因为门德尔松家族名声不好：安妮的父亲，一个时尚俊美的医生，曾被他的一个女病人指控，说他是一个色狼，要求赔偿，门德尔松对两者都拒不承认，并将之归结为反犹主义，最终吃了官司，被判坐两年的牢房。他的医师执照从未被吊销——如果案子确实有充分的证据，那当然要吊销——但蹲监狱的宣判和流言迫使他在释放后离开了这个城市，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他的事业。两家相遇时，比尔沃尔德家人对门德尔松家族的怀疑是搁置在一边的，但到汉娜说她要去斯多尔普时，门德尔松医生还在监狱里，怀疑就成了障碍。

然而，汉娜·阿伦特不能容忍愿望被阻拦。一天夜里，在比尔沃尔德家中大家都入睡后，她从卧室的窗户出去，离开了家，坐街上的汽车自己到了斯多尔普，及时到达并通过向安妮的窗子扔小石头叫醒她。当发现阿伦特不在后，比尔沃尔德一家简直疯了，不得不等了一天，直到她返回。这次冒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待，但和安妮·门德尔松从此开始的友谊则长久而且亲密，一直持续了五十五年，直到汉娜·阿伦特去世。

这个插曲格外混乱，但即使是在比尔沃尔德家中，日常生活在阿伦特他们到来后也不平静。例如，有一天，当客人们要来时，一盘为晚会准备好的三明治放在厨房的桌上。汉娜随意吃了。艾娃发现了这个偷窃行为，暴跳如雷。两人都不高兴。愤怒中，其中一个女孩夺过附近一个钟的钟摆想继续战斗下去。但这个战略的结果只是一声巨响，钟从墙上掉了下来，落到了地上。玛萨来了，她是跑过来的，吵闹结束了，三个女孩都哭了。新妹妹也对社交场合有脾气。她拒绝加入他人的家庭生日聚会和节日。她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她不认为家庭联系有足够的理由社会化。但在这个原则中或许也有妒忌的因素：新的家庭确实需要玛萨以前没有过的更多注意。

克拉拉，比尔沃尔德的大女儿，要求大量的照料。她是一个极其聪颖的女孩，后来从哥尼斯堡女子学校出来后，除学习语言外，继续在不同的学校学习数学和化学。希望她有很好发展的人们劝说她转向医药学，而不是去攻读化学博士，他们认为这更实际，也更适合女性。当克拉拉准备当一个医药学家时，由于她有相当的音乐能力，她继续钢琴研究，她曾经和柏林著名的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hur Schnabel）的一个学生一起开始学，经常在私人音乐会上演出。但克拉拉外表不吸引人，这让她十分不快。玛萨·阿伦特试图理解这种不快，十分同情她，伴她经历一系列破裂的爱情事件和不成功的心理治疗，直到克拉拉在30岁时服毒自杀。在汉娜的中学年代，她和克拉拉关系疏远；但后来，在汉娜的大学时代，她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克拉拉最终结束自己的生命前，玛萨和汉娜·阿伦特一起劝说她不要自杀，劝了好多年。

与克拉拉相比，艾娃没有那么聪明，也较少音乐天分，尽管她拉小提琴的水平足以加入她的姐姐和父亲的音乐晚会，她父亲会拉大提琴。艾娃没有去上女子学校，但她是作为牙科医生训练的，并最终在许多州的城市开了牙科门诊。1933年后，她在哥尼斯堡开了一家牙科实验室，并和她年轻时喜欢的玛萨·阿伦特重新建立了亲密联系。玛萨对艾娃很友好，给她提供了思路宽广的智慧；当玛萨·阿伦特告诉她如果她有一个非婚生的孩子不要担心，孩子可以放在比尔沃尔德的家中抚养时，她十分惊讶。艾娃没有孩子——她的朋友卡尔·阿隆（Karl Aron），汉娜的二表弟，在1938年的反犹运动中被杀害，她没有结婚；后来移民英国，现在在伦敦。

当玛萨能够帮助马丁·比尔沃尔德照顾女儿时，马丁也能够在战争后期经济上不安全的沉闷年月给玛萨和她的女儿提供一个安全的家。战后他的钢材生意做得很好，他们的公司在1922年和1923年德国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也没有倒闭。汉娜·阿伦特对通货膨胀年月的记忆不是贫困现象，而是帮助那些贫困的人，是她母亲无限制的慷慨。她常记得某个半夜，家人被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一个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而落难乞讨的人向比尔沃尔德家人要咖啡，也得到他连日来的第一顿饱饭。甚至在20年代晚期，那时比尔沃尔德的公司已经破产，比尔沃尔德家已经没什么可给时，他们家仍然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比尔沃尔德不能像阿伦特家和柯恩家能够有一个避暑别墅，但他也带他的一家人到农村去远足。在工作周期间，公司的驮马被用来拉一车车的铁制产品；但在周日，它们则拉着家里的四轮马车，司机也成了马车夫。加入这些家庭聚会，汉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她常常带着朋友一起前往。布索尔德街道的比尔沃尔德家中，过去多年来只有沉默寡言的比尔沃尔德的音乐，现今则充满了来访者和谈话。比尔沃尔德从来不直接关心政治，只是有些保守的观点，把自己看作威廉港的爱国者——留着俾斯麦式的胡子，着他那样的早装，他发现自己现在周围都是玛萨的社会民主党朋友以及继女聪明年轻的伙伴，他们是进步一代儿童培养技术的产物。

汉娜·阿伦特是犹太职业家庭的儿女——大多数是儿子——群体中备受关注的中心。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人，比汉娜大三岁到四岁，他们去西部德国的大学学习，带回他们老师的故事。例如，恩斯特·格鲁马赫参加了马丁·海德格尔1922年在马堡大学任教授后的第一次讲座，他告诉汉娜·阿伦特他的印象，而汉娜在柏林期间就已经听说海德格尔智慧非凡。另一个哥尼斯堡人团体，维克托·格拉耶夫（Victor Grajev），和格鲁马赫一起去了马堡，而保尔·雅可比（Paul Jacobi）则去了海德堡。格里高·西格尔（Gregor Segall），比尔沃尔德家中的常客，后来在马丁·比尔沃尔德经济困难时期帮了大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汉娜·阿伦特在西格尔移民巴勒斯坦后依然与他保持联系。安妮·门德尔松去了海德堡，后来又去了汉堡，在那里和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完成了哲学博士的学业。

年轻人对汉娜的学术能力印象深刻；正如安妮·门德尔松所言，她“无所不读”，阅读范围涵盖哲学、诗歌，尤其是歌德，许多许多的浪漫小说，德国的和法国的，还有学校当局所认为的对年轻人不合适的现代小说，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作品。玛萨·阿伦特在她孩童时代所观察到的最好的记忆是汉娜·阿伦特在学校的成就以及她个人学术上的愉悦这个主流。12岁时，阿伦特已经开始在记忆中设立了一个小型诗歌库。那时她的母亲十分惊讶：“她心里什么都知道。”母亲也十分高兴地注意到汉娜·阿伦特“有雄心做得比其他学生更好，而她到现在都缺乏这点。”在实现这个雄心上，她一直没有什么困难，但学校的惯例——一周六天的严格规定，十分正式和严格——从来不适合她。

她在路易斯学校（Luiseschule）期间，尽管有更安全的家庭环境和一帮朋友，汉娜·阿伦特仍然有脾气上的问题。与一般的青少年相比，她屈服于歌德所认为的她这个人生与发展阶段典型的暴躁脾气：“年轻人，激情澎湃，必须注意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式。”当她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式时，汉娜·阿伦特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们游玩，在学校的角落聊天，吃午饭时，她则在学校里散步，双手别在背后，衣服被吹起，深陷于沉思之中。

在家中，她的独立性和意志的展示从来没有停止。她向妈妈宣告要去学习小提琴，即使更早的被迫学习钢琴已经使大家知道她缺乏音乐细胞。她的坚持不是来自对小提琴的爱，而是来自对小提琴老师胡里希小姐的爱。胡里希小姐（Frau Hullisch）是地方议会的成员，玛萨·比尔沃尔德的一个朋友。玛萨在压力面前让步了，于是课程开始。但即使是对胡里希小姐的爱，也不能改变汉娜·阿伦特不灵的耳朵。在胡里希小姐的监督下，音乐仍是比尔沃尔德的两个女孩的领地——而艾娃，足够让人生气了。

玛萨·阿伦特很少挡住女儿的愿望之路，但当这些愿望带来困难时她总是不得不站在她身后。她扮演调停人，弥合破裂的关系，教她忍耐，平息争吵。她支持女儿关于学校的倔强想法；当汉娜·阿伦特宣称人们不应当被要求在早上8点上希腊文课、阅读荷马（Homer）作品时，她的妈妈帮助和校方进行了协调安排。汉娜·阿伦特没有上课，只是按她的方式学习，并参加了一个特别安排的十分严格的考试，阿伦特考得十分出色。这个安排使她形成了一个习惯，她在一生中都保持着——早上她起得十分缓慢，在她准备社会活动前要喝浓咖啡。这使她可以根据她的偏好小团体学习而不是大课堂。在比尔沃尔德家她的房间中，15岁的汉娜·阿伦特和一群学校的朋友以及年轻的表弟恩斯特·福尔斯特聚在一起，翻译希腊文本，大学期间他们共同建立了对希腊哲人的理解。

玛萨·阿伦特尽力使她女儿所在的学校学习灵活些，但在那个打断汉娜·阿伦特在路易斯学校学业的插曲中，她这个角色并没有成功扮演。学校有一个以轻率出名的年轻老师说了一句话，冒犯了这位十五岁的女生——其中的内容从来没有成为汉娜·阿伦特自己对这个故事讲述的一部分。阿伦特选择强调的是她如何带领她的同学们联合抵制这位老师的课，结果是，她被学校开除。玛萨·阿伦特的调停在这件事上毫无帮助；她站在女儿一边反对学校规章——这不是父母们对违反普鲁士纪律通常的反应——但妥协没有达成。

被开除后，在母亲的安排下，汉娜·阿伦特去了柏林，在柏林大学上了几个学期的课。原来家里的朋友和社会民主党的同人莱文思一家（the Lev-ins）照顾她，但她住在了一个学生公寓里，钻研自己所选的课程。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她参加了神学课程——基督教神学——是和罗曼诺·古瓦尔迪尼（Romano Guardini）一起的，此人是当时德国开始兴起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学派中最有震撼力、最具影响的成员之一。

当他们以前的造反派学生申请参加最终的考试以做一个外来的学生时，路易斯学校放宽了政策。玛萨·比尔沃尔德继续安排她女儿独立的路径：她的朋友阿道尔夫·珀斯特尔曼（Adolf Pestelmann），男生学校的校长，被请来做汉娜·阿伦特复习考试的辅导老师。珀斯特尔曼在他的学校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的许多朋友以及曼弗莱德·布罗德（Manfred Braude），这个年轻人后来和她唯一的表妹艾尔斯·阿隆·布罗德（Else Aron Braude）结婚了。珀斯特尔曼除了履行管理职责外，还给学生们开设自然史课程，向他们介绍他的喜好——徒步旅行、观察鸟类、岩石学和天文学。他是汉娜·阿伦特在哥尼斯堡唯一能与她能力的挑战相平衡的老师，其理解力足以引导她到原不准备掌握的领域，例如爱因斯坦（Ein-stein）的物理学！

保尔·阿伦特的半个姐姐，即艾尔斯·阿隆·布罗德的妈妈——弗里达·阿伦特，并非汉娜·阿伦特的正式老师，但她的影响或许也是值得一提的。在女子准许上大学之前，弗里达·阿伦特是被训练为一名小学教师的。她在德文、法文和英文文献方面广泛涉猎。她给她的侄女提供书籍。她的丈夫恩斯特·阿隆（Ernst Aron）是一个律师，其父系祖先曾经是普鲁士王公居住在哥尼斯堡城堡里的宫廷宝石商，她提供了鼓励和经济上的帮助。1928年他的妻子去世后，恩斯特叔叔依然资助汉娜·阿伦特的大学学习，阿伦特一生都对他很是感激。正如她曾经对一位朋友说的，她去了弗里达阿姨家，那是她唯一真正喜欢的阿姨。

在珀斯特尔曼的帮助下，在阿隆一家的支持下，在柏林的两学期，整六个月的全天候强化学习，汉娜·阿伦特为高考做准备，以获得定期的大学录取的通行证，她在1924年春天通过了考试，比她的同学们还提前了一年。考试曾使她焦急万分——她曾经和朋友安妮·门德尔松说那是生命中最让人害怕的经历——但她自己保证一定能通过。公开露面以及个性或学术测试时的情况继续让她害怕，但她总是装作很有自信的样子去应付它们。这次考试结束后，虚张声势又来了：她得到了有着普鲁士阿尔贝特一世（Duke Al-bertⅠ）头像的小金牌——那是给予中学毕业生的，她别着它，得意地去路易斯学校拜访以前的同学和老师，与他们十分清楚地交流她的开除如何使她领先于全班同学。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当她自己准备高考时，汉娜·阿伦特在其他方面也比他的同学们领先一步。安妮·门德尔松和家人去了阿兰斯坦（Allen-stein），她的男朋友恩斯特·格鲁马赫，成了汉娜·阿伦特的男朋友。汉娜发现了疾病的新用途：在她中学的最后一年里，当格鲁马赫来等她时，她就装头疼以便提早离开学校。她的多次缺课和特殊的学习安排已经使学校的老师不信任她，和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在一起也招来人们持续的非议。但玛萨·阿伦特决定不干预，尽管她也关心此事。她认识到早熟的女儿从和较大的朋友做伴以及如汉娜所希望的来去自由之中获益良多。曾经“瘦弱、苦闷的”汉娜·阿伦特健康状况良好，正如她母亲所希望的，她变得爱社交、友好、放松。当格鲁马赫远去马堡大学而汉娜·阿伦特在柏林学习时，正如玛萨·阿伦特所期望的，和格鲁马赫的友谊让位于她和许多朋友的友谊。

在波索德街道比尔沃尔德家中，阿伦特现在有了自己的房间，那是一个有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的卧室，在这里，她可以与客人们及她的希腊学会的朋友们畅谈。尽管她经常有同伴，她也花好多时间躺在沙发上自己阅读。在古瓦尔迪尼的课堂上，她被引导到了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那里，她是如此喜欢他的著作，以至于她决定把神学定为她作为一个正式录取的学生在大学时研究的主要领域。在那个时候，她就批评各种形式的教条神学——不是因为她是非基督教的，而是因为教条主义是非克尔凯郭尔的。阿伦特在16岁时阅读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单独理性限度内的宗教》，随后就跟上了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所引领的正出现的批判趋势。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点中的心理学》1919年问世，三年后她贪婪地阅读了它。

汉娜·阿伦特独立学习的年月也是她人生发生转折的年月。她开始从童年时期“悲伤和困难的岁月”的阴影中走出来。但她仍然多疑、害羞，对新的社会交往和学术力量不信任。她最好的朋友安妮·门德尔松，她们两人曾度过了如此多热烈、亲密的谈话时光，在分别几个月后，汉娜给她打电话，令人惊讶地害羞地说：“我是汉娜·阿伦特。你还记得我吗？”她甚至称她的朋友以正式的“您”，尽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用“你”。正是玛萨·阿伦特在《我们的孩子》一书的最后一页所称的“晦涩和神秘的”女儿，在孤独的疑问中，转向了诗歌，并开始生发出对诗歌的安慰和纪念的感觉，这后来在她的哲学思考中是如此让人惊异。

在诗歌方面，汉娜·阿伦特在17岁时开始写诗，过去的压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包含在浪漫派想象和克尔凯郭尔的担心中。在这些诗歌中，存在一种深刻而寻常的忧郁，在一首诗的题目中，她称之为“疲倦”：

夜幕降临——

鸟儿啁啾

我发出一声轻轻的哀叹

浅灰的墙

轰然倒塌。

我的手

又找回了它们自己。

我所爱的

却得不到。

在我周身萦绕

我无法舍弃

黑暗来临时

一切皆淡去

无甚堪胜我——

此即生之道。

这些诗常是如此抽象，朦胧是它们最明显的特点。例如，在这首诗中，“Nichts mich bezwingt”可以意指“根本没有战胜我”或“没有什么能战胜我”。这些是情感的诗歌，无论是消极、失望还是两者都有，其情绪都可以用“黑暗来临”来概括。在黑暗中很少有安慰（trost）。

这一时刻就要来到

那时旧有的伤痛

将长久地被忘记，

不再受侵蚀。

这一天就要来到

那时生命中的平衡，

或者痛苦

都不再算什么。

时间流逝了，

日子过去了。

只有一个成就保存着：

只是那样活着

在一首诗中，像克尔凯郭尔的神圣的“隐蔽的上帝”被拿了出来。

没有言语打破黑暗——

没有神举起手——

无论我看到哪里

大地都在上升

没有形式的毁灭

没有影子的漂移

我仍然听见它在说话：

太晚了，太晚了。

但即使是一首反映汉娜·阿伦特阅读十分不同领域的诗歌，一首充满浪漫主义的鲜花的爱情诗，也是以抑郁和失落而结束。她以“民歌的形式”写道：

百合花开时，

痴人又逢君。

携手立花前，

止水男儿心。

美酒醉入夜，

鸳梦二度温。

芬芳菩提树，

静看有情人。

落木萧下时，

寒鸦各自飞。

逡巡欲何往？

郁郁无枝栖。

“以民歌的方式”可能是给恩斯特·格鲁马赫准备的，他在开始大学学习后的暑假中回到了哥尼斯堡；但欢快的短节奏后面则是悲伤，欢快中透露着悲伤，在许多诗歌中出现。

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中最为个人而不寻常的是抓住一种感觉，她后来在她写一部相当自传式的传记时，将之赋予了拉尔·瓦恩哈根，她发现那是一种类似的精神。在拉尔·瓦恩哈根的传记中，阿伦特描绘的主人公是一个妇女，既不避免一种无法逃避的痛苦的命运，也不让自己被世界的成功、未来的光明梦想所诱惑。拉尔·瓦恩哈根学会了在现在生活，伴随她的过去和未来，她的最黑暗与最明亮的体验，她懂得了“糊涂”指出了一条永恒的出路，没有什么极端应当被看得太重。拉尔·瓦恩哈根的命运就是她的犹太人身份，她学会了和它一起生活，正如阿伦特所谓的一种“觉醒了的局外人”。生而为一个犹太人，这成了汉娜·阿伦特在后来的生活中关注的问题；但当她开始写诗时，自我意识的局外人是她个人的王国，尽管她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反讽。

脚步在庄严的荣光中漂移

我，我正在跳舞。

从重负中逃逸——

冲进黑暗，

冲进空旷。

充满过去时光的房间

空间被穿过

只留下孤寂，

我们开始跳舞，跳舞。

我，我正在跳舞。

反讽的轻率我并没有忘却。

我知道空旷，

我知道重负。

但我还是跳啊，跳啊

在反讽的荣光中。

汉娜·阿伦特感到她已经留在身后但并没有忘却的，在诗的引申意义上是何种负担或重力，是怎样的反讽的轻率或匆忙让位于反讽的光荣——这首诗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可能是她和恩斯特·格鲁马赫的匆匆关系，它是秘密的忏悔，她的知己安妮·格鲁马赫，和他的表弟恩斯特·福尔斯特，他的妻子意识到那不会是一个爱情时间，而她的表弟艾尔斯·阿隆·布罗德，格鲁马赫的朋友，则十分确定，从格鲁马赫的话来看，情况就是如此。一首题为“再见”的诗中——在截至1923年至1924年冬的诗歌集中最后一首——似乎是追忆初恋，但其实通篇讲的是“流逝的日子”而不是某个人。

在流逝的日子里，

让我伸出我的手

你不可以逃离我，

到空旷或虚无之中，

那是不可能逃离的。

然而，热风是更加陌生的标志

将它环绕在我身边：

我不想

飞进这羞怯时光的空旷中。

哦，你知道我给自己的大笑，

你知道我沉默着，隐藏了多少

躺在草地上，我属于你

但是现在，

从来没有沉默的血液，

召唤我到从未驾驶过的船上。

啊，死亡就在生命中，

我知道，我知道。

因此让我，

在流逝的日子中，

伸出我的手。

你就不会把我丢了。

我在身后留下一个标记，

是给你的，

就是这一页纸和热情。

在“羞怯时光”的过去和“从未驾驶过的船”相连的不确定的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发现自己被悬搁着，漂流着。诗歌关注的不仅是人和时间，而是时间：过去的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流逝的日子，做了标记的未来。时间在诗歌中说话——“太晚了，太晚了”，在诗歌中有了实体的出现——“躺在草地上，属于你（时光）。”她所感到的时间，她伸手想抓住的时间，是非世界性的，在世界上空飞逝。她甚至把时间看作这样一种靠不住的精神之家园，正如柏林的地铁一样，它无偏倚地飞驶，经过一站站地：

从黑暗中来，

盘旋着进了光明，

快速而又剧烈，

狭窄而被人的权力所占有，

认真地编制着

以前设定好的路线；

不偏不倚地飞去

匆匆忙忙。

快速，狭窄，被人类的权力所占有

它没有参加，

飞进了黑暗。

知道更高级的事情，

飞着，它扭曲了：

一个黄色的动物。

这些诗作中有着明显的对总体真理的渴求，尽管它们作为诗歌并不怎么好，在风格上也了无新意。在追求概括的努力中，过去和未来被拷问，为了确认：此即生之道。像克尔凯郭尔，阿伦特在她的生活中很早就感觉到存在于时间之中——存在于生活之道——好比一场戏。她也求助于反讽、朦胧，作为一种出路。但“出”意味着进入另一个领域，思维的领域。当她写第一首诗时，阿伦特用空间和时间的形象来表达她的感受，她的飘忽；很快她找到了哲学的概念。她的“反讽的光荣”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她可能像克尔凯郭尔说自己时所说的那样：“我已经训练自己……总是能够在思想的活动中跳舞。”59

第二章　影子（1924—1929）

如果我们想避开悲哀，欢乐的溪流如何从这里流过？

在几乎没有期盼的地方，痛苦给我们治疗的力量。

海德格尔：《诗性思想家》

激情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的大学生活时期，从1924年到1929年，实为多灾多难的魏玛共和国最为稳定的年月。到1924年夏，政府经济稳定计划已经暂时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深受财政问题困扰的法国政府更替，也减轻了德国被报复性的勒索者包围的感觉。但正在此种感觉减轻时，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的条款被披露。这个计划提供同盟国的贷款，以促进德国经济复苏的持续以及补偿性支付计划，意在防止德国发生进一步的货币贬值；它也包括同盟国对德国银行和铁路的监管以及对德国工业的特殊安排以便支付补偿性借款。道威斯计划被说成是“第二个凡尔赛条约”，尤其是极右政党更是如此认为，甚至在复苏的过程中，政治民粹化的过程最终是这样具有破坏性，以致共和国难以为继。

货币的稳定和道威斯计划的接受是那段国内相对平静的时期最为重要的事；在国际事务上，1926年签订的《洛迦诺条约》（Treaty of Locarno）是关键的。条约包括在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关于西部领土争端的设定以及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仲裁协议。尽管东部协议没有事先哪怕是在法律上消除德国在边界问题上重回战争的可能性，《洛迦诺条约》还是被西方人看作张伯伦（Chamberlain）乐观地所说的“和平年代”的宣言。在德国，该条约和道威斯计划一样为人知晓。

在相对稳定的年代，德国的大臣和部长们面对着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图景。到1927年，生产和外贸都达到了远高于战前的水平。但国家仍然在赤字下运转。出口落后于进口，补偿性借款和资本投资两者很大程度上皆依赖于外国贷款，而从1924年到1929年，工资上涨了20%，失业率十分高。大工业兴起了，这迫使许多小公司破产；到1925年，约超过一半的德国劳工受雇于不到2%的公司。汉娜·阿伦特的继父马丁·比尔沃尔德的命运，就提供了一个这种卡特尔兴起的后果的例子。他的堂兄弟在哥尼斯堡的公司卖给了一个更大的公司，比尔沃尔德也失去了工作。年近60岁，他加入了一个较大的公司，做出差商务人员，但他在火车票上花的费用几乎和挣的钱一样多。他的女儿在工作，艾娃是一个牙科医生，克拉拉是一个药剂师——他们加入了日益增长的女性工作者大军——尽其所能贴补其父亲的家用。汉娜·阿伦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靠零星的钱上大学——她的资费部分由她的叔叔恩斯特·阿隆提供。

20年代中期德国大学人数是战前的两倍，而大学的数目和技术学校数量还保持几乎一样，大概有30个。战后到通货膨胀的1923年，人口曾有大的增长，那时有125000个学生；到稳定的时期，这个数字已经回落到89000个。通货膨胀使学生减少了近1/3。60

在这些年里，大学生人口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来自收入较为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而非上层家庭（工人阶级学生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3%到4%），许多学生，尤其在20年代早期，在他们学习时不得不工作，或在暑假工作以获得足够的生活费。到20年代晚期，学生的零花钱多了点，大学里以及周围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但许多人，像汉娜·阿伦特，不得不依靠奖学金。

德国学习应急协会是一个专门创立的机构，该组织后来曾资助汉娜·阿伦特毕业后的研究工作。通过这个组织提供的应急资金的帮助，大学本身几乎没有遭受1922年到1923年通货膨胀的打击。通货膨胀应急在大学校园内没有巩固对共和国的支持，那里支持从来就不多；但更具分裂性的是魏玛共和国文化部所作的大学改革建议。任用社会主义者当教授，在非传统的学科中设立教职的尝试，使职业等级民主化的政策，增加工人阶级上大学的途径——所有这些都被当成多数人对学术自主性的威胁来对待。那些全职教授，则坚持他们传统的惯例。

保守主义支配着大学，并在汉娜·阿伦特在马堡开始学习时达到了高峰。海德堡的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E.J.冈贝尔（E.J.Gumbel），发表了一份关于“黑色国防军”的报道，讲的是德国非法的军队建设最初阶段的情况。教员中的民族主义分子被激怒了，当他继续在公共演讲中说德国在“一战”中的牺牲者没那么光荣时，他们要冈贝尔——一个和平主义者——搬走。尽管像阿伦特未来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这样的人努力制止他们，全体教员还是投票取消了冈贝尔教学的权力。“问题是学术自由，”雅斯贝尔斯后来写道，“一旦一个教师的观点要服从于检查，学术自由也就不复存在。”61

对汉娜·阿伦特来说，既不是雅斯贝尔斯对政治领域实践理性评论的例子，也不是时代的总体政治问题让她有兴趣。使她后来感到困窘的是，她极其幼稚，十分地“非世界”。但在马堡大学，1924年秋天，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为有趣的非政治革命中，它决定性地影响了她个人与学术的发展。这场革命的年轻领导者，把哲学的旧制度带到了终点，在学生中广为人知，甚至在他一本大作未发表前就已经如此。他就是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35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他是“统治着思想领域的隐蔽的国王，尽管它完全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是如此地隐藏着，以至于人们从来不能十分确定它存在于何处”。她的敬畏和神秘感，在1969年的描述中得到了有取舍的回忆，在1924年则毫无保留。62

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界受那些个人和团体的主导，他们在寻找一条道路以稳定哲学的潮流，以一种宏大、确定、整全、无所不包的主义代替各种膨胀的主义庞杂的局面。哲学的异教徒不会正式地受到责难，但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痛苦发现的那样，他们不容易找到学术教职。“在职业哲学家的圈子中，”雅斯贝尔斯回忆1913年他最终克服巨大的反对力量而赢得哲学教席时，他写道，“我被看成是一个外来人。”20年代，当雅斯贝尔斯不再出版心理学著作，以便准备写作他的半路出家的《哲学》时，他被“认为快完了。事实是许多学生认为我很古怪；它还为我赢得了‘年轻人的骗子’这一头衔”。63雅斯贝尔斯从外面、从精神病学来到哲学领域；海德格尔则是一级一级爬上来的。但他们两人都需要战胜巨大的传统力量。

当时社会上有两种主要的哲学潮流。一方面是各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心理主义和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是各种新康德主义和形式主义，尤其是巴登和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学派内外，生发出一种对绝对的价值、对回到系统和确定知识的呼唤——一种形而上学的复兴。64有对黑格尔的怀旧，有对一种哲学体系的怀旧，在这一体系中，当时主要阵营的支离破碎局面希冀能得到克服。但当20年代这种雄心勃勃的非原创的综合趋势日益占主导地位时，也存在一种潜流，他们发现学术界对形而上学已经失去的统一性的怀旧不过是自命不凡而且显得沉闷腐朽。在追溯20年前她的大学时代繁荣的各种学派时，汉娜·阿伦特简明地指出：“那时哲学或者是派生性的，或者是哲学家对总体哲学的反叛，对哲学身份的反叛或怀疑。”65她既拒绝了派生性的形上学家，也拒绝了那些赞同一种模糊不清的非理性主义而谴责哲学的人，她走的是反叛者的路——怀疑哲学的传统身份。

汉娜·阿伦特在柏林就已经被引上了这条反叛之路，在那里，罗曼诺·古瓦尔迪尼是她的老师，克尔凯郭尔是她的英雄。神学曾是她所选择的主要课程。像大多数德国大学生一样，她准备在好几个不同的大学求学，尝试各种课程和老师，直到发现写作论文的恰当的契合点。在马堡，她原以为她在一个地方已经找到所要的东西：“最为现代和有趣”的哲学趋势，埃得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以及合适的老师，胡塞尔的助手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正在以如此新奇的方向发展胡塞尔的现象学，以至于它的边界受到威胁而没有出路；此人自己也是同样雄心勃勃而喜欢冒险。多年后阿伦特变得和她的老师一样著名后，汉娜·阿伦特慨叹她在马堡与哲学的会面乃是她的“初恋”。66哲学是她的初恋；但那是具体化在马丁·海德格尔身上的哲学。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出生于巴登（Baden）的麦斯科教堂（Messkirch）司事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Friedrich Heidegger）家中，他和他的妻子乔安娜，正如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一样，都是早慧的人。他在哲学上的兴趣，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兴趣，当他在康斯顿（Constance）和弗莱堡（Freiburg）上中学时就已经有了；十八岁时，他阅读了布兰塔诺（Brenta-no）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多种意义》。在弗莱堡大学接受数学和逻辑学训练后，海德格尔转向埃得蒙德·胡塞尔的《逻辑观察》（1900—1901），了解到胡塞尔也曾受布兰塔诺的影响，他继续探索存在的意义这一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神学专业的学生在弗莱堡四个学期后，像阿伦特一样，海德格尔就决定一生完全致力于哲学研究。

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兴趣是在弗莱堡的新康德主义者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课程中被激发的。李凯尔特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它不能将对意识内容的分析与世界或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这一批评海德格尔后来也采纳了，尽管不是出于李凯尔特那样的目的。李凯尔特在完全科学的原则上建立一种文化科学以及写一部文化“普遍史”的努力颇有影响。但甚至是李凯尔特的追随者们也批评他试图寻找一个“普遍价值”的严格体系、一种黑格尔式整体理论的企图。

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写论文《心理主义中的判断学说》（die Lehre vom Urteil im Psychologismus）时，他是和胡塞尔的《逻辑观察》对话，他通过了考试，李凯尔特是主考老师之一。在海德格尔以一本题为《邓·司各特的范畴与意义学说》（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1916）的著作继续得到他在弗莱堡教书的资格时，埃得蒙德·胡塞尔被任命为李凯尔特的接班人。海德格尔成了胡塞尔的助手，直接从他那里学习现象学方法，也开课，既实践这一方法，也对之提出疑问。胡塞尔通过抽象的大学空气所发出的呼唤，通过许多大厅——那里宏大的体系正在被思考，那是一种平静的革命的呼唤：“回到事情本身！”它的意思是关于起源、历史命运甚至世界中事情的事实所有不确定的思考的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或“括起来”，而意识中事情的理解则以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去研究。从这样的研究中，胡塞尔希望获得一个内在综合的观点，而不陷于康德清楚地描绘的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悖论中。

在海德格尔一份对亚里士多德长期思考的解释性提纲得到马堡的老师认可后，他于1922年被任命为马堡大学的副教授，之前他一直在弗莱堡。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弗里德（Elfriede），他们1917年结的婚，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约尔克（Jorg）和海尔曼（Hermann），一起移居马堡。

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自1892年以来就一直是马堡大学的全职教授，他在巩固海德格尔的职位上起了工具性的作用，在海德格尔到达后，他接纳海德格尔参加每周的讨论。在纳托普那里，海德格尔有了一个颇有成效、令人兴奋的回到古希腊的范例——特别是对于柏拉图，纳托普这位康德主义者称柏拉图为“康德之前的康德主义者”。海德格尔自己对希腊哲学的回归并没有产生康德式的希腊人，也没有立刻将他引导到纳托普曾考虑的实践问题，但使他认识到自从希腊以来的本体论历史必须被批判地重新解释，以使希腊的本体论能够被看清楚，并和现在的情况相契合。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为海德格尔在哲学界奠定了名望，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海德格尔通过勾画现象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认为，如果本体论历史的哲学涂抹被清除，“事实本身”就会显现出来。对海德格尔来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处于一个“对存在的忘记”的长期过程之末，这为他提供了记忆模式的可能，对存在的基础进行超越性的考察。当他在20年代形成他的哲学构想时，海德格尔准备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的讲座，它们后来成了《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的中心段落。它们在1925—1926年他的课堂上出现，最终于1929年以《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为题出版。海德格尔不想从康德那里，也不想如纳托普那样从康德之前的任何康德式思想家那里，去寻找科学的逻辑基础。相反他要找到科学的本体论根源，为此他从分析科学理论所致力于探究的存在开始，提出了存在——人，或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此在（Da-sein）——的问题。

保罗·纳托普于1924年去世，是年汉娜·阿伦特来到马堡大学。海德格尔那时也有其他的朋友，包括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和哲学家尼可来·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布尔特曼和海德格尔有时会参加对方的课程，他们有许多学生是共同的，例如，汉娜·阿伦特。哈特曼参加了一个圈子，希腊学会，海德格尔和马堡大学的其他一些老师也参加，他们阅读希腊语文献，汉娜·阿伦特在哥尼斯堡时也曾经组织过对希腊语文献的专门翻译。

在1923—1924年的冬季学期里，海德格尔在他后来成为《存在与时间》草稿的第一部分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大的进步。在汉娜·阿伦特参加的讲座和课程中，这部著作已经成型，因为那年海德格尔提出了对亚里士多德“真理”概念的解释性研究概要（“真理”，海德格尔通常把它翻译成“无遮蔽状态”），他也引导他的学生们逐行阅读柏拉图的《智者》。《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智者》中的引文：“你已经清楚地知道当你说‘存在’这个词时你意指什么好久了，但我们，曾经对它也很确信，现在却变得困惑了。”

海德格尔就在那些对存在意义问题困惑的同伴中生活了近15年，在他的课堂和著作中，他努力去廓清之。他的学生都为之着迷——也十分困惑。这些学生常常在课后聚集在一起，看看是否有人已经懂得讲座中的某个词。但海德格尔的努力逼迫着他们去理解。45年后，在1969年他的80岁生日上回顾海德格尔的课堂时，汉娜·阿伦特如此描述了前来参加海德格尔课程的最优秀学生的态度：

他们来到弗莱堡，来到这位无薪教师那里，正如后来他们被吸引到马堡的年轻教授那里一样，传闻说那里有一个人实际上正在获得胡塞尔所宣称的“事实”，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实”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思考着的人的问题——不只是昨天和今天，而是出于无法追忆的时间——这个人，只因为他知道传统被破坏了，他正发现过去是全新的……

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说来十分简单：思想再次复活了；过去的文化宝藏，曾被认为死去的东西，正被要求说话，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把事实以不同于人们熟悉的、过去被视为老生常谈的那样全然展现出来。那里有一个老师；一个人可能学会思考……

人们追随关于海德格尔的传闻是为了学会思考。所经历的也是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这意味着既不受渴求知识的强迫，也不受认识冲动的驱使——它成了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并不能过多地统治或压迫其他能力和禀赋，它命令它们，弥散于其中。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旧有的对立，理性与激情，精神与生活，激情思考——思考和生命融为一体——的理念，把我们吸引住了。67

“激情的思考”正是汉娜·阿伦特准备回答的。她对她的祖父赖以生存的犹太人传统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她不受她母亲政治信条的强制，她不满意于她的中学。她的朋友，一些比她大的朋友已经开始他们的研究，其中好几个，例如恩斯特·格鲁马赫和维克托·格拉耶夫，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在哥尼斯堡的最后一年，为了高考而学习，相当繁忙，但在学术和情感上都不满意。她把这种不满写进了一首诗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惟有一个成就保存着：

只是那样活着。

当汉娜·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一切就变了。海德格尔是来自罗曼司中的一个人物——天资好，有诗意，远离职业思想家和奉承的学生，特别地酷，只是穿着农人的着装，他喜欢教滑雪课，爱好滑雪。吸引汉娜·阿伦特的，远远不止是她在回忆中所说的生命和思想的结合。

从她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上回忆马堡学习生活的公开讲话来看，无人会料到海德格尔曾不仅仅是汉娜·阿伦特的老师，也是她的情人。海德格尔掩盖得甚至更深。在1923年到1928年的那些时光，当他正在准备《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时，他只是公开地说这是他“最为兴奋、最充实、事情最多的时期”。68那段时期结束的20年后，他向汉娜·阿伦特忏悔说，那段时期阿伦特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激情思考的动力。但他们把这段忏悔保持在两人之间，并约定细心封存，正如他们在1925年保守他们爱情故事的秘密一样。他们的往来情书将保存起来，不能让其他人看到。69在未出版的文字中，阿伦特确实把在马堡的那些年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保存着。

1925年夏天，在哥尼斯堡家中，阿伦特写了一个自我肖像《影子》，并将之寄给海德格尔。这个肖像，像她在随后的年月写的诗歌一样，是一个最后的嘱咐。阿伦特试图给她的初恋画上界线，以语言来控制它。她试图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将之归于过去。“如果你将她放进一个故事，或讲述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所有的痛苦都能被容忍。”这一魔咒并不总是成功。在她把自己从马丁·海德格尔的魔力中解放出来时，汉娜·阿伦特不得不讲述其他人的故事，不得不写作《拉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

“非同寻常的”与“神奇的”

以保护意义的第三人称单数，充斥着抽象的辞藻和海德格尔式的术语，汉娜·阿伦特的自画像是让人震惊地支离破碎、充满苦恼。像她喜欢阅读的浪漫小说一样，肖像是“以那样概括的语言表达，它体现的只是一种情绪，没有实际的事件”（正如多年后她说施勒格尔（Schlegel）的小说《卢青德》（Lucinde）一样）。70这种情绪在同一时期的一首题为《陷于自我沉思》的诗中可以看到。

当我看我的手时——

陌生的东西和我在一起——

那时我无地可容，

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

无所支撑。

那时我感到当对世界嗤之以鼻。

如果它想就让时间走吧

但不要在那里留任何标记。

看，这就是我的手，

我的，近得出奇，

但还是——另一个东西。

它比我还有更多的含义吗？

它有更高的目的吗？

这首诗和自画像都以相同的质问结束：她能战胜已经撤离的、阻隔的、不屑的距离？在《影子》中，阿伦特在一个沉重的、正剧的平衡上掂量其可能性：

或许她的青春将把自己从这种符咒和她的灵魂中解放出来——在一个不同的天空下——经历了表达和释放，战胜了孱弱和失常，学会了耐心、简约和有机成长的自由。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将在无聊的试验中，在无规则、无边界的好奇中继续浪费她的生命——知道那个长久而热切希望的终点，让她惊讶，也给这没有必要、没有结果的事情划上一个武断的句号。71

阿伦特并没有言明引起这种失望情绪的实际事件。但汉娜·阿伦特确实给她的处境——她称之为Fremdheit，陌生或疏离——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也是更为直接的，是时间分割的事件，它也在诗歌中提及：“在青春完全绽放之前，她已经被那非同寻常、神奇的力量冲刷；结果她——以一种事实上后来让她害怕的方式——把她的生命分成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仓促而让人心悸地结束了她的青春，带走了她的纯真。第二种解释是，她把她的陌生感归结为一种特性，经过漫长的时间后，它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她把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当最为实际平淡的事情来看。甚至当生活中简单共同的事情最深刻地影响她时，她在思想和感情中也从来没有怀疑：发生在她身上的是平淡的、一件每个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不值得注意的事，甚至不值得谈论。”

她说，在成长的时候，她曾经意识到第二个习惯，因为她曾经过于“保守，并以自己为中心”。在更年轻时，她的自我中心曾阻碍了她的理解力。她“知道许多——通过经验和仔细的警觉，但一切恰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只是沉沦到她灵魂深处，停留在那里，好像被冻结了一般。她的紧张和隐秘不允许她去处理这些事情，只是在暗淡的痛苦或梦幻似的、着了魔的孤独之中”。阿伦特没有忘记她曾经经历或观察过的东西，但事情“从视野中淡去，有些完全消失，有些变得模糊，没有规则或秩序”。

汉娜·阿伦特说，她的习惯性的困惑“或许只是建立在一种无助反叛的青春之上”。它“在这种自我对自我的压抑中表达自己，以这种方式她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了解之途阻碍、隐藏了”。用这种试验性的、复杂的方式，汉娜·阿伦特知道她已经受到了伤害：尽管她没有这么说，看起来可能她正想着父亲的死以及丧父之后那些不高兴的岁月；回首往事时她想知道，她的受伤是如何被隐藏的，正如她的母亲在那“悲哀而困难”的年月所做的那样。她说，她的压抑和困窘的结果是，随着她的成长，她“更为激进、孤傲和盲目”。

如她的母亲所言，汉娜·阿伦特认为她早期的童年是欢乐的，她把自己看作一个“阳光儿童”。她诉说着“她的年轻生命中羞涩与简朴的开端，那时她还没有和自己的试探性的敏感违逆，没有和社会行为——和表达她自己最内在的存在相违逆”。接着，“现实的领域在她的梦想中拉开帷幕，在那些让人困扰与欢乐的梦中——无论是苦是甜——充满了持续生命中的欢乐”。她说，当青春迷梦醒来，对自己采取一种“暴力的、破坏性的暴政”时，这个时期走到了尽头。她总有的敏感和脆弱似乎变成了“几近于怪异”。在这种状态中，“对现实的恐惧俘获了这个没有保护的生物——在失明的眼睛前，这种没有知觉、没有根基的空洞的恐惧就像一切都不存在，它意味着疯狂、无趣、灾难、灭绝”。这种恐惧，她以海德格尔的方式称之为“对总体存在的焦虑”，就是阿伦特在“暴力、破坏性的暴政”前曾知道的东西，正如同她曾经知道许多事情，它们都沉积到她灵魂的底部；但现在她感到是“它的囚徒”。她的恐惧成了“动物式的”，如此地令人疲惫以至于她不能保护自己，只能站着等待，“带着对某种野蛮的实际的期盼”。她感到，她的“失望的诱惑”太强烈，就她研究艺术、文学、文化或任何兴趣的发展来说，已不能反对或改进；它是那种人的领域中失望的诱惑。

已经发生的是，她再次感到了对生活孩子般的爱，感到“五彩缤纷而陌生的领域，在其中她如同在自己的家中一样”。她感到了渴求和欲望，“但恐惧还是在围绕着她，折磨着她”。她的激进或古怪曾经帮她容忍和熬过了最坏的时候，但“现在发生了这样的改变，一切都消散了，除非她有意去抓住它，一切变得苍白无华，还有那逝去的影子隐蔽的神秘色彩”。

正是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她转而掂量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质疑她是否能把自己从“这种魔力”或屏障中解放出来。自从少年时期以来，渴望与恐惧就伴随着她，以前，恐惧曾占据了较高的位置；但她又一次陷于恐惧的直接原因乃是她对“不同寻常与神奇”的驱除。她蓦地意识到，她的爱情故事，她的性觉醒，可能被其他人误解了，他们会认为她已经变得“更丑陋，更普通，甚至到了颓废和纵欲的地步”，因此她挣扎着宣称她“在这样的判断和争议上中立”的权利。但她确信它会被马丁·海德格尔这个不同寻常、让人着魔的人理解，《影子》正是为他而作，正是献给他的。

当汉娜·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并发展出《影子》中所说的“对一个人无限的痴迷”时，汉娜·阿伦特刚刚满十八岁。海德格尔比她要大十七岁，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培养出的人，已婚，并有两个儿子。即使他左右着对这位聪明年轻的犹太小姑娘燃烧着的爱情，他生活中的一切和他所追随的习俗都意味着不能完全接受之。他在书信和诗歌中表达了他的专一，他也让浪漫的爱情花朵吐露芬芳；但他不会让这一切改变他生命的进程。到1925年夏天时，汉娜·阿伦特已经认识到他要保持着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无论他们多么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在一首诗中，她邀请他参加一个宴会，但不得不问：

你为什么害羞地给我你的手

似乎那是一个秘密？

你是来自那样一个遥远的大陆

竟不知道我们的佳酿？

以一种忧郁但比《影子》要更为平静的笔调，她写了一首充满爱意的“夏日之歌”，它表明了她原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之可能，“表达和释放，战胜了孱弱和失常，学会了耐心、简约和有机成长的自由”的可能显示出来，尽管她有预感。她依然感到陷于一种非法的、不可能的恋爱漩涡中，它永远不会去“拉牧师的手”，但她决定使这段恋情带给她的欢愉保持鲜活。

穿越成熟的盛夏

我要走了——滑过我的手，

我痛苦的肢体往下舒展

向那黑暗与浑厚的土地。

庄稼喃喃自语

道路入深林，

一切命令着一片宁静：

尽管我们遇难，我们还是爱过；

我们的给予与获得

可能不会去拉牧师的手；

在明净和高贵的平静中

欢乐再也不会离我们而去

夏日之水流过，

疲劳威胁着要摧毁我们。

我们丧失了生命

如果我们爱着，如果我们活着。

在马堡大学求学的那年结束之后，汉娜·阿伦特去弗莱堡大学度过了一个学期，在那里跟海德格尔的老师埃得蒙德·胡塞尔学习。有了更多的时间，有了一段距离，她可以用更为坚定的力量来反思她“对一个人无限的痴迷”，她确信即使她已经那样，还是深感悲哀，可她不想被摧毁，或失去“有机的成长”。这个时候，阿伦特写了一首诗，这是她的诗歌中最好的诗作之一。

夜色将我包围，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我不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

我不再知道田野成了红色，

一切都想逃遁——

只是给我一点平和。

我想到他，想到爱——

似乎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大陆；

“来与给”都是外来的；

我不知道何物将我束缚。

夜色已经包围了我，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反抗无从发起

朝着新的哀伤与欢乐。

那段距离召唤着我，

昨天如此清楚和深刻，

他们不再将我诱惑。

我知道一种水，伟大而奇特

一朵花儿，无人叫得出名字。

现在，什么能摧毁我？

夜色将我包围，

软如鹅绒，重如哀愁。

在这首诗中，汉娜·阿伦特进入了一个领域，那里德国浪漫诗人发现了无以名状的“蓝色的花”和遥远而未知的海洋——一种异国风情和超越的风景。她也以他们的方式，用好几首诗把自己给了美好事物的保护神——夜晚。

令人安慰的夜晚，柔和地斜靠着我的心。

给我，沉寂的夜，从痛苦中解脱。

把你的影子投射在一切太亮的事物上——

给我用尽，遮蔽耀眼的光芒。

留给我你的沉默，你冷酷的呆滞，

让我在你的黑暗中沉醉，一切都是那么邪恶。

当明亮的痛苦带着新的图景

给我继续稳步向前的力量。

在一首不那么华丽而更为动人的诗歌中，阿伦特向朋友倾诉自己的想法。她希望他们不会错误地把她“对一个人无限的痴迷”——那曾经消耗了她的感情能量——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她希望他们知道她的故事背后的故事，不用她去讲。

落泪并非出于轻微的哀愁

那时无家可归者的目光

依然羞涩地向你表达爱意

体会着这最纯粹的故事

如何还把一切都隐藏着。

感觉着最温柔的运动

充满谢意和虔诚。

你将知道：总是这样，

继续的爱将被给予。

朋友们例如安妮·门德尔松，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恋情，她们同情她，并试图理解海德格尔看重他的义务，尤其是对妻子和家庭的义务的决定。但最能深刻理解她的“朋友”则是安妮·门德尔松曾经介绍给汉娜的一位女性：拉尔·瓦恩哈根。正如汉娜·阿伦特多年后所说的，当她在写传记作品《拉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的草稿时，拉尔·瓦恩哈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尽管她已经作古百余年”。72

当安妮·门德尔松通过多卷的瓦恩哈根通信阅读其人生苦旅时，她就激动地谈到过拉尔·瓦恩哈根。这些通信落入安妮之手很偶然：阿尔斯泰因的一个书商在通货膨胀的年代破产，他把所有的书以一卷几便士的价格卖掉。安妮买了所有的瓦恩哈根的书。汉娜·阿伦特一度对安妮的发现毫无兴趣。但当她完成大学学习，准备写一本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专论时，阿伦特遇到了拉尔·瓦恩哈根，在她那里，发现了一种“原始的、未受损坏的、非传统的聪慧，也交织着一种对人民专注的兴趣和一种真正的激情本性”。73安妮的瓦恩哈根作品转手到了汉娜·阿伦特那里。

在拉尔·瓦恩哈根的书信和日记中，汉娜·阿伦特看到一种十分像她自己的敏感和脆弱。她同情拉尔对非犹太人伯爵冯·费肯斯泰因（Gentile Count von Finckenstein）的爱情，一段曾经被缓慢而痛苦地拒绝的爱情。伯爵曾离开拉尔的沙龙，由于他家庭的安全和他所说的自己的处境。但她面临这种失落时，拉尔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正如汉娜·阿伦特感到自己所变成的那样。在这段故事结束后，拉尔不再是一张空白的表格，不再是命运的大纲：“她被说服了，她已经经历的生活，一般的生活，正是……经验代替了她的不存在的状态；她现在知道：生活便是这样的。”74在拉尔·瓦恩哈根那里，汉娜·阿伦特遇到了其他人，对他们来说真实来自于经验的废墟，对他们来说，甚至最普通的事情都是了不起的。

在《影子》中，汉娜·阿伦特以她具有特色的概括和坚定称自己的经验已经教给她的东西：“一切都好，结果是坏的；一切都坏，结果却是好的。很难说哪个更难容忍。因为准确说来，这是最无法容忍的东西——如果人们在无限恐惧中想到它，它将使人窒息，这种恐惧打破了沉默，使个人无法感到如在家中：相遇并了解，时时刻刻都以无所不知和玩世不恭的心态去了解：甚至对最极端的痛苦，一个人也必须心存感激，那确实就是一种劫难，但它是一切事情的要点和报偿。”汉娜·阿伦特总结说，这就是生活之道：充满了相遇，希腊的悲剧作家说这些相遇带来了智慧。她的结论很接近于拉尔·瓦恩哈根所得出的结论：“我正在做什么啊？什么也没做。我是让生活的雨点落在身上。”75

汉娜·阿伦特从她的一段不可能的爱情经验中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相遇是一切事情的要素和报酬；她感到自己对世界“羞涩的温柔”已经被毁，她已经被剥夺了如在家中的感受。正如她在一首献给朋友的诗中所言，她是一个“无家可归者”。这正是她在拉尔的日记和书信中所发现的东西：当拉尔和冯·费肯斯泰因的恋爱失败后，她以这个世界为家的早期努力就破碎了。但拉尔从失败中赢得了一些东西：她对待世界的年轻人的样式——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内省——让位于一种新的理解。

汉娜·阿伦特对拉尔早期的内省方式的描述，和她在《影子》中对自己年轻时候自我陶醉的描述十分相似：“她隐藏自己的观点，阻断通往自己的道路。”在《拉尔·瓦恩哈根》中，这一描述更为细致，而较少即兴发挥，但含义是一样的：

如果思想回到它自身，在灵魂内部找到它孤独的对象——也就是说，如果它变成了内省——它就清楚地产生（只要它保持理性）一种貌似无限的力量，通过与世界的隔离，通过停止对世界的兴趣，它在一个“有趣的”目标前面建立起一个堡垒：内心的自我。在内省所成就的孤独中，思想成了无限之事物，因为它不再被任何外在事情所干扰；因为那里不再有行动的要求，而要求行动的后果必然会带来限制，甚至对最自由的精神也是如此……现实不能提供什么新东西；期望已经期望了一切事情。如果每一个不幸都已被前人概括为愚陋的外部世界不可避免的伴随物，甚至命运的波涛也可以通过遁入内心的城堡而逃脱，这样就没有对因某个特定时候的冲击而感到震惊的理由了。76

当拉尔失去冯·费肯斯泰因时，她被剥夺了免受震惊的能力——失恋摧毁了她在内在的自我前构筑的堡垒。但她渐渐放弃了内省的模式。汉娜·阿伦特写到她，就好像在对《影子》令人失望的结局作评论，在那里，生活中一件“不必要、没有结果的事情”的直接后果呈现出来，她“既不会屈服于疯狂，也不会屈服于死亡，而是不可逃逸地复活了她不允许自己要的东西，因为她不想忘却”。拉尔不想忘记，而是收割了“失望带来的辉煌收获”，继续向前，她接受了她的不愉快，变得坚强起来，也对世界更为开放，而准备“说出真相”。“她认识到她个人的经验可以无需粉饰而得以概括”。77

汉娜·阿伦特自童年起便是一个概括者。但这种概括是非世界性的、斯多葛式的、防止震惊的类型。她曾经让经验“沉积到她灵魂的底层”，在那里它们就不能伤害她：“我们不可以对悲哀的事情想得太多”，她在七岁时就能够如此告诉她的妈妈。她，像拉尔，通过面对不能在她曾知道的两种模式——“麻木的哀痛”或“梦幻似的、着了魔的孤独”——内处理的经验，开始学会不带粉饰的概括。但学会讲真情，克服内省的主观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拉尔·瓦恩哈根曾经有一个向导——歌德，他教她“诗歌的概括力量”。拉尔需要诗歌的引导，因为在她失落后，她已经不能讲述她故事背后的故事。人们曾经为她的人格着迷，被她的天资聪慧所吸引，但“明显，拉尔并不要他们被她的魅力所倾倒：相反，她希望有个人问问她的境况如何”。78没有人问过拉尔·瓦恩哈根，她也没有说。“一切都将重复，因为尚不存在理解。”拉尔·瓦恩哈根学会在歌德的著作和人格的引导下讲述她的故事之前，确实重复了她不可能的爱情，确实再次陷入了不可能的爱情。

在《拉尔·瓦恩哈根》中，汉娜·阿伦特注意到拉尔认识到诗歌“把它所说的个人事件转化成了一般事件，因为它不仅运用语言作为特定内容的交流手段，还把语言还原到它最原来的内容上”。语言的功能是保存：“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保持，使之保持得比生命短促的个人更为久远。”79但这一段是纯粹海德格尔式的；它概括了海德格尔赞赏诗歌和诗学的观点，汉娜·阿伦特从未抛弃这一观点。她没有立刻遇到一个歌德“给她提供能说的语言”；她继续说海德格尔的语言，在最终找到自己的语言时，她接着以这种语言写了那本书，也就是她的博士论文《论圣·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像拉尔·瓦恩哈根一样，在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写作《拉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前，她也不得不重复她的经历，不得不又一次陷入爱情的深渊。

邻人间的爱

在马堡大学的那年，汉娜·阿伦特在与海德格尔的秘密爱恋中曾处于孤立而不免封闭的状态。但她确实交了新朋友，并继续和她的哥尼斯堡朋友们保持友谊关系。在海德格尔的讨论课上有另一个犹太学生，名叫汉斯·约纳斯，在他们共同度过的对海德格尔的演讲进行思考的时光中，一段友谊开始了，这段友谊持续到汉娜·阿伦特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慕尼黑——格莱巴赫、杜塞尔多夫附近上完中学后，汉斯·约纳斯就去了弗莱堡大学跟胡塞尔学习哲学。当约纳斯参加了胡塞尔的讲席后，阿伦特被安排到一个初学者的讨论班跟随胡塞尔的助手、编外讲师马丁·海德格尔。在1921年18岁那年，约纳斯断定是在海德格尔的讨论班而不是胡塞尔的讲座中，哲学还是活着的。在这些讨论课中，尽管他懂得很少，他也感觉到那里有种神秘的东西，一种深度，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门径。海德格尔激起了他的兴趣，海德格尔优秀的学生同样激起他的兴趣，例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他以一种缓慢、不时中断的语调读了又长又深奥的学期论文——战争期间他的肺部曾受伤。他的语调使掌握他的意思十分困难。

但约纳斯在中学时代曾经学过希伯来语，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希望把哲学研究和犹太研究结合起来，因为他希望最终去巴勒斯坦当一名老师。弗莱堡并不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地方，因此他去了柏林，在那里他进了大学，同时也参加了1872年那里成立的犹太研究协会。约纳斯继续师从爱德沃德·斯布兰格（Eduard Spranger）和恩斯特·迈尔（Ernst Mayer）进行哲学研究，并从冯·威廉维茨（von Williamowitz）和魏尔纳·耶格（Werner Jae-ger）那里接受古典学训练。

在斯布兰格的一次讨论课之后，约纳斯被另一个同学赞扬，并在街上被拦住以便谈话。他就是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个年轻人，他天才的苗头给约纳斯深刻印象已经好多年了。他们曾一起在弗莱堡参加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课程，但约纳斯从来没能克服他的害羞去介绍自己。一旦斯特恩向他打招呼，友谊便开始了。两人变得十分亲密，在好几年后，斯特恩希望约纳斯——他曾经追求君特的妹妹艾娃——能加入他们的家庭。但事实是，友谊在另一个方向也扩展到婚姻，这就是六年后君特·斯特恩和约纳斯的朋友汉娜·阿伦特结婚了。

在柏林的日子之后，约纳斯回到弗莱堡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然后于1924年春天在马堡跟随海德格尔学习。秋天，他在海德格尔的讨论课上遇到了汉娜·阿伦特。两人有共同点，不仅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也因为他们对围绕在海德格尔身边的许多阿谀奉承的年轻人都缺乏兴趣。阿伦特与大多数同学疏远，只和约纳斯以及在马堡的哥尼斯堡同学交好，只和海德格尔一个人保持亲密。阿伦特遇到了君特·斯特恩，那时斯特恩已经完成了胡塞尔指导下写的博士论文，来参加1925年春的讨论会，以便有机会听海德格尔的课，但阿伦特那时没有刻意去拓展她的熟人圈子。

汉娜·阿伦特的冷漠和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并没有使她和海德格尔的信徒变得亲近，尤其是许多女同学。一个年轻女生十分妒忌汉娜·阿伦特，因为她对海德格尔和恩斯特·格鲁马赫都有自己的想法，两位老师也都喜欢阿伦特那帮人。阿伦特也没有得到海德格尔妻子的优待，海德格尔的妻子憎恶海德格尔和为他着迷的女学生的关系，也不喜欢犹太学生，无论男女。当海德格尔把汉娜·阿伦特从其他人中单独提出来时，爱尔弗里德·海德格尔十分怀疑他们的关系。

阿伦特与正统的海德格尔家人保持距离，努力避免产生闲话，避免强化爱尔弗里德·海德格尔的敌意。她一个人住在大学附近的一个阁楼房间里，在那里接待海德格尔、约纳斯和她的哥尼斯堡朋友们。当她在海德格尔的监护下在学术上起步并发展时，汉娜·阿伦特学术上的过人之处对所有认识她的人来说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如汉斯·约纳斯所言，在马堡，学术上的聪明人并不少见，但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学生们发现了“一种强度，一种内在的方向，一种独特的品质，一种对本质的洞悉，一种对深度的探查，这使她身上有了一层魔力”。80恩斯特·格鲁马赫尤其佩服她，感激她，因为阿伦特协助他的博士论文写作，助他赢得了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但她的朋友们还是为她的害羞甚至是孩子气而感到惊诧。当他们来访时，他们可以在一个晚上被招待以精彩的哲学讨论，也会看到汉娜·阿伦特把她的小室友——一只老鼠召唤出洞吃她提供的东西时的神奇景象。她告诉约纳斯，这只老鼠很孤独，和她一样。

在同班同学之外，马堡大学的学生并不会引起阿伦特的注意，除了受到侵犯时。反犹主义并不特别激烈，但马堡确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反叛运动，在兄弟会和民族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中间，反犹言论也是屡见不鲜。年轻的右派分子有时通过海德格尔的妻子走进他的追随者中间。君特·斯特恩回忆1925年春天在托德诺堡（Todtnauberg）别墅中一个家庭聚会上遇到了爱尔弗里德·海德格尔时的情形。吃过晚饭、围着篝火唱歌之后，怀着很愉快的心情，爱尔弗里德·海德格尔问斯特恩——他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否愿意加入马堡的民族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斯特恩说他是一个犹太人时，她断然走开了。汉娜·阿伦特小心避免这样的情形。

阿伦特保持着警惕，她欣赏她的犹太朋友们的保护性谨慎。汉斯·约纳斯记得她是如何感谢他的帮助的，那是一个晚上，他们在一个学生餐厅吃晚饭。一个穿制服的兄弟会成员来到他们的桌旁，他是被汉娜·阿伦特吸引过来的，他问约纳斯能否加入他们；约纳斯看着他朋友虚幻的眼神而拒绝了。但她也还能够自己处理和非犹太人的关系。当时她想参加鲁道夫·布尔特曼的《新约》讨论课，该课程需要一次和神学家的面试以便得到许可，她以坚定的语气告诉布尔特曼——事实上，她是如此坚定以致每次她和约纳斯回忆这个故事时，都要这么引用——“必须没有反犹言论。”布尔特曼，这位平和而具有绅士风度的人，向她保证不会在讨论课上出现反犹言论，“我们一起阻止这种情况出现”。

在她离开马堡去胡塞尔那里学习之后——与海德格尔保持距离——阿伦特就没有再回来。她无法跟海德格尔写博士论文；这种安排的个人困难除外，他们的联系如被发现，两人都要遭殃。因此，海德格尔推荐她去海德堡（Heidelberg），那里，他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取得了哲学教席。

汉娜·阿伦特跟随马丁·海德格尔开始她的大学学习时，正值海德格尔开始写他的大作《存在与时间》。她到达海德堡大学时，又正好赶上雅斯贝尔斯开始整理笔记和讲义，以起草他的哲学著作，三卷本的《哲学》。阿伦特时常唤起的幸运女神，两次对她都很友好：她不仅和那个时代两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哲学上进入了思想的成熟期——学习；她还能够参与到形成两人最精彩著作的课堂和讨论中去。

在她的关于“生活的方式为何”的课程之后，汉娜·阿伦特在海德堡再次受到哲学可能的方式的挑战，受到另一个理性能“命令并弥漫于能力和禀赋”的不寻常的榜样的挑战。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她遇到了一个人，他人格的高度可以和歌德相媲美。

当雅斯贝尔斯决定离开他业已成功的心理学和神经精神医学的生涯，而“上升到哲学合适的高度”81时，他已经快四十岁了。他的《哲学论文集》讲述了他对1919年的大作《世界视野中的心理学》的不满意；说明了他的决定，“等于是重新开始”；也谈到他花多年阅读“少量几部伟大的、原创性的哲学著作”，准备写他的《哲学》（1931年）。但雅斯贝尔斯探求、自我挑战态度的故事是一个生活故事。在年轻时，他曾经是一个实习医生，是海德堡心理卫生医院的研究助理。在精神病理学方面的大量研究和巨著《普通精神病理学》，对该世纪前十年心理学中争论的理论、方法和问题的系统考察与批判，已经为雅斯贝尔斯建立了声望。但他并不满意，他开始考虑一个更为广阔的问题领域：他在1913年到1922年间的讲座，范围广涉经验心理学——通过对历史人物例如尼采（Nietzsche）、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凡高（Van Gogh）等人的案例研究，以及社会心理学、宗教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世界视野中的心理学》正是从这些讲座中的一部分脱胎而来。它将雅斯贝尔斯带到哲学那里，它成了“我未来思考的基础”，他回忆说。雅斯贝尔斯进入哲学领域，是以他开阔而深入的研究生涯做准备的；他的人生，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有机成长”的典范。

当汉娜·阿伦特是他学生时，雅斯贝尔斯所开的课程，正如他所说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他来说，讲课不是提出一个已经完成的教条，而是一种沟通的模式，“沟通”本身是雅斯贝尔斯所讨论的中心概念之一。在汉娜·阿伦特参加的讨论课上，雅斯贝尔斯提出了“哲学本质的问题，以及哲学移动的维度的问题”。特定的思想家例如谢林（Schelling），也被研究，但讨论课关注的是思维的方式，是思考过程的类型。雅斯贝尔斯慢慢地构建着一种类型学，哲学在里面移动，它不是建立在特定哲学教义的内容之上，而是建立在思维过程之上，各种教义也以此为基础。

在雅斯贝尔斯早期的著作中，埃得蒙德·胡塞尔的方法——“描述心理学”、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方法——“理解心理学”居于中心地位。但当雅斯贝尔斯转向哲学时，他从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对话中学来的方法成了他思想方法的支柱。韦伯建立理想类型或模型，来揭示某种人类行为、文化现象或社会单元的特征。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世界视野的心理学》中广泛使用这一方法，区分了“世界观”的基本类型和每一类型的人类行为的后果。但他不满意于对世界观的类型学划分，因为它们不能说明什么使人们采取某一特定的世界观，什么促使人们去思考，去行为，去选择。雅斯贝尔斯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一个人必须“在他的现实中予以回答，而不是在任何思想观点中去回答”。韦伯的方法继续给他提供框架；他用它来区分哲学的维度、哲学思维过程的类型，但他在世界观或教义体系内容上的兴趣降低了。他的新方向曾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概括，但这句话最为经典：“当它在一个给定的时刻遍及一个人的生命时，哲思就是实实在在的。”对汉娜·阿伦特来说，此种具体的方法就是启示；雅斯贝尔斯以哲思为伴就是她的榜样：“可以说，我意识到了他在实践中的理性”，她回忆说。82

雅斯贝尔斯对个人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关注，最后形成了他的《哲学》中“维度”三个部分的框架，该书分三卷。一卷关注于哲学思考如何与世界和世界中的客体相联系，一卷是它如何与人的境况，人的“存在的境况”相联系，一卷是哲学思考如何寻求对世界和人的超越。“哲学的世界方向”“存在的阐明”和“形而上学”是类型，但不是简单的或固定的类型；它们更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生活之道的阶段”。

雅斯贝尔斯表达了他的“存在哲学”，他关于人如何实现——或者未能实现——人类可能性的讨论，那时马克斯·韦伯已经去世。但他的良师益友却跃然于《哲学》的每一页上，不只是学术影响，还包括人格榜样。雅斯贝尔斯回忆说：“马克斯·韦伯1920年去世时，我似乎感到世界已经变了。曾经使我的思想得到依托、激励我思考的伟人，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韦伯的作品是一个权威，它从来不向你鼓吹或卸除责任，而是激励他所获得认可的严格与清晰的人类思想。现在，它似乎已经消失了，这个无法言说的、最值得信赖的理性讨论的指南，这样一个权威，它的深度将带来对现在情况的洞悉以及对行动、意识和事件的判断。”在1969年卡尔·雅斯贝尔斯去世时，汉娜·阿伦特也是如此感受的，她不得不在失去他的情况下写自己的哲学——《心灵生活》。但从她成为他学生的那天起，直到雅斯贝尔斯去世前不久他们讨论《心灵生活》的计划时，她曾经拥有“理性讨论最值得信赖的指南”。

马克斯·韦伯是卡尔·雅斯贝尔斯无可取代的朋友和向导。但在韦伯去世那年，他遇到了马丁·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预期海德格尔在学术上能够激励他，正如韦伯那样。他们在埃得蒙德·胡塞尔1920年的生日上认识，雅斯贝尔斯很快注意到海德格尔在聚会者中卓尔不群，而聚会则有“某种小资情调，某种狭隘的思想弥散在空气中”83。当海德格尔访问海德堡时，他们的友谊开始了，随后海德格尔给《世界视野中的心理学》写了书评，其中，他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著作是哲学的新开端，同时也批评它前进得还不够远。不仅限于他的书评，海德格尔关于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谈话也促使雅斯贝尔斯决定“上升到哲学适宜的高度”。在1920年代早期，两人书信往来，也会面交谈，在1926年后又共同承担起培养汉娜·阿伦特的责任。但阿伦特一起认识他们只是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他们的友谊开始出现问题之后。雅斯贝尔斯发现该书在语气和风格上都很陌生：“通过我们的著作，我们隐藏着的疏远逐渐出现。”到1933年，这种疏远才呈现出无法克服的形式；当海德格尔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所迷惑以及反犹态度变得明显时，两位哲学家终于分道扬镳。

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和海德格尔早期的友谊以及他班上的学生例如汉娜·阿伦特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当他阅读大哲学家的作品，构思他的《哲学》——没有发表——他和海德堡占主导地位的新康德主义者——海德格尔以前的老师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发生了冲突。李凯尔特试图让他的同事们相信雅斯贝尔斯不准备写书，因为他在1919年的著作中已经用尽了他的思想和禀赋；李凯尔特称，雅斯贝尔斯的大学教职是他无能的伪装。当1931年《哲学》最终问世时，李凯尔特没话说了。但在该书准备期间，雅斯贝尔斯很感激他从海德格尔和他的学生，尤其是他的妻子格尔特鲁德和格尔特鲁德的弟弟恩斯特·迈尔等人那里获得的学术上的支持，他们是他学术上最亲密的合作者。

迈尔一家来自普兰兹洛（Prenzlau）一个虔诚的、正统犹太商人家庭，如汉娜·阿伦特和一个朋友所说的，他们受遗传性精神疾病的困扰。84一个姐姐已经住进精神病院，她有“阵发性、迷惑性精神疾病”，几年以后，另一个姐妹也死于白喉。格尔特鲁德·迈尔·雅斯贝尔斯自己也十分苦恼，那时她最亲密的朋友在20岁时死了，随后她的第一任男朋友——诗人瓦尔特·卡勒（Walter Cale）也自杀了。雅斯贝尔斯回忆说，这些是“命运的波涛，格尔特鲁德无法把它与生命无可质疑的延续性统一起来”。尽管如此，她有勇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结婚，那时他还是一个精神病诊所不出名的副手，并生着一种疾病——支气管炎，其预后十分不好——他被告知只能再活几年。“那确实是个问题，”当阿伦特讲述这个故事时她如此说。

格尔特鲁德和恩斯特·迈尔都深深地卷入了雅斯贝尔斯《哲学》的完成工作。他们一起交谈，恩斯特阅读了该书的每一稿，提出若干建议，他们讨论如何修改。雅斯贝尔斯也乐于和海德堡的教授们交往，他们周日晚上在马克斯·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Weber）的家里聚会。韦伯去世后，他的妻子继续了韦伯所开创的传统——启蒙时期的那种沙龙生活的传统。韦伯的弟弟，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他的同事艾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柯提乌斯（Ludwig Curtius），精神病学家维克托·冯·魏扎克（Wiktor von Weizacker），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德语专家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神学家马丁·迪贝里乌斯（Martin Dibelius）和其他学者常参加这些聚会。卡尔·雅斯贝尔斯将这些人的课程都推荐给汉娜·阿伦特去听。马丁·迪贝里乌斯的《新约》讲座和他对希腊文与拉丁文了不起的学问，对汉娜·阿伦特尤其重要，那时她已开始写关于“圣·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的博士论文。

雅斯贝尔斯得到了他的家庭和朋友们的支持，他的学术朋友圈也给汉娜·阿伦特提供了一种在马堡大学“对一个人的无限痴迷”的年月所未曾知道的学术共同体的感觉。她的同龄人朋友，这些年轻人来到海德堡大学，他们被开放自由的海德堡精神所吸引，全德国都知道这里对创新和试验很宽容。她的朋友汉斯·约纳斯来到海德堡写他的第一本书——《奥古斯丁和保罗的自由问题》。汉娜·阿伦特遇到了三个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受训练的朋友：卡尔·弗兰肯斯泰因（Karl Frankenstein），他后来成了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里希·纽曼（Erich Neumann），他后来成了一个荣格式心理分析专家，写了大量的著作，最为著名的可能是《潜意识的发现》；还有欧文·利奥文森（Erwin Loewenson），他后来是一个散文家、表现派作家。这三位朋友都被汉娜·阿伦特所吸引，但只有利奥文森——他比朋友们大了几乎20岁——在追求她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

1927年，阿伦特和利奥文森有一段简短的恋爱经历，随后则是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1963年利奥文森去世时。他们在1927年到1928年期间相互写的信——那时利奥文森在柏林，汉娜·阿伦特在海德堡，就像战后他们写的信一样——那时利奥文森在巴勒斯坦，阿伦特在纽约，都是在学术研究上鼓励和支持的信。85在早期的信中，汉娜·阿伦特讨论他的论文主题，会收到对方提出的问题、建议阅读书目和引文；他们谈论两人都认为最为重要的友谊的因素——忠诚。利奥文森的独立，某种程度上古怪的才华和不凡的文学能力——甚至他的书信也是用复杂而有趣的诗歌风格写成——它们让汉娜·阿伦特很兴奋，她对德国诗歌的爱好曾经在海德格尔出现时达到高峰。利奥文森被阿伦特的魅力深深吸引，阿伦特对他的感觉则不那么强烈。当他们相遇时，利奥文森是以柏林为根据地的表现主义作家中让人感动的力量之一，但他的能力和天资不是理性得以穿过的那种。他贪婪地写下一页页草稿，但很少写完，不断被情绪的不稳定所打断。对汉娜·阿伦特的激励和关系而言，在她于马堡经历了一年的感情风暴后，情绪的不稳定是她所忌讳的。

当她在1927年遇到班诺·格奥尔格·利奥普尔德·冯·维泽（Benno Georg Leopold von Wiese）和凯泽沃德（Kaiserwaldau）时，无论怎么说，汉娜·阿伦特所进入的环境都是不同的。冯·维泽，只比阿伦特大三岁，刚刚完成了他第一次关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的研究，并和斯布林格在一起将之出版，均属卡尔·雅斯贝尔斯主编的丛书。他的成功近在咫尺。和他聪明年轻的朋友们，像未来的浪漫主义者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冯·维泽曾受到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的文学史专业训练——贡多尔夫后来成了德国最著名、最有声威的文学教师。

作为一个批评家和诗人，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曾经是诗人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周围有巨大影响的圈子中一位杰出的成员。贡多尔夫在书中和许多文章中赞美歌德；他也写了一部充满激情的居鲁士大帝的传记，对莎士比亚也有研究和翻译，写过一本关于莎士比亚在德国的传播情况的书。像乔治圈子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他对英雄、贵族和古代“圣人”的典范——他们让魏玛共和国的文化野蛮主义感到无地自容——有着无比的崇敬。有一些人通过导致共和国覆灭的事件来反思魏玛，他们经常批评贡多尔夫为“共和国的掘墓人”，86但在他有生之年，即使他的精英主义和更为民主的精神有抵触，他依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学术人物。1931年贡多尔夫去世后不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一次讨论会上赞美了他的朋友，他说他曾经和贡多尔夫以生动和理性的方式进行过论辩，但还是和他关系密切：“当我确实赞同他时，我不能和他说‘不赞同’。”87雅斯贝尔斯感到，这也是大多数贡多尔夫崇拜者所同意的，贡多尔夫最好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最后一本书《莎士比亚》，是在斯特凡·乔治已经批判他、他已经离开那个圈子——雅斯贝尔斯感到“他们拥有的那种精神类型是无人能从那里获得营养”——后写成的。在他生命走向尾声时，汉娜·阿伦特参加了他的课程，贡多尔夫已不是衰老的、好色的乔治圈子中的人，而是一个优雅、严肃、具有海德堡精神的人。

在班诺·冯·维泽以及他的朋友们的学友圈中，通过参加贡多尔夫的讲座，汉娜·阿伦特和德国浪漫主义的联系以及对犹太人沙龙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德国浪漫派人士曾在18世纪之交以沙龙的方式聚会。当阿伦特完成博士论文后，她考虑进行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深入研究，这个计划推动她进行大量的阅读，最终使她对拉尔·瓦恩哈根的柏林沙龙有了独特的兴趣。这个兴趣不是学术性的。正如她的侄子恩斯特·福尔斯特及其妻子所回忆的，在她受过高级教育、有着贵族风格的基督教朋友中间，阿伦特成了犹太人拉尔·瓦恩哈根的现代翻版。和高高瘦瘦的、头发金黄、当了教授的冯·维泽在一起，她气质动人、与众不同——吸着她的金属管的烟斗——正如拉尔·瓦恩哈根曾经和她的第二个情人堂·拉菲尔·德奎约（Don Raphael d'Uquijo）在一起时一样。

不像马堡那样，海德堡自世纪伊始便有沙龙的传统，它的中心是韦伯家。像拉尔·瓦恩哈根时代的柏林沙龙一样，韦伯沙龙也包括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其中一些是犹太人。格尔特鲁德·雅斯贝尔斯是如此热心地投身于她的丈夫的事业并与之努力，以至于她在海德堡小有名气。88格尔特鲁德·齐美尔（Gertrud Simmel）也支持她的丈夫——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一起度过了传统大学对社会学有敌意而不接受他的困难岁月，并在1918年齐美尔去世后继续呆在那里。玛丽安娜·韦伯和艾尔斯·雅菲（她和韦伯的学生埃德加·雅菲（Edgar Jaffe）结了婚，生了艾尔斯·冯·里克托芬），他们都是对海德堡学术生活和政治意识有重要贡献的人。在韦伯去世后她重建沙龙时，男男女女，犹太人、非犹太人（贡多尔夫是犹太人）来到玛丽安娜·韦伯的家中。

班诺·冯·维泽习惯于大学社交圈。他来自大学贵族的家庭，继承了父亲利奥普尔德——一位著名的社会哲学家——的贵族特性。他很受包括雅斯贝尔斯在内的主要学者的尊敬，雅斯贝尔斯曾希望他和阿伦特能够成对并长期发展下去。但在大概两年后，他们各走各的路了，冯·维泽决定和一个更专注于家庭生活和世俗之爱的人结婚，而非那么幼稚，几乎是超凡脱俗的，“圣·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的海德格尔式的作者。冯·维泽后来和伊尔斯·加维尔（Ilse von Gavel）结了婚。阿伦特则移居柏林，在那里她又继续和君特·斯特恩保持着联系。89

和汉娜·阿伦特在海德堡时期有恋爱关系的两个人尽管属于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社会和宗教环境，他们也有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爱好德国文化和文学，都崇尚审美主义。但海德格尔仍然是她深深相恋的德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一直到她在海德堡完成博士论文于1929年移居柏林，无论海德格尔何时写信给她，建议和她见面，阿伦特都会丢开工作、朋友和顾虑去见面。到30年代早期，海德格尔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痴迷成了他们之间的障碍。海德格尔似乎无法认识到，纳粹的民族主义是对德国文化中一切值得尊敬的东西的歪曲。他是如此害怕现代化，醉心于过去的、前工业时期的价值——正如阿伦特后来所言，他是“最后一个德国浪漫主义者”90——以至于他能在纳粹对原始德国性的招魂那里发现一种相协调的趋势。德国语言——1935年海德格尔称它“当然是语言中最有力量、最有灵魂的语言”——居于他非世界的、政治上幼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心位置。91因为她能理解海德格尔对纳粹的效忠，甚至后来看到他们的滑稽可笑，阿伦特还是对他保持忠诚，甚至在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她不得不和海德格尔断绝关系时也是如此。大约有17年的时间，她没有和海德格尔联系。但战后再次遇到他时，她能够原谅海德格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诗。谈到他们战后在弗莱堡重逢时的情况，她和朋友描述说，允许她忠诚于他而忽略其愚蠢的纽带之本质是：“我在弗莱堡有公事，在我的旅馆里见了海德格尔。和以往一样，我从他那里得到德国语言，特别地美丽。确实是诗。人只能做他能做的。”92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遇到了纳粹主义直接导致的问题。关于雅斯贝尔斯的德国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他们有许多激烈的讨论。

雅斯贝尔斯曾从马克斯·韦伯——他认为韦伯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德国民族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一种民族主义，他感到它可以自由于“为了某人自己帝国的权力意志”，因为它关注的是“通过权力所延续的一个道德、精神的存在”的实现，其中“权力也不会失其本义”。93雅斯贝尔斯并不赞同韦伯的“普鲁士式伟大的感觉”或他的“战士精神”，然后，在韦伯去世后，他渐渐认识到，政治民族主义和政治中的军事意识对德国来说极其危险。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主义总是“语言、家园和背景的问题”，他所感到的是从一个很早的年代延续下来的“伟大的知识传统”。汉娜·阿伦特欣赏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但她毫不犹豫地指出，他未能看到出于对公民的政治成熟予以幼稚信任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危险。

雅斯贝尔斯受到了汉娜·阿伦特的挑战，阿伦特拒绝接受他以韦伯式的语言所说的“德国人的本质”。94她从自己的学习中提出批评意见，她曾受学于一个对德国文化的知识和爱都相当了不起的人，但他不是民族主义者。此人就是科特·布鲁门菲尔德，他是汉娜·阿伦特在海德堡时期除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之外受到她高度评价的又一个人。两位德国哲学家唤醒、培养了汉娜·阿伦特早熟的哲学能力，激发她接着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哲学事业。然而，是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唤醒、培养了她的犹太身份感，并引导她继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具有的犹太意识。

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出生于1884年，比雅斯贝尔斯小一岁，比海德格尔大五岁。他的家庭，如他在传记中所说的，是一个有德国文化的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曾经是东普鲁士的一个法官，他的母亲，像汉娜·阿伦特的母亲一样，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业余音乐家。布鲁门菲尔德最初追随父亲的职业，但他在哥尼斯堡的中学学习时，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开始支配他在法理学上的兴趣。他帮助建立了一个犹太复国学生俱乐部，开始实践他的游说天分，劝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哥尼斯堡犹太人社会议事会成员。汉娜·阿伦特的祖父马克斯·阿伦特是老一代同化了的犹太人的一员，他对布鲁门菲尔德的观点以流行的民族主义名言回应：“当我的德国人身份受到攻击时，我就准备决斗。”马克斯·阿伦特放弃了对他的敌意，但他从来不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布鲁门菲尔德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1909年，布鲁门菲尔德放弃了法律学习，成了德国犹太复国组织的执行秘书和首席发言人。他周游整个德国，发表演说，他的活跃和能力颇为著名。到阿伦特的朋友汉斯·约纳斯邀请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参加海德堡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俱乐部的会议时，他是德国最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倡导者。但汉娜·阿伦特成为布鲁门菲尔德那个晚上演讲的一个听众，是碍于汉斯·约纳斯面子的结果，而不是出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

约纳斯曾给布鲁门菲尔德发了一个书面邀请，然后又打电话到柏林为此事作初步安排。约纳斯总是在电话里没有话说，他的紧张随着长距离以及对电话那端的人的佩服而增加；他说话断断续续，布鲁门菲尔德被迫要求其他人打电话以做最后的安排。约纳斯叫他的朋友汉娜·阿伦特担当此任，她作为俱乐部主持人一起去了讲座。

讲座没有使阿伦特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它使阿伦特走向了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谈话后，她和约纳斯带布鲁门菲尔德去吃晚饭，她调皮、如同女儿一般，他们吃饭、畅饮，然后散步穿过海德堡的街道到美丽的沿山对城的“哲学家之路”。布鲁门菲尔德和汉娜·阿伦特手挽手，唱着歌，背着诗，谈笑风生——而约纳斯则紧跟在后面。

汉娜·阿伦特敬佩并且一直敬佩布鲁门菲尔德举重若轻的博学、他的精力和没有感情的讽刺幽默。离开海德堡后，他成了阿伦特“政治上的顾问”，但他一直都是阿伦特喜欢的可以在一起玩的人，他喜欢反复引用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他和布鲁门菲尔德的精神是一致的——的句子。度过了他们被分开的流离失所的岁月，汉娜·阿伦特把和布鲁门菲尔德在一起的快乐记忆看作宝贵财富。“你还记得吗？”在柏林分别后的20年后她问：“1933年，我们是如何相互用麦朴（Mampe）的诗句来说再见，背诵着希腊的短诗呢！”95

布鲁门菲尔德一生大部分时间所探讨的“犹太人问题”，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曾受到中欧知识界的争论。1912年，一篇题为《德国犹太人的帕那瑟斯》的文章出现在一个被广泛阅读的期刊《艺术家》上。激烈而长篇的讨论由这个短文引发，在该文中，作者莫里兹·格尔德斯泰因（Moritz Gold-stein）坦率地陈述了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该困境促使了犹太人问题的提出。96在一个非犹太社会，犹太知识分子有不令人舒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保存一个认识不到自身权利和能力的民族的知识财富。而且，犹太人，和其同伴在一起的犹太人，正试图做不可能的事情：不承认他们的犹太人特性而保存犹太人。格尔德斯泰因指出，甚至那些拒绝这种尝试的犹太人也面临着另一个困境：作为对承认他的犹太人特性和德国反犹主义的回报，一个犹太人却没有犹太语言和文化；他还是说着德语，生活在德国文化氛围中，还不得不面对与那些希望他们的犹太人特性消失的犹太人的孤立。

对布鲁门菲尔德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但犹太复国主义对他来说也是有问题的。他坚持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展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体系化教义，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觉醒。97当他年轻时，家里的基督教仆人曾告诉他每周和牧师忏悔对一大堆“决定”的罪过。这个震惊，和他在与一个德国朋友一起对非犹太人有屈尊行为时感到的耻辱，一并促成布鲁门菲尔德发现了他所说的“客观犹太人问题”。无论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意识如何，犹太人总是被非犹太人首先而且主要地作为犹太人来看。他说，每个犹太人的目标，应该是直面这个事实，“擦亮眼睛，面对非犹太德国人的无耻”。

当汉娜·阿伦特后来说到并写下犹太人需要拒绝自认为低人一等的文字时，她脑海中有母亲的态度，言辞中也有布鲁门菲尔德激进犹太复国主义的呼声。“犹太复国主义”，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甚至在之前的十年里，就形成了势力，不是关于政治的观点（它也没有产生政治意识），它是对心理反应和社会学事实的批判性分析。其影响主要是教育性的，远远超过了数目不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际成员的范围。”98

布鲁门菲尔德承认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类型是有问题的，他称之为后同化问题。这意指两件事。首先，它是这样一种犹太人的复国主义，他们不像东部犹太人那样，而是在他们的历史上已经解放和被同化，这样，在既存的宗教或社会团体中，他们就没有反对反犹主义的基础。第二，这些犹太人已经失去与犹太文化的联系，他们想保持和他们生于其中的民族文化的联系。布鲁门菲尔德要把犹太复国主义变成真正的民族运动。他指出，移民到巴勒斯坦应当是每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生计划，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不得不建立一个犹太共同体，因为还不存在移居锡安山的共同体。他持续地提出质疑，如何建立一个容忍其成员的非犹太文化背景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论及她后来选择生活的地方——美国时所言，“同化不是公民资格的代价”。99

布鲁门菲尔德对同化的批评是为了提醒犹太人在非犹太社会中生活的压力，也警告在一个未来的犹太社会里，如何防止犹太人中间出现不宽容。他想从犹太生活中消除不平等。为了这个目标，他感到其中有必要的一步就是要对“博爱的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他感到，将慈爱扩展到东部犹太人、受迫害的犹太人、反犹主义的受害者，并不是形成民族意识之道。博爱只是把已经成功的作为“局外人”的犹太人和不能或不愿意摆脱他们的“局外人”处境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别暂时封存。

汉娜·阿伦特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布鲁门菲尔德关于犹太人对反犹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她特别受惊于布鲁门菲尔德所感受到的危险——如果同化论者的态度得不到克服，德国犹太人所遭遇到的偏见的模式和类型可能在犹太人等级内部重演。但移民到巴勒斯坦从来不是她生活计划的一部分。在1933年前她质疑犹太人问题可能是——如果没有被回答——如何不移民而和这个问题共处。她的拉尔·瓦恩哈根传记是质疑的方式之一；但在她开始之前，她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她考虑的是圣·奥古斯丁的“邻人间的爱”的观念以及他对社会生活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爱”的概念的——或者说，是“爱”的诸概念。100论文三个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关注于一种爱的概念：贪爱，作为人与造物主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爱，和邻人间的爱。但邻人间的爱的概念是被作为最基本的一个提出来的，它是前两个概念所导向的目标。论文的结构是辩证的：“像爱自己那样爱你的邻人”，是连接并超越其他两个爱的概念的命令。

阿伦特的方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系统性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她试图用一个奥古斯丁不知道的连续性来套他，把看似不同类甚至矛盾的话协调起来。她的方法似乎是对雅斯贝尔斯在系统与系统化之间所作的区别的反思：一个人可以无须产生一个体系在哲学上就是系统性的；不存在一个最终的整全秩序以统摄所有的言论和思想轨迹而不留任一散漫目标，一个人也能够发现秩序。当雅斯贝尔斯在1950年代写他对圣·奥古斯丁的研究时，他强调奥古斯丁思想中大的张力。“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找到张力，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了。我们把它当作他的伟大的特点。没有一种哲学能摆脱矛盾——也没有一个思想家能以矛盾为目标。”101雅斯贝尔斯甚至宣称奥古斯丁思想中的矛盾对其丰富性来说具有本质意义：“正是因为，用教会思想的方法来进行，他把许多矛盾最大限度地糅合在一起——甚至和理性相反——他能够在教会的权威内部，不构建一个体系而能如此不寻常地满足其需要。”雅斯贝尔斯的系统与系统化之间的区别在汉娜·阿伦特的博士论文中得到了反思，她对这个区分的应用可能在雅斯贝尔斯后来的研究中被反思。在学生的论文和老师的书之间，对其中方法的学术反对意见30年来几乎未变：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遇到了评论者相同的刁难：他们所勾画的是思想家奥古斯丁，而不是教父奥古斯丁。

阿伦特十分清楚她在做什么，因为她坚持认为奥古斯丁“不是一个神学家”，她告诉雅斯贝尔斯这一直是她的观点，甚至在她是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学生，听过基督教神学家关于奥古斯丁基督教信仰和它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的最新争论时也是如此认为。102阿伦特的论文被当时一些主要的期刊——《犹太哲学》、《康德研究》、《箴言》、《德国文学评论》——予以评论，但都不是赞扬的。评论者们认为，她两次出错：一次是忽视了奥古斯丁是个神学家，另一次是忽略了那些将奥古斯丁援为己用的当代神学家。如果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已经广为人知，海德堡和神学界对一个二十三岁的犹太女生研究基督教会大人物的博士论文的反响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阿伦特的论文不是神学研究，而是存在主义哲学著作。但阿伦特由此开始了她的出书生涯，四十多年后才结束——这是作为学者的一次低声发言。103

阿伦特把不同的、常常是矛盾的概念语境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她的系统化的方法，属于雅斯贝尔斯的模式。奥古斯丁的三种爱的类型也和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哲学化的三个维度的关键存在概念一起予以考察。阿伦特在奥古斯丁那里发现了一种世界导向的爱（贪爱），一种存在主义的爱（邻人间的爱）和一种超越性的爱（对造物主的爱）。她使用了雅斯贝尔斯和三个维度相联系的概念：欲望、限制、知识；交流、自我实现和思考；起源、得救和虔诚。但阿伦特把雅斯贝尔斯的方向糅合进来的方法以及她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均更多地归功于海德格尔。

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学来的东西并非一目了然，也没有和他著作中对“爱”的概念的任何阐释相联系。“爱”在《存在与时间》中仅被提到一次，还是在一个注释里。甚至汉娜·阿伦特总是将之和爱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例如忠诚，在海德格尔那里也是以单数而不是复数的术语出现。他写道：“决心构成了对存在本身的忠诚。”104然而，尽管没有海德格尔对爱所进行的哲学探讨影响她，阿伦特可能恰好受到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缺乏关注的影响。雅斯贝尔斯曾记录了阿伦特认识到的一点。他以极为私人的语气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缺少爱，因此是以一种不可爱的风格写出来的”。105在多年后的批评中，阿伦特指出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有一个严重的弱点：“这个‘自我’最本质的特征是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它与所有其他同伴完全分离。”106 20年前，1927年，在阿伦特的人生中这可能曾经困扰着她。

阿伦特在最深刻的层面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这里，海德格尔提出了关于存在与暂时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暂时存在的基本问题。她论文的三个部分把爱当作暂时存在的现象来写。作为贪爱（appetitus）的爱是期望性的、未来导向的；作为与造物主上帝相联系的爱指向终极的过去、创世；邻人间的爱，现时的爱，包括了短暂存在的其他模式和他们所预设的人的能力——希望和记忆。这三种暂时性的模式，过去或“不再”，未来或“尚未”，以及现在，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在所有的意义上，它们在阿伦特的论文中是基础性的，正如它们之于《存在与时间》（1927）一样。反过来，《存在与时间》的“时间”，也得益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正如“存在”大大得益于希腊本体论一样。对这种联系有着非凡的清楚认识，阿伦特所做的远不止于把海德格尔的推进追溯到核心概念的源头；她开始表现出批判的姿态。107

海德格尔著作的重点部分针对死亡的未来经验，阿伦特的著作，尽管建立在海德格尔的时间图景之上，则同等地关心生，她后来称之为“创生性”。她开始意识到，我们基本上是受我们出生的境况所型塑的，是受我们的邻人，我们出生并属于其一部分的群体型塑。写博士论文时，她从生活、阅读中所学习到的是：与生俱来，她就是一个犹太人。

第三章　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1929—1933）

真实之事物发生时几乎不被人注意，开始时总是孤独的，零星的……我们的年轻人中间，那些三十岁左右的人，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竭尽所能，正悄悄地把自己和时代联系在一切；还没有被其他人看到时，他们已经通过一种无限的精神自律建立起他们的存在。

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1931）

哲学的保卫者

1929年1月，汉娜·阿伦特参加了柏林的一个化妆舞会，这个巴黎舞会由一群马克思主义者发起，旨在筹集资金以维持一个小型政治杂志的生存。舞会在文化人类学博物馆举行，客人来时都要按各地风俗打扮——汉娜·阿伦特打扮成了一个阿拉伯少女。她和一个年轻的犹太哲学家君特·斯特恩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自从阿伦特作为博士后学生参加海德格尔1925年在马堡的讨论课，她还没有见过斯特恩。

一个月后，汉娜·阿伦特、君特·斯特恩开始住到一起，先是在柏林，后来在城外朝波茨坦（Potsdam）方向的一个小镇。夏天，阿伦特从德国科学委员会那里申请经费以资助她关于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由于卡尔·雅斯贝尔斯、马丁·海德格尔和马丁·迪布留斯让人印象深刻的推荐信的支持，她的申请在1929年被接受了，此时她刚好完成博士论文的修改工作，准备在斯布林格出版社出版。

她和斯特恩一起修改，努力调整文中最复杂的语言上的转折，并改掉过分的海德格尔风格。卡尔·雅斯贝尔斯写了鼓励性的博导意见，温和而坚定地督促他们在最后阶段要仔细：“校正是十分辛苦的，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108他知道他的学生有不耐烦的习惯——终其一生，汉娜·阿伦特都发现很难耐心地写完一本书，把细节处理好，因为她总是被其他事情所困扰。

这本书当然不是财政上的冒险。尽管她在学术上颇有声望，但它给阿伦特带来的微薄月收入不足以让他们两个人找到一个哪怕是稍微舒适的地方居住。后来，在柏林—海伦，汉娜·阿伦特和君特·斯特恩就居住在一个单间工作厅里，白天他们必须出去，那时一楼舞蹈学校的学生会上楼练舞。他们和那些刚学舞的人都要绕着一堆让人讨厌的“镂空的书卷”模型的雕刻才能活动，这些雕刻是房东老太太的儿子鲁道夫·贝林（Rudof Belling，鲍豪斯的助手）存放在那里的。在这个略为拥挤的地方，生活局促、不舒服，有时叫人困窘。当雅斯贝尔斯教授没有提前预约而在一个早上过来叫他们时，阿伦特和斯特恩没有地方接待他，不得不把他支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而他们则清理房间以备舞蹈班使用。

1928年，魏玛共和国相对的经济稳定开始走到它危险的终点。失业增加，到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凡尔赛和约以及让人憎恶的补偿性赔款再次受到广泛的指责，人们说德国受了敌人的奴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德国文化复兴的迷梦中，他们中大多数失业，于是被迫四处谋生，或者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资费和帮助。君特·斯特恩在柏林找工作无望，于是决定推荐自己，争取做大学讲师，这是朝大学教职方向努力的第一步。他在法兰克福准备一个讲座，他希望在那里提交一篇论文，即讲师任命所要求的论文。

1929年9月，在斯特恩着手他的学术申请时，他和汉娜·阿伦特在诺瓦威斯（Nowawes）的市民婚礼仪式堂上结婚了，参加的人只有他们的父母，基特·莱温和两个朋友，叶拉和亨利·洛文菲尔德（Yela and Henry Lowen-feld），他们是证婚人。他们一致认为，在法兰克福作为结了婚的一对出现更舒服。柏林知识分子的道德并不受婚姻机构的关注——许多人把首都这个城市看作罪恶的巢穴，是对他们的侮辱；汉娜·阿伦特的一系列恋爱事件和她九个月与斯特恩的婚前同居生活，是十分典型的。但地方大学委员会则要保守得多。斯特恩的结婚决定有这个习俗层面的考虑，但也有很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理由：他们都来自同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们受过相似的哲学训练，也共享学术立场，对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所发起的哲学革命都很着迷；两人都被看作头脑聪明、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所感到的学术上的一致在共同度过的一起修改阿伦特博士论文的几周中得到证明，当他们一起写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书评，以及合作写一篇关于里尔克一首诗的评论性文章时，继续得到了验证。

当多年后那些当时不认识君特·斯特恩的朋友们问汉娜·阿伦特是什么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时，阿伦特强调他们学术兴趣外的两点。阿伦特告诉他们，他是一个和蔼而有绅士风度的人，由此开始了那些有诸多特性的故事：在他们于柏林相遇后不久，她年轻时期的咽炎犯了，有些轻微疼痛，斯特恩带着一篮柠檬来看她，并以他擅长的幽默来帮助她。她又说，她的妈妈十分喜欢君特·斯特恩，喜欢和他在一起，欣赏他的音乐素养。对玛萨·阿伦特来说，她的女儿和一个有好的家庭、好的前途的年轻人结婚，是她十分希望的“正常发展”的实现。汉娜·阿伦特和她的妈妈也都对君特父母的成就印象深刻。斯特恩夫妇因他们一起在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作品在全德国受到尊敬。他们于1914年出版的《早期儿童心理学》，是心理技术历史上的标志，因为它建立在克拉拉·斯特恩长达六年对她三个孩子幼儿生活的深入的观察日记的基础上，它同时考虑儿童发展中遗传和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这种观察技术和理论探索成果均在一个年轻瑞士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那里继续沿用。对她丈夫的父母，汉娜·阿伦特从来不觉得亲密，也从来不读他们的著作，但她尊敬他们俩，也赞赏克拉拉·斯特恩的慷慨天性。实际上，多年以后，或许是为教育目的而进行某种夸大，汉娜·阿伦特说这种尊敬曾经是她决定结婚的重要因素之一：警告一个朋友的女儿以抵御受到她男朋友母亲的强大影响，她建议她判断那个年轻小伙子的优点和能力。

君特·斯特恩在法兰克福遇到的困难给汉娜·阿伦特十分直接的机会去观察他性格的力量。他正好遇到测试，但他对学术生涯的期望受到了一个打击。出于为他的著作寻求支持，斯特恩给一个十分卓越的群体作了一次预先的讲演，这个群体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成员，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还有他们的朋友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以及两个法兰克福最有希望的年轻教授，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他的听众对他有深刻的好印象，他们不仅鼓励斯特恩继续努力争取讲师资格，甚至建议一个课题领域——音乐哲学。鼓励是一个鞭策，但建议却证明极其不幸。

斯特恩有很好的资质来做这个工作——对音乐理论的知识和钢琴、小提琴的演奏技能——这个领域自从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尼采以来很少受到哲学家的注意。但他的促动者的建议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西奥多·阿多诺最近关于音乐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斯特恩一年后提交他的著作的草稿时，只是很自然地，本地的专家阿多诺将是读者之一；斯特恩的作品从一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音乐理论的问题，阿多诺看了很不满意，这毫不让人惊讶。汉娜·阿伦特从来就不同情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背景，这个插曲只是一系列使她个人不可能同情他们的事件中的第一件。汉娜·阿伦特对人的看法，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总是强有力的——即使不能总是保持一贯——在君特·斯特恩使阿多诺熟悉他后，当她向斯特恩说“那人是不会到我们家里来的！”这句话时，她很清楚她的意思是什么。

法兰克福学术委员会在1929年没有考虑阿多诺列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考虑变化着的政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一个犹太人得到大学教职越来越不可能。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他们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很清楚地意识到周围的形势正在变坏，但他们对这件很快会把他们送上流放之路的事并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先见之明。保罗·蒂利希在1931年和斯特恩曾讨论过他的并不成功的音乐哲学著作，蒂利希建议他考虑写另外一个题目，也许可以写关于谢林的著作，在提交论文前也可以再等一年——因为他确信，到那个时候，民族社会主义的浪潮将衰退。当然，这被证明是对潮流的低估，君特·斯特恩被迫寻求另一条谋生道路。

在君特·斯特恩花在这些没有结果、让人泄气的商讨上的两年里，汉娜·阿伦特在进行她的德国浪漫主义研究项目，也第一次涉足记者行业。《法兰克福时报》，德国最有文学性的报纸，发表了她写的题为《奥古斯丁和新教》109的短文。她指出，在奥古斯丁逝世1500周年纪念中，人们认为奥古斯丁在现代新教中只扮演很小的角色。“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天主教的报纸宣传这件事，也举行了奥古斯丁纪念会议，牧师和学者都谈论到他的著作、地位和影响的意义。然而，在新教徒中，他多半被遗忘了。”了解近年来一些德国的主流学者——他们中有哈耐克（Harnack）、特洛尔奇（Tro-eltsch）、霍尔（Holl）和西伯格（Seeburg）——对奥古斯丁的专门研究的新教神学家本来会对这样的论断感到惊讶，但这篇在报纸上的文章没有到他们手里。它是用来彰显路德对奥古斯丁的继承，为一般的新教徒而作：“路德加入了他的信仰者的观念，对奥古斯丁来说，其良心直接站在上帝面前。”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正是对非制度个人良心的关注这一遗产。

对她来说，文章是她的哲学研究和关于浪漫派研究的桥梁。她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现代自传体小说的先驱，“以虔信派的方式间接写成”。“随着世俗化的总体运动，在上帝面前的宗教反思丧失了它曾经具有的权威性，仅仅成了对个人生活的反思。它随着莫里兹的《旅行者安东》，以一种再现的方式，第一次发生在德国。莫里兹尽管受虔信派的深刻影响，但他把对生活的‘陶醉式’描述从虔信派宗教的领域中挪了出来。优雅的概念完全屈从于自主的自我转换的概念，个人生活故事最后在歌德那里以‘留下烙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生活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拉尔·瓦恩哈根，这位歌德的敬佩者和自传体忏悔录的作者，以她天生的全部激情来回应的发展。当阿伦特写作拉尔·瓦恩哈根传记时，她在博士论文的背景中所阐释的奥古斯丁的维度——忏悔式的、人格化的、孤独的奥古斯丁——出现在他的意识的现代继承者、追随歌德的浪漫派那里。“自主的自我转换”是阿伦特著作的主题，尽管她的问题是：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阿伦特使她的哲学研究领域从奥古斯丁转到了19世纪早期的德国浪漫派。斯特恩在1930年在海德堡开始他的讲师资格论文写作，汉娜·阿伦特，在她工作时，与这个城市的许多熟人重新获得了联系。她经常去雅斯贝尔斯家里，偶尔也去参加玛丽安娜·韦伯家周日下午的聚会。斯特恩夫妇也去参加列奥普尔德·福特瓦格勒（Leopold Furtwängler）母亲家里的音乐会，有一次曾很高兴地在那里听了汉娜继父的女儿克拉拉·比尔沃尔德所演奏的钢琴独奏会，福特瓦格勒曾予以高度赞扬。

当斯特恩写好音乐哲学研究计划的草稿时，他们移居法兰克福，并融入了这个大学的学术生活，那时它正以最有活力、最进步的教育中心之一出现。他们参加卡尔·曼海姆的讨论会，听一位新教神学家——他当然是没有忽略奥古斯丁——保罗·蒂利希的讲座。阿伦特积极参与这些讨论会和讲座，她强大的学术能力、复杂中见清晰以及她有时提出的极难理解的问题和观点，很快成为一种传说。她有幸被法兰克福的学生作为值得在每年的学生嘉年华会上进行调侃的名人挑选出来——这是希特勒上台前在法兰克福举办的最后一次嘉年华会。一个叫理查德·普兰特（Richard Plant）的年轻学生——后来在纽约成了她的朋友，他曾在城市学院教德国文学，他写了一个幽默故事，西奥多·阿多诺、保罗·蒂利希和汉娜·阿伦特及斯特恩的为人和哲学行话在故事里得到详尽的再现。在法兰克福的这段时期，正如斯特恩所记得的那样，它是“一段十分快乐的时光”；他们和新的、政治上更为觉悟的、职业的朋友们玩得很开心，他们也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居住，美因河（Main）畔一个寺庙的房舍。

当斯特恩的讲师资格论文写作明显不会取得成功时，他们就搬回了柏林。君特决定找一个记者的工作，起初，他给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带去了他曾在法兰克福所做的“作为哲学家的布莱希特”的广播录音。布莱希特对这个片段有深刻的印象，他受斯特恩之托给他的朋友赫伯特·耶林（Herbert Jhering）打了电话，后者是柏林一家期刊颇有影响的评论家。耶林照办，尽管事实上他对斯特恩自称是一个哲学家表示怀疑：斯特恩断言布莱希特的独立性，但布莱希特认定他自己必定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已经作了一个十分感性的预设：任何出于其自由意志，阅读过海德格尔的人必定比一般人更专一。赫伯特·耶林没有遇到阻碍，他雇佣斯特恩做了报纸文化版的职业记者。很快，斯特恩就写出了关于各种论题的文章，从神秘小说到最近关于黑格尔的会议，他在文化版面写得如此之多，以致耶林有些担心。他告诉斯特恩，这个版面不能搞得看起来像个人作品秀，他们不得不秉公做事。考虑到这个要求，他们找到了一个上佳的方式，君特·斯特恩采用了笔名君特·安德斯——在之后整个漫长的记者和作家生涯中，他一直用这个名字。

法兰克福这个时期最具活力的学术挑战是卡尔·曼海姆于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其后多年，这本书广被阅读和讨论，它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各部分所拓展的范围被广泛关注，知识社会学热点趋势的意涵也为人们所考虑。在斯特恩夫妇回到柏林后不久，一个具有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期刊《社会》，问汉娜·阿伦特是否能给曼海姆的书写书评。编辑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 Hilferding），此人和玛萨·阿伦特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协会十分友好，他需要一篇批判性的书评，因为他感到曼海姆的书对社会主义造成了威胁。汉娜·阿伦特同意写这个书评，但她在书中看到了另一个威胁，于是作为哲学自主性的保卫者写了一篇文章。

曼海姆原是希望鼓励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思想如何受经济和社会存在的制约进行一种批判性的理解。他指出，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的学术表述，可能服务于一个试图维持其历史上赢得权力的社会经济团体的利益。一个试图带来变革，试图在未来取得权力的团体的利益，则要由以乌托邦形式的学术表述来服务。然而，曼海姆指出，过去导向的意识形态和未来导向的乌托邦，都不得不忽略实际的、现在的形势，一个无法应对变革，另一个把未来的幻象当成了现实。在两种情形中，思想，服务于行动，如此就不是自主的。

一个比阿伦特所从事的哲学化模式更具挑战的图式几乎无法想象。曼海姆使用了过去导向和未来导向这样的术语，它们曾在阿伦特博士论文中居于中心地位，虽然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当奥古斯丁试图寻求对人的处境的局限性之超越时，他曾看到人的终极未来和他最初的过去——欲求的既非现状之维持，也非世界中的变革。行动对奥古斯丁来说是个人的，它服务于思想或信仰。

阿伦特对曼海姆的批判集中在他宣称的“思想服务于行动”；这是对哲学自主性的挑战。她提了一个逻辑问题：思想如果为社会经济形势所决定，又何以能说它忽略了那种形势？如果思想能忽略实际形势，那么，她指出，它的根源就一定在其他地方；那将意味着思想并不单是行动的仆从。她接着举例支持她的观点，列出奥古斯丁的“邻人间的爱”的观念，作为一种超越性思想的例子，既不受实际形势的决定，也不服从于世界中的行动。她辩论说，邻人间的爱，是一种指导行动的思想；上帝之城既不是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他的乌托邦。

对阿伦特而言，曼海姆的社会学，和她认为最重要的哲学，即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沿两个相反的方向展开的。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寻——这种存在是所有存在的基础，人们注定要对它提出疑问，雅斯贝尔斯对有限情境的探索——在这一情境中，人们对他们存在的意义提出问题——两者都预设哲学思考不受一般情境束缚。她认为，曼海姆的观察在一般情境的框架内颇具启迪意义，但是他宣称思想这一不同寻常的活动也是植根于一般情境，将此联结在一起，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阿伦特反戈一击指出，什么是曼海姆自己思想的来源呢？它也植根于一个实际的情境——或者是意识形态或者是乌托邦——吗？社会学自身难道还没有提供证明思想如何引导和型塑世界中行动的例子——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吗？

在这篇有着严谨而细致的论证的书评以及她和君特·斯特恩论里尔克诗作的文章中，汉娜·阿伦特关于思想非世界性和爱是一个超越性原则的阐述达到了顶点。她对曼海姆著作的批评，以及对里尔克诗歌的哲学发微源于同一个立场。里尔克对她来说是现代世俗化世界的奥古斯丁，他的那首诗是“宗教文本的最高形式”。对里尔克来说，正如对奥古斯丁一样，人不是以此世为家的生物，他们奋斗着超越轮回，超越自身的必死。里尔克没有上帝救赎性风格的意象，他在诗歌中所描写的恋人，都试图通过爱而寻求超越，从来不会从他们的努力中停下来。人们从来没有到达里尔克所说的“天使们”的国度。但当他们奋争时，他们通过世间令人震惊的美好事物而上升，变得更加自由于这些美好事物的特殊性，更加自由于他们自身。

难道不是在爱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从被爱的人那里解放出来，颤抖着，忍受着：

正如箭忍受着弦，以便在绷紧时变成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110

阿伦特从来没有失去对奥古斯丁的尊敬以及对里尔克——她那一代的诗人，德国浪漫主义最后发言的诗人——的尊敬。但她渐渐质疑作为生活原则的超越性的爱，正如她渐渐质疑哲学的自主性一样。

作为自传的传记

到1930年，在移居柏林之前，汉娜·阿伦特决定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拉尔·瓦恩哈根那里，而不是探讨整个德国浪漫主义的话题。在柏林，她再次和科特·布鲁门菲尔德以及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助手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她把布鲁门菲尔德当作精神教父，她的朋友们则当作支持者。有一帮朋友对阿伦特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缓慢而费劲。阿伦特使用的不仅有已经出版的瓦恩哈根书信——是由拉尔的丈夫选编和校对的——还有普鲁士州立图书馆未出版的材料。拉尔快速的笔迹和无法辨认的拼写使她的书信和笔记很难阅读，但阿伦特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能使她的传记增色的书信，也算是对她的辛苦的回报。其中一封拉尔的信由阿伦特在一个流行手册《1932年德国犹太人年鉴》上发表，是和一篇关于拉尔·瓦恩哈根时代的柏林沙龙的短篇一起发的。1932年的《年鉴》专门讨论歌德的生活和著作，阿伦特的文章被用来展示歌德的柏林崇拜者的背景和拉尔·瓦恩哈根这样的热心崇拜者的态度。

《拉尔·瓦恩哈根》是一部传记，但它确实不容易归类。它并不那么切题，如其副题所说的“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而是一个人思想中某个思想的发展历程。拉尔的思想坦率而简单：“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是个犹太女人。”汉娜·阿伦特追溯了拉尔这种想法的轨迹，从她最初孤独的推理——它使拉尔无从把握她犹太人身份的意义，到她最终自我意识的理解以及对它的接受，最后和其他人成为“局外人”犹太人。

如果拉尔是一个20世纪的女人，而非生活在18世纪，阿伦特的传记可能是一个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故事。实际是，它是一个20世纪的女性对18世纪的女性追求友谊家园的叙述。阿伦特在1933年于《科隆时报》首发、然后又在《犹太人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十分清楚地区分了其间情境的不同：她宣称，随着希特勒攫取权力，德国犹太人历史上的一章——被称作“同化”的一章——翻到了尽头。这个时代曾和拉尔·瓦恩哈根那代人一道开始，他们试图通过皈依基督教和与异教徒联姻以摆脱犹太人特性。当种族主义成为德国的国家政策，并把所有出路关闭时，这个时期就终结了。

阿伦特传记采取了一条复杂且经常是模糊的路线；只有很少的编年或语境的参考材料出自拉尔书信的引文森林以引导读者。汉娜·阿伦特对引文的极大喜爱，闪耀于每一页，在她所有的书中这种喜爱都是明显的。她多年之后对瓦尔特·本雅明写作方式的描述也适合她写作传记的技术：“著作的主体包括从各自背景中抽出的片段，以一种能够相互呼应的方式进行全新的组织，能够证明处于自由漂流状态中它们的存在之理，似乎它本来就是如此。”111《拉尔·瓦恩哈根》中的引文不仅证明各自的存在之理，也说明阿伦特写作传记整体的方法：讲述拉尔的生活故事，犹如她自己可能讲述的那样。传记是一种自由漂流的状态，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局限，只受阐述“引文”产生的思想进程的限制。英国小说家西贝尔·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于1958年写了书评，他准确地抓住了其特质：它是“一本无限抽象的书——缓慢，杂乱，静止，奇怪地让人感到沉闷；阅读它感觉就像在一个没有表的酷热的房间里坐着一样。人们可以感觉到主人公，那个等待着的、几近疯狂的女人；人们可以意识到，几乎是在身体上，她那热烈的女性气质，她的挫折”。112

这本书从故事的结束处开始，阿伦特引用了拉尔·瓦恩哈根临终时躺在床上所说的遗言：“我一生中对我来说似乎最感羞耻之事，也是我生活的痛苦和不幸——就是我生来就是一个犹太女人——我现在决不后悔如此。”113然而，书中所展开的故事实际上是从对启蒙式理性的描摹开始的，它“带来了从客体及其显示的解放，创造了一个纯粹观念的领域以及一个世界，任何理性的存在无需借助知识或经验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114在她经历诸事之前，拉尔·瓦恩哈根通过这样一种理性与她的犹太人特性保持着距离，当这一理性集中于自我时，就谓之内省。当世界、行动或爱由于它们威胁到个人身份耻辱感的揭示而被拒斥时，内省可以充实生活；对那些还没有学会把追求个人幸福转化为对真理的激情的人，它可以把他们从失望中拯救出来。

对于拉尔·瓦恩哈根所实践的、拉尔的同人及其英雄们所赞赏的内省（introspection），汉娜·阿伦特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内省成就了两个结果：它消灭了实际存在的情况，将之化为情绪，同时它又给一切主观的东西提供了一种客观性、公开性、极其有趣的光环。在内省中，什么是私密的，什么是公开的，两者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私密被公开，公开的事情也只是在私密的领域中被体验和表达——最终就成了闲谈。”115内省的、忏悔式的拉尔·瓦恩哈根——她作为拉尔为德国文人所熟悉，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oau）作为让·雅克为法国人所熟悉一般——吸引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但是，因为她生活在保护自身的一般性外壳之中，她在“内心是愚陋的”；她不能指明她实际是谁。

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对内省的批判也暗含于她自己的自传式素描《影子》；它保持汉娜·阿伦特对人的理解的标准部分。后来她认识到，内省的外壳能保护那些人，与拉尔不同，他们热心地拥抱犹太出身，当犹太出身由于那些拉尔·瓦恩哈根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件而变得让人尊敬时，他们便如此行为。例如，在1967年，阿伦特尖锐地写到一位女性小说家，这位小说家曾以在阿伦特看来浅薄的方式支持以色列：“她的党派性是幼稚的、孩子式的，她谈起话来像任何缺少反省的犹太人。颇具典型特征的是她已经几近过分地反思过自己，但她仍然从未反省过自己的犹太女性身份。”116阿伦特对内省的批判是一种政治的批判；她关心的是保存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间的区别，以展示内省如何蒙蔽政治理解。以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内省是汉娜·阿伦特年轻时的错误；1931年在柏林时，阿伦特就认识到这个错误迫切需要改正。

把拉尔·瓦恩哈根带出孤立状态的不是政治形势，而是和一个异教徒冯·费肯斯泰因伯爵结婚的不同寻常的幸运前景。拉尔有机会成为一个特别的人，一个在异教徒社会内部被认可的人。伯爵“代表着一切，但不幸的是，不代表他自己，这就没有什么用了”。117他提供了一个世界，但是在拉尔的柏林沙龙的世界里，他完全置身于局外。在费肯斯泰因逃回他家庭熟悉的怀抱之后，拉尔进入了她思想之路的一个新阶段。她还是总结着，但她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去那么做的。对其他人来说，失望的拉尔留给人的是一张严肃、冷酷而淡漠的面孔，她希望这能促使她的崇拜者理解她的不快乐，而不是为她的个性所迷惑。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在“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面前退却了。她最终也撤回到巴黎，到简单事物中去寻找快乐，退回到一个简单的事情，这开始表明她和别人的不同。

当她返回柏林，拉尔——通过另一个危机——进入了又一个阶段。和费肯斯泰因在一起，她曾试图丢掉她卑微出身的不体面，而代之以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一种伟大的爱，和贵族的婚姻——但这次，她试图通过爱“美的东西”，一种独立于现实的神秘艺术而丢掉她的生活。118她爱上了西班牙驻柏林的大使秘书，堂·德奎约，一个帅气的外国人，在德奎约眼里，她并不首先且主要地是一个犹太人。德奎约曾经被拉尔的热情所折服，被她沙龙的朋友们所搞混，当他和她分手时，拉尔“看到她的生活从外面看似乎只是个游戏……她看透了这一切，她的生活成了一种叙事”。119拉尔曾深深地忏悔，并对自己说过许多话；现在她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讲她的故事，她意识到了她的听众，和其他人团结在一块；她说已经从导师歌德那里学会了文学概括的能力。同时，她学会了历史地讲故事，变得对历史和历史背景感兴趣。“拉尔被费希特（Fichte）的《告德国人民书》改造了。”120这些成就——团结、讲述故事和历史意识——是拉尔的概括如何变得丰富的标尺。它们也是拉尔的传记作者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追求的成就。汉娜·阿伦特为团结、为文学的概括——她的《拉尔·瓦恩哈根》是一种如临其境的叙述故事的努力——为历史意识而努力。但既不是同化，也不是民族主义。以费希特、谢林和德国浪漫派，包括拉尔·瓦恩哈根的方式，阿伦特没有同化，而是向犹太复国主义靠拢。

拉尔的思想生活中，她没有经验过的概括似乎要让位于真实，就在这个时刻，阿伦特讲的故事戛然而止，又重新开始。阿伦特的浪漫画卷有另一面，一个夜晚的层面，因为她心中的拉尔实际上没有方向，也没有榜样来引导她的发展。在夜里，拉尔在海上——没有方向，独自一人。阿伦特用一章打断了这个故事，她专门写了拉尔的梦中生活，并表明这种生活如何不可能，“在夜晚才有归宿的希望……继续向前移动，同化，学习历史，在夜里都成了一种滑稽而没有希望的游戏。这样的鸿沟裂开时，只有‘糊涂’指向一条永远的出路，对任何一个极端都不必认真，它导致放弃并带来新的力量，在这种糊涂中两个极端混在了一起”。121在她自己的时代，这也是汉娜·阿伦特的答案：既不是同化，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糊涂。

“白天和黑夜”，讲拉尔的梦的一章，没有编年时间的位置。尽管其中充满了忽前忽后的跳跃，该书其他章节是按确定的时期来处理的，它们的标题和颇有帮助的日期结合在一起。但没有日期的“白天和黑夜”描写了拉尔在十五年间所做的梦；它提供了拉尔生活的背景，从遇到冯·费肯斯泰因伯爵时开始，到和奥古斯特·瓦恩哈根结婚后“停止做梦”时为止。这个古怪的一章是阿伦特该书的中心。它的主题——“糊涂指明了唯一的出路”——引导着随后所有的变奏。

汉娜·阿伦特在政治层面支持糊涂，政治层面并非拉尔·瓦恩哈根世界的一部分。但阿伦特也在感情的意义上选用糊涂，它们是非时间的，十分接近拉尔·瓦恩哈根的意义。阿伦特的梦，她年轻时的诗，都充满了模糊的征兆和抽象的失望。但拉尔·瓦恩哈根不断地忏悔，她的梦告诉她，她的犹太人特性是无法根除的，而汉娜·阿伦特则使自己最为私人的世界保持着秘密状态。她在《影子》中描述的“充满了生活的无限欢娱”的童年时的梦，无论它们是苦是甜，都已经被打断了——她的父亲失去了，后来一个几乎和他父亲差不多大的恋人也失去了。她生活中的阴影和她在一起。在海德堡的时候，她告诉朋友她曾经做了一个逼真的梦，一个著名的教授死了。即使每天让她清醒的一杯杯咖啡也不能帮她认识到那是一个梦。那天早上，她把因这个人的去世而带来的痛苦之情告诉了别人，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便打电话给那人的家里。当他们从迷惑的教授妻子那里得知他正在安静地阅读时，那是阿伦特十分担心的时刻：那是多么尴尬的一刻！死亡和消失，无家可归——这些景象接连出现在她的梦里；随着现世中的经验越来越让人害怕，1933年后，这些景象更加突出了。在梦中，她过着她在1951年的一首诗中所说的生活：“我的睡梦中色彩斑斓的层次/对我们世界的陡然的空虚感到害怕。”

关于拉尔梦里生活的一章十分精彩，它只关注于拉尔痛苦的犹太人身份。拉尔所记录的梦还有许多其他内容——她的生活中还有作传者忽略的因素，例如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不怎么漂亮的容颜，她对年轻男孩的吸引力。阿伦特对内省的反对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富有意义的，但这也解释了她为何不愿意谈起自己家世的记忆、她痛苦的童年和由此带来的害羞、多情、不耐烦、不善沟通。甚至阿伦特的政治结论——“糊涂”指明了出路——也是非自我意识的，因为糊涂，以及它实际的必然结果，拒绝加入有特定程序的团体，也并非没有危险。糊涂可能意味着无根，拒绝加入其他人可能意味着无法行动。在《拉尔·瓦恩哈根》中，阿伦特的态度产生了紧张。《拉尔·瓦恩哈根》这本书中有好几个断裂，在白天的故事与拉尔的梦之间有最深刻的存在。另一个断裂是拉尔三次婚姻的前景和她生命中出现的三个不同的人的故事，他们不是被作为进入特定的、异教徒世界的入口来爱的，而是作为个人来爱的。这三个人是政府官员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z）、贵族和战士亚历山大·冯·德·马维茨（Alexander von der Marwitz）和犹太诗人海涅。根茨给拉尔展示了政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与拉尔拉开了距离，因为他的职业中不需要一个犹太女主人；冯·德·马维茨告诉了拉尔他们时代的实际情况，他以一个贵族和对历史的保守者的傲慢来看待那个时代。这些人皆非无用之辈，尽管他们无从抓住拉尔·瓦恩哈根所感到的失望，拉尔没有通向政治之门路，没有爵位，没有特点或优点。只有海涅，她的旧时的朋友，理解她的劣势地位：“只有同船的奴隶了解彼此。”122

当她写作《拉尔·瓦恩哈根》时，阿伦特变得越来越敏感于拉尔时期沙龙思想的形成以及当时知识界如何被扭曲的途径。但这样的过去，这样的政治故事，其中根茨、冯·德·马维茨和海涅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存在于传记背景之中；在前台，则是拉尔和她犹太人身份的斗争以及标志着她奋斗阶段的婚姻的前途。然而，在此书最后两章，平衡转换了，拉尔艰难努力的政治寓意以及不时对她的犹太人特性的模糊的回复提到了前台。这是此书前十一章和其他最后两章之间另一类型的断裂。

在1933年逃离柏林之前，汉娜·阿伦特刚完成前十一章。她在1938年夏天写了最后两章。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52年首次阅读了全书，他注意到最后的章节与前面的章节语气十分不同，就问其中缘故。

我在1938年夏天匆忙完成了该书的最后部分，因为（海因里希）布吕赫和（瓦尔特）本雅明非要我完成不可。它完全是以我那时接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同化的批判词汇来写的，到今天我也没做什么修改……那时作为一个年轻女人我实在是幼稚；我发现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让人十分头疼。科特·布鲁门菲尔德让我看到了问题的实质。123

科特·布鲁门菲尔德让她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而布吕赫和本雅明的政治国际主义则给她更为开阔地看待犹太人命运的途径。在最后的几章，她清楚地提出了同化者最终所处地位的僵局：“在基于对犹太人整体敌意基础上的社会——那种情况出现于犹太人所生活的所有国家，直到20世纪——只有通过同化为反犹主义者，才有可能被同化。”124这就是拉尔·瓦恩哈根拒绝做的事情：她拒绝做一个反犹分子。她所生活的世界，她曾经试图融入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反犹，而不是相反，拉尔更加坦率地接受了她的犹太人身份。汉娜·阿伦特揭示，拉尔作为一个女性意识到反犹主义不是德国或欧洲历史中的一个畸变：“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是如此地偶然和不可思议……相反，它准确地描绘了社会的状态，勾画了实际社会结构中丑陋的鸿沟。”125这种觉醒成了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论反犹主义章节的中心思想：她指出，反犹主义不是一种所有时代的必然产物，也不是现时代的偶然事件：欧洲民族国家和欧洲犹太人的兴衰是同步的。

转向政治

在1931年和1932年，汉娜·阿伦特的思想着实变得越来越多地关注于政治与历史。她花了许多时间和科特·布鲁门菲尔德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朋友们在一起，见了政治学院好几位犹太教授，这个学院是德国最为独立而具有创造性的中心之一，也是少数几个对没有大学学历的学生开放的机构之一。阿尔伯特·所罗门（Albert Salomon）曾经在高中讲授社会学，也定期地给《社会》杂志写稿，他成了阿伦特的朋友，在他加入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团体后，他是得力的提供推荐信的人。西格蒙特·纽曼（Sigmund Neu-mann），保存着高中的报纸档案，他后来写了好几篇研究纳粹主义的论文，阿伦特十分欣赏这些文章。纽曼移民美国，在威斯里亚大学取得教职，在那里他于1961年给汉娜·阿伦特提供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

阿伦特被邀请给《社会》写评论，有一篇是为马克斯·韦伯在其他两位社会学家魏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艾德加·雅菲的帮助下创办的杂志《社会学与社会政治研究》所撰写。这篇评论是卡尔·雅斯贝尔斯推荐写的，它与阿伦特的德国浪漫主义研究联系得十分紧密。她评论的是汉斯·威尔（Hans Weil）的《德国教育原则的起源》一书，该书勾勒了德国18世纪晚期关于两种教育观念的讨论，“朝一个理想发展”和“内在潜力的开发”，它们与两种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与虔信派传统相连。126威尔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两种观念是如何被赫尔德（Herder）和冯·洪堡（von Humboldt）混合在一起的，并揭示所导致的原则在拉尔·瓦恩哈根的时代如何被“教育精英”所接受。

在她的书评以及一篇题为《启蒙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她从《拉尔·瓦恩哈根》背景中暗含观念的历史出发，赫尔德作为阿伦特的英雄出现。他的哲学观念与拉尔·瓦恩哈根更为私人地表达的观念相近。反对启蒙把“理性真理”提高到“历史真理”之上——这曾出现在莱辛（Lessing）的著作中，为摩西·门德尔松采纳，然后被拉尔那代的犹太人例如大卫·弗里德兰德（David Friedlander）使用，以否定犹太教是“历史的”宗教——赫尔德强调个人与民族历史的重要性。正如他对犹太人放弃如下两种观念——他们的历史存在随着耶路撒冷神庙被摧毁已经终结；犹太教是一种期待与人类的普遍理性同化的“理性的宗教”——提出挑战，他也对德国人允许犹太人作为民族整体进入德国国家提出挑战。赫尔德对市民解放的倡导是和启蒙诉求相伴的观点，没有政治保证，基于人的尊严的普遍主义和宽容，不足以保证不同的个人或不同渊源的民族。赫尔德所关注的个人差异和人类历史发展差异的一面，并不是汉斯·威尔在他关于赫尔德教育原则的讨论中所强调的因素，但阿伦特认为这十分重要。赫尔德确信历史是一个进程，一个多样性展示的过程，由此教育也就是一个进程。教育应当是一个朝和谐的形象或模范（常常是古代的伟大榜样）的持续努力，它应当导致个人的发展、自主同时又意识到他们在“个人的链条”——传统中的位置。

赫尔德的著作同时考虑犹太教传统与个性，这对阿伦特颇具吸引力；这也与她对犹太人同化的批评和对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成功日益深刻的理解相随。后来她可能把赫尔德作为她所探讨的一种趋势——把历史引入政治——的先驱人物之一，这一趋势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她也意识到，并在她的评论中指出，赫尔德的单一“民族”“有机”发展的概念是作为自主性的否定错误地构建出的，即使人们不被当作“命运车轮上的蚂蚁”，也可能被看作是自己生活发展车轮上的蚂蚁。历史一旦变成了一本书，人们在这本书中寻求真理，像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就可能把每一个群体的“民族”看作是那本书中的一章，其作者则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命运。

阿伦特从未放弃的赫尔德思想中的一面是其教育原则。她后来把一个有教养的人界定为“知道在现在和过去的人群、事物和思想中如何选择同伴的人”。127赫尔德认为理性是一种“进入世界或现实全新的可能性”，是一种涉及对判断来说必须保持“距离”的能力，在赫尔德的这种观念中，阿伦特后来看到了一条出路，人们可以既不靠绝对的真理，也不靠以绝对真理的恐怖形式——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存在的各种主义之信仰而活着。当她有了这样的观点后，她对莱辛在启蒙中的位置便刮目相看了。她曾经认为莱辛的宽容植根于这样一种意识，不同的观点具有共同来源，这一来源将在历史终点展示出来；她曾经视这种宽容为一种对“历史真理”的拒绝。当她认识到莱辛在自己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历史思想所扮演的重大政治角色时，阿伦特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启蒙。她认为莱辛的观点十分深刻，在1959年接受莱辛奖时所做的演说中阿伦特解释了为什么。

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通过对话而被人文明化的地方……[对话]领域之外的每一个真理，无论它给人们带来好事或坏事，在言辞的字面意义上皆是不人道的：但不是因为它可能促使人们相互间作对，将人们分开。相反，这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所有的人会突然在一个单一的意见中联合起来，结果是一种意见将从许多种意见中胜出，似乎不是具有无限多样的人们，而是单一的人、一个种类或一个模型将居住在地球上。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只能在各不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空间形成的世界将一起消失。由此，关于真理与人道的关系，可以在莱辛的一句话中找到最深刻的注脚，这句话看似从他所有著作的智慧中所得出的最后论断。这个句子是：

让每个人说他所认为的真理，

让真理本身由上帝去说！128

阿伦特曾经把莱辛看做是一个历史真理的诋毁者，现在她又回过来，在莱辛那里发现了人的多样性和历史多样性的证明，从这种政治思维，可以看出她已经离她的书评和论文《启蒙和犹太人问题》的立场走了多远。当她了解一些历史真理后，她不再是观念史的支持者了。她停止了对思想家的分类或历史影响、思想谱系的探询。她发展出一种方法，她非正式地名之为：深海采珠。129这些珍珠在历史表面下深藏着，它们是她所寻找的大海造就的丰富而新奇的宝藏。

尽管她的书评和文章写的是她很快就抛弃的非世界的观念史，汉娜·阿伦特也受到了周围学术氛围中大变革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后来在1931年提到了他对大学训练出的作家的幻灭感：“我认为一种反学术的情绪——十分地不可理解——在你那里日益增强。”130阿伦特开始阅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Trotsky），并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的事务。在她给《社会》所写的第二篇书评中，她第一次探讨了一个当代政治问题：她的任务是给爱丽丝·鲁尔—格斯泰尔（Alice Rühle-Gerstel）的《当代妇女问题》写书评。131

在书评的开头，阿伦特提醒人们注意她那个时代女权运动的成就与劳工妇女处境之间的差异。“尽管她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在可以比较的职位上，妇女不仅必须接受比男人更低的报酬，而且还要有与她们的新地位不再般配的任务。这些任务部分基于社会的事实，部分基于生理的事实：在她的职业之外，一个女性必须料理家务，照顾小孩。这样，女性自己谋生的自由似乎意味着或者是在家庭中受奴役，或者是家庭的解体。”鲁尔—格斯泰尔，一个阿德勒式的心理学家，把这个困境作为她的出发点，构建了一种过度补偿的女性类型，他们必须处理加在她们头上的社会和生理的限制。妇女已经变成了家庭主妇、女王、女魔；她们具有同情、孩子气、精明和焦虑。阿伦特发现这一类型是该书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很有可能的是，当她把拉尔·瓦恩哈根描述成一个曾经利用她的丈夫来让自己成为荣耀的“女王”时，阿伦特想的正是这一类型学）。

但是，鲁尔—格斯泰尔著作的政治维度才是阿伦特关注的中心。鲁尔—格斯泰尔建议，妇女在家里没有财产，是他们丈夫的雇员，在市场上往往也总是雇员而不是雇主，她们应该把自己当无产者来看。阿德勒式的精神分析，强调个人征服他们的自卑感、获得力量的途径，是一个对德国工人运动有显著贡献的精神分析学派。尽管阿伦特意识到其贡献，她还是反对鲁尔—格斯泰尔的主张。她认为，太多的强调放在了个人和他们的雇佣—被雇佣关系上，而决定妇女地位的基本单元——家庭，无论是无产者的或者是资产者的，才是直接的问题。阿伦特注意到了这种处境所暗含的两种可能性——在家庭中受奴役或是家庭的解体——但她并没有在她对鲁尔—格斯泰尔所关注的问题批评后，提出一个主张或另一种可能性。

对她未来的著作清楚得多的，也是更有意义的是她对当时女权运动的批评。“女性还没有走到政治的前线，那仍是男人的前线；再者，所有女权运动的前线实际上只是一个单一的前线，‘女性’的前线。具有特点的是，女权运动从来没有联合起来以实现实质性的目标（除了在慈善工作领域）。建立女性政党的徒劳尝试展示了这个运动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和青年运动的问题一样，青年运动只是为青年，正如妇女运动只是为妇女一样。两者都一样抽象。”在这一批评中，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如何在实际情形中使团体看不到变革的讨论，以及阿伦特对科特·布鲁门菲尔德犹太复国主义的讨论，在此皆可以听到回音。一场不进入政治舞台、不把它的意识形态转化成反映实际形势变化的具体目标的运动，只能处于抽象的状态。“职业女性是一个经济事实，另一边是女权运动的意识形态。”女权运动如不准备在政治前线行动以实现具体的目标，它就没有什么结果——过去所有的影响，例如投票权的成就，也是从这样的政治行动中来的。阿伦特批驳把妇女问题从更广阔的政治问题中孤立开来看，正如她后来反对把犹太人问题从民族与国际政治问题中孤立开来看一样。关于青年运动的领袖——他们后来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农民运动，阿伦特在1945年写道：“先锋人员完全满足于他们的小圈子，在那里他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对犹太或巴勒斯坦政治鲜有兴趣，实际上他们每每对此厌倦，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民的总体命运。”132

阿伦特以罗莎·卢森堡曾经的方式反对女权运动。卢森堡的朋友克拉拉·捷特金（Clara Zetkin）是一位热情的妇女权利运动分子，她十分喜欢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中的话，这句话让鲁尔—格斯泰尔十分高兴——“他是家庭里的资产者，妇女则代表无产者。”罗莎·卢森堡努力让她的朋友知道，妇女所受的压迫，就像犹太人所受的压迫，只有随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到来才会结束。阿伦特没有支持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主张，她认为妇女问题应当是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她从来没有改变想法，总是支持妇女追求具体的政治目标，例如关于平等工作机会的立法，它们可以和其他政治团体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在阿伦特对妇女运动的批判中初次出现的是她后来在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所作的区分——她认为后者应当是行动的中心。

白天和黑夜

当汉娜·阿伦特形成在妇女问题上的观点时，她正在生命中实践着这个问题。她和君特·斯特恩在1932年继续共享着许多学术兴趣，但对同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正改变着阿伦特对日常生活和政治行动的态度，正如日常生活的处境正在飞速改变一样，这给她的婚姻带来了影响。

汉娜·阿伦特变得忙碌起来。安妮·门德尔松·威尔记得1932年的一天在街头遇到了她，听她谈到首次移民的事：她周围反犹主义日益高涨的浪潮正使得留在德国的愿望越来越不合理，她说。安妮十分惊讶，回答说她还没有感到对犹太人敌意的大幅增加。汉娜·阿伦特诧异地看着她的朋友，尖锐地说：“你疯了吧！”然后就扬长而去。但安妮·门德尔松当然不是一个人持这种看法。很少有人持阿伦特那样的观点——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实际上是在1929年开始的，那时他从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那里得到了资金支持。在1930年的大选运动中，全德国的人都把希特勒当成一个拯救者。玛萨·阿伦特报告说，在哥尼斯堡，镇上的人害怕在波兰危机上的一次入侵即将来临，希特勒被说成是“德国的保卫者”。纳粹党在选举中赢得了107个议席，只比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少36个。133

随着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判越来越认同，汉娜·阿伦特对不能理解黑暗政治局势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不能容忍。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备受推崇的另一种类型的批判——的作者，由于缺乏这种政治意识，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受到了冷遇。施特劳斯是犹太文化协会的助理，他曾在普鲁士州图书馆偶遇阿伦特，并努力向她献殷勤。当阿伦特批判他保守的政治观点，不给他面子时，施特劳斯大为恼火。这种恼火持续了几十年，当二人在60年代加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时变得更为严重。施特劳斯念念不忘汉娜·阿伦特对他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判定的残酷方式：她指出事实上的悖论，一个政党如果持施特劳斯所欣赏的观点，是不会给像他那样的犹太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的。

君特·斯特恩对纳粹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反应，远不像安妮·门德尔松那样幼稚，也不像列奥·施特劳斯那样学术化，但还不及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强烈。他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纳粹政党的时事通讯和期刊的摘录为他提供了他所讽刺的“纳粹说谎学派”的原材料（正如许多年以后，从美国出版社的摘要给他提供了另一个讽刺：“参观可爱的越南！”）。斯特恩写小说的那些岁月的熟人圈，大部分是共产党内部或周围的艺术家、记者和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汉娜·阿伦特的圈子则由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布鲁门菲尔德、《犹太人评论》的编辑罗伯特·魏尔什（Robert Weltsch）、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格奥尔格·兰道（Georg Lan-dauer）和出版商萨尔曼·绍肯（后来在纽约的绍肯图书公司，他雇佣了阿伦特）——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

通过这些朋友，阿伦特认识了其他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人。魏尔德玛·古里安（Waldermar Gurian），一个在早年皈依天主教的俄国犹太人，曾师从著名学者卡尔·施米特（后来他成了纳粹理论家）学习法理学。当纳粹的影响在柏林变强时，古里安注意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批评，并把他非凡的学术精力用于研究犹太历史。在他移民去美国在圣母玛丽大学获得教职前后——在那里他创立了《政治学评论》，他一直在写作关于反犹主义史的精彩文章。

那个时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较少有相互间的尊重，尽管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常常持有相似的理由——对伪善或自欺欺人的生活方式的拒绝，对资产者或同化主义者行为的抛弃。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视共产主义者为“红色的同化主义者”，而具有国际意识的共产主义者也经常把犹太复国主义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种类。这些意识形态的差别并没有使汉娜·阿伦特与君特·斯特恩公然分开，因为他们对各自阵营的意见均有所保留。但他们的学术圈子是分开的。有好几次，斯特恩参加了阿伦特召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讨论团体，一次他还就都伯林的小说《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发表了演讲，但当阿伦特在布鲁门菲尔德的赞助下，开始到德国各个城市旅行，并发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德国反犹主义的演讲时，斯特恩没有加入进去。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仁中，和他们的大学朋友们一起，汉娜·阿伦特因为她的学术能力而颇受敬重——通过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称号“雅典娜女神”就足以了解这些了。斯特恩没有这样的荣耀，他早期想做哲学家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和他们的声望及交往圈的区别一样重要的个人方面的情况是，斯特恩从不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所关注的问题和运动的观点的深度。阿伦特常常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甚至试图劝她的朋友卡瑟·莱文（Kathe Levin）（后来成了恩斯特·福尔斯特的妻子）从犹太复国青年运动的成员中退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社会》评论中所说的，布劳·威士的运动只是一个青年运动，为青年而发起的运动，而非参与政治。但她不愿意和斯特恩讨论她忠诚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本质。在他们一起进行她的奥古斯丁博士论文研究时，阿伦特也拒绝说她是否真地坚持超越之爱的原则，当他们一起写作关于里尔克对这一原则的现代理解时，这种沉默还是持续着。同样，当斯特恩从他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以及他的共产主义者朋友的讨论——那里经常讨论各种现代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回到家的时候，他会报告他们的争论情况，等待她的意见，但她并无什么意见。她在诗歌中所表达的生活的另一面他也不知晓。尽管他们都爱诗歌，她也欣赏斯特恩的作品——甚至记着并背诵他的诗——斯特恩从来不知道阿伦特的笔记本中充满了诗歌与诗歌式的片段。

君特·斯特恩当然不像曾和拉尔·瓦恩哈根结婚的“没有名字、没有历史，也没有……路边的乞丐”。134但是，像奥古斯特·瓦恩哈根（August Varn-hagen），斯特恩一直远离着他妻子内心深处的思想和经验；他是阿伦特白天的同伴，不是她梦幻之夜的同伴。奥古斯特·瓦恩哈根只是拉尔“值得信赖的朋友，在未来和现在他都很理解她，和她为伴”，是一种延续性和令人尊敬的接纳的源泉。对君特·斯特恩，阿伦特只是以这种方式去爱他、需要他，当她描写拉尔与奥古斯特·瓦恩哈根的距离时，她或许也是在写这种需要的局限性：

瓦恩哈根对她理解得越多，拉尔就越是被迫躲着他。一个人只能被作为一个有着特定轮廓的特定的存在，作一个特定的面孔才能被理解。一切使轮廓变得模糊的东西都必须被抑制，否则总体的理解就会被摧毁。那不是拉尔想要的。并不是她对他瞒了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是她没有说出夜晚难以名状的痛苦，白天让人迷糊的光芒，以及她克服精神忧郁每天所付出的痛苦努力……当她白天如此忠于瓦恩哈根，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永远循环、持续而没有休止的夜里的梦。135

海德格尔是汉娜·阿伦特展示她的忧郁和诗兴的对象；雅斯贝尔斯则像她的父亲。从君特·斯特恩那里得到的、让她感激的，乃是一种“总的理解”，一种对她白天的自我总体的接受。但当她白天的自我变得对她成问题时，他们便分手了。

当他们白天的社交圈、兴趣和成就的区别，开始与在国内政策上的分歧交织在一起时，阿伦特和斯特恩之间精神上缺乏默契这一事实便浮出水面了。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他的朋友中间，汉娜·阿伦特对生活的爱和她的冒险精神，正如她的固执和浪漫主义一样，都是十分出名的——提供了一个展示这种内在不一致的机会。他给汉娜·阿伦特一包黑色的哈瓦那雪茄烟，而君特·斯特恩则认为抽烟是男人的风格，还有污秽的气味。阿伦特不顾斯特恩的抗议，在家、在公开露面时都抽。汉娜·阿伦特抽雪茄，这是她断然不传统的体现，布鲁门菲尔德认可她的这种独立性，并予以赞赏，而斯特恩则以令人敬畏的瓦恩哈根的方式难以接受之。布鲁门菲尔德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很男人的”那种人。他是如此自信，是一个对女性颇热情的爱人，他不需要关于女人应当如何行为的老套观念，他令人仰慕，不断地鼓励他人，如父亲一般。在这样的人的周围，汉娜·阿伦特可以很高兴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像个女人。

在这些紧张的中间，家庭悲剧发生了。1932年4月，当两人正在汉堡拜访斯特恩的父母时，汉娜收到了玛萨·阿伦特发来的电报。克拉拉·比尔沃尔德服毒自杀了，她是在最为压抑的时候来到哥尼斯堡接受心理治疗的。汉娜·阿伦特立马离开前往哥尼斯堡。克拉拉·比尔沃尔德的死对玛萨·阿伦特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她曾努力多年以帮助她的养女；在克拉拉的一个男朋友死于急症，另一个抛弃她后，在她爱上曾经诊治她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分析医生后，玛萨·阿伦特都尽力安慰她。

玛萨·阿伦特总是深深地关心着自己女儿的生活，当阿伦特和君特·斯特恩住在柏林时，她经常过去看他们。玛萨·阿伦特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尽管不赞同它，对汉娜·阿伦特考虑的移民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情。当她渐渐意识到她的女儿关于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以及她对婚姻的理解时，她悲伤地接受了这个宣告：这个婚姻将不会有孩子。但是以巧妙的方式，玛萨·阿伦特对女儿婚姻的希望就会表现出来：他们一起拜访一个朋友，在和朋友的尚是婴儿的小女儿玩时，玛萨·阿伦特就会冒出一句“汉娜啊，你们为什么不生个这样的小宝宝呢？”。以她自己的思路，玛萨·阿伦特也不能理解汉娜·阿伦特的忧郁有多深——这种忧郁原本纯粹是私人的，但随着希特勒上台则有了令人害怕的政治语境。

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抗

君特·斯特恩在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一件嫁祸于共产党的纵火案，以作为一系列逮捕的借口——后离开柏林去了巴黎。斯特恩走了，因为他害怕刚刚重组的盖世太保会利用他们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那儿抄来的地址簿对柏林的左派人士进行清洗。尽管已经对移民问题考虑了数月，汉娜·阿伦特还是决定留在柏林；正如她在多年后所说的，她感到“再也不能做一个旁观者”。136她和斯特恩对危机反应的不同不是勇气上的程度不同，而是如一个朋友所说的“是个性的不同；她有着倔强的脾气，恰好可以用来反抗”。

斯特恩离开后，阿伦特更多地投身于犹太复国组织的活动，在1933年春天的反犹措施期间，他们的活动变得更加迫切。她把在奥匹茨街道（Opitzstrasse）的寓所贡献出来，作为希特勒的政权下逃跑者的中转站，这些逃跑者中大多数是共产党人。为逃跑的政治人物提供帮助，满足了她行动、反抗的需要，也宣布她与当局相反，与她所认识的其他人相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当局媾和。当然，在奥匹茨街道维持她生活中不让人注意的平常状态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寓所——1932年夏天斯特恩曾经住过——最后成了他们自己的家。137雕刻家和舞蹈家的来来去去不必检查。她接待朋友和亲戚：玛萨·阿伦特从哥尼斯堡来，一住就是好几天；爱尔斯·阿隆，保尔·阿伦特的妹妹弗里达16岁的女儿，第一次来首都玩。这些来来去去给陌生人提供了保护，这些陌生人往往在深夜或一大早出现。在她被带着去参观柏林的博物馆和城市的文化遗产时，爱尔斯·阿隆被指导何时接电话，如何接电话。当玛萨·阿伦特的社会民主党朋友们来电时，他们会带来关于把逃跑者送到哪里的信息，因为许多受害的左派团体在德国周围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联络站。

1933年春，阿伦特在参加这种地下转运活动的几个月中总是很紧张，以压迫者作为代价，也不是没有偶尔让人慰藉的欣喜时刻。安妮·门德尔松，她的姐姐凯瑟琳，和她们的妈妈在寓所隐藏了一个“法外”共产党人好几天。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一个邻居通过洗澡间的窗户发现此人，窗户正对着一个饶舌人家的院子。警察出现了，他们审问看门人，幸运的是，看门人是个共产党人。这个人十分机智、勇敢，足以挽回一切，他唤起了警察对三个一无所有的女性和一个男性来访者男子气概的同情，说：“朋友们，来吧，我们对这个事情大度点吧！”

喜剧性的时刻很少，好久才会有。正如阿伦特所回忆的，许多成功的逮捕都是“恐怖的，（尽管）被后来发生的事件完全掩盖”。138尽责的、有思想的人们，他们曾经无以领会正在发生的一切，现在则震惊地认识到，法律已无济于事。在1月，那时希特勒已担任德国要职，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曾就她所认为的移民很快就变得必要进行过热烈的争论。雅斯贝尔斯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犹太人要把自己从德国分离出去”。139阿伦特也试图当面以及在书信中解释给雅斯贝尔斯听，德国对她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德国是母语，哲学和诗歌。所有这些我能够、而且必须坚持。”140但她感到一切其他事情都很陌生，包括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德国人的本质。“过去辉煌中的德国”，她写道，“是你的过去，而我的过去，我不想说任何一句话。总体来说，（对德国的）每一种解释，无论从犹太复国主义者或同化主义者还是反犹主义者那里，只是说明我们的处境真正出了问题。”141雅斯贝尔斯仍然希望能够把阿伦特与她的德国人身份糅合在一起，在讨论中赢得她的“同意”。他为阿伦特担心：“人不能以否定、有问题及含糊的方式单独活着。”142雅斯贝尔斯认为，阿伦特对每个阵营的批评，甚至对犹太复国阵营的批评，使她没有立足的地方，没有进行积极思考的基础；对他来说，含糊是没有出路的。在4月的国会纵火案后，当阿伦特最后一次去拜访在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时，雅斯贝尔斯没再试图去赢得阿伦特的同意。因为当他们谈话时，纳粹剥夺犹太人的公务员任职及大学教职的立法已经生效。

汉娜·阿伦特把她在柏林所做的救助工作看作是对勇气和智慧的一种考验，在她的一生中她都保持着对那些人的友好，那些人看清当时的局势，并积极努力，而不论对共产主义者的身份的态度如何。例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就帮助难民逃往他的祖国，当时他在柏林的法国使馆工作，由于这一点他总是受到阿伦特的高度评价，尽管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有深刻的分歧。

然而，尽管汉娜·阿伦特对行动领域的进入——关于此点她后来提出了她的政治理论中最具原创性、最为精彩的一面——是她对逃亡工作的勇敢参与，她却很少说到这一点。她谦虚地意识到，许多和她一样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也卷入了更大的冒险；但谦虚和她对其他人所做的牺牲的诚实考虑，都不能够解释她的沉默。

在1963年一封关于颇有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公开信中，杰舍姆·肖勒姆（Gershorm Scholem）曾把阿伦特当成“来自德国左派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她反驳说：“我不是‘来自德国左派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你不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年轻时相互都不认识。那是我并不特别引以为荣的事实，也是我想强调的——尤其是自从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以来。我很晚才理解了马克思的重要性，因为年轻时兴趣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政治。如果我可以说是‘从一个地方来的’，那就是来自德国哲学传统。”143阿伦特在年轻时代不关心政治。但她是社会民主党员母亲的女儿，是左派丈夫的妻子；在柏林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依据安妮·门德尔松·威尔的回忆）；在1933年春她确实帮助过共产党人。汉娜·阿伦特想要强调的是，尽管那样，在那时以及后来，她的政治意识觉醒和反抗，不是作为一个左派分子，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觉醒和反抗。其中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

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行动方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造就的。1933年春，她受科特·布鲁门菲尔德以及他在德国犹太复国组织中的一个同仁之请，做了一些非法的工作。144他们要她到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以反映非政府组织、私人圈子、商业协会和职业团体中反犹的程度。她打算搜集反犹言论材料，这些材料往往没有在德国或外国出版社发表。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的“恐怖宣传”的材料，将被用来证实他们在第18届犹太人议事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做的宣言，该会拟于1933年夏天在布拉格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传递给德国犹太人以及所有愿意听他们话的人的信息，都包括在了他们委员会的解决方案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总体犹太人问题分析的极其准确，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悲惨的、有意识的方式展现。德国发生的事件，已经使那些试图仅仅通过公民解放或有意识的同化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幻想最终破灭——所有否定犹太人团结和共同命运的尝试都失败了。”145

布鲁门菲尔德选中阿伦特，因为她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正式联系，他知道如果一个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任务中被逮捕，整个组织就会受到威胁。如同阿伦特在多年后对采访者所言，她“十分高兴。首先这件事看起来对我很有意义；第二我有一种感觉，这样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大约好几个星期，她确实在做事情——她收集了“漂亮的一捆”材料。但是随后，在她和她的母亲去一个午宴的路上，她被捕了，被带到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局。警察也把玛萨·阿伦特带着前往问讯，并去阿伦特家里搜查。警察把玛萨·阿伦特和她的女儿分开，确信她们的故事将相互不符合，但他们从玛萨·阿伦特那里根本盘问不出什么故事。他们问她是否知道女儿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干什么，她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但无论她做什么，她做的都是对的，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并不比玛萨·阿伦特的简短陈述更具信息量的，是警察在她家里所搜到的笔记本和手稿：他们返还了这些哲学手稿，但还是花了好多天去辨认一个笔记本上复杂的字母——那是希腊语引文的汇集。

阿伦特被一个最近刚提升到政治部门的“帅气小伙子”逮捕，他不是很明白自己的职责。“他有一些疑虑。但他认为他该做什么呢？他总是说：‘一般情况下当我叫一个人到我面前来，我只是不得不按我们的记录核实案件，我知道要做什么。但我该如何处理你呢？’”他所做的实在是不寻常。在去总部的路上，阿伦特抱怨口袋里只有几根烟，说没有烟她就不会回答问题。小伙子十分有礼貌地停了车，为她买了好几包雪茄，并建议她如何偷偷地把烟带进她的房间。翌日，当他在审问时，她抱怨咖啡的质量，于是一杯更好的咖啡就送了上来。

尽管如此友好，她还是对逮捕她的人说了一堆谎话。“自然，我不能暴露组织。我给他讲令人激动的故事，他总是说‘我把你带进来，也会把你带出去。不用雇律师！犹太人现在没钱。省点钱。’与此同时，组织已经给我雇了一个律师。自然也是通过协会。但我把律师送走了。因为逮捕我的这个人有一张开明、诚恳的脸，我把信任放在他身上，我认为那样会有更好的机会，而有些律师只知道害怕。”

阿伦特的德国警察信守诺言，8天后，她被释放。但她很清楚地知道，她是不大可能第二次幸运地遇到这样一个朋友了，她准备尽快离开德国。安妮·门德尔松·威尔回忆，他们在一个逃离犹太商人留下的酒馆举行晚会，享受和朋友在一起的喜悦，庆祝她被释放，那是“我们生命中最让人沉醉的一次”。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则以十分幽默的方式，把玛萨·阿伦特拥在怀里，特别高兴地向她宣布：“现在，我从你那里知道阿伦特的为人了！”

阿伦特和她的母亲离开了德国，她们没有旅行手续，只能从爱尔茨格伯奇山（Erzgebirge Mountains）密密的森林里取道，逃跑的犹太人和左派分子都知道那是“绿色前线”。她们朝布拉格进发，那里已经成了纳粹德国逃亡者的都城。以布拉格为基地的左派流亡者已经组织了一个边界联络站网络以帮助人们从德国逃跑，帮助时事通讯者和送信者进入德国。阿伦特一家去了卡尔斯巴的联络站，长期以来这是德国最为著名、也是网络中最重要的站点。她们在夜里穿越捷克的边界，避开了关卡。她们的逃跑十分简单：一个有同情心的德国家庭有一座房子，前门在德国，后门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在白天接待他们的“客人”，给“客人”们提供晚餐，然后在夜幕的掩护下把他们从后门送走。

在布拉格稍作逗留后，阿伦特一家立刻前往日内瓦，玛萨·阿伦特的柏林老朋友、社会主义者、一个名叫玛萨·蒙特（Martha Mundt）的妇女居住在那里，并为国联工作。玛萨·蒙特在国联总部她的部门——国际旅行机构中为汉娜提供了一个临时职位。阿伦特做记录秘书十分成功：她做的记录包括清楚而有力的发言，以致发言者把准确性问题放在一边，而对自己的话印象深刻。这个新发现的天赋在犹太事务机构总部也派上了用场——其间有了一个新的因素：发言用意第绪语。但阿伦特不想留在日内瓦，不想呆在社会民主党的劳动组织者或犹太事务机构领导中间。她想继续前往巴黎，以加入聚集在那里的许多逃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中。

在离开德国前的几个月内，阿伦特对她应该做什么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64年的高斯访谈中，她说，1933年2月的国会纵火案和紧接那插曲后的非法逮捕的时期已经让她改变了观点。“你知道，它们都以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或集中营告终。那对我是个震动，自此我感到需负起责任来。也就是说，我不再感到我可以简单地做一个旁观者。”没有提她为共产党人所做的工作，她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工作对她来说十分满意。“嗯，我想，至少我做了一些事！至少我不是无知者，没有人能因此而指责我。”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做事，为此她感到满意，她不是无知者，这导致她再思考如何接受她新形成的责任感。

你知道，我曾经主要投身于学术追求。考虑到这点，1933年对我有持续的影响——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我先告诉你消极的影响，然后说积极的一面。这些天，许多人认为1933年犹太人所遇到的打击是希特勒攫取政权的结果。就我和我们那代人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误解。那当然是可怕的。但它是政治性的，不是私人性的。上帝知道我们不需要用希特勒攫取政权来证明纳粹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不怎么疯狂的人在1933年之前至少四年，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大量的德国人同情纳粹，我们也十分清楚。因此，1933年的事件发生时我们并不那么惊讶……（但）只要你的脚踏出家门，一般的政治现实就转化为个人命运。同样，你当然知道什么是合作。合作意思是说你的朋友们与敌人合作。问题，个人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的敌人可能在做什么，而是我们的朋友在做什么。这种合作是自愿的，至少不是以恐怖统治中的强迫方式进行的，合作的浪潮使你感到孤立，感到被一片荒凉的空间环绕。我生活在知识界，但我也认识许多圈外人，我慢慢总结出，合作是，就这么说吧，知识分子中的通例，而不是其他人中的通例。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个事实。我离开德国，引导我的是‘就此作罢’的解决方案——一个十分夸张的说法！我将再也不会与‘观念史’有联系。确实，我再也不想与这样的知识圈有任何关联。

阿伦特得出结论，知识分子和他们社会的职业性变节已经使他们有与纳粹合作的嫌疑。

阿伦特告诉雅斯贝尔斯她永远不会离开的德国——母语、哲学和诗歌——纠缠进了她的私人问题。它使得问题极其尖锐。班诺·冯·维泽是她在海德堡时期文学上的朋友，他来到奥匹茨街道的寓所对她说：“这些都是伟大的时刻。”马丁·海德格尔在1933年春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他的前任是社会民主党人，这位前任因拒绝邮寄所谓的犹太人告示而被开除。海德格尔发表了就职演说，为“民族觉醒的伟大和高贵”唱赞歌。他还去看了一下雅斯贝尔斯，这让雅斯贝尔斯陡然不再幼稚地相信哲人在道德上是善的，因为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的犹太妻子表现出侮辱的行为。146

在她最后一次涉足观念史时，在1932年给《科隆时报》的题为“亚当·缪勒（Adam Mueller）的复活？”一文中，阿伦特批评了那些寻找先驱搜集德国文献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147她指出，拉尔·瓦恩哈根的熟人亚当·缪勒，不诚实的纳粹给他的画像与他不符合。缪勒是一个天主教徒，阿伦特写道，他有救赎共同体的观点，既不是自由主义、工业化和启蒙的对手，也不是社会有机观的支持者。在她的文章中有着针对如班诺·冯·维泽和马丁·海德格尔之流的暗中警告，因为她认识到这些当代亚当·缪勒们的忠贞将被崇拜大众的纳粹用于他们想要的目的。但这篇文章是她给闭目塞听的知识界传送公开信息的最后尝试。

当犹太人也合作时，阿伦特的个人问题变得极其复杂难解。她告诉雅斯贝尔斯，她的记忆中浮现起多年前的一件事：“[西奥多·阿多诺]在1933年与纳粹合作上不成功的尝试在法兰克福学生报纸《讨论》中被曝光。他以一封不可名状的不快的信作答，这让德国人印象深刻。这件事真正的丑处是，他，[法律上]半个犹太人，不告诉他的朋友就走了这一步。他曾经希望以他母亲的意大利家族的名字蒙混过关，”阿多诺，而不是他父亲更为明显的犹太人名字，维森格伦特。148

阿伦特后来修正了她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但在那个时候，这确实促成了她的决定；它激发了她1933年印象的积极产出物，促成了她的个人问题向不含糊的政治态度的转型。“那时，我就得出了结论，我一直以一句话来表达它，这句话对我来说含义很清楚：‘当一个人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时，他就必须作为一个犹太人来保卫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德国人，不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不是作为人权的持有者。”149阿伦特总是强调她在柏林的反抗是一个犹太人的反抗，其政治原因正在于此。

在我认识到这点后，我明确地试图把自己和[犹太人]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是第一次。当然，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他们是唯一准备斗争的一些人。我的意思是说，和同化主义者结合在一起没什么意义。顺便说一下，我和同化主义者从无联系。我也关心我自己的犹太人问题——我的《拉尔·瓦恩哈根》到我离开德国时已经完成，其中，当然，犹太人问题占相当的一部分。这本著作展示了我想要理解的东西。然而，我在这本书中所讨论的犹太人问题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个人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纯粹政治性的！我想要做实际的工作——纯粹是犹太人的工作。在法国，正是这个准则指导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