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感谢《文库》策划出版部门对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的关心和支持,给了我一个出版自己新闻作品集的机会。

长了40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出版“专著”。出书,像我这等年纪的人,依然固守于传统的思维,认为是很庄重很神圣的,不似当下的某种风气,几欲把出书变成了没有标准的自娱自乐。所以,便问自己,出一本作品集,在满足自我那小小的虚荣心之外,可有什么意义?对社会可有价值?

只有找到了肯定的答案,心里才觉得有出这本作品集的底气,才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资源,对得起大自然造化的纸墨,对得起其间的人力物力。

答案找到了,正在于这本书的名字:“天地有香”。

当我回顾16年新闻岗位从业经历、整理刊出的近200万字新闻报道的时候,“天地有香”这四个字,自然而然从我脑海中跳了出来。

众多的采访对象,历历浮现在眼前,采访他们时那种情感上的触动,那种思维上受到的启发,那种一起为国为民喜与忧的情怀,又生动起来,温润如昔。

他们之中,有先进典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有普通人,以一己之力默默地生活着、奉献着;有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承受着改革与发展之重,用智慧和实践推动着社会进步;有文化名家、大师、专业人才,在经济匆匆赶路中呵护着心灵栖息的文化芳草地;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俯仰皆为民生;有各级党政领导,情系一方热土,探索、求解、追梦……

很多人说,新闻是易碎品。可是,当我想起这些年来做新闻的采访对象,重新翻阅那年那月对他们的采访报道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新闻报道在价值上的一种永久性——记录了社会进步中各种各样人们不同的贡献与创造。历史总在翻开新的一页,采访对象总在变换之中,但曾经的贡献与创造是永恒的。而新闻报道也因为记录了这些人、这些贡献与创造而具有了穿越时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不是易碎的。

因此,在对新闻作品作大幅度的取舍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把人物报道/访谈作为作品集第一重要的部分。报道长长短短、深深浅浅,从采写的技术层面上看,有的作品很有局限,然而,我珍爱每一篇。因为诸多采访对象为了大局、大义、大爱而作的思考与实践、追求与坚持,当时令我感动,如今依然感动着我,温暖着我。他们像一抹星光、一缕清香,很多很多的他们汇聚起来,不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璀璨星空、“中国奇迹”、“中国故事”的满园芬芳吗?

也因此,我谨以“天地有香”这个书名,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与敬意,表达对这个伟大时代的感谢与敬意。

整理书稿,也就在整理自己的采编生涯。自然会问,当了这16年记者,怎么当的?怎样才是一名好记者?

没有干过记者这一行的,或者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可能会认为,记者还不好做吗?不就是问一问、记一记吗?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3.0、4.0时代,信息的搜集加工变得更容易了。可我的体会是,越做记者,越觉得记者不好做。一名记者要做到称职,至少要练就“寻”、“访”、“听”、“问”、“写”、“思”等几方面的基本功,姑且称作“记者六艺”吧。

寻,寻找到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线索、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新闻场景。每一天,都在发生许多事情,有的记者发现了新闻,有的充耳不闻视若无睹;同一个新闻,有的挖掘到了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真金”,有的只写出了平平淡淡的“大路货”;同一起事件,有的能找到关键人物和核心环节,有的满篇皆是“据悉”、“据介绍”;同样公平的进入机会,在意外事故、突发灾难、重要会议活动等新闻富集的场合,有的往前冲,有的往后退……如此大的差别,涉及到记者的新闻敏感、价值判断、人脉积累以及敬业精神。

访,找到了线索、人和事,如何展开并完成采访?方式有很多:电话采访、书面采访,一对一采访、集体采访,预设式采访、开放式采访,等等,不一而足。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合乎实际,实现了预期的采访目标,就算是成功的采访。对记者的考验在于,在采访条件很受限制的情况下,怎么完成一个比较充分而深入的采访呢?记者应做有心人。2004年,报社派我参加中宣部新闻局组织的采访团,去青岛港采访新时期产业工人代表许振超。除了“分配”到的半个小时,同时被十几家媒体包围的许振超根本不可能再有时间接受我的单独采访,怎样才能按照报社要求做出深度的、独家的人物报道?我利用一切可能去熟悉、了解、感受我的采访对象:陪他开会,看他录制电视节目,采访他的工友、家人,阅读他的工作日志,让自己完完全全沉浸到他的世界里,但避免看之前所有对他的报道——做一手材料的占有者,不做已有信息的重复者。于是,在所有前去采访他的记者中,只有我掌握了他的行程安排;在得知许振超即日要去北京做客一档电视节目时,我立即订了同一个航班;在很多人还在熟睡的大清早,我紧跟着他到机场换了旁边的座位号,在飞机上完成了对他的独家采访。后来,我应《中国记者》杂志之约写了一篇业务文章,将这次采访总结为“贴身式采访”(那时正流行“零距离采访”的概念)。现在想来,叫“浸入式采访”可能更合适。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现场,二是要投入。我以为,这是能“访”出精彩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听,学会倾听,重在静听。采访的表象是“一问一答、有问有答”,因而许多记者在采访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提问上,其实“听”是基本前提。我见过两会采访时匆忙跑会的记者,见过发布会上“问”不对题的记者,见过采访时生硬打断说者的记者,见过把录音笔往那儿一摆就左顾右盼的记者,见过写稿时断章取义的记者,这都是不懂得“听”的记者。强调听之“静”,是指要用心去听,边听边想,既能真正理解采访对象所说,又能对听到的内容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学会“倾听”和“静听”,不仅是对采访对象的礼貌,也是消化、梳理新闻信息的重要过程。

问,是记者的天职。不会发问的记者,肯定不是称职的记者,这已是共识。需要注意的是,记者的“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出于公共利益,小一点说,是为了读者,大一点说,是为了人民。因此,记者提问,应当力戒个人角度、私人立场,也应当避免个人主义、炫耀自我。记者准备每一个问题,首先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是读者感兴趣的吗?是群众关心的吗?只要“是”,就大胆去问,勇敢去追,而不必在意这个问题是否高深、专业,是否能显示出记者的水平。倘若提问只是为了表明记者有多么在行,反而背离了记者“问”之天职的初衷。

写,是采访的自然结果。只要前面的工作做到位,“写”不应是太难的事。在采访的过程中就应想清楚:写什么?怎样写?写给谁看?和其他文体相比,新闻文体最突出的要求是准确、简洁。我甚至可以极端一些地说,任何风格与修辞,只要干扰了表达的准确、简洁,就是多余的。这应是新闻写作的共性。而个性也是需要的,那就是记者本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但无论记者锤炼何种写作的个性,我以为,有一点要自始至终刻在心里,即:新闻传播是一种公共阅读、大众阅读,新闻写作要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不能追求张扬“小我”的风格和个性。

思,是记者的生命、采写的本质。我将“思”放在了“记者六艺”的最后,事实上它贯穿了新闻采访的全过程,采访就是一连串的思考。记者通过捕捉、发掘、观察与分析,发人之所未见,带给社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没有思考上的贡献,在新闻传播链上记者就成了没有自身意义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新闻业内和社会读者都高度重视观点新闻与深度报道的原因。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好的思考从哪里来?学习、实践、积累……都很重要,而至关重要的是价值关怀。只有当记者超乎私利去思考时,思考的翅膀才能自由自在地飞高。价值观与新闻理念越“纯净”,记者的思考越能发出灿烂的光芒。

这是我对于记者“思”之要义的思考。正因如此,在这本新闻作品集的选编中,除了人物报道/访谈,我把有限的篇幅留给了言论/杂谈,有的青涩一些,有的成熟一些,却都是采访中真诚思考的结晶。其中的“王府井漫步”,是2006年至2008年间在《经济日报》“市场观察”版上开设的个人署名言论专栏。

这本新闻作品集的编辑出版颇费了些时日,原定的编辑出版日程表正好与《经济日报》创刊30周年纪念文集重合交叉,承担了编辑报社纪念文集任务的我,没有多想便把出自己作品集的事情放在了一边,直到报社纪念文集所有出版工作告一段落才开始着手这本集子。

作品集里收录的报道全部来自《经济日报》,编排时以内容板块为框架,以时间为序,个别地方把同一人物的报道集中在了一起。实际上,除了选编刊发在《经济日报》上的文章,我也没有多少别的文章可选。这么多年来,我为其他报刊写的稿件屈指可数,所有的时间,我都在为《经济日报》而写。

这就是我的取舍。对《经济日报》,对经济报人,我饱含爱与感恩。

我是幸运的,在那个物质朴素而精神飞扬的90年代,因为偶然的机缘,来到了《经济日报》实习,又因为实习表现得到老师们的认可,与《经济日报》和经济报人素昧平生的我,就这样跨进了经济日报社的大门。缘分来得如此简单,却又如此绵长,从那一天起,我的成长、我的生命,就紧紧和《经济日报》联系在了一起,并通过这个平台,汇入到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时代潮流里。从中,我深切体会到了将小小之“自我”与大大之“家国”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沉甸甸的幸福感。那一张张报样、一期期报纸,是经济报人对时代的记录与见证,又何尝不是我们生命的年轮?

回顾从1995年7月进入报社至今的18个年头,用“仰望”两个字,最能概括我一路走来的状态和心态。仰望“经济日报”这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仰望《经济日报》揽时代风云的创业史,仰望妙手著华章、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前辈和同事,仰望“记者——无冕之王”这个令多少人崇敬的职业。

像原野上的小草仰望高山,我为《经济日报》在改革开放进程和新闻史上达到的高度而自豪,对带领报社艰苦创业、创造这一高度的老领导、老报人、前辈和同事,充满了崇敬之情。这种敬仰的感情,有过语言文字上的表达,却从未充分地表达,或者说,用语言文字根本就难以表达。许多的名字、许多的报人,都是业界的泰斗、翘楚,我仰望着他们的背影,把敬慕存在心底。《经济日报》30年辉煌的创业史,正是这些让人尊敬的领导和前辈书写的,这些杰出的报人及其优良作风,是《经济日报》最可宝贵的财富。能够在他们的引领下前行,对于曾经年轻的我,该是怎样的荣幸与庆幸?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仰望着高山,我这棵小草渴望深深地扎根大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是我18年来从不曾改变的状态。报社的每一位优秀报人都是老师,刊发的每一篇锦绣文章都是教材;业务讨论中的经验传授,闲谈交流中的只言片语,都常常带给我顿悟;用心揣摩领导、老师们审签的版样、阅改的报道,让我得以把握对错、优劣、高下之间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精妙。就这样,小草仰望高山,高山则以其底蕴、胸怀与气度滋养着小草,托举着小草,让我们这些小草也渐渐具有了像山一样的高度——不是因为小草有多高,而是高山对小草的接纳与包容。这就是《经济日报》薪火相传的传帮带的团队精神、多给年轻人机会的奉献精神。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这些滋养我们、托举我们的报人的名字,因为实在是很多很多,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接触多的、接触少的,在我的心里,永远铭刻这些帮助和教诲,永远充满感恩之情!

在这样仰望的状态中,我像一只蜜蜂,勤劳地采写着、编辑着、工作着,是忙碌的、辛劳的,也是充实的、踏实的,因为我知道自己身在一个如此荣光的新闻平台,身在一个如此强大的传媒团队。时间以加速度的态势在仰望中流走,忽然有一天,当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的时候,当“四十不惑”的界标被逾越并越走越远的时候,当越来越多地被称为“老师”的时候,当培训一茬茬新入社大学生、被他们晶晶亮的眼睛望着的时候,我蓦然惊觉,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经济报人来说,仅有仰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眺望——

眺望远方,眺望未来,眺望《经济日报》新的30年、60年,眺望当我们不在以后《经济日报》的日子和风景……当我们被报社的新人所仰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当年自己所仰望的报人前辈那样为《经济日报》创造令人景仰的高度?我们能不能像当年滋养自己成长的报人前辈那样将年轻一代的经济报人托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这些被呵护、被抚育的小草,能不能嬗变为大树,即使我们老去或故去的时候,也能化作一片可滋后人的荫凉?

在仰望中,我们成长;

在眺望中,我们担当。

徐立京

2013年7月2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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