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金庸先生在1981年《鹿鼎记》初版的后记中写道：“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他在2006年的世纪新修改版后记中明确说：“曾郑重考虑大改《鹿鼎记》，但最后决定不改，因为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盛世康熙时代的故事，主要抒写的重点是时代而非人物。”

虚构与真实比肩，皆置身于历史时间轴，《鹿鼎记》再次彰显了金庸先生非凡的才华与抱负——重释历史，书写历史。金庸先生在书中采用不同形式强调大关节的历史性质，这在强调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中是很引人注意的特例。以写清代帝王历史小说闻名的作家二月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金庸先生是天才。我说他是天才并非在这里用虚词逢场作戏，而是我的真诚实语。”他认为：“从明清小说始，中国的武侠几百年没有什么质的变化。但到了现在又出现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的武侠体小说，主将应该就是金庸。”历史学家余英时回忆自己20世纪70年代回到香港工作时与金庸结为朋友，两人对围棋有共同的嗜好，一次棋会之后，金庸谈及自己的武侠作品时表示，“最满意的是封笔之作《鹿鼎记》”。这恰恰就如倪匡所言：“金庸以前的作品，是凌厉刚猛之剑，是软剑，是重剑，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虽然已足以横行天下，但到了《鹿鼎记》，才真正到达‘无剑胜有剑’的境地。”

《鹿鼎记》是书写江湖的武侠小说中描述庙堂最为深刻全面的作品，也就是说此部小说中对政治的描写浓墨重彩。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回中，主人公韦小宝没有出现，出现的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基本概括了小说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味。董乃斌认为《鹿鼎记》“是金庸用小说的样式实践了新史学的理论，是在小说的戏笔中放进了浓郁的史意，把小说的戏笔化成了沉重的史笔，其创新意义值得重视”。其实，《鹿鼎记》不仅是讲历史典故和政治故事。

金庸先生曾对张大春说：“武侠小说的创作的确是在试图逼近古代的社会。从历史的资料里，我尽可能地把所接触到的生活层面包括进去，其中也许还包括文人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的情怀，这是就生活面而言。”清初既充满复杂的政治斗争，又浸染亮丽的青春色泽，此种独特的时代风貌在《鹿鼎记》中被表现得有声有色。其情致风味描摹如亲见，中国传统生活和古典文化的各层面在书中皆有所展现，衣食住行、琴棋书画、天文地理、诗词曲赋、诸子百家、九流三教，几乎无所不包。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就是笔者通过《鹿鼎记》，或者说是通过韦小宝的视角和经历来解析及考察，并尽可能地还原书中所写的那个时期真实的历史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情况。

厘清小说中所写故事的起止时间点是首要之举。由于小说的演义性质，《鹿鼎记》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故事只历经了极为有限的几年，实际上是20多年。韦小宝在《鹿鼎记》中以“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形象出场，在宫中偶遇康熙时，康熙与鳌拜正因是否杀苏克萨哈之事起争执。历史记载，苏克萨哈被杀于康熙六年（1667），那年康熙刚好13岁。韦小宝“参与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代表清朝政府与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那年康熙35岁，韦小宝也应三十四五岁。此后多久韦小宝才携家人归隐大理，因无具体客观的历史事件作为时间参考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是借金庸先生创造的文学人物韦小宝在《鹿鼎记》一书中的视角和经历，解析1667—1689年这20多年前后的中国政治格局与社会文化。这个时期处于康熙执政的前半部分，也是清初统治者在军事和政治上宏伟事业的巅峰。这个阶段恰恰也是金庸先生祖上最荣耀的时期，其浙江海宁查家甚至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历史和社会从来就密不可分，写作同样与前面二者密切相关。所有历史政治事件的发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状态与变迁皆有前因后果。《鹿鼎记》所写的这20多年也免不了时常对一些人和事做一些背景材料的简介，尤其是作为一部与清初历史虚实结合的武侠小说，在一些情节的渊源介绍上难免会牵涉明末和南明政权。

历史学界对“清初”的界定基本都是“顺康”，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二十年（1681），考虑到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术研究作品，加之书中前半部分有大量内容涉及顺治，所以此书的书名中就直接使用了“清初”这个时间和历史概念。

美国学者梅尔清曾在《清初扬州文化》一书的第一章写道：“近现代西方历史研究中对于从1645年至1700年，也就是扬州从清统治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的这一段时期，历史向来没有被纳入清史的叙述范围。直到最近，对清初历史的绝大多数研究，还是要么集中在清征服中的军事和制度建设方面，要么集中在对明王朝忠贞的议题上。同中国研究者差不多，美国的学者也主要是研究18世纪清帝国的鼎盛或研究19世纪中期清帝国的风云变幻及政局动荡。”梅尔清所言的研究状况在近几年已有改观，从不同角度研究清初历史的书籍陆续面世。

本书选择研究的历史时间阶段跨度不大，值得做的文章却很多。史景迁认为：“康熙一朝，并非如后来的清朝那样因循旧例而拒斥变革，它不是一个稳定而安泰的时代。17世纪后期，明朝的效忠者对新王朝的威胁时时得见，而封疆大吏和以往与满人结盟的边疆部落也变得好战起来，皇家明确其优越地位的尝试还刚开始，皇朝与中原文化之间还不融洽。”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变革与尝新的时期，为金庸先生创作《鹿鼎记》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

韦小宝这个角色在那个时期步入滚滚红尘，因缘际会地“主导”或“参与”了几件康熙朝毫无争议的宫廷大事、民族大事、国家大事。韦小宝风尘仆仆地奔波往返于庙堂与江湖，活跃于宫廷与妓院赌场，横跨于社会上层与底层，其活动范围从辽东到云南，从江南到台湾，甚至还到了俄罗斯莫斯科。于是乎，从未读过一本书的韦小宝行了万里路，也可称得上是见多而识广，他的经历与见闻本身就是记录那个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小百科全书，甚至可以称之为个人史研究领域的某种新式的“文学范例”。

正如金庸先生自言：“我的小说里也一直对下层社会很关注，特别是那种远离高高在上的庙堂的生活。”

笔者深以为然。

二

如果说“庙堂”指代“朝廷”或政治上层建筑，那对“江湖”最恰当的解释或许就是有论者指出的：“不过是一个远离庙堂，又脱离了‘差序格局’宗法势力范围的社会空间。”

江湖的本义是指广阔的江河、湖泊，该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其中“江湖”即指五湖，后人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再谈“江湖”，就超越地理学概念了。譬如，杜牧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其中的“江湖”，就隐然有与朝廷相对之意，即隐士与平民所处之“人世间”。“江湖”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表达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纵观金庸先生的武侠创作历程，其在侠义的认识上的巅峰即是《射雕英雄传》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那也是笔者解析金庸小说的第一部作品《繁复世情，璀璨江湖——漫谈金庸经典之〈射雕英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主题之一。在第一部书中笔者主要运用的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深度剖析武侠人物心理世界，以传统文史哲视角再现宋代社会文化风貌。

《射雕英雄传》之后，金庸先生笔下的主人公“侠性渐消，邪性见长”，直至在封笔作品中“居然”创造出了韦小宝这样一个角色。金庸先生在第一次修订《鹿鼎记》的后记中坦承：“《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金庸先生亲手“毁灭”自己在之前的作品中创造出来的“武侠梦”，而这种“毁灭”并不仅是金庸先生的一时兴起和纯粹的主观选择，还来自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的深邃思考，还有对中国社会和人性更加清醒的认识。

小说名为《鹿鼎记》，开篇即从《明书辑略》的文字大狱入笔，借一段文士与小孩的对话点出书名的含义，也就点出了小说的中心主题：“‘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鹿鼎记者，问鼎逐鹿之记也，是关于谁丢了皇帝宝座，谁做了皇帝，又是谁想做皇帝的故事，涉及的是关于王朝兴亡、关于统治权得失的天大问题。小说中既有代表政治最高统治权的康熙皇帝，包括以他为核心的当时整个统治集团，还有以天地会、沐王府等为代表的复杂多样的反对派政治势力，以降臣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威胁，甚至还有俄国侵略者。

这些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存在并不能构成当时社会的完整结构，其中还有重要的、数量巨大的组成部分，比如当时下层社会的身影：粗鲁而仗义的茅十八、粗俗却爱子的妓女韦春芳等。《鹿鼎记》实际上将清初社会人等的基本结构按政治立场做了分解和具体化，全面反映了清初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精神风貌与生活状态。金庸先生把当时朝廷的政治和民间的社会习俗相类比，联系在了一起，其用心值得玩味。

譬如，书中写道：“江湖上帮会教派之中，上级统御部属，所用方法与朝廷亦无二致，所分别者，只不过在精粗隐显而已。”又如，苏荃曾说：“小宝做官的本事高明。瞒上不瞒下，是做官的要紧诀窍。”“神龙教中那些人干的花样，还不是跟官场中差不多？”

再如，小说一再借韦小宝之心和眼，将皇宫与妓院做对比。看到皇宫的建筑，在皇宫里与众太监赌钱，他联想到扬州的妓院；看到皇帝的寝宫、寝宫的被褥枕头，他心道：“比我们扬州丽春院中的房间，可也神气不了多少。”这或许还是在强调韦小宝的出身，但当韦小宝听老太监说起顺治的后宫情况时，心想：“他奶奶的，这老皇帝的皇后真多，又有一个什么孝康皇后。他的皇后，只怕比咱们丽春院里的小娘们还多。”用的是极俚俗的语言，揭示的却是让人难堪的真理。到了第十四回，写陈近南对韦小宝的看法，作者用自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他可不知韦小宝本性原已十分机伶，而妓院与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这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于寻常大人。”韦春芳不知道儿子已然做了大官，仍旧称他“小王八蛋”，仍旧用妓院行规谆谆教导他，不许他偷客人的钱。作者巧施误会法，让韦春芳把小宝做官赚来的大把银票看得就跟偷来的一样，逼着他还给人家，隐喻一个妓女的心灵比贪官还清白些。

从社会陌生人角度而言，语言体系大致可分三类：江湖语言、商业语言、官方语言。红顶商人胡雪岩认为“五场皆通”才能成大事。官场、洋场、商场、赌场和情场这“五场皆通”讲的是熟悉各个场所的语言体系，有了相同的语言体系，才有共同语言，才有沟通，才有机会达成共识，进而合作交流。什么事都重在一个“沟通”，语言能力恰恰是人类各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无论是以什么标准分类的语言体系，韦小宝皆可谓样样适应，样样精通。

通过韦小宝的经历，可以看到庙堂与江湖的运作模式，或者说是潜规则，居然会有如此多的雷同与相似之处。韦小宝坐火箭般的生财之路与升迁之道，与他担任天地会青木堂香主、神龙教白龙使、罗刹国摄政王的头衔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几乎一样，包括他对权力的驾驭与翻覆也如出一辙，制伏假太后、整倒郑克塽、治罪吴之荣……

靠着对上逢迎拍马，对下恩威兼施，韦小宝各方面做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金庸先生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讲：“韦小宝，我是写了开头不久，后来想法有了点改变，我把他作为一个中国的劣根性的典型。我受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影响大，他写了一个中国人的一种很不好的个性，精神胜利，我自己觉得精神胜利当然是中国民族的很不好的一种缺点，其实中国人缺点还有其他更多的，像不诚实了、贪污腐化了、损人利己了这种事情。谈起来因为（当时）中国生活困难，生存竞争很激烈，所以有很多很多坏人，做很多很多坏事，慢慢变成一种传统了，尤其在下层社会，或在很高层的官场里，这种情况很多，所以我在《鹿鼎记》中比较集中地描写了。”

胡雪岩故居后花园

三

80年前，战争致使金庸先生求学之路颠沛流离；70年前，金庸先生随港版《大公报》诞生入港，此行改变了他的一生；60年前，他正式创刊《明报》；50年前，他开始动笔并连载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40年前，他皈依佛法；30年前，他致信浙江地方领导，为在阶级斗争中被枪决的父亲平反而“感激异常”；20年前，他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院长之职；10年前，他申请攻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我们以10年为一个节点，摘取金庸先生这些节点上的一些经历，便可知其人生阅历之丰富。

金庸先生曾对池田大作说：“西方历史学家渐渐重视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文化史等类型，不再像从前那样，以政治史为唯一的历史。近年来更兴起‘民众史’的著作，所谓‘由下而上的历史’……”这句话对笔者的启发很大。

冯其庸先生曾言：“我认为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太广泛了，也就是说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学问太广泛了，没有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知识，不认真地当作做学问来读他的书，当作做学问来评论他的书，仅仅从传奇性、强烈的故事情节性来读他的书和评论他的书，恐怕是很难中肯的。”确实如此。

《鹿鼎记》中的康熙与韦小宝，一君一臣，亦师亦友，在庙堂上珠联璧合，在江湖中上下其手，可谓是所向披靡，无往不利。我们在阅读小说的快感过后，还可以借机补充一些历史和社会的知识，以更好地理解和体验小说的艺术本质及魅力，同时还可提升对历史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的认识水平，一举两得，这也恰是笔者创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本书是笔者解析金庸经典作品的第二部，参照的版本为广州出版社出版的《鹿鼎记》。

2017年12月于北京恭和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