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昌珂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博伊尔是知名的英国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专长现代语言、德语文学和德国思想史研究。1996至2001年担当剑桥大学德语系主任，2000年获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任剑桥大学“施罗德教授”（专为德语系最高级教授设置的教席）兼莫德林学院研究员。博伊尔撰写了大量关于德国文学、思想史和宗教的文章与专著，尤以其屡获殊荣的歌德传记闻名学界，获得由德国歌德学院授予的歌德奖章。《纽约时代书评》也称赞他的传记是“非凡的成就”，并补充道：“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可与之比肩的研究。”

这位歌德专家在这本题为《德国文学》的小册子里同样显示出非凡的洞见，并将其融合在巧妙的叙述艺术之中。本作成书于2008年，以原书不到两百页的篇幅纵览了从中世纪后期到现当代的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文学史的写作有多种方法，本书无疑是另类的一本，它无意罗列学术界的传统认知，而是在探索和尝试新的线索，因此本书至少可以简单概括出以下三个特色：

其一，作者在介绍文学情况的同时，无时不在地指出了各个时期的文学是如何对政治和社会、宗教和哲学的发展作出回应的。他在开篇便已确定全书的思路：“一篇介绍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字，再怎么简短，也不可能只介绍其文本，而是也要介绍这个民族。若问德国文学是怎样的，就等于询问—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德国是怎样的。”从篇幅上即可感觉出重心的偏移：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阐释德国历史的关键词—官僚与资产阶级、分裂与统一、战争与重建等等。这本文学的历史看起来更像是一本社会的历史，正是在德国特定社会的物质和思想背景下，才会产生特定风格的作家和读者。欧洲各国由于地缘关系的亲近，文化、文学的发展脉络往往千缠百绕，一些广域视野下的文学史便偏好概括某一时期的文学“主潮”；主要的德语国家，除德国外还有奥地利和瑞士，共同的语言更易让人产生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的错觉。然而事实是，不同的政权从一开始就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于席卷全欧的历史大事，各国参与的时间、立场、程度和结果也千差万别。作为社会之镜的文学自然与本国的历史事件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正如学界对独立的奥地利文学起点的规定，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奥匈帝国崩溃），到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不断前移，直到多数人认为应该从奥地利正式形成的10世纪算起，最大限度地排除德国的成分（但并不忽视其影响力），博伊尔在本书中也决然地排除了其他德语国家的成分，甚至不惜略去在别的德语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卡夫卡等名家，来强调国别文学的特殊性。这一点也是将原书名German Literature译为《德国文学》而非《德语文学》的根本原因。

其二，作者将1200年间的德国文学史在各个维度延展，在每个维度上攀附名为德国传统的绳索，这些坚韧的传统跨越表面或暂时的断层和转折，突出了文学史有始未终的连贯性和每个时期顺应潮流的整体面貌。博伊尔勾画的是一幅反映总体文学生态的版图，尽管每个笔触下隐藏着巨大的信息量，但即使自行挖掘更多材料，也难以整理出适合“学习”的“背景—文学潮流—作家生平—代表作品”这样的“知识提纲”，否则这个版图便支离破碎了。从观念论到物质论，照亮这幅文学版图的是前后连续的思想史之光，它同样萌生和繁荣在特殊的德国土壤上，在18至19世纪中叶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困境期反而愈显炽烈，直至一再被作为文化克星的战争打断，复又折转，迸发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光辉。

其三，德国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发展一样，永远脱不开欧洲的大背景，强调本国特征并不是无视他国影响，否则就会走向狭隘的死路。博伊尔是一位有着盎格鲁—撒克逊出身背景的日耳曼学者，他的视野始终覆盖全欧，尤其是大不列颠的文学版图。因此本书中多次可见他将德国文学现象与英国的作比较，这也为德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成功的范例。

本书译者续文现为南京工业大学德语系教师，在翻译时以英语原著为本，参考德语译本，并查阅大量资料完成了这项工作。读者阅读本书，不妨放弃“提纲挈领”的固定思路，而是顺着作者的指引，深潜入汹涌的历史和思想长河去寻找河底的漩涡。

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