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世纪之交以来，全球化、信息化、技术化、市场化、娱乐化等趋向愈演愈烈，文学日益明显地置身于多元文化、多重维度、多种层次细密交流的时代，这些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构建了文学发展的新的时代境遇。而新时代语境熏染下的文坛也映现出多元共生、繁杂斑驳的文艺镜像，在这样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转机同在的时代，涌现出诸多值得学术界关注和深思的文学现象。“关键词批评”现象就是其中一个。有研究者称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键词”概念进入我国以来，“已经成为知识界、读书界普遍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人们甚至到了“言必称‘关键词’的地步”，“关键词批评”也已然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风尚和文学热潮”，从学术层面而言，其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巨“绝不逊于”近代以来我国文论中出现过的任何一次潮流。1“关键词批评”对我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的确不容漠视，笔者拟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对“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我国的批评实践展开研究。

一、“关键词批评”释义

本书所谓的“关键词批评”指20世纪中后期初兴于文化研究领域后逐渐蔓延开来的一种文学批评类型。它源自雷蒙·威廉斯2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3中的创造性想法。其中，《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不仅直接以“关键词”为书名，而且在理论特质、文本体例诸方面切实开创了“关键词批评”这一新的批评类型。《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影响深远，该书中译本封底称其为一部历史语义学、语言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这是十分确当的评价。概而言之，“关键词批评”建构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以核心术语为考察重心，从历时和共时层面梳理并揭示出词语背后的政治思想倾向与人文踪迹，具有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其实，在雷蒙·威廉斯之前，无论是西方学术界还是我国学术界很早就出现了关注核心概念范畴的研究。如西方早期对“悲剧”“崇高”等的解析，我国古代对“情”“理”“气”等的探究，都在对重要概念或范畴的界定和阐释中建构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近现代以来，对核心概念范畴的研究仍然是学术界的关注点之一，其中，最接近于“关键词批评”的当属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复杂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1951）。该书运用词义分析来阐释文学作品，首先依照“出现频率”“与主题相关”“与人物形象的品格有关”“能体现作品中的喻意”等条件选择核心词汇，接着通过《牛津词典》查找词义，考察其历史演变，再结合语境、语气等揭示词义并对之进行分析，最后达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整体把握。4威廉·燕卜荪及此前其他学者的相近文学批评实践虽未形成明确、系统的“关键词批评”，但已经暗涌着“关键词”意识，我们可以称这一阶段为“前关键词批评时期”。“前关键词批评时期”的相关研究与“关键词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书第七章第三部分讨论相关话题时将就此展开具体分析。

此外，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笔者所探讨的“关键词”与图书馆学、信息情报学、计算机科学中用于检索与标引的“关键词”不完全相同。宋姝锦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辞书收录“关键词”一词及其词条释义的变化，梳理了“关键词”由最初的文献手工索引，发展到计算机机编索引，再到计算机信息检索，进而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人文科学领域的过程，并指出，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其“外延不断扩大，认知不断加深，显示出这类词语类型持续发展成长的生命力”5。笔者所探讨的“关键词”与图书馆学、信息情报学、计算机科学中用于检索与标引的“关键词”都是承荷核心要义并起着关键性作用的词语，但后者仅用于文献检索，而前者则包孕着更为丰厚的意涵及功能——“研究者能够以此为线索找到清晰的研究角度、保持清晰的逻辑思路，并进行更为有条理的叙述和研究”6。雷蒙·威廉斯开创的“关键词批评”就是“通过分析浓缩和承载特定论域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来深入研究此论域”7，他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的词汇”与“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的词汇”8这两层意义上对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探讨的。

宽泛地看，凡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成果的标题中出现了“关键词”或与其含义相近字样的论文、著作，以及那些标题中虽未直接出现“关键词”字样，但实质上是以“关键词”为写作核心架构的论文、著作均属于“关键词批评”。前者如刘登翰撰写的《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美华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词》（《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刘彦顺撰写的《时间性——美学关键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等。后者如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与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合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等。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罗伊尔合撰的此书原名直译为中文应当是《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根据该书批评理念与全书架构的特点，极为妥帖地将其中文版译为《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9。

我们也可以称“关键词批评”为“关键词研究”或“关键词写作”，不过，如果要进行严格区分的话，三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从适用范围而言，“关键词批评”仅限于文学和文化研究，而“关键词写作”“关键词研究”不仅包括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领域中与“关键词”有关的写作，还包括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医学、政治学、心理语言学、地理学等其他研究领域中与“关键词”有关的写作，如郑金洲主编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张凤阳等撰写的《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014）等，范围比“关键词批评”要宽泛得多。较之“关键词研究”这一名称，“关键词写作”范围则更为宽泛，不仅涵盖各学科的研究领域，还可以指称近些年来在各种非学术性写作中大量出现的以“关键词”为构架的写作现象。譬如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宋姝锦在《文本关键词的语篇功能研究》中就曾指出，“以关键词概括、总结新闻事件，并通过对关键词的解读和评析进行新闻报道，成为一种新兴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闻写作范式”10。陈平原则不无幽默地准确描绘了“关键词写作”如星火燎原般之发展态势：“关键词的独特魅力从学界蔓延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各行各业都有了自己的‘关键词’图书。”11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之外的“关键词研究”“关键词写作”看作是“关键词批评”对其他学科研究领域产生的辐射性的外围影响，即从泛指的意义上视之为“关键词批评”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二、“关键词批评”的研究现状与研究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键词批评”进入勃兴阶段，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国外学术界除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Dani Cavallaro.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2001）、托尼·本尼特等人编撰的《新关键词：修订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Tony Bennett, Lawrence Grossberg,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2005）、史蒂夫·帕德利的《当代文学关键词》（Steve Padley. Ke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6）等著作之外，还出现了聚焦“关键词”的“劳特里奇关键词”“批评新成语”“批评思想家”等系列丛书。国内学术界除翻译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于连·沃尔夫莱的《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Julian Wolfreys. 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2004；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等“关键词批评”著作之外，也涌现出了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谭善明等撰写的《20世纪西方修辞美学关键词》（齐鲁书社，2012）、盖生撰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原理关键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李建中撰写的《體：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等多部“关键词批评”著作。此外，自2007年起，还有周宪、杨书澜、李建盛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关键词”丛书，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等颇有影响力的“关键词批评”系列丛书问世。《南方文坛》《外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学术刊物设立了“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当代文学关键词”“关键词解析”等与“关键词批评”有关的专栏。相关论文更是数以百计，如古风撰写的《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黄开发撰写的《真实性·倾向性·时代性——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批评话语中的几个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张清华撰写的《二〇〇四诗歌的若干关键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刘保亮撰写的《阎连科小说关键词解读》（《名作欣赏》2008年第10期）、姜荣刚撰写的《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等，而中外有关机构合作开展的“中西文化关键词”计划也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可见，“关键词批评”在我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并已然在批评实践层面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路径。“关键词批评”的功用不可小觑，正如陈平原精辟分析的那样，一方面，“通过清理各专业术语的来龙去脉，达成基本共识，建立学界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理解各‘关键词’自身内部的缝隙，通过剖析这些缝隙，描述其演变轨迹，达成对于某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洞察”。12

然而，纵观国内蔚为壮观的“关键词批评”著述，笔者发现它们在“关键词批评”的应用和研究方面表现出颇为复杂的情形：有的是对雷蒙·威廉斯开创的“关键词批评”的大力推进，也有的仅仅停留于浅层次的“拿来”，甚至还有的是对“关键词批评”的“误读”和“误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庞杂的境况？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随着计算机信息检索系统的发展及学术界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写作、发表格式的规范化，“关键词”成了学术性论著的必要和重要组成。作为学术性论著标识的“关键词”，在这个信息化、网络化的资讯爆炸时代，有利于数据的存储、处理、检索、采集、分析、引用及应用等，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极高，越来越吸引眼球并广为人知。这也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关键词批评”予人写作门槛相对较低的印象，貌似非常容易入手写作，“关键词批评”也因此很快被大规模地采用。这其中良莠杂陈，既有高水准的学术论著，也难免有粗制滥造之作。有些文章只是枚举与论题有关的若干“关键词”，缺少对“关键词批评”精核的有效把握，却仍然可以洋洋洒洒地写出上万字的论文。这类论作虽不乏亮点，但也确实存在对“关键词”涉及的相关学理问题的探析深度有所缺失，对遴选的数个“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缺乏必要的解析，对所涉及的论题缺乏更为深入有力的阐述等问题。

其二，学术界有关“关键词批评”自身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是造成“关键词批评”在批评实践中泥沙俱下、极具混杂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毋庸讳言，与“关键词批评”颇为活跃的批评实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界与其相关的研究确实较少。在笔者2009年前后开始关注“关键词批评”时，除陈平原、汪晖等所撰写的屈指可数的几篇专题性论文和笔者参编的《文学批评教程》（蒋述卓、洪治纲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首次在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教材类著作中以专节篇幅予以评析之外，相关研究成果鲜见。其时，既有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书评和相关出版物的序言、译者导读等；二是在评析文化研究和雷蒙·威廉斯学术思想时顺带提及“关键词批评”。从立项课题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户晓辉2003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民间文学关键词研究”，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早在课题名称中出现“关键词”字样的国家级项目。笔者也分别主持了与“关键词批评”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各一项。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步增多，甚至出现了以此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宋姝锦的《文本关键词的语篇功能研究》，2013），这是极为可喜的现象。不过，总体观之，学术界对风起云涌的“关键词批评”自身的研究虽然已经从笔者当年申请相关课题时所指出的“散论式零星评介的起步阶段”开始步入较为深入探析的新阶段，一些研究成果也令人眼前一亮，但相关研究多停留于对其萌生阶段的简要评述，缺乏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外学术界“关键词批评”新的发展变化的追踪研究，对其理论范式及在我国接受与发展状况的研究更是不多见。鉴于本书第七章“‘关键词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状况”将对“关键词批评”的研究状况进行详细阐述，此处就不进一步展开了。

综上，有关“关键词批评”的研究现在虽已不再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但仍然有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值得我们投注精力去推进。在我国近年学术思想变迁的宏阔视野中对“关键词批评”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对“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我国批评实践中的理论贡献、批评实绩进行系统研究和学理思考，有助于从理论形态和理论特质两方面科学分析“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领悟其核心价值，促进对它的有效运用及深入发展；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降“关键词批评”在国内外批评实践中的新变、推进及存在的问题，探析那些应当注意规避的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有助于改变“关键词批评”在我国的广泛实践与对其自身研究相对薄弱的不平衡境况；在转型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关键词批评”进行宏观审度和个案研究有机结合的分析，辨析其所彰显的与我国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范式及当代文论转向的复杂关联，有助于考察“关键词批评”在西方萌生和在我国勃兴的文化语境之异同，合理评价与客观省思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工作。

三、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核心观点

笔者拟借鉴并综合运用影响研究、个案研究、计算风格学等方法，分“生成语境与理论构建”与“影响研究与价值评析”两编对“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我国的批评实践展开系统研究。这两编既各具相对独立性，又构成一个有机的研究整体。上编基于对“关键词批评”在西方萌生、发展文化语境的分析，重点从理论形态和理论特质两个层面具体解析“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为下编阐析其在我国的批评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为“关键词批评”的萌生阶段，上编第一章“雷蒙·威廉斯与‘关键词批评’的萌生”从历史语境、政治立场、哲学基础、理论渊源等层面对其进行发生学研究，特别关注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批评”早期实践中对T. S.艾略特（T. S. Eliot）和F. R.利维斯（F. R. Leavis）文化思想的承继、反拨及对“关键词批评”理论范式的构建作用。第二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键词批评’发展检视”侧重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键词批评”在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重点分析一些以核心范畴或“关键词”为写作模式的论著及劳特里奇公司的“批评新成语”等“关键词批评”系列丛书。第三章“‘关键词批评’生成发展的文化语境”则结合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语境的变迁解析“关键词批评”的生成流变及其内在动因。第四章“‘关键词批评’的理论形态”和第五章“‘关键词批评’的理论特质”分别从理论形态和理论特质两个维度探析“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指出其要义在于：一是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在借鉴辞书编撰理念和文本体例的同时，又突破了对词条进行定评界说的话语权威姿态，表现出鲜明的反辞书性即非权威性与文论性；二是以“关键词”钩沉为写作模式，对核心术语进行历史语义学考察，呈现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揭示词语背后的政治立场与人文踪迹；三是关注“关键词”的开放性与流变性，重视其生成语境及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变异，体现了充满张力的学术思维特点。

下编主要考察“关键词批评”在我国的勃兴及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接受、运用状况，结合“关键词批评”在我国批评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探讨其对我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借鉴意义，并指出其可能面临的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这些问题都是影响并制约“关键词批评”深入发展的瓶颈之所在，它们与上编形成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呼应的动态研究关系。下编第六章“‘关键词批评’在中国的勃兴”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步入急剧转型期的社会语境和互联网时代繁杂斑驳的文化镜像，分析“关键词批评”在我国勃兴的文化土壤与内在需求。第七章“‘关键词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状况”紧扣“关键词批评”在我国的传播、认同、改造及实践的整体状况，以1991年《文化与社会：1780—1950》和2005年《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译介为节点，考察“关键词批评”译介工作的起步与扩展，并重点对相关研究的贫弱现状及原因进行深度分析。第八章“‘关键词批评’在中国批评实践中的新变与推进”紧契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键词批评”在我国的批评实践，从三个方面分析其新变与推进：一是不再仅以对“关键词”的词源学追溯为批评重心，而是以其在学科发展脉流和批评实践中的流变为考察中心；二是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气象的论著，表现出了联系文学文本的批评实践趋向；三是编撰体例有所突破，文论性进一步彰显。第九章“‘关键词批评’可能面临的理论‘陷阱’与实践误区”指出“关键词批评”在我国虽方兴未艾，但已经显现出了一些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不良倾向的端倪。我们应当注意避免“关键词批评”的霸权化、快餐化和唯政治视角的倾向13，力争有新的理论提升与实践拓展，为其纵深发展提供良好支撑，新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第十章“‘关键词批评’对中国文学研究与文论转向的理论启示”聚焦文学研究领域，以国内文学批评界有代表性的论著、丛书和专栏为个案，考量“关键词批评”所具有的反辞书性品格及非权威性倾向对文论研究走向理论自觉和相关学科建设的镜鉴价值，即其在方法论上对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影响和整体贡献，尤其在促使研究者重视并遴选蕴含巨大理论能量、关系学科魂灵命脉的核心术语，以及实现宏观研究、中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有效兼顾等方面的推进意义。

“关键词批评”是近年来涌现的批评新路向，对这样一个尚处于不断发展变动之中的研究对象及其在我国的批评实践进行科学评析和准确定位是本书研究的难点之所在。笔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积累，除前文提及的曾在参编的《文学批评教程》中以专节篇幅评析了“关键词批评”（为国内同类著述中首次对其进行专题研究）之外，还在2010年11月召开的“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雷蒙·威廉斯与“关键词批评”的生成》，该文后来刊发于《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此外，笔者及课题组成员还发表了《论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反辞书性》（《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批评”现象及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写作”现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关键词批评”发展检视》（《中文学术前沿》第10辑，2015年9月）、《“关键词批评”对中国文学研究与文论转向的理论启示》（《中文学术前沿》第10辑，2015年9月）、《“关键词批评”生成发展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术前沿》第10辑，2015年9月）、《“关键词批评”的非权威性与文论性》（《文化正义论丛》第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键词批评”发展透视》（《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等相关研究成果，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文艺理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或部分转载。这些论文对“关键词批评”的源起、特质及批评实践进行了富有原创性的尝试性研究，系该领域的较新研究成果。在本书中，笔者的重点在于立足新的文化语境，在中西对话与交融的背景下省视“关键词批评”的理论范式及其在我国批评实践中的新变与推进，尤其是对当代文论转型及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所具有的镜鉴意义。由于能力所限，笔者在此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个开始，期待有更多学者对“关键词批评”展开更为丰厚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