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庸生活的狂怒

对平庸生活的狂怒

1968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王小波去了云南。多年以后再看这件事,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件货物。王小波对此的解释是,所谓货物,就是别人安排你干什么无须向你解释或者征得你的同意。王小波说,在17岁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忽然被装上了火车,然后长途运送到了云南。对此他倒没什么怨言,只是油然而生一股行货感。

事实上,王小波当时并不是没有选择,那时候他的母亲宋华也面临着要去安徽干校的分配,她打算把王小波带在身边一起去干校。在她看来,尽管王小波非常顽劣,甚至有一次过年的时候,他放鞭炮差点把房子都给烧了,但毕竟他从小身体就不好,让他一个人去云南,无论如何自己都放心不下。不过王小波坚持自己的选择,再多人反对他也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时王小波甚至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样的句子,以表达自己的决心。家里人见了都觉得奇怪,聚在一起讨论王小波为什么这么坚持,姐姐甚至请假回来,要打消他去云南的念头。大家谈了很久,提出了很多看法,最后还在男女恋情方面作了大胆猜想,却仍然找不到原因,最终也没有劝服王小波。

王小波最终还是去了云南,王小平后来想,这可能源于王小波内心的那种浪漫情愫。云南西双版纳亚热带迷人的风光,肯定让他充满了幻想和憧憬。教育部大院里面琐碎的生活原本就不让他喜欢,他觉得大院里的干部都非常庸碌,曾把他们称为“烫面饺子干部”,如果到了干校这种弹丸之地,整天和那些具有市民气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让他发狂的。

后来在给李银河的信中,王小波这样写道:“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落寞的决心。小时候我简直狂妄,看到庸俗的一切,我把它默默地记下来,化成了沸腾的愤怒。不管是谁把肉麻当有趣,当时我都要气得要命,心说,这是多么渺小的行为!我将来要从你们头上飞腾过去!”在王小波十几岁的时候,这种情绪时刻充盈在他的心里。

其实王小波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写作的时候他会用披头士的歌吵吵自己的耳朵,因为那些歌让他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尽管是多灾多难的,却有一种振奋向上的精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想着改变社会,把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王小波也有这样的情感,所以对那个年代的这种精神,他仍旧很仰慕和怀念。

王小波的“云南形象”

在那些云南老乡的眼里,王小波是这样一副形象,高高的个子,脑门重重的,走起路来歪着个脑袋,脚步一拖一拖的。王小波自来就是这种样子,非常自由散漫和随性。后来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时候,他去找他的导师许倬云聊天,在办公室里也是这样,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东倒西歪的,有时候甚至还会把脚搁在桌上。不过他的导师许倬云没说什么,因为他的脚也搁在桌上。

在当地,王小波还有一个叫“野牛”的外号。这种动物是野性和力量的象征,不知道王小波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外号,可能是他五大三粗的体型让人联想到了这种动物;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王小波常常打架。其实他一般不主动和别人打架,但是他的朋友和别人打起来,他往往会第一个冲过去帮忙。小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帮凶”的,有一次王小平打架时被人按倒在地,活像一个动物标本,就是王小波出手帮他解围的。

在云南的时候,王小波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老乡说,王小波不爱跟旁人讲话,不大搭理人。我们知道,王小波并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他不讲话是因为他信不过当时的那个语言环境。从小时候开始,王小波就一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老师说他焉,他也特别赞同。私下里,王小波就没那么沉默了,譬如和他那些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说有笑的,常常妙语连珠,以至于别人说他的话有不可复述性,但在公开场合,他就会闭口不说。

除了沉默寡言之外,王小波让老乡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他的邋遢了。他几乎从来不洗衣服,那些衣服穿脏了之后,他就把它们挂在门外,就这样一直晾着,等到下次要穿的时候再直接穿上去。他能这样反反复复穿上好几次。那些衣服,原本是白色的,能被他穿成黄色,最后再穿成黑色,到了这时他居然还穿得下去。老乡说,北京的知青里,再没有比他更脏的了。那时候有一个叫段炳芹的老职工,见此情形大受刺激,曾忍不住每周给王小波洗一次衣服。

对于爱清洁的人来说,这种事可能无法接受,但我们还是能理解他的,因为一个专注于精神世界的人,对现实生活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忽略。王小波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用的东西也经常被他随手扔到床下。他的褥子下面被他扔满了东西,甚至还有锤子、钳子等工具。他就是在那张床上睡觉的,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居然不嫌硌。

王小波最著名的小说《黄金时代》,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很多人因此认为那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还愣说他在云南有个当医生的女朋友,小说中描写他们做爱的情形,都是真的。但其实这不是事实,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才17岁,当然了,放到现在,17岁的男生发生一些疯狂的事情那是很正常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况且山上15队也没有小说中描写的女医生,只有两个男医生。尽管王小波后来做过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但他自己是异性恋,必不会和他们发生小说中描述的那种感情。

自封“愁容骑士”

王小波去云南之前,对云南充满了期待,去了之后马上就后悔了,他发现这里原来是如此的苦不堪言!他还因此给家里写了信,诉说这里的辛苦,但这时候已经没有用了,他到了云南,就休想离开那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离开只能有三种途径:一是探亲;二是病退;三是悄悄溜回去。前两种方法最好,但王小波没这个资格,后一种办法他虽然可以尝试,但危险系数极高。云南和北京隔得太远,中间有三条大江,游泳的话,江里水流太急,任谁也休想游过去。

在云南的这段日子里,王小波非常困顿。一米八四的个子,要撅在水田里插秧,并且一插就是一天,这几乎让他的腰都累断了。在《黄金时代》里面,主人公也有腰疼病,后腰像是给猪八戒筑了两耙,其实是他的真实感受。但是没办法,他已经来了云南,又走不掉,所以只能咬牙忍着。

在作品中王小波并没有把云南的艰苦生活全写出来,他只写了一点,如果把自己经历过的全部写出来,是非常可怕的。在他写到的那部分中,他讲自己曾在云南偷农场的菠萝,一脚踩进蚂蚁窝里面,他的两只脚都有水田脚气,趾缝里烂得没了皮,那些蚂蚁一起咬他,像乱箭穿心一样疼。此外他还对他朋友说过,云南水田里的蚂蟥多得不得了,钻到腿上打都打不下来。

去云南之前,王小波是挺虔诚的一个人,非常具有理想主义气质,后来他自己也说,那是他一生最善良的时期。那时候他哥哥王小平只要说一点不太革命的话,王小波都会非常气愤地指责他。但是到了云南之后,没过几个月,他所有的革命道德就都荡然无存了,所有人都是这样,他甚至开始偷鸡摸狗。有一年那边的花生害了病,颗粒无收,导致他们一整年只能吃生菜,伙食实在是太差了。王小波因此就和别的知青一起去偷老乡的鸡,结果不幸被逮住,身加缧绁,被当众狠狠地批斗了一番。

还有一次,王小波因为用牛的事和当地青年打了一架,把人家的眼窝都给打青了。他因此受到惩罚,足足被批斗了一个星期。后来,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加在他头上,有的事情他根本没干过也被赖在他身上,像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懒工、打架斗殴等,全推到了他身上,王小波因此被罚去扛两百斤重的麻包。

那时王小波经历的痛苦不难想象。后来他曾在杂文里面写道:“傍晚时分,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他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当时的他就好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位老先生立志要恢复被人遗忘的骑士道,穿着一副破盔甲,骑着一匹驽马,就这样出门闯荡,结果在残酷的现实中弄得灰头土脸,他的侍从因此把他称为“愁容骑士”。王小波也是这样,因一腔热情来到了云南,结果却是在现实中受尽折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于是他把自己也称作“愁容骑士”。

就是在那段日子里,王小波学会了抽烟。他的烟瘾很大,在美国的时候一天要抽掉两包烟。有一次他去丈母娘家,丈母娘不许他抽烟,他就把烟藏在袖筒里面,到阳台上悄悄地抽。他曾对朋友说,就是在云南的时候,他开始学会抽烟的,那时候生活很苦,很想家,对自己的未来又充满了迷茫,心中因此痛苦万分,所以就跟当地的农民学会了抽大烟,结果烟瘾越来越大。没有烟的时候,王小波还曾用云南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过一支,那次他把烟卷得很粗,结果一点火柴,把他的睫毛燎了个精光。那茶叶里又有不少咖啡因,他抽了一口,感觉就像是太阳穴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地。

急性肝炎和盲肠手术

因为云南生活方面的各种困苦,待了不到一年,王小波就患上了急性肝炎。后来他在文章中有写到这件事。看他写的文章,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痛苦的地方,反而还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很多现实之中苦不堪言的事情,在王小波这里都会变得特别有趣,而事实上,那些事真的发生的时候,是完全无趣且充满痛苦的,就好像小说中李先生的遭遇,他从国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知道被人一脚踢成了龟头血肿。如果你真遇到这种事,还怎么会觉得有趣?

之所以到了王小波笔下这些事情会充满趣味性,主要是因为他喜欢用这样有趣的方式去写作。王小波对写作的体会是,写起东西来还是应该举轻若重,举重若轻。一个感情很重大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渲染它,只要把它很朴素地写出来,读者自然能体会,渲染了反倒有滥情之嫌。因此,在王小波这里,痛苦成了黑色幽默,并且他觉得,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对于痛苦的事也没其他更合适的写法了。何况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些事,会发现其中的确充满了黑色幽默。

但真正经历这些事情时,王小波就没这么轻松了。急性肝炎病发的时候,王小波高烧不退,接连在床上躺了三天,滴水不进,还开始呕吐,甚至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同住的几个知青合力把他送到了几里外的医院,还好送去得及时,否则王小波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其实也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给王小波治病。那些医生用听诊器在王小波身上听了一遍,然后居然开口问王小波,他得了什么病。作为一个医生,查不出病因,竟然开口问患者,这实在是够古怪的,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荒诞古怪。后来在医院里,王小波还目睹过更为荒诞的事情,那些全无医师资格的医生毫无顾忌地给病人动盲肠手术,他们连盲肠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竟然也能下得去手,拿着病人的肠子一通倒腾!

有个网友读了他的这段描述之后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具体地说,王小波描述的就是他的老婆。她在医院学习了6个月,然后又实习6个月之后,回家就给她的老乡们动手术了,在他们的肚皮上横砍竖切。王小波当时去治病的医院,也是这种情况,最后他让医生给他吃点维生素,就当是治病了。

当然,王小波的病没有治好,他想请病假回家,领导们不同意,只让他想想当前的大好局势,还说他情绪上面有问题。王小波那时候的情绪的确很悲观,而且他生了病,当然快乐不起来,生病的时候抑郁是正常的,如果这时候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那才是情绪有问题呢。但是领导那么说,王小波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在云南待着,后来领导总算是批准他请假回家了,到了北京之后,他的肝炎才得以治愈。

如果有一天要去孤岛

对于王小波来说,在云南生活最大的痛苦,还是在于精神生活的贫乏。那里没电视,没电影,也没有什么文化消遣,最让人忍受不了的还是没书看,他曾带过去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结果被翻成了一卷海带的模样,再后来被活生生看没了。王小波说,如果当时有书看,《变形记》也不至于落得这副悲惨的下场。后来王小波做客《孤岛访谈》节目,主持人虚构出了一个“孤岛”,问王小波是否能想起云南插队时的情景,王小波回答说肯定可以。

按王小波的理解,主持人所说的“孤岛”可能就像是鲁滨孙流落的那个荒岛一样,充满孤寂,需要打发大把大把闲散的时间。主持人问王小波说,如果让他带一本书去“孤岛”,他会带什么书。考虑到孤岛是这样一幅景象,他觉得该带本能熬时间的书,那么,他会带什么书呢?或许他会带本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带本罗素先生的《西方哲学史》?带本杜拉斯的《情人》?但是他不,他居然说,要带一本习题集过去,可能会带基米诺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或者是带《几何学大辞典》什么的。这回答让主持人大感意外。

王小波自小就喜欢数学,在小学的时候还曾拿过全年级数学竞赛第一名呢。他别的科目成绩都不怎么好,数学竞赛居然能夺魁,以至于他妈妈怎么都不相信,还以为别人弄错了。后来,在学业中断期间,他还常常和哥哥王小平一起做习题,开动脑筋,想题想得昏天暗地。事实上,在无聊的时候,王小波真的会通过做习题来打发时间,他妻子李银河先他两年出国,他在家一个人无聊,也是靠做习题来消遣的。

当初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就是缺少了这样一本习题集。那时候他的消遣,主要就是和别人下象棋。王小波家里面有不少棋谱,他还曾和他哥哥王小平专门研究过象棋的下法,有一阵子他的棋艺还很不错。在作品中王小波曾写道,主人公和别人下象棋,连赢十几把,把对方的脑门都杀紫了。但是,在百无聊赖之中棋下多了之后,他的棋艺越来越差了,到了后来,他连刚会走几个子儿的人都下不过了。所以,对王小波来说,下棋也不是好的消遣方法,还是做题好。

把时间往回推几十年,王小波在云南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些清晰明智的想法,当时他只是觉得活着挺没劲的。在那个年代,他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他们,这些人的思维已被8个样板戏占领了,他们自己被占领还不够,居然要别人也被这些东西占领。领略智者的智慧和卓越的艺术,这种感觉能让人兴奋得发狂,也一直是王小波不断追寻的,但是那些军代表却要剥夺他的这种乐趣,他们加之于王小波身上的痛苦,是不言自明的。

由此王小波进一步谈到,有些人正打算对人类的思维进行灌输,譬如说,要让小孩子在三岁背诵唐诗等。王小波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因为知识是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趣味的东西,而不应背其道而行,把功利的目的施加在上面。在灌输中我们失去了学习的乐趣且不去说,问题是,别人灌输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定就是好的?

救世情节与瞎浪漫

王小波在云南经历的痛苦,和他同去的那些人都感同身受,王小波曾问起过和他一起去云南的萧林,为什么当初放着干校不去非要来云南?他的回答和王小波想的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外国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觉得云南那么浪漫的地方简直美极了。可结果去了之后他们都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了,有些同学对那里的生活实在受不了了,就越境去缅甸当了缅共人民军,哪怕死去,也要轰轰烈烈一回。

王小波当时也面临着这种选择,没人让他去缅甸,那些去缅甸的人,也同样没人邀请,他们完全是自发过去的,甚至王小波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也过去了,这让他很受刺激,觉得是不是自己也该过去。在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一心想着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有一天晚上,王小波边抽着香烟边考虑这个问题,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去。

后来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王小波十分庆幸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当时大家共同的目标,所有的有志青年都这么想,但王小波觉得,这件事很不对头。首先,他不认识那些受苦的人;其次,那些人也没让他去拯救;最后,他自己还需要拯救呢,有什么资格去拯救别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凭自己的力量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纯粹就是个笑话。因为倘使我们要去帮助一些人,肯定要知道那些人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决定是不是该去帮助他们。那时候大家只叫嚣着要去解放别人,至于要被解放的那些人是什么情况都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笑话,所幸王小波没有被蒙骗。

曾经有一个弟子问师父:“您能谈谈人们的奇怪之处吗?”师父回答说:“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套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傻×,一种是亡命徒,那些因盲目举动而最终与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就是傻×。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我们都是这种人,也就是王小波笔下的亡命徒。所谓亡命徒,在王小波看来,就是付出一切追求自己所愿的那些人。我们都在这么做,都希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能够实现,之所以这种人最后会分道成傻×和亡命徒,在于前者失去了理性,不会好好地思考。他们只知道跟着世俗的指挥棒走,指挥棒往东边一指,他们就一窝蜂地拥上去。诚然,东边的确有一些好东西,但这些东西未必就是他们需要的,可能西边的东西他们更需要,但是很少有人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路线,结果就成了傻×。王小平说,当初王小波去云南的时候,就是一个傻×青年。

后来,王小波明智了,觉得再也不能当傻×了。后来有人说,中华文明将要拯救世界,王小波觉得这和当初的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因此有必要提醒一下。在王小波看来,解救受苦的人并不是不好,恰恰相反,那是很好的,问题在于,那些你想要解救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受苦,你却非要去解救他们。救世情结当然是高尚的,但失去理性的救世情结,就是瞎浪漫。

被诱发的创作冲动

在王小波的整个文学生涯之中,云南的这段经历是至关重要的,不仅给他提供了很多的创作素材,而且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小王小波就喜欢看书编故事,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还被当作范文在学校广播,这无疑对他的写作有激励作用。但是那些时候他都没有开始写作,到了云南之后,王小波才开始尝试写作。

后来在一篇文章之中他写到了当时的感受:“我17岁到云南,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面往四下看,四处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拂过。”于是,他觉得应该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在某一天晚上,王小波在半夜里起来,避开了所有人,悄悄走到窗前,借着月光,用一支蓝水笔在镜子上写,写了涂,涂了再写,直到整面镜子都变成了蓝色。

1980年的时候王小波在一本名为《丑小鸭》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地久天长》,小说正是以云南的生活为背景创作出来的,讲述了“文革”时期三个知青在苦难生活中的友情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小红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勇敢率性、聪明纯真、生机勃勃、充满自信,文中形容她“像光明一样”,后来她却得了脑瘤,不幸去世。当时杂志对这篇小说评价很高,还给小说配上了一篇评论文字,但可惜的是,小说发表之后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82年的时候,王小波开始写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篇小说同样也是写发生在云南的事情。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没有人知道他为这个小说修改过几遍,只知道他是花了大功夫来创作这部小说的。在王小波看来,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主要还是看作者是不是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完善。后来小说写成了,他也感到很满意,跟别人提起这部作品的时候,连谦虚都忘了,说自己写得很有境界,随即又笑说,他好像是在夸别人的作品,这么没节制!

尽管云南的经历可能为王小波的创作提供了帮助,但对于去云南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好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会转化成坏的,坏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也能转化为好的。王小波倒是同意这一点,但并不能由此说,坏的事情就是好的。他举例说,好比有个不良少年一脚把盲人踢下楼梯,那盲人因此复明,这虽是好事,但把盲人踢下楼去仍旧是件惨痛的事,那踢人下楼的不良少年也不能因此被看成好人。

从云南回到北京

1971年,王小波从云南回到北京。当初去云南之前他心里充满了浪漫主义献身精神,结果一去三年什么都没做成,丢盔卸甲回到了北京。看那时候王小波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总是满腹心事的样子。当时他的哥哥王小平在煤矿里面工作,赚的钱比较多,每个月还能回家一两次,常常带着王小波出入高档饭店。用王小平的话说,是带他开开眼,同时也慰藉一下他受伤的心灵。尽管王小波总是强颜欢笑,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兴致一直不怎么高。

后来回忆起去云南的事情,王小波说,不妨把这当作是自己中了一个大彩。所谓中彩,在王小波这里,是指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在青年时期,王小波常常中彩,有时候会中一个大彩,还有的时候会中一些小彩,总之,常常中彩,怎么都躲不过。不过,有人说这是青春无悔,王小波也赞同,因为没地儿悔了,只能青春无悔。接着王小波又说,经历了一个时代,现在回头想一想,脑袋里尽是黑色幽默——很多人对此深表赞同。

王小波说起了当时吃忆苦饭的事情,原本他们吃的东西就不讲究,有时还要专门吃一顿忆苦饭,以便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的苦。当司务长问起大家过去都吃过什么的时候,有人说吃芋头花,有人说吃过南瓜花,还有人说吃过芭蕉树心等。那司务长听了就去操办了,但是最后没弄到芋头花,因为芋头不太爱开花,结果煮的是芋头秆,南瓜花也没有,只有南瓜藤,最离谱的是那芭蕉树心,司务长居然弄了一整棵芭蕉树过来。

在似水流年里,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王小波还在小说中引用了北京大学社会系沈关宝博士的论文,说当时有一个干部,认为把大粪倒进坑里发酵太慢,居然要求家家户户在开饭前,用自家的锅先煮一锅屎!试问,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觉得自己中了一个大彩,还能怎么觉得?王小波说,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很多时候,生活之中的障碍我们无法改变,于是只能用一种玩世和有趣的心态去看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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