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创作、传播主体和诗潮起落

五、创作、传播主体和诗潮起落

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中国古代诗歌也是早熟的诗歌。早在夏朝前期,四言诗已经具备雏形,并且开始诗歌个人创作的时代。其实,虞舜时期的《赓歌》,已经初步显露出个人创作的苗头。《五子之歌》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创作时代的开始。《五子之歌》五首,是太康的五位弟弟所作,显然是每人各作一首,明显是个人创作。

《诗经》多数诗篇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不能由此断定那个时期仍然处于群体创作的阶段,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诗经》向人们提供了个体创作的演变轨迹,是考察先秦诗歌个体创作的重要依据。

个体诗歌创作的大量涌现是在周代。从西周初年开始,陆续涌现出一批能够进行诗歌创作的朝廷大臣。周公制礼作乐,《诗经》中的不少篇目都归于他的名下,如《豳风·鸱鸮》、《周颂·清庙》以及大武歌诗。从实际情况考察,上述作品出自周公之手的可能性极大,否则,《周颂》相关篇目不会受到高度重视,成为高级别礼仪配乐演唱的歌诗。召康公姬奭和周公同为西周初年的朝廷栋梁,相传《大雅·卷阿》就是召康公所作。再加上成王作告庙诗,那个时段西周朝廷已经形成一个诗歌创作的群体,许多人都有自己独立创作的诗歌。

现在流传下来的留有作者姓名的歌诗,以厉王、宣王、幽王年间的居多。先看宣王年间的情况。《大雅》的《嵩高》、《烝民》明确标示是尹吉甫所作。除此之外,《大雅·江汉》,《诗》毛序称“尹吉甫美宣王也。”《大雅·韩奕》,《诗》毛序亦称“尹吉甫美宣王也”。这样一来,归于尹吉甫名下的诗作就有四首。同是作于周宣王时期的诗,《大雅·云汉》,《诗》毛序称“仍叔美宣王也。”《大雅·常武》,《诗》毛序称:“召穆公美宣王也。”这样看来,周宣王时所形成的诗歌创作群体,比西周初年规模更大,从事创作的多是朝廷重臣,还有的是诸侯国君主。《小雅·六月》叙述尹吉甫率兵北伐之事,诗中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之语,显然不是尹吉甫本人所作。诗的末章写道:“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诗的作者与尹吉甫都是从镐地战场返回,显然是随从尹吉甫出征人员,《六月》一诗是他所作。尹吉甫本人善于写诗,随他出征的部下也能创作出这首水平很高的诗,这首诗的作者相当于后来的文职幕僚,服务于军中。宣王时期有多首征战诗流传下来,当有一批军府幕僚从事这方面的创作。

厉王、幽王时期是变雅大量产生的阶段,这些政治批判诗有的留下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节南山》是家父所作,《小雅·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还有的诗中没有留下姓名,但《诗》毛序指出了诗的作者。如:《小雅·何人斯》是苏公刺暴公。《大雅·板》、《大雅·桑柔》是芮伯刺厉王。《大雅·瞻卬》是凡伯刺幽王。由此看来,厉、幽时期个人诗歌创作也出现群体,留下的多是政治批判诗。

厉、幽时期诗歌创作群体中,《小雅·白华》的作者相传是申后。即被周幽王废黜的王后,诗中反映的环境、心态可以证明它确实是申后所作,她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可考的女性作者。进入春秋之后,又出现两位女性诗歌作者,那就是《邶风·燕燕》的作者庄姜和《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庄姜是卫庄公之妻,许穆夫人则是卫国公主。诗歌创作有女性参与其间,是先秦诗歌出现的新气象。

综观春秋以前的诗歌创作主体,贵族成员多是朝廷高官或是诸侯国君主,平民百姓则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对于各阶层成员而言,诗歌创作在他们生活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没有把诗歌创作视为主要精神寄托。战国中后期,楚地诗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屈原有的诗是在朝廷任职时所作,但已经被楚王疏远,没有什么权力;还有一部分诗歌作于贬谪、流放期间。宋玉虽然在朝廷任职,但不过是位幕僚文人。荀子的几篇诗,则都是隐居期间所作。楚国几位诗人都是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转向诗歌创作,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是,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却使得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把它作为精神寄托,从而实现了诗歌创作的自觉。也就在同一个阶段,诗歌从综合艺术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这表明个体诗歌创作自觉的时代已经到来。

先秦诗歌很早就进入个体创作阶段,从而促进了诗歌作品个性的发展。诗歌作品的个性,在《五子之歌》中已见端倪,虽然同是伤时悯乱,但五首诗的切入点不同,第一首诗的风格与其余四首迥异。随着历史的推移,诗歌的个性化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同是表现宣王中兴的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召虎之手的《常武》和尹吉甫所作的《江汉》,虽然同是每章八句,共六章,但叙事风格、结构安排明显有别。厉幽时期的变雅都是政治批判诗,同样风格多异,创作主体的个性体现得极其明显。至于屈原、宋玉、荀子诗歌的差异,更是非常突出。

诗歌有原创,有再创。所谓再创,就是对已有的作品进行改造,使之以新的形态出现。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周颂》以周公制礼作乐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前期缺少规则,后期则走向有序。依此推断,周公当时对已有的某些诗歌作了改编,以符合礼仪的要求。《诗经》是由朝廷乐官编定的,他们是先秦诗歌再创作的重要成员,《诗经》有两组诗显然经过乐师的改编。一组是《小雅》的《信南山》、《大田》、《甫田》。这三篇作品都是农事诗,题材一致,所叙述的事象也多有雷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显然是它们出自同一母体,经过改造之后变成三首诗,以适应演唱的需要。《信南山》六章,每章六句。《甫田》四章,每章十句。《大田》四章,前两章各八句,后两章各九句。这三首诗各篇句数在34到40之间,差别不大。但各篇每章句数不同,显然要用不同曲调演唱。乐师是在原有农事诗基础上对诗句进行重新组合,变成曲调各异的三首歌诗。另一组是《周颂》的《载芟》和《良耜》,也是农事诗,两诗重复的地方较多。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载芟》生活气息很浓,是以参加农事活动者的口气进行叙述。《良耜》则是用第三人称语气叙述,生活气息不如前者。如果进一步对比还会发现,《载芟》31句或两句一组,或三句一组,句子的组合没有规则。《良耜》23句,前16句都是每两句为一组,结尾四句也是两句一组,中间只出现一个三句相组合的例子,这是受全诗总数为奇数所制约。《良耜》的句子组合井然有序,遵循两句一组的规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载芟》是原创,生活气息浓,但句子组合无规则。《良耜》是再创,是对《载芟》进行改造,变得简约而有规则,但生活气息变得淡薄。上述农事诗原来都出自豳地,收入《小雅》和《周颂》之后,为适应祭祀和演唱的需要,乐师对原作进行改造,有的变成几首诗,有的则是原作和改造后的诗都保存下来。乐师的再创使诗歌变得规范,但也损失了一些有文学价值的因素。

先秦诗歌创作主体的社会角色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变化,先秦诗歌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同样也有历史的演变。西周时期,诗歌的传播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朝廷大臣,二是朝廷的乐师,前者采用引诗的方式,后者则是通过音乐进行传播。进入春秋时期,诗歌传播者的主角是各诸侯国的大夫,他们引诗赋诗,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种传播方式的参与者前期还有少数诸侯国君主,后期则再也见不到君主引诗赋诗。周王朝及诸侯国的乐师,继续通过演唱的方式传播诗歌。

进入战国之后,士大夫赋诗引诗之风悄然而止,官府乐师演唱诗也极其罕见。代之而起的是诸子说诗引诗,这种风气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诗歌成为私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诸子著作还经常引诗议论,《诗经》成为重要的经典。尤其是儒家学者,他们的说诗引诗一脉相承,从孔子论诗到《孔子诗论》,再到孟子的说诗,最后再到荀子的引诗,寓诗于教,寓诗于著述,成为他们传播诗歌的主要方式。战国时期出现一批民间乐师,如钟子期、雍门周等,他们没有政治职务,都以琴艺精妙著称,可以想象,有的诗歌就是由他们传播开来的,后代流传的琴曲歌辞当与他们有关。另外,诗歌的民间传播在战国时期也比较流行。《郢中对》记载,楚国首都演唱的就有《下里》、《巴人》、《阳阿》、《采薇》、《阳春》、《白雪》等多个曲子,有雅有俗。流传下来的战国歌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民间传播。

先秦的诗歌创作有高潮期也有衰落期。西周是诗歌创作的高潮期,西周初年和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先后出现两次诗歌创作高潮。虽然康王、穆王时期产生的诗歌多数已经不可考,但从西周初期到末期旺盛的创作势头推断,康王、穆王时期的诗坛也不会寂寞,应该有大批作品问世。《雅》诗许多无法确定写作时段的作品,很有可能是在康王、穆王期间最后写定。进入春秋时期,诸侯国的诗歌创作出现繁荣景象,卫地、齐地、郑地相继产生一批作品。卫地诗歌保存下来的最多,在当时也广为传播。郑国多篇作品产生于春秋后期,是春秋诗歌创作的尾声。进入战国阶段,诗歌创作进入消歇期。从战国初年到战国中期前段,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本上见不到诗歌作品。直到屈原的作品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才再次出现,楚地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

从总体上看,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前段,诗歌创作的局面是冷落的,处于低潮期。但是,诗歌的传播并没有消歇,而是还在继续进行,只是变换了方式。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潮起潮落,而这并不总是同步。

西周早期和宣王时期可以称作盛世和治世,厉王、幽王时期则是衰世和乱世。尽管二者的社会环境差别极大,但都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只是推出的作品有正变之别。诗歌创作的高潮与低谷,与社会的治乱并不总是成正比,治世可以出现诗歌创作的高潮,衰世乱世同样有这种可能。从总体上看,西周是一个充满诗情的时代,它的文化生态适于诗歌的生成发育。春秋阶段还保留着一些西周时期的诗情,但已经有所减弱,所产生的作品数量有限。整个战国是一个散文化的时期,它所形成的文化生态已经消解了往日的诗情。只有当人们置身于主流社会之外,在与时代的喧嚣拉开距离,返回自身和内心之后,才会重新找到诗情,产生进行创作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南楚诗人的创作,并不是那个散文化时代的产品,而是它的副产物。这个创作群体的出现,使沉寂已久的诗坛开始恢复生机,也为汉诗的发展提供营养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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