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大同
这是我第二次探访山西大同。还没离开就已在想能为雁门关外、敕勒川前的这座古城写些什么。正琢磨时，读到悲伤的消息：我喜爱的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于2013年8月30日在都柏林去世，享年74岁。我重新翻阅他的诗集，发现一首分作五节的诗《视野》，正巧契合我要描绘的大同：
我记得这个女人常年坐着
轮椅，目光投向窗外
盯着小路尽头的梧桐
叶落叶生。
那日夕阳西下时分，站在猎猎风中，我确实望见四方云动，可没有长剑在手，我不是英雄。女英雄早已埋葬在我的脚下。脚下是百万年前恣肆喷发的火山口，其下火红的岩浆不再喷涌，渐渐黯淡下来的肤色宣告他的休眠直至死亡。年复一年的雨雪风霜哦，把女英雄腐烂的肉身与黑色的火山灰搅拌在一起，统统化作黄土，填平了火山口。这座死火山默默伫立在雁北高原的边缘，远远看上去像是被砍掉了头颅的金字塔。山顶平坦周正，或许正因为它如此形貌，才被古人命名为“方山”。
如果没有熟悉路况的师友相助，我又怎能上得了方山。从喧闹的大同市区驾车至此，颠簸取代嘈杂，地图上看去也就五十华里的路程，谁承想竟用了一个小时才开到山巅。眼前耐寒的旱作庄稼，一律隐藏在齐膝高的野草背后，一条今人用红砖铺砌的道路连通南北——假使从天上俯瞰，它或许活似一条痊愈的伤疤——在这伤疤的南端，突兀地耸起两座巨型坟丘，体量相较见绌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的衣冠冢——万年堂，最尽头则是他的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441—490）的永固陵。这祖孙二人颇不简单，因为中国史上赞誉极高的“太和改制”正是由他们推行的。
永固陵，纪念碑般矗立在这死火山顶的南缘，纪念一千五百年前北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循着山羊觅草踏出的小径，爬上冯太后二十多米高的坟头，我知道这个女人的魂魄常年飘荡在陵冢之上。她的目光投向山前的一马平川，盯着自己去世的地方：平城皇宫太和殿。史家言之凿凿，冯太后去世当天，“有雄雉集于太华殿”。我揣度当时这些好斗的鸟正盯着两座殿堂间栽种的梧桐……
梧桐五度“叶落叶生”后，孝文帝迁都洛阳，盛极一时的北魏平城急速萧条。于是这树便如暮年庾信两度咏叹的那般萧瑟，或“梧桐唯半生”，或“桐何为而半死”；于是平城郊外武州山南麓的匠人们赶紧停下手头叮叮当当的雕凿，匆匆收拾好工具，追上南迁的队伍，从云冈奔向龙门。
跳过屋角的电视看出去，
总是那矮小、扭曲的山楂丛，
总是那同一群小牛背朝着雨和风，
同样的一片杂草，同样的山峰。
北魏平城、辽金西京、明代兵马甲天下的大同镇，和今天的大同市重叠在一起。在我的知识视野里，现在的大同与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毕尔巴鄂有些相像：同样悠久的历史，同样的重化工基地，都面临产业结构转型。不同的做法是：毕尔巴鄂请来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非但复兴了这座衰败的工业城市，更戏剧化地使其成为知名度很高的旅游胜地；2013年2月从大同调离的市长耿彦波，则用五年时间致力于古城复建，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我站在善化寺山门外的广场上，面前是一堵从兴国寺迁建来的晚明五龙壁，五色琉璃镶嵌，构图造型甚是热闹。视线跳过五龙壁，是那修复一新的大同南城墙。记忆跳过十五年，我第一次来大同时，面前是矮小、扭曲的棚户房，背朝着被扒光了砖的黄土墙体——雁北高原上这古城的一切几乎都先用黄土夯筑了，再包裹起各式的“画皮”。
崭新的青砖做了旧，却没法讲出过往的故事，比如几乎贯穿于1649年的那场浩劫：年初，归顺清廷的将军姜瓖降而复叛，引得多尔衮派重兵镇压；秋天，姜瓖被部下斩杀，除那叛降者外，大同“官吏兵民尽行诛之”“隳其城睥睨五尺”，府县移治。直到1652年，府县才迁回大同。时任大同知府的是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在《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中写道，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
攻城、守城、围城、献城、屠城、拆城、废城、修城……
我祈愿讲不出旧年故事的新砖们不再重复同样的轮回。
我沉湎于想象：那座荒废经年、被拆卸了五尺雉堞的大同城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不惟大同，十七世纪中叶整个中国都被浩劫席卷。有这样一则记载，某知县主仆八人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如此看，大同城里华严、善化两座兴建于辽金的宏大寺庙，因为一时断了香火而困顿凋敝，实在是再微末不过的琐事。
曾比两座大寺更恢宏的，是兴建于十四世纪末叶的大明代王府，可惜在那场浩劫中沦为废墟。玉石台基上，杂花生树，间或有匍匐的房梁、焦黑的窗棂，背朝着雨和风。假虎威的狐狸跳过荒草看出去，唯见野花簇拥着的九龙壁散发出异常的气息。那九条琉璃龙颜色各异，但泛出的光泽仿佛是血和泪混合太久后的沉淀，一律深沉，冷冷宣告它们更爱在血雨腥风中把健硕的肢体狂舞，虽成九种姿态，却是同样的一片暴戾，同样的扭曲。
她与那个大窗户一样毫无变化。
她的前额与轮椅上的铝合金片一样闪亮。
她从不悲伤，从未
承受过一盎司多余的情感负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9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大同。有了刺刀枪弹的依凭，才成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浩大详尽的调查。翻阅长广氏的《云冈日记》，说云冈的十月就雪花飞舞，他继续写道：“微暗的石窟里冷得像冰库一样。但雕凿石佛的手不能停下来。……手冻了，可能渗出了血。……是那些无数的工匠千辛万苦造就了云冈大佛的伟大，飞来飞去的飞天的微笑。”
我相隔十五年，两次都在炎炎夏日里钻进一个个微暗冰冷的石窟。一尊尊几人高乃至十几人高的巨像俯视脚前这个瞠目结舌的我，与我对视，好奇地打量我如何试图更仔细地观赏那朵盛开在头顶的莲花——我猜大概是借着火把摇曳的光束，公元五世纪到六世纪无名的匠师们硬是在这山里掏出二百多个窟龛来。他们用一锤一凿的劳作，终于让石灰岩质地的屋顶花儿怒放；他们呼吸着饱含粉尘的空气，他们喘息，他们干涩的眼前从模模糊糊中渐渐浮现出一尊尊眉宇清晰的造像，留存至今的，大大小小据说超过五万一千尊；他们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四壁，于是无限绵延出各种纤细、舒展的线条，“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可他们的手冻了，渗出了血，但他们再次拳起沾了血和灰的手指劳作，任阴暗继续侵蚀他们已然残损的手掌。
编号第二十窟的露天大佛规模最大，也成为云冈石窟闻名于世的象征。巧得很，和云冈规模成就相当的龙门石窟里，最著名的也是一尊大佛。据说龙门奉先寺大佛的面貌再现了女皇武则天的仪容，云冈的露天大佛会不会也和冯太后有关？如果我这个离经叛道的推论成立，那么北中国最有名的两尊巨型石佛竟不约而同地都以最有权势的女人为模特，想来也是一桩趣事。虽然现状都是露天，但云冈第二十窟的保存状况显然不及龙门奉先寺。更剧烈的崩塌、风化使得大佛右手边的胁侍不辞而别，只丢下她和左手旁的胁侍立佛继续毫无变化的修行。
她的鼻梁高耸硬挺，她浑圆的前额因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而闪亮，她结禅定印的双手已然残损，她会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残损的手掌吗？不，因为她已入定，她无智亦无得，她心无挂碍，所以她无有恐怖，她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的她恒久的沉默，那么谁才能寄予我们“爱和一切希望”？
和她面对面在一起是一种教育
就像隔着一个拉紧的栅栏门——
那种苗条、干净，路边
两个白柱子间的铁门，在那儿你能
现在我仍无法忘记她的苗条、她们的婀娜、他的静穆、他们的坚毅。
我和你们，这一堂精彩纷呈的辽代雕像，就隔着一个拉紧的栅栏门。
我和你们在一起，在大同城内的华严寺，在薄伽教藏殿里。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最不经见”的露齿菩萨
我读《历代名画记》，掩卷总伴着遗憾叹息，因为长安洛阳无数佛寺道观与安放其间的雕塑壁画一并化为尘埃。我所见早于薄伽教藏殿这堂雕塑者，佛光寺东大殿的，被近代浓妆艳抹毁容到了俗不可耐的境界，南禅寺、镇国寺的，都规模甚为局促，差可比肩者是义县奉国寺大殿的那堂，便是电影《一代宗师》里宫二小姐双手合十焚香祷告的所在。所不同处，奉国寺大殿空间宏阔，造像伟岸，薄伽教藏殿格局紧凑，雕塑尺度与真实人体大致相当。
讨论薄伽教藏殿这堂造像的艺术成就高低，实在是见仁见智的话题。
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等来大同调查，之后所写报告中的评价是“雅丽有余，而庄严不足，立像之风度，亦不及独乐寺观音阁胁侍之隽逸，殆为作者表现能力所限”。至于那尊后来知名度极高的“东方维纳斯”，更仅以一句“合掌微笑露齿，最不经见”带过。
整整八十年后，我在殿内佛坛前往复周游，流连了足有小半日光影。我不愿蹈袭今不胜昔的逻辑，更不想因循所谓“犹存唐代遗风”的旧论。我想说：工匠们在公元1038年（辽重熙七年）前后建起的只能是一座稳健洗练的辽代建筑，内中供奉的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沉着与纤秾齐存、劲健共绮丽一堂的物什。
一座薄伽教藏殿，无疑是我心目中出类拔萃的艺术博物馆。
一尊“最不经见”的露齿菩萨，也和西方中心论推衍出的××维纳斯无关。对于我来说，“和她面对面在一起是一种教育”。
薄伽教藏殿内，佛堂前，两根红柱子间锁死的防盗铁栅栏门，在那儿我能：
意外地更深入地看到外面的乡村
并发现树篱后面的田野
明显地变得陌生，当你站在门后
对准焦距，你的视野便被局限在一个框中。
大同不仅是琉璃彩城、雕塑都会，也是壁画之乡。最巨型的一组在华严寺大雄宝殿内，六米多高的画面，总面积将近九百平方米！假使衡量一堂壁画艺术成就高下，只以规模大小为尺度，那么在整个东亚都罕有其匹。
可惜只是“假使”，在这里我不得不勉强附和梁思成八十年前的观点：华严寺大雄宝殿的壁画“构图描线，俱拙劣不足观，当为清代所绘”。说勉强附和，在于我并不认同那句话里隐含的观念：之所以拙劣不足观，乃因清代所绘。正如王国维所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同样，一代有一代之建筑、雕塑、壁画，清代同样有或豪放或醇和的艺术，雄唐盛汉免不了留下拙劣不足观的遗存。倘若又有人对我说，能从华严寺大雄宝殿的壁画中读出清朝的停滞陈腐，乃至闭关锁国云云，我会直率地建议他不妨深入到大同城外的乡村，一定会有意外的发现。
出大同城一路南行，入浑源县境，你将突然发现树篱后面的田野明显变得陌生，那是一片雁北高原上稀见的湿地景观。漂摆的水草，摇曳的芦苇，在某个夏末的午前，我能指点你一睹戏水的容颜，告诉你每到冬天这里还有白色的天鹅逗留。在这片唤作“神溪”的湿地边，乡民们以一块突兀的巨石为根基，拔地而起盖了座律吕神祠。1763年刊刻的《浑源州志》解释了小庙名称的由来：某年六月十五月圆之夜，一个叫张珪的农夫躺在那巨石上休息，忽听得半空中有人喊：“律吕！律吕！上天敕汝是月二十五日行硬雨！”张珪回家说与乡里乡亲，听他话的赶在十天内抢收小麦，不信的悔之晚矣。
律吕为古代音乐声律称谓，何以转行来行云布雨？
大同地区属于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区，雨水稀少不假，但“六月雨过山头雪”导致作物减产也是事实。于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乡民们不但求雨，更企盼风调雨顺。如此一来，这门调顺的学问便和声音乐律扯上了关系：吹得遍地起黄沙的狂风和突如其来的暴雨，如同丛杂乖戾的噪声，使得律吕失次；反过来则如《国语》所言:“律吕不易，无奸物也。”
这些是我站在律吕神祠院门后的胡乱解释。我站在院门后，取景器里仍然收不全神祠主殿，尽管它只是三开间的乡间小庙；当我站在院门后，对准焦距，看到的是元至元六年（1269年）重修的斗拱，原木柱头上深沉的年轮告诉我七百次天鹅南去北归的讯息。
守院的老人用腰间的钥匙为我打开主殿的门。门后，不只有新塑的泥像，两面墙上还分别绘制了龙王出行、返回水晶宫的壁画。从构图描线看，这两组壁画和当地流传的黄天道清代彩绘经卷颇有类似处，应是清代所绘。我承认其笔法稚拙，但谈不上“劣”，更读不出陈腐来。纵是稚拙，也有极出彩的局部。东壁龙王出行中，主尊所骑乘的红腹金睛青龙何等苍劲威猛！那牵龙的赤膊鬼卒，张开满是獠牙的血盆大口，运足了劲道，被穿了鼻的青龙却依旧桀骜不驯。鬼与龙，两双圆睁的怒目对视，比拼的是意志与力。
这是上等的杰作，隐藏在外面的乡村，树篱后面的田野，等待爱他的人“意外地更深入地”发现。请不要对准陈陈相因的焦距，否则杰作也将蒙尘，变得陌生，“你的视野便被局限在一个框中”。
分作五节的《视野》已经抄录一过，跳过英译看出去，我想再为你唱一首雁北边地的民谣。它会寄予我们“爱和一切希望”。它是我的视野里的大同，模糊了焦距，再没有框：
玻璃擦得亮水水，炉筒子灰刷炕围。
红炕沿白锅台，前后灶火一对对。
地上摆个大洋箱，炕上放个大铺柜。
墙围子画着鱼戏水，老婆孩子一炕睡。
铜壶铜锅铜盖盖，大瓮小瓮靠墙摆。
大腌菜烂腌菜，压韭茄子水萝卜。
莜面蘸点菜盐水，上炕吃饭盘起腿。
那日夕阳西下时分，我站在方山顶上。
冯太后的永固陵屹立了一千五百年，不知矮了几尺，封土之上，她的魂魄还能继续飘荡几个一千五百年？
方山上，我们离开南端的坟冢，沿着笔直的伤疤状红砖路驱车北行。劲风传来战马嘶鸣，在落日青山暮色中。
在这死火山顶的北边，有朱明王朝的长城，没有包裹任何式样的“画皮”，横亘在北中国苍翠连绵的群山中，黄土夯筑的还有其上一个接一个隆起的烽燧，宛若这支金色长笛上的按键。
登上残破的烽火台北望，眼前波浪似的山脉有祖母绿样的颜色，天鹅绒般的质地。耳畔引得云团飞扬以至夕阳忽遮忽现的大风啊，是摊开的手掌。这手掌时紧时慢地摩挲褶皱广袤的大地，挥散狼烟，又微拳沾过血和灰的手指，开闭按键，奏响一起一伏的律吕。
在这死火山顶的北缘，猛士们枯干的白骨和黑色的火山灰搅拌在一起，统统化作黄土，后继的猛士用这黄土夯筑起烟墩，登高南眺他们不能归的故乡。
登高南眺，我记起长广敏雄在《云冈日记》最末写到，逗留云冈的深夜，好几次都有错觉，恍惚从黑暗中传来无名工匠静静的微弱的凿音。
凿音被大风击碎，眺望被大风看破。
大风包裹着我，我将听到的，只有明朝戍边将军吟咏的回响：“卷地风寒声洌洌，夜深吹落关山雪。”
残阳中，我已看过塞上征夫泪成血。
本文初刊于《品位·经典》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