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遵命文学”让曹禺难有佳作
癫狂柳絮随风舞，
轻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戏剧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在文艺领域表现得十分鲜明和强烈，可以说自此中国戏剧的命运与中国当代政治的关系血肉相连，十分密切。在政治运动的波澜起伏中，戏剧也荣衰沉浮。
曹禺走进新社会后的戏剧创作，便是怀着极大政治热情，为政治服务的典范。这位曾以《雷雨》《日出》《原野》等经典剧作震惊戏剧舞台的剧作家，一直受到党的关注，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曹禺秘密抵达香港，后又在乔冠华具体组织下，与柳亚子、叶圣陶等爱国知识分子一起乘客轮回北平，参加拟议中的中华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曹禺当选为文代会常务委员，从此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他于1954年创作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1961年发表与于是之、梅阡合作的历史剧《胆剑篇》，反映春秋吴越之战，重在表现越王勾践知耻后勇、自强不息的精神；后又遵命创作了各民族团结的历史剧《王昭君》。
比起早期《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曹禺解放后的作品之现实主义深度和艺术感染力逊色太多了。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生于天津。其家为没落望族，其父曾任清直隶卫队的标统，后任北洋陆军中将、宣化府镇守使等职。其父颇有文才，喜吟诗作文。曹禺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阅读大量中外名著，进入文学世界。受继母影响，曹禺对戏剧巨大的艺术魅力情有独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