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书桌

闻一多的书桌

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依其新月书店初版版权页记录，是在1929年3月印行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则记在1928年1月）。1930年4月，沈从文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先生的诗集《死水》‘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沈从文评价《死水》的尺度，出自文学，而非政治。这一点，在当时重要，对后世更重要。

特殊的历史原因，加上极特殊的事件，很多后辈读者对闻一多的了解更多来自政治，而非文学。其形象定格于烈士，其壮烈根源于内战中的暗杀。这样一来，其学者本色就被遮蔽。本来，他生命中的多数时间是在书斋，埋头于书本，寄托于艺术、学术，安身立命于教职，是个博学、敦厚、正直的学者、诗人，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因政局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而关注政治，拍案而起，但他的一般形象却被凝定于横眉怒目的政治斗士。

立在五千年历史文化之前，五十年的政治毕竟过于短暂。如今，当年政争不再，后人对先贤的认知和解读，回归于其本色。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也会生成一种显示真实的力量，恢复本来面目。《死水》这样的书，又被人们记起，重返读者的视野。此时，人们对其中政治内容的敏感度会相应降低，对其中的文化价值会有更多关注。于是，这本书中的“一句话”“天安门”之类的诗篇，我们会觉得久远，乃至生出隔世之感；“闻一多先生的书桌”这样的文字，则更多更久地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闻先生这样写他的书桌：“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忽然间书桌上怨声沸腾，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字典喊雨水渍湿了它的背；信件忙叫道弯痛了它的腰；钢笔说烟灰闭塞了它的嘴，毛笔讲火柴烧秃了它的须，铅笔抱怨牙刷压了它的腿……”

诗人眼里的书桌是个家园，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各有情绪，他需要理顺各方情绪，形成安静的秩序，才能书写《庄子》论文、准备讲义、翻译情诗、刻章治印、设计校徽和书籍封面……这显然是个书生的世界。即便到后来的昆明时期，闻一多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位知名教授。《云南晚报》报道学生“旁听之风极盛”的时候，举例说：“旁听者最多的课程，是张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闻一多教授的楚辞、傅恩霖教授的日文……”

华罗庚曾回忆说，民盟成立前后，闻一多正陶醉在古书的纸香中，写了一大堆“伏羲考”。1942年初，西南联大发生了“倒孔”运动，闻一多是个旁观者。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他有过合作，为地方行政干部培训班讲“神话及中国文化”。

《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载，1942年底，闻一多与儿子谈蒋介石，认为“此人一生经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他甚至曾于1943年5月与朱自清商量加入国民党。直到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他才开始表示对其人其政的失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闻一多终究托命于文化，对文化的溃败有特殊敏感。

闻一多开始反思，觉得“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他写信给臧克家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此后，闻一多书桌上，新添了《联共（布）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之类的书籍。面对民主周刊社的朋友，他说：“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

1944年秋，闻一多经罗隆基、潘大逵（一说吴晗）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有人劝阻他，理由是“没有加入的必要”。闻一多说：“告诉你，中国人都有必要！”作此想的闻一多，自然不是要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只是为治中国文化病灶，暂时放下故纸。黄裳《故人书简》中，有一段吴晗回忆闻一多的话：“有一天，是傍晚吧，在我住房前面，两个小杌子，两杯茶，两支烟，谈了许多事之后，你喟然说，太空虚了，成天吐出来，却没有新东西补进来。要好好念书了；天可怜一年两年后，民主实现，政治走上轨道吧，只要有一天，我们立刻回书房，好好读十年书，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