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涂沥青”——日常生活——“船尾解缆”——加利福尼亚
离开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一直到达加利福尼亚的途中，我们再没见到过陆地或任何帆船，除了我们在船上的一些工作，一路上什么也没发生。我们遇上了东南信风，迎风行驶了大概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里我们没怎么对帆进行调整，也没有支起横桅杆。船长利用好天气，让船作好向沿岸航行的准备。木匠得到命令将统舱的一部分改造成贸易室，因为我们现在才知道，船上的货物不会运到陆地，而是在船上以零售的方式出售。而这间贸易室就是用来摆放样品，存放轻便的货物，以及进行一般买卖的场所。同时，我们就忙活绳索有关的活儿。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下桅支索跟随潮流咔嚓咔嚓地降下，或是咔嚓咔嚓地升起，制造了许多细纱和缠填材料。最后固定索具，船头和船尾都涂上了沥青。这是我第一次描写涂沥青的情景，对此我还有许多描述，因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我和我的朋友S的。水手们需要去干其他活儿，另一个年轻人M就来和我们一起干活。M的脚患有风湿病干不了这活儿，而山姆又因为年龄太小，力量不足也不能干这种活儿。由于风柔和而平稳，山姆几乎一整天都被安排去掌舵。所以涂沥青的活儿几乎都是我们的了。我们穿上短的防水服，提着一小桶沥青，拿着一束填絮，爬到桅杆上，一个人在前桅顶上，其余的人在船头，开始涂沥青。涂沥青是很重要的活儿，通常一艘远航的船，每隔六个月就要涂一次。到后来，我们这艘船也涂了好几次，但这次的大部分工作都落到了我和S身上，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新手，所以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将它搞定。涂沥青的时候，水手们通常是从桅顶往下涂，从横桅索、后支杆、升降索的固定部分，上横桁升降索具，到滑行装置，等等。然后再给横桁臂涂沥青，回到船上，给升降索和踏脚索也涂上沥青。给支杆涂沥青要困难得多，这要借助水手们所谓的“踩踏”来完成。把一根长绳——顶上补助横帆升降索，或类似这样的绳索——从桅顶抛至支杆底部，将绳索绕过滑轮作为顶桅吊索，或水手们所谓的“吊索”，然后将帆脚索尾部缠绕在支杆上，另一端固定在甲板上，一个人需在这儿看着。这样一来，水手就可以提着沥青，拿着填絮，一边缓慢下降一边小心翼翼地涂抹。
水手就像在高空走钢丝似的，如果遇绳子滑动、断裂、松动，或是帆脚索松动，都可能落水或折断脖子而丧命，然而这是水手们从没考虑过的事情。他们一心只想着不要留白（没有涂到的地方），因为如果哪里没有涂好，他将要重新涂一遍；他们还要注意不要把沥青滴到甲板上，因为大副会责骂。我小心翼翼地给前支索涂上沥青，但最后发现给第二斜桅、斜桅撑杆和斜桁帆桁上的绳索涂沥青是最难操作的。在给这些地方涂沥青的时候你都得睁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涂。
这脏活儿也不可能干一辈子啊，星期六晚上我们终于把这活儿干完了，刮掉了甲板和围栏上的所有污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将自己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裹起了沾满沥青的衣服和裤子，把它们放在那儿，等下次工作的时候穿。我们换上了干净的水手服，好好享受了一次属于水手们的星期六之夜。第二天也过得很愉快，事实上整个航程中只有一个星期日过得不怎么愉快，那就是离开合恩角的那个星期日，在合恩角我们简直是诸事不顺啊。星期一，我们开始给船上漆，为到港口作好准备。这活儿也是由水手们来干。任何一个远航过的水手，除了懂得航行的技巧外，也都懂得一点上漆的技巧。我们将船里里外外，从桅杆帽到水岸，都刷上漆。我们坐在绳子上，然后降下绳子，用刷子给船外部刷上油漆，我们的脚一半时间都泡在水里。当然，这必须在天气晴朗、海面平静时进行。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我正在给船的外部刷油漆，船以4海里每小时或5海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行着，鲨鱼先驱——领航鱼就在我们旁边游动着。船长靠在围栏上观察着它，我们则安静地干着我们的活儿。
12月19日，星期五。
上漆的工作进行到了一半时，我们再次跨越了赤道。我第一次和他们有同样的感受，当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生活在四季的变化之中，在12月中旬太阳的暴晒下跨越赤道，正如后来在7月4日，遇上冰川和风雪时我的感受一样。
12月25日，星期四。
那天是圣诞节，但我们并没有庆祝。唯一的变化就是晚餐是葡萄干布丁。水手们与膳务员吵了起来，因为他没有给他们糖浆。膳务员认为布丁可以代替糖浆。他没有想故意不给水手们糖浆吃。
这类的事情都是船上一些小吵小闹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出航已经很久了。大家都对彼此感到厌倦，不论是前甲板上的水手还是后甲板上的都变得很急躁。当然，我们的新鲜供应已经吃光了，船长也不再给我们供应米饭，所以整个星期，除了罐头牛肉和罐头猪肉，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吃。星期日例外，那天我们可以吃到一块很小的布丁。这更是让水手们感到不满，还有每天，甚至几乎每小时都在发生的小事让那些没有远航过的水手无法忍受，无法想象的——小冲突，战争的谣言——船舱里的小报告，话语和表情引起的误会——公开的谩骂，让我们感到一切都变得不对劲儿了。由于这些事情侵占了休息时间实在是没有必要。每次改变辅助帆只是让水手们得到“惩罚
”。
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的朋友S和我请求船长将我们的铺位从我们以前住的统舱搬到前甲板下面的水手舱。令我们高兴的是船长批准了我们的请求，我们收拾好床铺，和前甲板的水手们住到了一起。我们现在才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水手了，而在统舱的时候，我们从未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水手。在统舱里，无论你多么能干多么积极，都只能算个打杂的，——类似业余船员，或和船员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你就在上级的眼皮子底下，你不能跳舞、唱歌、玩耍、抽烟，发出一点噪音或是小声嘀咕（比如抱怨），或是参与水手们的娱乐，而且你得和膳务员一起住，这些膳务员经常充当调解员。水手们也从不把你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但如果你住在水手舱，那就和“锯木工的雇员一样不受约束”，就是一位水手。你会听到水手们的谈话，学习到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身上的特性，和他们的谈吐举止。更重要的是，你能从他们的谈话和辩论中收集到大量关于航海技术、船上的习俗和外国风情，等等，稀奇古怪而且实用的信息。没有人能成为一名水手，或了解水手是干吗的，除非他在水手舱和水手们一起生活过——与他们一起进进出出，一起吃喝。我在水手舱住了一个星期后，什么样的诱惑也不会使我回到统舱，即使再遇上像离开合恩角时，最恶劣的天气，要待在密闭漏雨的水手舱，我也不会回到统舱去，一秒也不想去。另一件事是你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在这里你可以学会做衣服，缝补衣服，这对水手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当在甲板下值班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这些活儿的。而我在这儿也学会了这门手艺，后来还派上了用场。
回到船员们的话题上来。我们到了水手舱后，在分配面包分量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们以为会吃一些亏。这让我们卷入了一场动乱之中。船长是不会屈尊向我们解释的，我们组成一个团体，一个瑞典人和船上年龄最大、最好的水手作为我们的发言人。每当回忆起那个场景，我都会微笑，特别是后甲板上船员的尊严和船长的雄辩。船长站在后甲板的上风舷那儿，看到我们向后甲板走去，他停下了脚步，他的表情和话语都想阻止我们。他对我们喊道：“你们想干吗？”于是我们尽量用尊敬的语气述说了我们的不平，但他打断了我们，说我们越长越胖，越来越懒惰，干的活儿不够多，让我自己反省反省。这可把我们给激怒了，于是我们就和他争论了起来。但争论是没用的。他握紧了拳头，跺着脚，咒骂着，把我们赶回到前甲板。他的咒骂简直用尽了所有词汇——“滚回去！全部给我滚到前甲板去！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累死你们！你们干得还不够！你们给我小心点，不然我就把它变成地狱之船！……你们还没尝过我的厉害啊！我是从新英格兰来的，F—T——。我去过磨坊，磨过面，和过面，制作出合格的新英格兰玉米饼。热的时候吃起来很好吃，可是冷了就又酸又硬，——你们会发现我就是这样的人！”
船长后面的长篇大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新英格兰的玉米饼”在后来也成了口头禅。我们请求赔偿行动很成功。不论怎么样这件事算是解决了，等船长冷静下来后，大副向他作了解释，晚上的时候我们又被叫到后甲板听他的长篇大论，当然还是责怪我们让他产生误解。我们壮起胆子向他暗示他没有给我们解释的机会，还是被他驳回。因此，虽然这件事过去了，但我们的怒火却没有熄灭，我们永远没有和平，只要船长继续站在船员对立面，我们就不能再好好沟通了。太平洋一带气候舒适，我们继续航行着。太平洋真是应了它的名字，太平，除了在太平洋南部的合恩角，和西部临近中国和印度洋的区域会遇上风暴外，其他地方的温度都很舒适，不冷也不热。在回归线之间出现了一团薄薄的烟雾，就像一层薄纱，萦绕在太阳表面，没有阻挡或模糊了太阳的光线，但却降低了在大西洋和印度热带地区那火辣辣的太阳的温度。我们在东北信风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地向西边航行着。当我们到达坡因特康塞普申所处的纬度时，我们离坡因特康塞普申西边只有几百海里的距离。在那儿经常会看到陆地。我们立马向正东方向改变航线，然后向着这个方向航行了几天。最终，我们在黄昏时分停船，因为这儿没有灯塔，只有冷冰冰的图标，我们担心会在晚上撞到沿岸的陆地。
1835年1月13日，星期二，黎明时分，我们在位于北纬34°32′，西经120°06′的坡因特康塞普申看到了一片陆地。我们想要去的圣巴巴拉港口，就在坡因特康塞普申南方50海里处，我们沿着海岸继续航行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835年1月14日，在离开波士顿150天后，我们终于停靠在了宽阔的圣巴巴拉港口。
- “惩罚”常用于船上，我相信，在其他地方是不会用到这个词的。这个词语对水手们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的，意思是说让水手们做繁重的工作来惩罚他们。如果上级说“我要惩罚你”，那么你就死定了。如果你没有他优秀，那么你就得努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