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的目光
2004年9月，也是这样的秋风伊起，人海之中，枝叶纷飘，《小说选刊》远远地看了我一眼。
其时我尚在南京邮政局工作，是整日包裹在深色邮差绿中的一个平庸小职员，先后做过营业员、团总支书记、劳资员、企宣、干事、行业报记者、秘书……满心抱负着与此行业不相干也不相称的文学野心，并不自量力地点灯熬油敲打字纸，然后四处找抄地址，漫天遍野地往各大小刊物盲目投稿。记得当时经常要蹭到一间有长途电话功能的办公室去，尽可能地瞅个空子企图瞒过同事，压低嗓门往各地编辑部打电话，询问对我投稿的观感以及录用情况。我既无家学，亦没有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除了一颗大胆热烈的心，文学上的储备极为贫瘠，这一段毫无章法、在暗黑中独自摸索的情境，很是漫长。不过随着《小说选刊》这一道目光的投射，我终于慢慢地向着光亮处接近了。
《小说选刊》最早选用我的小说是在2004年，此后便时不时会有穿空而来的闪烁青眼。到了2007年，这一偶尔投射的目光，好像忽然定住了双目，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下聚起焦来：2007年3月起的十六个月，选刊先后选用过我六篇小说（五篇中篇，一篇短篇），有三期都是头条：2007年第3期的《颠倒的时光》，2007年第7期的《逝者的恩泽》，2008年第2期的《纸醉》，有两期配发批评家点评，有一期配发作者自述，这样的密度与力度，据当时选刊的编辑们回忆，是选刊史上很少见的，或者干脆点说吧，没有过的。《小说选刊》这样地对新人新作的不吝激赏、反复推送，简直像是在拼命打扮没见过世面的丑孩子，直往外人眼皮子底下送，让人家想看不见都不行的劲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心理上讲，我对《小说选刊》就有些长辈亲人般的归认感。从我的整个写作生涯上讲，可能正是由于《小说选刊》这一番强力举荐，我这才算是摇摇摆摆、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写作之道。
上面这算是第一层需要提及的往事。第二层，则是我在文学界所获得的第一个奖项，仍然是从《小说选刊》手里拿的。
那几年，我虽也有些习作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或各选家的年度选本，但若要论正经获奖，除了南京本地的奖项外，确乎还没有过这样的荣幸。当然，写作与获奖，现时已能勘破其中的无规则与非正向关联，但对当时比较年轻的那个我来说，对获奖啊肯定啊，还是蛮当真的。因此，在2007年夏末秋初，突然从北方传来消息，说我获得了“2006-2007年《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倒真是老大的欢喜，颁奖期间正好我在鲁迅文学院就读高研班，遂兴冲冲地跟班主任请假，赶往东北沈阳去领奖。在那里，初次见到《小说选刊》的秦万里、冯敏等老师。记得秦主编总笑眯眯的，很喜欢拍照，脖子里总挂着单反给大家拍肖像照，在一片稀疏的寒风乍起的北方树林里，他也替我拍了好几张，其中有一幅侧身正脸穿着毛绒领口衣服的，成为我后来在杂志上到处发着用的。说来真巧，我到很久之后才知道，我当时去请假的鲁院班主任，个头不高，讲话细言慢语，修养特别好的那位秦老师，跟秦万里主编，是嫡亲兄妹俩。而他们的父亲秦兆阳先生，也是文坛上鼎鼎有名的大编辑、作家。瞧我这无知的。我还记得在颁奖会上头次见到的冯敏老师，他个头高，爱扮酷，爱讲笑话，他在颁奖后跟我讲，鲁敏啊，你将来要记得啊，你的第一个奖是从《小说选刊》这里得的。我记得我懵懵地笑着，觉得他这话实在多余了，像我这个业余选手，能得一次奖就不错了，难不成还会老得奖吗？当然后来多多少少也侥幸得过一些别的奖，但冯敏老师的担心仍然是多余的：《小说选刊》的这第一个奖，确乎难忘，就像乡下孩子头一次进城一样，当时跟哪些人一起领的奖，跟谁住一间屋，参观过哪些地方，吃了些什么东西，比后来的若干经历都记得清楚多啦。
还有第三层。说话间也就到了2008年，这一年选刊共选用了我四篇小说，并且提出由《小说选刊》来主办，替我在北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的个人作品研讨会，居然会放在北京，居然由一家选刊主办。记得当时张罗此事的是编辑部主任崔艾真老师，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动议此事，我是着实不安、吃惊。我何德何能，又何其大幸啊，能得遇这么一批太好的老师编者，不仅为作者做嫁衣裳，还描红着绿、敲锣打鼓地牵来白马要送上一程。事情果真有声有色地张罗起来了，崔艾真老师是有名的能干爽利人，很短时间里网罗到一大批京城的著名批评家，我记得当天到场的北京嘉宾有韩作荣、孟繁华、贺绍俊、施战军、阎晶明、胡平、张陵、徐坤、彭学明、李建军、李云雷等。选刊的编辑部更是上下出动，杜卫东、秦万里、冯敏等悉数出场替我撑台面。大概正是看在《小说选刊》的面子上，与会评论家对我那一阶段有些嚣张的写作喷涌，表达了很大程度的善意与宽容。最令我感动的是崔艾真主任，我一来很不懂事，二来也因为谁都不认识，故什么具体事情都没有参与进去，从头到尾是她带着编辑部的同事们在张罗，尤其还替我请到那时早已深居简出、闭门谢客的张洁老师。记得张洁老师稍微迟了几分钟朴素现身，然而还是引起了众人的一小阵波动，她连连摆手坐下，然后瞅个话头，细细谈起对我小说的读后印象，我极为惶然，都不大好意思去跟张老师打照面儿。最后还是崔老师把我领到张洁跟前，替我介绍说：“这就是您曾经打电话来询问过的鲁敏呀。”后来听崔老师介绍，张洁老师正是在选刊上看到我的小说，可能是《纸醉》或《墙上的父亲》中的某一篇，曾打电话跟编辑部打听过我……
这三桩事——高频选荐，给第一个奖，主办第一个研讨会——只要有其中一桩，便是一本选刊与一个写作者的佳话了，而我与选刊之间，竟然三桩都齐全了，此中际会，用俗语，并且是逗趣的俗语来说，真可谓是“猿粪（缘分）”了。想想看，这是多么大的一只猿，大概有我最喜欢的“人猿泰山”那样的大了。
时月更迭，人事轮变，选刊的编者们有来有去，有升有退，增添了不少的新师挚友，但仍一如从前地延续着关爱的目光，以每年一到两篇的频率继续关注着我的写作。这穿透季节与冷暖的目光，越拉越长，也越拉越稠，更加寄予期许，瞻之在前，急焉在后，不远不近地伴我同行，随时警醒着我的滞停或超速。后来几年的选稿里，有从“东坝系列”到“暗疾系列”的转型之作《铁血信鸽》，有争议四起的《不食》，也有被转刊后引起影视话剧关注的《惹尘埃》《零房租》，有原发在中英双语杂志《天南》上、几乎不大为文学圈所注意到的《西天寺》，有写法传统、方物风味较浓的《徐记鸭往事》，有用比较实验的写法但我个人私爱的《万有引力》等。
以小学生式的简单算术来看，从第一道目光至今，整整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过去了，我与选刊，一南一北，一人一刊，共同经历了更多的晨露、晚霞与长夜，我溢出皱纹，她多生华发，我重了心事，她轻了肉身，忽忽流转、韶华不在，但这种亲人相扶般的感情，一直不敢也不能够忘掉。故此写上这一篇，既输文采，也谈不上深度，好像还带点好汉湎于当年勇式的夸耀。但我想《小说选刊》的列位编者以及偶然读到此篇的新老读者，一定是明白我的心意的。那种年深日久开始发黄了的恩念，一再地在雨天想起，使人疼痛而慨叹。故实笔记之，以慰秋风。
（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