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胡乔木是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创的见解，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本文对他在其最有建树的几个学科上的学术成就做简要介绍。
一 中共党史研究
胡乔木在学术上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对中共党史这一中国特有的全新学科的开创和拓展。
胡乔木1930年秋至1931年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但没有多久就放弃了对历史学的攻读，成了用笔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但历史的机缘偏偏要将历史学家的称号赐予他。由毛泽东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七一”前夕发表了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此，胡乔木的名字就同中共党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完整地、系统地简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表以后，立即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这部书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对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年39岁的胡乔木，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这部扛鼎之作，绝非偶然。1941年2月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后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毛泽东指导下编“党书”。最初是《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接着选编《两条路线》，后来又编《六大以前》。通过对党的文献做系统整理编纂，胡乔木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基。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的秘书，胡乔木又直接参加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经验、延安整风中高级干部的两条路线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亲身领受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教诲，对党的历史自有非同寻常的理解。胡乔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又能准确把握历史的逻辑，挥笔写就一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可说是水到渠成。
胡乔木再次把党史研究作为重要工作，是在事隔30年后。为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中共中央决定作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历史做出总结。这个决议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起草的是胡乔木。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做出全面科学的总结成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
这项工作实际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已开始。胡乔木是三中全会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全会公报以及加快农业发展等文件的主要起草者，这些文件记录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闭幕后，胡乔木即在中宣部碰头会上讲话，对毛泽东晚年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党的历史只是路线斗争的历史等，提出质疑，予以否定。紧接着，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报告，围绕三中全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主题，扼要地评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更加深刻地批评上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并指出社会政治安定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在1979年春从右面来的错误思潮开始泛滥的时候，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此后，胡乔木又在邓小平指导下主持起草了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分开，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批判；对毛泽东思想恢复了七大的提法，并指出是集体智慧的产物，还明确肯定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八大主要文献的指导意义。
虽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已经有了这样的准备和基础，但为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历史决议从起草到通过还是足足花费了20个月的时间。作为起草组的负责人，胡乔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意图，集中集体讨论的意见，完满地解决了评价“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历史与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种种问题。胡乔木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所作的《〈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等30多次谈话、讲话，他起草和修改的决议文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做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如：论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深刻分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的根本思想原则，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等），是这一时期胡乔木党史研究的结晶。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胡乔木退居二线，但他仍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集中精力投入党史工作。晚年的研究没有原来那种同当前工作的密切联系，更多地具有个人学术研究的特点。他的思索与探讨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驰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代表作是同“党史三会”异曲同工的“党史三论”：1989年春访问美国所作两场学术讲演——关于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关于中国1958～1978年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以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两项有巨大和深远影响的党史工作，这就是对40年代、50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指导和审定。
“党史三论”把理论、历史、现实紧密结合而又各具特色。关于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这篇讲演，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通过经济分析来回答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从中国革命历史的全局着眼，具体分析了5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四个基本因素（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新中国的国际环境：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援助），论证中国要确保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发展国民经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关于中国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的讲演，论证方法独特。它用主要篇幅具体剖析了1958～1978年犯“左”倾错误导致中国经济动荡和停滞的原因，同时又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历史的审视，提出在1957年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从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时党内存在两种趋势的观点。论文通过对两种趋势此消彼长的分析，论证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起来说，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这是共和国40年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篇“提纲式的论文”，它贯通中国共产党70年的历史，从12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重要发展与贡献。文中提出“中国在50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80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改革开放事业是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的论断，把两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积极成果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精辟独到，意义深远。“党史三论”可以说是胡乔木晚年写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纲要。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胡乔木本想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入笔，写40年代、5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形成一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在他逝世后两年，编写组把写书过程中胡乔木的20多次“谈话录”和19篇“初拟稿”，编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出版。“谈话录”主要谈全书设想和40年代的15个题目，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胡乔木着重回忆毛泽东从皖南事变到抗美援朝期间的许多重要历史活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做了许多深刻的阐述与精彩的评论，对毛泽东的一些不合适的看法和做法，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胡乔木还谈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说明了一些重要历史活动的原委，澄清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疑问。“谈话录”涉及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思想要同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同党内矛盾的处理结合起来的思路，对党史、国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初拟稿”是党史工作者在胡乔木指导下查阅档案、进行研究后写成的，披露了大量珍贵史料，对理解“谈话录”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很好的补充。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最后一项重要贡献是指导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和出版。1991年夏，他抱病审读了书稿中写中共八大以后30多年的章节，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并亲笔做了不少修改，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减少疏漏。他为该书写了《题记》，赞扬这是“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说“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这段话可以看作胡乔木为党史的编写立下的一杆标尺。
类似这样从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对党史研究提出的原则和要求，是胡乔木党史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上述关于编写方面的要求外，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有两点。其一，胡乔木反复强调“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他提出：“历史要分析。”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分析历史问题。他认为像中国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为什么会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样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需要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要从国内国际历史发展中寻找原因，而不能着重从个人的性格、品质去寻求说明。对若干认识不一、多有误传的具体历史事件，不应当回避，要实事求是地写清楚。他还提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著作的前提。其二，胡乔木一贯主张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他认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唯此，他提出，第一，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第二，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第三，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第四，党史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此还有必要把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二 新闻学研究
胡乔木从投身革命开始，同报刊编辑、新闻出版就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主编过革命小报，同时是革命刊物《北方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之后又在家乡盐城办过文艺刊物《海霞》和小报《文艺青年》；在浙江大学编过壁报；到上海后编辑过左翼文化运动的报刊；赴延安后任《中国青年》主编。
在40年代和50年代，新闻工作是胡乔木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在新闻工作实践中，胡乔木成为杰出的政论家、卓越的新闻学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从1941年6月起，胡乔木就在毛泽东指导下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并在改造《解放日报》的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到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他写的社论共有56篇（按收入《胡乔木文集》者计）。其中《驳蒋介石》《教条与裤子》《请重庆看罗马》等篇传诵一时。1945年在重庆，为《新华日报》写过评论和新闻。在转战陕北途中，胡乔木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新华社不时播发他写的社论。
1948年春到达西柏坡后，胡乔木出任新华社总编辑。为迎接全国解放新局面的到来，党中央决定集训新华社主要干部。在刘少奇主持下，胡乔木负责集训的组织领导。参加者有范长江、吴冷西、陈克寒、梅益、石西民、朱穆之等十多人。胡乔木主要通过编发稿件，特别是每天晚上的稿件讲评会来训练干部。通过集训，既完成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宣传报道任务，又提高了每个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新闻业务水平。集训期间，胡乔木发现新闻工作中存在不少带普遍性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意见，并由他主持起草，以中宣部和新华社名义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内容涉及“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改善新闻通讯写作”“改进新闻报道”“克服新闻迟缓现象”“加强综合报道”等方面，对整个新闻工作的改进很有益处。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后，胡乔木是第一任社长。新中国成立，胡乔木担任新闻总署署长，1950年又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管的主要是新闻。在制定新闻工作方针政策、领导新闻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胡乔木作为新闻学家的敏锐、精深和渊博。1956年为贯彻“双百”方针，他又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50年代他为办好《人民日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基本工作方法，还是一如既往：写稿、改稿和报纸评讲会。据粗略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十余年间，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和审改的评论与文章总计近500篇，其中国际评论约200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杰作。
进入新时期后，胡乔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关注并不断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多篇热情讴歌改革开放的短评、杂感、随笔。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致力于扭转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新闻工作中的表现。
胡乔木毕生写下的大量社论、时评和新闻，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范本。他对新闻工作的大量论述和关于新闻学的系统讲座，则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写作、领导新闻事业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的结晶，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础。
关于办报方针，胡乔木提出《人民日报》“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他多次强调，“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1950年3月，他对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三条意见：一要联系实际；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报纸是给群众看的；报纸是用来向群众讲话的；要把我们的报纸当作表现群众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工具；要把群众的兴趣逐步引导到政治上和建设工作上去。并指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报纸才有声音；在报纸上进行批评，对于共产党的报纸来说，应该是一个根本原则。
在为《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改版写的社论《致读者》中，胡乔木对报纸的性质和办报方针做了这样的表述：“《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明确了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提出要“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广泛反映国内国际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开展自由讨论”，加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的功能，明确表示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从此在报纸上开展了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改版对冲破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的束缚起了积极作用。
胡乔木又注意警惕右面来的干扰。1982年春，有人曲解“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命题，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为新闻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胡乔木及时指出，这种说法“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难以成立”。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胡乔木阐明：“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共产党具有这种先进性，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同不能把近代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据此，胡乔木指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新闻事业既是党的新闻事业，也是人民的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对非党的新闻工作就提不到党性原则。”
关于评论，胡乔木指出：“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主要声音。”“党所以要办报纸，就是因为要对各种事情发表党的意见，发表评论。”他说：“报纸需要各种形式的评论，标出‘评论’的是评论，没有标出来而内容带有评论性的也是评论。”“除了社论之外，还要有四五百字或六七百字的小评论。”还要创造各种形式的评论，特别是“评论性的消息”、“评论式的报道”和“报道性评论”。对怎样写好评论，胡乔木有很多精辟之论。他说：“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并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原则同具体相结合，而且生动的东西要多一些”；评论文章的题目越具体越好，结构不要平淡，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好的文章应当是夹叙夹议的。要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适当地结合起来；只有全面反映出事物的两重性——反映本质又反映现象，才是生动的、全面的；评论文章要写得有兴味，要议论风生；好的评论，都有一定的幽默，评论里真正的幽默，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关于新闻、通讯，早在1942年为改进《解放日报》的工作，胡乔木就提出：要善于把每天发生的丰富的和有教育意义的新的东西写成新闻和通讯来供给报纸；我们最需要努力发展的，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报纸的生命主要寄托在大大小小的新闻和通讯上面。他认为，只有详细大量地占有材料，把情况吃透，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文章才能写得有深度，有立体感，生动活泼，让人爱看。他以为记者不定点、满天飞更好，写出的新闻和通讯可以上下左右地议论和比较，现在和历史比较，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读者爱看。
关于副刊，胡乔木在1946年那篇《短些，再短些！》的名文中要求副刊不要有太多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每天万把字的版面“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胡乔木谈了办好副刊的意见并亲自改写“副刊稿约”，他主张副刊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只有一种声音，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窄；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写稿。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稿件的篇幅在千字左右。此后，《人民日报》的副刊基本上是按照胡乔木的主张办的。
关于多出名记者，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培养出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是胡乔木对新闻队伍建设的要求和期望，带有战略眼光。他指出，培养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多写评论和述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新闻报道；二是让记者下去，多跑一些地方，深入调查研究，多写一些有深度的通讯。记者不下去，浮在上面，专跑会议、跑“衙门”，是跑不出名记者来的。他指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毕生努力，从三个方面修养自己：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二是学术理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三是新闻采编业务方面的修养。
关于文风，在延安为改进《解放日报》，胡乔木就提出“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打破一切固定格式”“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要求。1946年他又提出“短些，再短些！”的著名口号。50年代，他反复强调改进文风，提出“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要尽可能地删短”，要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使读者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胡乔木总结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把革命文风同科学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论述，指出“科学态度是革命文风的基础”。“有了科学态度，我们才谈得到革命文风。”科学态度有两个基本要求：“要求对客观真实的忠实。忠实于实际，而不是忠实于个人的愿望、忠实于个别原理、忠实于个人”；“还要求对客观事物作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探讨，要求找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要树立革命的文风，“必须自觉扫荡八股和诡辩”。“革命文风不能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它只能从对于客观事物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深入观察，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理论的掌握，以及对写作主题的认识来解决。”
三 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研究
早在青年时代，胡乔木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就怀有浓厚的兴趣，对汉字改革十分关心。1930年他还是一个高中生，就发表了研究淮扬方言语音的文章。1935年作《向别字说回来》，以鲁迅的《从“别字”说开去》为因由，阐述自己对简化汉字和拼音化的看法。他还发表了一个《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当时他是赞成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文字改革工作。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派，为发起人之一。1953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主任。1954年10月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承担文字改革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胡乔木是《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国务院公布）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也是他负责起草的。对这三个法规性的文件，他都在重要会议上或做专题报告，或做详细说明。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在制定这些重要文件的过程中得到阐述和论证，也被这些文件所吸收。
关于简化汉字，胡乔木指出，“简化汉字，首先是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承认”。“简体字的存在实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汉字简化是历史的趋势，为了减轻学习汉字的人的负担，必须简化汉字。”“现在简化的办法，可以说是一种革命的改良”“是适合于群众的迫切需要的”。
关于推广普通话，胡乔木指出，语言不统一，使得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遇到许多障碍，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生活里面的一个尖锐问题。推广普通话，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汉语本身的发展，对于文字改革，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广普通话，“首先要把标准语确定下来”“汉语应有统一的语音”。为此，他提出要研究方言，实行有系统的方言调查，要研究汉语的语汇、语法。在1956年起草《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时，胡乔木概括语言学界的意见，提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并历史地、具体地说明这种“汉民族共同语”“是汉语历史发展的自然的结果”；推广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
关于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在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说明中，胡乔木从对北京话同上海话、武汉话、南京话等方言的对比中，分析北京话语音清浊、尖团、声调（调类调值）的特点，说明拼音方案为什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道理；从对比分析汉语和印欧语系诸种语言的不同，说明拼音方案为什么采用拉丁字母为工具而又不完全遵守国际上使用拉丁字母习惯的道理，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很高的学术性。
胡乔木是汉语规范化的倡导者之一。胡乔木认为，“在语音方面是统一的，在语法方面、词汇方面是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的。这样子，我们的语言才能够进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为此要做许多科学工作。语言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发现语言里面的客观法则；建立和推行语言标准，这就是实现规范化。他指出：汉语方言分歧严重，使汉语规范化工作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要把汉语规范工作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胡乔木不遗余力地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胡乔木主持下撰写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接着经他组织，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胡乔木特别重视词典编纂和方言调查。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任务：1956年上半年完成《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1956～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初步调查。在日常生活中，纠正《人民日报》和出版物（从青年到名家）语言使用上不规范的毛病，成了胡乔木的习惯。
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77年12月）的得失以至存废这一问题，引起了文字改革的又一次热烈讨论。1982年1月，胡乔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文改会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30年来文改会担负三项任务取得的成绩，就今后怎样继续完成三项任务，特别是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怎样适应信息处理和机械化的需要，提出了战略性转变的意见。他指出：“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纯考虑如何减少汉字的笔画和汉字的字数，零零碎碎地去搞这个字怎么简化、那个字怎么简化；而是要研究和提出一些重要原则，全盘解决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以适应汉字信息化的要求。”胡乔木提出实现汉字信息化的路径，是“首先把现代汉字的字形改造成为许多可以独立的字形组合成的字，也就是先要把汉字改造成拼形的文字”，而分析汉字字形结构应以部件为单位。根据这个思路，胡乔木提出了减少汉字结构单位——部件，减少汉字结构方式，减少汉字笔形，尽量分解汉字等简化汉字的15条原则。这些中肯的意见，是以他长期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的。其中重要的著作，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写出的长达万字的《汉字部件论》。
关于简化字的修订，胡乔木认为，要通盘考虑，不仅要考虑废止“二简”，对1956年公布的“一简”中明显不合理的字也要考虑改掉。针对有些语言学家急于实行拼音化的主张，他说，“据我看，一百年左右时间实现不了拼音文字”，“汉字是消灭不了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汉字还要用，拼音化的过程将是很长的”。胡乔木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仍然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大力推广普通话，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制定现代汉语用字的各项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使《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完善化、规范化等。这就把文字改革工作放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四 文学艺术研究
文学艺术也是胡乔木一生与之结下不解之缘的领域。1930年4月他还是一个高三学生时，就发表了《近代文艺观测》，论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文艺“颓废派—未来派—普罗派的起伏”，并由此表示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家学熏陶，中学时代接受了新文学的启蒙，在浙大外文系又提高了欧美文学的修养，他所受的教育和聪颖的禀赋，使他成为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能诗善文的革命文学青年。他在清华大学办过革命小报，在盐城办过进步文艺刊物，1935年到上海后很快就走进了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行列，发表评论和诗作。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仍然保持着对文艺的热爱和关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负责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他既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60多年间，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古今中外文艺家、文艺作品、风格流派的评论，对中国诗歌内容与形式的论述，有不少系统的、精辟的见解。这里择要做一些介绍。
（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采取科学分析态度
胡乔木在1981年8月思想战线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同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第一次明确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1949年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这番话，总结了历史的教训，纠正了理论上的偏差，使文艺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
（二）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进行文艺批评
从1936年春发表评论，赞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开始，胡乔木文艺批评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褒扬。他欣赏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是现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魏巍的《东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写得很好。像陆文婷这样的主人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多次称赞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说《共产党人》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电影、电视这样最有群众性的艺术门类，胡乔木更为热情关注。他称赞“1981年电影成绩是很大的”，肯定《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牧马人》“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绝不能称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以很大的热情希望“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对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肯定“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写了悲剧”。他赞扬《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胡乔木的美学理想和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期待。
胡乔木文艺评论的主要着眼点是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作品和思潮的错误所做的批评尤其是这样。他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对需要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批评要既入情，又入理。胡乔木正是从上述原则和要求出发，对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与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苦恋》和《太阳与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他指出，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与人》，其极力向人们宣扬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与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做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对有的文艺刊物大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以及文艺领域的一些错误思想问题，胡乔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对保守、僵化的思想，胡乔木也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有人不赞成用“党的出版物”来替换“党的文学”这一不确切的旧译，不赞成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胡乔木指出“党的文学这种说法是不清楚的”，“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
对片面宣扬现代派的批评，显示了胡乔木进行文艺批评的特点：既突出文艺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果，又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但需要研究在创新的名义下的实际内容，“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但是，“现代主义在20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三）对文艺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提出了科学的、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
胡乔木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只是文艺批评和理论著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著作成果（包括质与量）成正比。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的关系，做很多的研究。中国文学史“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政治不能够决定文学的发展。当代中国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学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那样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对中国诗歌形式有精深的研究，对创造新格律诗做了探索和尝试
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胡乔木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诗歌形式的研究和创造新的诗体的努力。他指出：中国诗体有两个轨道——一个是三、五、七言的奇数字句型，另一个是四、六、八言的偶数字句型。经过很长时间，由《诗经》、楚辞时期的以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以奇数字句型为主。此后五七言诗成了诗的正宗。宋以后词、曲起来，可以说是三五七言、四六八言的综合。到了“五四”时期新诗出现，情况再变，好像倒过头来，基本上以偶数字句型为主。他又研究诗的音节，发现民歌的音节一般一三五七是重音，旧体诗差不多和它完全相反，更着重二四六的重音。胡乔木指出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就已开始被人们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这种情况，从历代诗赋词曲到现代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不论实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区有多大的不同，说明平声、仄声确有明显区别。胡乔木认为要进一步探究上述规律或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比如汉语中为什么平声字远远超出仄声字？两汉时诗体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汉语在这时发生了什么变化？胡乔木主张把新诗诗体确定下来。题材和形式可以多样，但诗总要有一定的约束，要节奏整齐。他“试图运用和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他自己尝试的格律形式是每行四拍（顿），每拍两三个字（音节）；不采取一个或四个字作为一拍的办法，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口做标准。
五 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研究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胡乔木毕生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毛泽东、邓小平指导下写了不少文章。这里简要评介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篇。
一篇重要文章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修改、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胡乔木是文章的起草人。《再论》是4月发表的“一论”（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续篇，针对那之后全世界反苏反共浪潮继续发展，接连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严重混乱的形势，回答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和建设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同时每个国家又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文章进一步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在指出他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的同时，肯定他的功绩，论定“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文章在系统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指出他们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文章联系历史和现实，批评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和危害，要求克服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文章第一次提出毛泽东的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思想，并明确指出以此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本立场。通篇文章都运用毛泽东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使这篇政论闪烁着哲学的光辉。这篇论文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共运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代表作。
胡乔木另一篇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是写于1990年4月的通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此文篇幅短小但视野开阔、思想深远。胡乔木概括100多年来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变化，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这很大进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过去的想法离不开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离开“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传统看法来认识社会主义，就看到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社会主义阶段的时间由短变长、成熟程度由高变低（主要表现在对商品经济的认识），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这从形式上说可以看成后退……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胡乔木从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点上，有力地论证了“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受通讯的限制，胡乔木对新认识没有展开论述进行论证，但就从他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来看，不能不说胡乔木在他的晚年又一次站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前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胡乔木做了题为《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发言。这是1978年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胡乔木科学地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唯意志论”盛行所造成的惨痛损失，强调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能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尤其重要的是，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发展，“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段话对改革开放做了强有力的理论论证，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指明了途径。对怎样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胡乔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很多是长期被视为禁区、人们噤若寒蝉的。他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遵守价值规律，按供求规律办事。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处理好有关个人物质利益的问题。他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他要求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提出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托拉斯），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司法等四方面重要改革建议。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它在经济理论方面为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个口号在国内广泛传开，对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胡乔木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是继邓小平在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批评了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以后，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和说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做的讲话，经修改补充后在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指出：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其核心和实质是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此文的突出点是区别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指出，许多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没有区别这两种含义，批评那种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的错误思潮，着重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潮的典型命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论述了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出发点，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建立，找到了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现实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对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文章对“异化”一词做了历史的考察，说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异化的理论和方法，而创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异化”作为表述某些特定现象的概念来使用，则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把“异化”说成马克思说明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的一般方法的观点，进而认为“异化”是一般规律，也应该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方法的观点，同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文章指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根本性飞跃。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如果不承认这条历史分界线，把马克思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对抗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搬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严重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这绝不可能帮助我们解释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任何消极现象，只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以至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文章批评了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所谓“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和经济领域的异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