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何许人？
哦，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剧作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还莫名其妙地列入《世界名人录》的名人？报刊上常见到你的文章，舞台上常演出你的剧作，常有人请你开会，请你讲话，请你签名，请你题词，请你赴宴，请你合影，还请你出国。近几年，你真是春风得意，风头出足。有很多记者采访你，有不少文章吹捧你，说你从小是神童，长大是天才，写作如何之勤，知识如何之博，如今在政治上又是多么的爱党爱国，在艺术上又是多么的出类拔萃，还说你夫妻恩爱，家庭幸福，性格幽默，坚强正直，甚至连面色红润也提到了，只差没说你“质量可靠，负责三包”了。
而阁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表面谦虚，心中暗喜，别人以为你对这些溢美之词不屑一顾，可有谁知道你对这类捧场文章还是感到惬意的。你呀，真不应该那么心安理得，其实你早已不是你自己了，你已经失去了一个真实的你。直到最近，你似乎才有所觉悟，你在答复一家报纸的提问时，不得不承认：“所谓名人都是社会形象，是社会根据各种需要(在当今中国特别是根据某种政治需要)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只要你出一点名，你便不再完全是自己了。知名度越高，就越不是自己。”你还说过，有关你的报道，百分之五十是艺术夸张，百分之二十是凭空编造，只有百分之三十才是真实有据的，而这百分之三十也是只说好，不说坏。
你今年五十足岁，“五十而知天命”，但更应该知道自己，更应该有自知之明。那就让一个深明底细的我来评说一个被艺术夸张了的你，让一个不为人知的沙叶新来修正一下“社会形象”的沙叶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更不为自己讳，如何？试试吧！
好，先说阁下的小时候，你不是什么神童，是顽童。顽皮，按你们南京方言来说，叫“厌”，把“顽皮得要死”，说成是“厌得伤心”。你可真是厌得伤心了！你小时候最喜欢装济公，头上戴着用绿荷叶卷成的圆锥形的帽子，耳朵上挂着红辣椒做成的耳坠，手拿破芭蕉扇，口唱“唵嘛呢叭咪吽”和尚念的经文。那时尚无“鞋儿破，帽儿破”的流行曲，否则你也一定会引吭高歌此曲，大显身手的。下大雨时，房檐水流如注，你和三四顽童竟然立于檐下，排成横列，伸长头颈，以颈就水，相互比赛，看谁坚持最久。而你在这类较量中，哪怕浑身湿透，冷得发抖，也要坚持到最后，击败所有对手。你就有那么一股呆劲，所以大家叫你呆子。你的乳名原来叫“六十子”，后来人们都叫你“六呆子”。
上学之后，你也并非天才。小学毕业时，班主任江浩老师叫你上黑板写你自己的名字。那时尚未实行简化字，你竟然将繁写的“葉”写错了，写成了“□”——介乎“葉”和“業”之间的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错字。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你一直就是这么错下去的，整整错了六年，学习成绩可想而知！
到了初中，你也不是好学生。下午你常旷课，溜到新街口摊贩市场(类似北京的天桥)去听相声，看测字，旁观大人下棋，逛逛廉价书摊，接受典型的市井文化的熏陶。学习成绩呢？你至今还保留一本初中三年级的记分册，别不好意思，打开让大家看看，增加透明度嘛。哇！语文53分，数学43分，政治50分……你是怎么学的，这么多门功课不及格？！1953年你初中肄业，患了流行性乙型脑膜炎，没有考高中。病好后，重读初三，留级半年。
你小时候比较突出的倒是京剧。那时你爸爸开饭店，店名启乐园，在南京算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清真饭店。离店门前不远，是著名的中央大舞台，全国一些著名的京剧演员常来此演出。你家则做这些演员的包饭生意，一些回族演员也常来店里用餐，这样你们全家看戏就方便多了。你当时常爬在台口，曾看过盖叫天的儿子张翼鹏的武生戏，看过现已在台湾退休的顾正秋的旦角戏。久而久之，你也学着唱了。后来你便拜你爸爸的老友梁大先生的儿子梁正平为师。梁老师是票友，工须生，他教你的第一出开蒙戏是《击鼓骂曹》，教你唱的第一个唱段是祢衡的“西皮快三眼”：“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以后师傅说你嗓子“左”，太沙哑，便让你学麒派，于是你又学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你对麒派唱腔喜欢得如痴如狂，尽量想模仿得惟妙惟肖，那一段“二黄顶板”你唱得一波三折，声情并茂，倒也常得到大人们的称赞。记得你就读火瓦巷小学时，校长是戏迷，戏瘾一发作，便将你从课堂叫到他办公室，让你唱上一段。你摇头摆尾地唱，校长先生则闭着眼睛，手打节拍，像在品味一个名角的演唱。后来你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错的学生之所以能毕业，八成是校长喜欢听你唱京剧的缘故。1946年，蒋介石六十大寿，南京票友在新造的“介寿堂”举行祝寿演出。演出剧目之一是《汾河湾》，你演薛丁山，演出之前扮演薛仁贵和柳迎春的两位票友因排名先后而发生争执，以致不欢而散，戏未演成。幸亏如此，否则“文化大革命”中你便多了一条罪状。此事你在历次运动中交代过吗？显然没有。
1948年前后，南京一些票友成立“南京业余京剧研究社”。此研究社当时并未向国民党政府注册登记，也不知算不算非法组织。该社社址便设在你家饭店的二楼，你爸爸不收房租，而且免费供应茶水点心。票友们活动时，你也吊吊嗓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中国戏曲学校京剧科在南京招生，曾有票友建议你去报考，可你父母舍不得，“父母在，不远游”，因而作罢。否则你和浩亮同学，将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也许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入样板团，青云直上；也许因“破坏京剧革命”而惨遭迫害。世事难以逆料，人生有许多难解的谜，你今日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你，其实是有许多偶然的甚至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
比如，要不是1953年夏天那只带病毒的蚊子叮了你一口，你就不会得流行性乙型脑膜炎，就不会耽误考高中，就不会在另一个班级留级读书，就不会遇到另一些你本来不可能遇到的老师和同学，就不会有你如今这样的生活历程……
高中，你仍然是在南京第五中学读的。你之所以喜爱上文学艺术并萌发写作的欲望，完全是受了语文教师武酉山先生和同学王立信的影响。武老师循循善诱，是他首先在你的心灵中注入了文学细胞。王同学是你们高中生里第一个发表作品的人。彼亦人也，尔亦人也，受其影响，你也因此拿起笔写起了小说，而且居然也发表了。你当初当然沾沾自喜，如今你才悔其少作，让你脸红，那确实是一篇极为幼稚的处女作。不过，若不是如此，若不是在你生活中出现了武老师和王同学这两个人，你以后也不会走向文学之路的。
在高中，你仍然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你只是在读高一时还较用功，物理97分，立体几何100分。到了高二你就原形毕露，一头埋进古典诗词里，上代数看小说，上俄语背宋词，只有上语文课还算老老实实。作业，总是抄人家的；考试，倒不敢作弊，只是在考前突击一个月，将书本从头至尾看一遍，将习题从头至尾做一遍，考试时倒也能混个60分，这大概是你的小聪明。
高中毕业，考大学，可以填报十二个入学志愿。你不自量力，报考的都是名牌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结果呢？只录取了你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实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后来才知道，你是回族人，可以加分，在同等分数线上可以优先录取，否则你也早就名落孙山。你是沾了回族的光，是真主的保佑。
在大学，人大了一些，你总算懂得了用功，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最用功。大学期间，你也发表小说，不多，只有两篇，在中文系里倒也引起轰动。但最轰动的还是以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时所写的论文《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当时姚文元是“大左派”，你跟他商榷，批评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更是青云直上，你的此项罪名也当然逐步升级，说你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时真叫你冤难伸，口难辩。“四人帮”倒台之后，同样一件事，评价完全不一样了，你顿时成了早在
“文化大革命”前就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好在你倒没有头脑发热，只承认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没将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还有一点，你心中一直有愧，也从未与人道及，那就是你那篇“和姚文元商榷”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没多久，你就怕了，认为自己错了。你写过信给《文汇报》的总编辑，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示今后定要好好学习马列。由此可知，当时你其实并不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也并未真正反过姚文元。
人们承认错误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本来是对的，可后来却真心地认为错了。这种情况你有过，这已如前述。二是不知道对和错，脑子给搞乱了，但由于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说你错了，你也就认错了。这种情况你也有过，
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反对造反，可毛主席说造反有理，你被搞糊涂了，只好承认自己无理了。三是明明自己是对的，可屈服于一时的政治压力，只得违心地认错，这是最不应该和最不可原谅的，可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你也有过。“文化大革命”中，你写过一出戏，叫《边疆新苗》，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点你的名，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徐景贤点你的名，说你违反“三突出”，违背“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还说“沙叶新审美的鼻子又伸向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于是上海的文化系统开批判大会，批判你。你心中不服，越想越没错，写了申辩稿，打算在批判你的大会上宣读。这当然是种顽抗态度，你是准备顽抗到底的。可后来你想到：第一，你斗不过他们。他们两位是中央委员，炙手可热，你是无名编剧，这样做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第二，你也无法斗。因为在大会申辩之前，申辩稿必须在小组会上通过，当然这是绝对通不过的。第三，你怕株连，当时你妻子正在申请入党，你担心你的顽抗会影响对她入党的批准。第四，你最怕的则是他们会从此夺走你手中的笔，不再让你从事你最醉心的事业：戏剧创作。所以你低头了，屈服了，撕碎了已写就大半的申辩稿，重新写了一份检讨书。你在批判你的大会上自己谴责自己，自己批判自己。虽然你内心极为痛苦，可你不得不如此。这样你才能过关，才能免于更大的迫害。
“四人帮”倒台后，为此事又有不少人叫你去做报告，叫你讲讲你是如何在这件事上反对“四人帮”的。你其实心中有愧，你非常恨自己在当时没有顶住高压，说了假话，作了假检讨，所以你一次报告也未去做。你在这点上还算比较老实。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你从此以后再也不想说假话了，再也不愿做违心的事了；哪怕有再大的压力，再重的迫害，你也不打算屈服了。但愿你能够真的如此。
198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