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藩势力日益膨胀
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在亲政两年后，就铲除权臣鳌拜和他的党羽，收回最高执政权，这时的康熙可谓真正的君临天下，可他接管的大清朝毕竟还是一个烂摊子，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使得饿殍遍野、田园荒芜、民生凋敝，正所谓百废待兴，很多事情都要等着年轻的康熙去摆平，其中最为迫切也最为棘手的便是三藩问题。
所谓“三藩”，就是汉族军事集团投靠清朝后，在剿灭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中建立巨大功勋，后来得到清朝裂土封王的三方藩镇割据势力，其中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守云南；封耿仲明为靖南王，驻守福建（耿仲明父子相继死亡后，孙子耿精忠承袭王位）；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驻守广东（后来其子尚之信承袭王位）。这三王拥兵自重，势力日益膨胀，还几度威胁清廷中央的统治。
按照清朝一般的制度，不论同姓封王还是异姓封王，都是一种名誉性质的爵位以及高等级的俸禄，他们既没有封地，也没有军政管理权，只是在诸王奉命率军出征时，清廷才暂时赋予一定的军事指挥权。但清政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经济、军事能力还是相当有限，为了统一全国，不得不借助汉族官僚军事集团的帮助，作为报答，便特意给予他们在封地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的特权。
“三藩”在军事上都拥有庞大的实力，耿精忠、尚之信两藩所属各十五佐领，按照当时一佐领两百人，他们各自拥有兵甲三千，其藩下丁口（没有武装起来的男丁）各有一万五千名。吴三桂的军事实力更为强大，他一共拥有五十三佐领，共计兵甲一万零六百，其藩下丁口有五万三千名。当然，这些还只是按照编制规定计算的，实际上三藩在各自的领地上拼命地扩充自己的实力，按照许旭在《闽中纪略》的记载：“时王府（靖南王府）兵额有万余，而旗下蓄养甚众。府中男子年十四岁，悉给弓矢，督骑射，鸣剑之心，已非一日。”也就是说耿精忠王府除了兵员一万多人外，十四岁以上的男子都武装起来，让他们练习骑射，随时都准备再起烽烟。
仅吴三桂的部将吴国贵二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丁都得服兵役，至于说吴三桂只有一万多将士肯定是相当保守的估算。这些佐领编制下的将士，是由藩王直接掌控，可以说是构成藩王军队的核心力量，他们同藩王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早在明崇祯帝时代，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就与崇祯帝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崇祯帝：“你们父子有多少兵力？”
吴襄：“臣按照册子有八万，实际上只有三万。”
崇祯帝：“这三万人都是骁勇善战之辈吗？”
吴襄：“如果这三万都是英勇敢战之士，早就能为国成就一番事业，何必会等到今天，其实臣可用之兵不过三千人而已。”
崇祯帝：“三千之众何以能够抵挡百万贼寇？”
吴襄：“这三千人不是兵，其实都是臣之子，都是臣之兄弟。臣受国恩以来，臣吃的都是粗粮，他们吃的都是清酒肥羊；臣穿的都是粗布，他们穿的都是罗绮，所以他们这三千人都能死力随臣于沙场杀敌。”
以上对话就表明，在吴襄、吴三桂父子的军队内，血缘宗族关系盘根错节，而且将领还给予士兵非常优厚的待遇，从而能够形成有着严格依附关系的骨干子弟兵。在吴三桂投靠清朝后，这批弟子按佐领组成编制，成为吴三桂藩属部队的核心力量。随着清朝统一全国战争的继续进行，吴三桂等人的藩属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三藩兵力除了佐领编制的子弟兵外，还有庞大的绿旗兵和投诚兵。耿精忠、尚之信两部各有绿旗兵六七千，而实力最为雄厚的吴三桂则有绿旗兵数万，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兵员都在逐步地扩充中。这类绿旗兵和投诚兵虽然统属于清廷，同直接隶属于藩镇的子弟兵也有区别，但他们一概听凭藩王调遣，不仅编制与部署出自藩王意图，就连重要将领都由藩王指派。三藩对军队的编制、驻防地区的部署以及军官的选择调任，形式上必须由清廷兵部批准，实际上还是藩王们说了算，其中尤以吴三桂最为突出。
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征服水西、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后，未经清廷中央批准，直接在那里开府设官。吴三桂调遣云南广罗总兵赵良栋为贵州比喇总兵，云南忠勇后营总兵刘之复为贵州大方总兵，云南忠勇前营总兵李如碧为贵州水西总兵，云南忠勇后营总兵塔新策为贵州定广总兵，贵州思南总兵王平为安隆总兵。当然除了在贵州设总兵外，四川和湖广都有吴三桂设置的总兵，计有四镇，每镇三千，总计一万两千人。可见吴三桂的势力不仅在云南一省，而且还分布在贵州、四川和湖广一带。如果兵部要在吴三桂的势力范围内安排人员，吴三桂总是会对朝廷说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藩属的将领大多是吴三桂的心腹，如都统吴应麒是他的侄儿，都统夏国相、胡国柱以及后来的云南留守郭图壮、右将军卫模分别都是他的女婿，还有一些将领是在辽西的时候一直追随他南征北战，如都统吴国贵、副都统杨坤等等都是他的亲信嫡系。
吴三桂等三位藩王不仅有军事指挥权、军事调动权和军队人员任免权，而且在地方也有行政权。当时广东布政使胡章就密奏朝廷，说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夺士绅妇女，还占据布政使衙门，私自设置官员。吴三桂管辖的地区及其权力都非常大，比如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谕令吏部、兵部：“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吴三桂还亲自向清廷提出将云贵总督、巡抚的敕书撰入“听王节制”四字，后获得兵部批准。除此之外，吴三桂还能任意调遣别省官员来云贵任职。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经吴三桂提名，后获朝廷批准，从湖南、四川、陕西、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调来胡允等九名官员来云南充当行政、监察、交通、水利等职务，先别说吴三桂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但仅就此就能发现吴三桂在用人方面已经拥有超越吏部、兵部的权力。当时四川道御史杨素蕴上奏章批驳，说国家用人的大权在于朝廷而不是藩王，还希望清廷防微杜渐，收回人事任免大权。
吴三桂知道杨素蕴弹劾他，便立即上疏驳正，强词夺理地让杨素蕴对“防微杜渐”等词做出解释。杨素蕴遵旨回奏，指出吴三桂提补方面大员有碍国体，还说自己只是据理力争，没有别的意思。清廷中央明知杨素蕴是为了维护中央大权而与吴三桂打这场官司的，但在那个时候生怕开罪于吴三桂，只好以杨素蕴“含糊巧饰之名”将其另调贬谪。杨素蕴一气之下，辞官归乡，等到吴三桂反叛后才被起用。通过这件事，就可看得出吴三桂权势熏天，清廷中央都不能将他怎样。
吴三桂在朝廷上顾盼自雄，可以直接干涉中央人事大权，但他对部下非常好，经常散财以笼络人心，广植私人党羽。吴三桂仗着自己财政独立，所以能在他的独立王国内大捞一笔，因此便可以重金馈赠给同僚、部属、师友，而且还用重金收买官员，使他们成为自己忠实的仆从。当时，云南知县及以上的新任官员都必须到王府拜谒，吴三桂亲自接见，还亲切地询问家世履历。如果新任官员有才干而且容貌气质很不错的，吴三桂都要百般罗致，让来者投入他的藩下，并且还要立卖身契，其中楚雄府知府冯某的卖身契上写到冯某同其母亲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受身价一万七千两。这些投身到吴三桂藩下的官员就与其结成主仆关系，同时他们还要拜吴三桂的亲信胡国柱为师，当时就有“滇（云南）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这样的说法。
吴三桂利用清廷给予的独特军事财政大权来散财结士，培养隶属于自己的文武官员，从而把持云贵一带的地方大权。耿、尚二藩同样操纵着藩属地区的军事、财政大权。三藩竭尽搜刮之能事，霸占关口税收，私设商税，垄断工商贸易，放高利贷，总之是想方设法强征暴敛，以巩固扩大自身统治基础。耿氏在福建以及尚氏在广东，无不对煮盐、船泊、外贸、渔业乃至当铺、布店、开矿等等都强征税收，无不穷极其利。吴三桂在云南不顾清廷禁令，直接圈地对土地收以重税，而且还按康熙钱的式样私自铸钱，清廷敕令吴三桂停止铸钱，吴三桂说云南这边钱太少，没有钱一天都不方便，从而对清廷敕令置若罔闻，继续铸钱。此外，吴三桂与西藏和蒙古开展茶马互市，通过交易茶叶来换取藏蒙民众的马匹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吴三桂还利用自己先前在辽东的关系，将四川所产的黄连、附子等名贵药材贩往东北，而且还将东北的人参、鹿茸、貂皮贩回云贵川一带，从而垄断这些贸易，牟取暴利。
三藩虽然都富甲天下，然而他们向清廷索取的兵饷和俸禄却开支庞大。顺治末、康熙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主要集中在云贵和闽浙一带，军费开支猛增，尤以云南最为突出，当时这一带是明桂王政权和农民军余部抗清根据地，是清军重点进剿的地方。云南这边除了吴三桂的藩兵外，还有满洲八旗兵、汉族绿旗兵等等数万人，云南地方偏僻，从外地运来军需物资非常困难，以至于这里米价暴涨，军饷也水涨船高。顺治十七年（1660年），户部在奏疏中就谈到“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两，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而广东、福建两省需要饷银两千余万两，正赋不足用，清廷只能在东南乃至华北一带加派赋税。
尽管清廷对三藩一再姑息优容，但三藩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竟然巧立名目，增收百姓各种税收，就连最底层的戏子、妓女、和尚、工匠都要缴纳一定的人头税，除此之外他们还纵容当地官吏敲诈勒索，让官兵杀人越货，或者是抓丁拉夫，甚至还盘剥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司酋长，以至于云贵村落凋零、民苗困惫。
三藩不仅在藩属内无恶不作、倒行逆施，而且在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方面迅速膨胀，乃至于威胁到中央政权。随着农民军余部和南明政权的覆灭，三藩同中央的对抗性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一场中央与地方的较量正在迫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