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藩势力日益膨胀

第一节 三藩势力日益膨胀

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在亲政两年后,就铲除权臣鳌拜和他的党羽,收回最高执政权,这时的康熙可谓真正的君临天下,可他接管的大清朝毕竟还是一个烂摊子,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使得饿殍遍野、田园荒芜、民生凋敝,正所谓百废待兴,很多事情都要等着年轻的康熙去摆平,其中最为迫切也最为棘手的便是三藩问题。

所谓“三藩”,就是汉族军事集团投靠清朝后,在剿灭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中建立巨大功勋,后来得到清朝裂土封王的三方藩镇割据势力,其中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守云南;封耿仲明为靖南王,驻守福建(耿仲明父子相继死亡后,孙子耿精忠承袭王位);封尚可喜为平南王,驻守广东(后来其子尚之信承袭王位)。这三王拥兵自重,势力日益膨胀,还几度威胁清廷中央的统治。

按照清朝一般的制度,不论同姓封王还是异姓封王,都是一种名誉性质的爵位以及高等级的俸禄,他们既没有封地,也没有军政管理权,只是在诸王奉命率军出征时,清廷才暂时赋予一定的军事指挥权。但清政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经济、军事能力还是相当有限,为了统一全国,不得不借助汉族官僚军事集团的帮助,作为报答,便特意给予他们在封地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的特权。

“三藩”在军事上都拥有庞大的实力,耿精忠、尚之信两藩所属各十五佐领,按照当时一佐领两百人,他们各自拥有兵甲三千,其藩下丁口(没有武装起来的男丁)各有一万五千名。吴三桂的军事实力更为强大,他一共拥有五十三佐领,共计兵甲一万零六百,其藩下丁口有五万三千名。当然,这些还只是按照编制规定计算的,实际上三藩在各自的领地上拼命地扩充自己的实力,按照许旭在《闽中纪略》的记载:“时王府(靖南王府)兵额有万余,而旗下蓄养甚众。府中男子年十四岁,悉给弓矢,督骑射,鸣剑之心,已非一日。”也就是说耿精忠王府除了兵员一万多人外,十四岁以上的男子都武装起来,让他们练习骑射,随时都准备再起烽烟。

仅吴三桂的部将吴国贵二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丁都得服兵役,至于说吴三桂只有一万多将士肯定是相当保守的估算。这些佐领编制下的将士,是由藩王直接掌控,可以说是构成藩王军队的核心力量,他们同藩王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早在明崇祯帝时代,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就与崇祯帝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崇祯帝:“你们父子有多少兵力?”

吴襄:“臣按照册子有八万,实际上只有三万。”

崇祯帝:“这三万人都是骁勇善战之辈吗?”

吴襄:“如果这三万都是英勇敢战之士,早就能为国成就一番事业,何必会等到今天,其实臣可用之兵不过三千人而已。”

崇祯帝:“三千之众何以能够抵挡百万贼寇?”

吴襄:“这三千人不是兵,其实都是臣之子,都是臣之兄弟。臣受国恩以来,臣吃的都是粗粮,他们吃的都是清酒肥羊;臣穿的都是粗布,他们穿的都是罗绮,所以他们这三千人都能死力随臣于沙场杀敌。”

以上对话就表明,在吴襄、吴三桂父子的军队内,血缘宗族关系盘根错节,而且将领还给予士兵非常优厚的待遇,从而能够形成有着严格依附关系的骨干子弟兵。在吴三桂投靠清朝后,这批弟子按佐领组成编制,成为吴三桂藩属部队的核心力量。随着清朝统一全国战争的继续进行,吴三桂等人的藩属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三藩兵力除了佐领编制的子弟兵外,还有庞大的绿旗兵和投诚兵。耿精忠、尚之信两部各有绿旗兵六七千,而实力最为雄厚的吴三桂则有绿旗兵数万,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兵员都在逐步地扩充中。这类绿旗兵和投诚兵虽然统属于清廷,同直接隶属于藩镇的子弟兵也有区别,但他们一概听凭藩王调遣,不仅编制与部署出自藩王意图,就连重要将领都由藩王指派。三藩对军队的编制、驻防地区的部署以及军官的选择调任,形式上必须由清廷兵部批准,实际上还是藩王们说了算,其中尤以吴三桂最为突出。

康熙四年(1665年),吴三桂征服水西、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后,未经清廷中央批准,直接在那里开府设官。吴三桂调遣云南广罗总兵赵良栋为贵州比喇总兵,云南忠勇后营总兵刘之复为贵州大方总兵,云南忠勇前营总兵李如碧为贵州水西总兵,云南忠勇后营总兵塔新策为贵州定广总兵,贵州思南总兵王平为安隆总兵。当然除了在贵州设总兵外,四川和湖广都有吴三桂设置的总兵,计有四镇,每镇三千,总计一万两千人。可见吴三桂的势力不仅在云南一省,而且还分布在贵州、四川和湖广一带。如果兵部要在吴三桂的势力范围内安排人员,吴三桂总是会对朝廷说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藩属的将领大多是吴三桂的心腹,如都统吴应麒是他的侄儿,都统夏国相、胡国柱以及后来的云南留守郭图壮、右将军卫模分别都是他的女婿,还有一些将领是在辽西的时候一直追随他南征北战,如都统吴国贵、副都统杨坤等等都是他的亲信嫡系。

吴三桂等三位藩王不仅有军事指挥权、军事调动权和军队人员任免权,而且在地方也有行政权。当时广东布政使胡章就密奏朝廷,说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夺士绅妇女,还占据布政使衙门,私自设置官员。吴三桂管辖的地区及其权力都非常大,比如康熙三年(1664年),朝廷谕令吏部、兵部:“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吴三桂还亲自向清廷提出将云贵总督、巡抚的敕书撰入“听王节制”四字,后获得兵部批准。除此之外,吴三桂还能任意调遣别省官员来云贵任职。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经吴三桂提名,后获朝廷批准,从湖南、四川、陕西、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调来胡允等九名官员来云南充当行政、监察、交通、水利等职务,先别说吴三桂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但仅就此就能发现吴三桂在用人方面已经拥有超越吏部、兵部的权力。当时四川道御史杨素蕴上奏章批驳,说国家用人的大权在于朝廷而不是藩王,还希望清廷防微杜渐,收回人事任免大权。

吴三桂知道杨素蕴弹劾他,便立即上疏驳正,强词夺理地让杨素蕴对“防微杜渐”等词做出解释。杨素蕴遵旨回奏,指出吴三桂提补方面大员有碍国体,还说自己只是据理力争,没有别的意思。清廷中央明知杨素蕴是为了维护中央大权而与吴三桂打这场官司的,但在那个时候生怕开罪于吴三桂,只好以杨素蕴“含糊巧饰之名”将其另调贬谪。杨素蕴一气之下,辞官归乡,等到吴三桂反叛后才被起用。通过这件事,就可看得出吴三桂权势熏天,清廷中央都不能将他怎样。

吴三桂在朝廷上顾盼自雄,可以直接干涉中央人事大权,但他对部下非常好,经常散财以笼络人心,广植私人党羽。吴三桂仗着自己财政独立,所以能在他的独立王国内大捞一笔,因此便可以重金馈赠给同僚、部属、师友,而且还用重金收买官员,使他们成为自己忠实的仆从。当时,云南知县及以上的新任官员都必须到王府拜谒,吴三桂亲自接见,还亲切地询问家世履历。如果新任官员有才干而且容貌气质很不错的,吴三桂都要百般罗致,让来者投入他的藩下,并且还要立卖身契,其中楚雄府知府冯某的卖身契上写到冯某同其母亲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受身价一万七千两。这些投身到吴三桂藩下的官员就与其结成主仆关系,同时他们还要拜吴三桂的亲信胡国柱为师,当时就有“滇(云南)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这样的说法。

吴三桂利用清廷给予的独特军事财政大权来散财结士,培养隶属于自己的文武官员,从而把持云贵一带的地方大权。耿、尚二藩同样操纵着藩属地区的军事、财政大权。三藩竭尽搜刮之能事,霸占关口税收,私设商税,垄断工商贸易,放高利贷,总之是想方设法强征暴敛,以巩固扩大自身统治基础。耿氏在福建以及尚氏在广东,无不对煮盐、船泊、外贸、渔业乃至当铺、布店、开矿等等都强征税收,无不穷极其利。吴三桂在云南不顾清廷禁令,直接圈地对土地收以重税,而且还按康熙钱的式样私自铸钱,清廷敕令吴三桂停止铸钱,吴三桂说云南这边钱太少,没有钱一天都不方便,从而对清廷敕令置若罔闻,继续铸钱。此外,吴三桂与西藏和蒙古开展茶马互市,通过交易茶叶来换取藏蒙民众的马匹以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吴三桂还利用自己先前在辽东的关系,将四川所产的黄连、附子等名贵药材贩往东北,而且还将东北的人参、鹿茸、貂皮贩回云贵川一带,从而垄断这些贸易,牟取暴利。

三藩虽然都富甲天下,然而他们向清廷索取的兵饷和俸禄却开支庞大。顺治末、康熙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主要集中在云贵和闽浙一带,军费开支猛增,尤以云南最为突出,当时这一带是明桂王政权和农民军余部抗清根据地,是清军重点进剿的地方。云南这边除了吴三桂的藩兵外,还有满洲八旗兵、汉族绿旗兵等等数万人,云南地方偏僻,从外地运来军需物资非常困难,以至于这里米价暴涨,军饷也水涨船高。顺治十七年(1660年),户部在奏疏中就谈到“合计天下正赋止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两,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而广东、福建两省需要饷银两千余万两,正赋不足用,清廷只能在东南乃至华北一带加派赋税。

尽管清廷对三藩一再姑息优容,但三藩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竟然巧立名目,增收百姓各种税收,就连最底层的戏子、妓女、和尚、工匠都要缴纳一定的人头税,除此之外他们还纵容当地官吏敲诈勒索,让官兵杀人越货,或者是抓丁拉夫,甚至还盘剥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土司酋长,以至于云贵村落凋零、民苗困惫。

三藩不仅在藩属内无恶不作、倒行逆施,而且在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方面迅速膨胀,乃至于威胁到中央政权。随着农民军余部和南明政权的覆灭,三藩同中央的对抗性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一场中央与地方的较量正在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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