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人民空军

永远的人民空军

我爸是1955年随西南军区文工团大部并入空政文工团的，就这样，在空军一干就是55年，直到现在。

像他这样在一个单位工作50多年的，可是真不多见。

这里要简单叙述一下空政文工团的历史。

1946年3月1日，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的基础上，在吉林通化成立东北老航校，曾先后使用过“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的名称，但空军的同志都习惯地称它为“东北老航校”。它是我们空军的摇篮。

1947年10月，刘亚楼任校长，常乾坤任副校长主持工作。

为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活跃部队，宣传群众，于1948年10月在牡丹江市正式成立了“老航校宣传队”。

1949年4月，“老航校宣传队”一行40多人抵达长春，成为创建空政文工团的最基础力量。

1949年10月10日，“老航校宣传队”搬进了一座日本式的建筑，名为“日本神武殿”，当地人称之为“大庙”。从外观看，大庙十分庄重气派，里面的面积足抵大半个足球场，地上铺着地板，大伙儿进驻之后，铺上麦草、褥子，一律睡地铺，揭开被褥就能排练节目。

大庙成为筹建空政文工团的集结地，之后从各战场抽调来的数路文艺队伍在此集结整编，在此建团，直至1951年6月迁往北京。

可以说，长春大庙是空政文工团的诞生地。

最早北上长春到老航校宣传队报到的，是1949年5月从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大队抽掉的一部分同志。

1949年11月，“四野”后勤部六分部宣传队20余人与老航校宣传队会合，住进大庙。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刘亚楼、萧华在空军创建初期百忙之中对正在筹建中的文工团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1949年11月中旬，空军政治部宣传队第一次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蟾宫电影院举行正式演出。

1949年12月，经刘司令员批准，空政文工团筹备负责人辛柯在北京刻了枚公章，正方形的，上面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那时文工团依旧在长春大庙，不时有新的同志前来报到。

1950年3月，北京的空军政治部宣传队也来到了长春，“老航校宣传队”的老同志丁家岐在日记中写道：“人更多了，更乱了。”

现在空政歌舞团将建团的日期确定为1950年3月25日。应该说有两支队伍在最初的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老航校宣传队”，二是十四兵团宣传队。

在初期参加文工团的同志中，很多人有文化、有热情，但缺乏专业的文艺训练，所以来的多，走的也多。真正被文工团留下来再进北京的并不多。

1950年4月8日，在长春二航校，第一次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名义正式举行了对外演出。那也是空政文工团成立后的首场演出。

1950年6月，又一支有生力量——胶东文协文工团抵达长春，住进大庙。他们中很多人从事文艺工作时间很长，业务水平高，无疑是一大生力军。

这一时期的文工团名称为“军委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1950年9月，全团起程开赴北京城，但这一次没有定居，而是在北京巡回演出了一圈，又回到长春大庙。这一时期直到1951年，文工团大本营依然是长春大庙。

1950年11月25日，刘亚楼司令员第一次接见整编后的空政文工团。

1951年4月，文工团正式从长春迁往北京，大家先是分散住在南苑的小客店或民房里。6月，迁至西山八大处。至此，空政文工团正式告别了让很多老同志怀念不已的长春大庙。

1952年，文工团迁至北京市东城区八大人胡同10号，也算是从郊区进了城。1952年7月，空政文工团参加了“首届全军文艺会演”，但这次成绩一般，仅拿了三个三等奖。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结束后，空军领导发现了文工团在艺术创作上面的差距，下力气寻找人才，招兵买马。

1953年，原本奉命北上，准备加入志愿军炮兵文工团的川南军区文工团，一行30多人，被空军副政委王辉球留在了空军，加入了空政文工团。

1954年，从朝鲜战场回来的空三军文工队也加入空政文工团，在“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结束后，陆陆续续调进100多人，实力明显增强。

1955年，随着西南军区撤销，西南军区文工团歌舞团正式划给了空军，120多人浩浩荡荡离开山城，北上首都，我爸就在这一北上的行列中。

阎肃不严肃

据长辈说，我爸是个很勤奋的人，非常用功，干什么都力争干到最好。

调入空政文工团后，他就开始慢慢往文学创作方面发展。

在我看来，爸爸一生好像没过过星期天，有时就算周末上午和我们玩会儿，下午又会回到工作状态，在他年轻时更是这样。他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戏剧作品、文学作品及看戏上了。

他对各种形式的戏剧、曲艺都认真学习，广泛涉猎。像川剧、清音、单双簧、四川评书、越剧、梆子，什么都看、都学，哪个剧种有什么绝活，精彩的段落他都清楚。

上个世纪50年代，空政文工团领导为了提高创作人员和主要演员的艺术修养，举办过文学讲座，由阎肃、朱正本、文采讲课，一周讲一次。

阎肃讲散文，讲过清朝袁枚的《祭妹文》、明朝刘基的《卖柑者言》等。

文工团的歌唱家张映哲曾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阎肃是怎么给我们讲诗词的：手舞足蹈地从广寒宫里的嫦娥、吴刚说到高山大川，再从李白、杜甫说到郭沫若、毛泽东。从天上到地下，从古说到今，阎肃说得天花乱坠，大伙听得心旷神怡。”

有时，我爸讲完一段，再由张映哲唱一段，找找感觉。

“下部队演出，坐火车、汽车，大家都喜欢把阎肃往自己跟前拉，给他拿糖、拿瓜子，巴结他啊！好让他讲笑话啊！他肚子里的故事也不知咋那么多。有他在跟前，保证你笑得前仰后合。”

在团里，我爸还经常教一些小学员学古诗词、古文，当然有时他也会编些故事瞎说一气的，谁让他本就不是个严肃的人呢。

说到爸爸的不严肃，还要再提一下他改名字的原因。

那是在西南文工团时，因为他总是爱开玩笑，讲故事，爱说爱闹的，就有人给提意见了，说他不太严肃。我爸一想，你们不是说我不严肃吗，那我干脆把名字改为阎肃，看你们还能不能说我不严肃。

就这样，名字真改成了阎肃，可就算改了名，爸爸仍然严肃不到哪儿去。

我见过一段资料是这样描写当时的爸爸：

在团里，阎肃不严肃，爱逗乐，说笑话，喜欢编一些顺口溜、打油诗什么的。说起话来跟说相声似的，常把人逗得捧腹大笑。

可是他在生活上还是很严肃的，日子过得很节俭，不讲穿戴，不乱花钱。一个月才几十块工资，偶尔好不容易赚点稿费，只不过五块八块的，都贴补到重庆家里了。

文工团其他一些人拉拉扯扯、黏黏糊糊地忙着跟姑娘纠缠谈恋爱，阎肃并不着急找对象，结婚挺晚。工作上一丝不苟，非常认真。识谱能力强，能说能唱，还有表演能力，是合唱队里的一名骨干。

中南海任务

1958年之后，每逢周末，团里有时会安排一些乐队、伴唱及舞蹈演员去中南海参加晚会演出，或和共和国领导人搞小型联欢舞会，地点通常在中南海春藕斋、怀仁堂、小礼堂等。空政文工团内部称之为“中南海任务”。

一般到了约定时间，中南海便会派出几辆吉姆小轿车到文工团接人，那时候元帅坐吉斯，将军坐吉姆，他们享受的是将军待遇，去多少人，派几辆车，都是事先定好的。

有些书刊把这类活动称为“舞会”，并不准确，因为不光是跳舞，还有文艺节目，去的人，乐队、说唱演员、舞蹈演员都有，包括京剧演员马长礼，相声演员侯宝林、马季等都去过。

当然节目过后，有时也会嘣嚓嚓地跳上一段儿。共和国几位领袖，由于年龄、生活习惯的不同，来的情况也不一样。

朱德一般是晚饭过后散完步才不紧不慢地来，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康克清陪他来。朱老总岁数大，来得早，走得也早，跳一阵子舞，舞步就像拉着小孙女儿散步，再跟大家聊会儿，9点过后就回去睡觉了。

毛主席一般10点以后才来，跳跳舞，拉着舞伴慢慢地兜圈子，有时跳着跳着突然把舞伴儿往沙发上一放，拉起另一位舞伴儿再跳。有时仅是随着音乐节奏挪动脚步，跳到半截儿，扔下舞伴儿，坐到一旁休息室抽烟，考虑问题去了。每当这时候，谁都不敢去惊扰他。

毛主席喜欢听京戏，也看其他节目，兴致来时跟大家聊会儿。12点过后就回屋继续办公了。

刘少奇有时和王光美一道来，有时女儿小小也被带来，他俩跳得不错，尤其王光美跳得好。

周恩来出席晚会一般都是为了找毛主席谈工作，两人也形成一种默契，休息时便坐到一块儿商谈，如果事情不着急，谈完话周恩来也会兴致勃勃地跳一会儿。就数他跳得最好，三步四步都很规范。

“中南海任务”好像始于1958年10月1日，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爸也去过好几回，他说第一次去的是中南海春藕斋，参加一个小晚会。看见了几位开国元勋，当时挺激动，临走时还悄悄从门口的一盆万年青上摘下一片叶子带回家，以此留念。后来去的次数多了，觉得不能再摘了，要是每次都摘，那盆万年青就得成秃子了。

每逢节日，他们也会配合“中办”在中山公园或天安门搞个小型演出。

有一次国庆节，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演出，好像是为欢迎越南胡志明主席。

演出间歇，我爸突然内急，工作人员就送他去了卫生间。

在他小解时，旁边又进来一人，他也没仔细看，只是觉得那人个子挺高，顺嘴儿跟他说：“真没想到啊，这天安门城楼上竟然还有厕所啊！”

那人答道：“嗯，是啊。”

他又说：“而且真是干净啊！”

那人又答：“是啊。”

这时他“解决”完了，扭头一看，旁边站着的是刘少奇同志，吓得他连手都没洗，赶快跑了。

勤俭和杂货铺

因为要养家，爸爸的节俭在全团是出了名的。

他把开始每月的津贴及后来改发的薪金几乎都寄给奶奶，帮着养家及负担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从开始时的5元6角，然后是十五六元，后来成了35元。随着工资的提高，他每月最多时能给家里寄50元钱，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几乎没给自己买过衣服。

记得小时候，看衣柜里也有几套爸爸的衣服，毛料的也有，但那都是单位统一发的，要不就是军装了。一件背心爸爸能穿很多年，破了几个大洞他也无所谓，还照穿不误。小时候我对爸爸的勤俭节约非常不以为然，长大后才知道，爸爸已经养成习惯了。

虽然其他方面节俭到家了，但在买书、看戏方面，爸爸还是保留了点最低消费。他那时自己留下的那点儿钱，不是买书，就是看戏。

爸爸曾说他30岁以前的休息时间不是看书，就是进戏园子，没玩儿过别的。

他对自己看戏的特点总结为一个字“杂”。

北京人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演的剧目，他一出也没落下过。电影、京戏那就更不用说，曲艺、交响乐他也常看。钱少就买最差、最便宜的票。就连一些地方小剧种的戏、小剧场里演的节目，爸爸也都会去看。他说，就是爱好，没什么道理可讲。“爱好”这个老师让爸爸受益匪浅。当然他的“爱好”绝不是简单的“消遣”和“玩票”了。

爸爸看书更算得上“杂”，可说是包罗万象，像中外戏剧、文学名著，他更是刻苦阅读。记得我们家里有一套《四川戏剧集》，爸爸一直很爱惜，说那套书对他的启发最大了，也看得出他对四川、重庆的感情一直很深。

他曾说，四川话是全国最幽默的语言。

爸爸一直能说比较地道的四川话，家里要是来了四川的客人，他一定要用四川话和人家聊天。以前还给我讲过一个四川方言的笑话：

抗战时期，在重庆街头，青年学生们在大街上作抗日宣传演讲，用普通话说的。大意是：日本人太坏了，霸占了东四省！（当时东三省加上热河并称为东四省）还抢走了烟台！后来，还有青岛！我们一定要……

一个老头儿刚巧路过，也看不清楚，只是远远地听了听，摇摇头苦笑而去。回到家里，老婆儿问：“那些青年娃儿讲些啥子么？”

老头答道：“没啥子大事，是说哪个董四嫂（东四省），丢了烟袋（烟台），过后，又擒到（青岛）喽。”

我们家没有书房，爸爸住最小的一间，也就十二三平方米。一张床，一套桌椅，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书和资料堆在地上，时间长了就打成捆搁到地下室。这么多年，我在家从没看到过他第二个形象——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他就是坐在桌子前头，不是写，就是看。

爸爸对书的爱惜也令我非常敬佩。他几乎把每本书都包上书皮，如果书皮破了，他就会换。他包的书皮花样很多，有对角折线的，有折单角的，还有折单边双角的。这些包书皮的技巧，他在我上小学时，也都传授给我了。包书皮的纸也都非常讲究，厚一点儿的书，就用旧挂历、牛皮纸；薄的书呢，就用旧刊物的内瓤。现在去我们家，两面墙的书柜里，很多书都几十年了，还依然崭新如初。

爸爸在我小时候就说过，你要能把我的这些书全都看一遍，你就是有学问的人了。说来惭愧，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多少。

作词没灵感的时候，他大概就几个姿势，站起来溜达，或者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突然跑过来抱我一下，我说你干吗呢真烦人。

很多人为了生活而工作，我觉得我爸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处女作终于发表了

我爸在文工团合唱队时，先后担任过演员、业务秘书、分队长、业务助理，凭借着自身深厚的古诗词底子和才华，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勤奋，开始在业余时间，尝试着创作诗歌、歌词，并试着给报社、诗词刊物投稿。

投稿、退稿、修改、再投稿，这成了我爸当时工作之余的工作，并上瘾了。

终于“开和”了，成功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自然。

那是一首他写的歌词被上海的一本歌词刊物《满江红》发表了，歌词的名字叫：《我的银燕是祖国造》。这个“伟大”的刊物现在还在，真可算是发现了一个人才。

说实话，这歌的名字现在听起来都有点不像是歌名。

后来我问起过爸爸的这首“处女作”，但他老人家实在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登歌词的那本刊物也没留下。

但就是这首看起来都不像歌的歌词，在当时给了老爸极大的鼓励，因为，他的作品终于发表了，印成铅字了，还有稿费！于是有了更高的热情，随后，又发表了一首歌词《公共食堂好处多》：

公共食堂好处大，

灾荒困难全不怕。

男女老少聚一堂，

亲亲热热如一家。

公共食堂好处多，

省时省工省柴火。

不需家家开小灶，

全村共享一口锅。

当时正值“大跃进”，全国上下大搞人民公社，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等倾向。于是各地办起很多公共食堂来，哪儿想得到，没过多久，就办不下去了，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粮食嘛。老爸的这首歌也就赶快收起来了。

⊙创作活动

现在的年轻人看了可能会觉得可笑，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但对爸爸来说，就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了，也真是他老人家的心声。因为爸爸这大半辈子，是真的酷爱吃部队的大食堂。他常跟我说：“除了我妈和你妈做的菜，其他的，甭管是什么大酒店啦，餐厅啦，我都觉得不如我们食堂的伙食好。”从这儿看，他的“口号之作”还真是肺腑之言。

除了唱歌，他还说过好几年相声。

在1956年4月空政文工团沈阳演出的节目单里，就有阎肃、孔宪铨二人说相声。虽然我没见过老爸说相声的场面，但从他平时糊弄我的本事上，也能想象出他说相声的风采。

1958年6月4日，《人民空军》发表了阎肃作词、黄河作曲的《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中国》，正式标志着他的歌词创作起航了。

1958年6月6日，《人民空军》发表了阎肃创作的数来宝《歌唱总路线》：

竹板打，响连天，听我来唱总路线。

总路线，像灯塔，照着全国人民齐向前。

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加油干。

别看总路线是一句话，它有许多基本点。

……

我在家收拾废旧报纸时，看见过1962年9月19日《空军报》刊登的名为《肯尼迪直冒汗》的三句半，作者阎肃：

美国国务院，手忙脚又乱，U-2被打掉，咋办！

召开紧急会，秘密来商谈，五个小时没谈完，真难！

打开无线电，骂声一大片，全世界人民怒吼：“战犯”！

这还不算完，继续去捣乱，间谍飞行是国策，再干！

尝试写剧本和演戏

我爸自从1955年调入空军后，就觉得特别神气，他虽不是战斗人员，但对部队的战斗英雄、机种、雷达站、维修站、试飞员，乃至后勤的仓库、农场都非常清楚熟悉。这是因为他打心底里热爱空军这支战斗部队。

在空政时，他也经常下部队搞慰问宣传。那时下部队是很艰苦的，但他总能在苦中找乐，也很爱编笑话段子。有一个段子至今我也闹不清是真事儿还是玩笑。

话说有一次下部队，当地部队的团长念参谋帮着写的欢迎稿，其中有一段话是：“空政文工团长途跋涉来到我团，慰问演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因这位领导不太认识“跋涉”的“跋”字，而且这段话末尾的“鼓舞”两字又分写在了两张纸片上，就被那位领导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念道：“空政文工团长，这个途，这个途，途什么涉啊，来到我团，慰问演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他翻篇一看，接着说，“噢！原来还有一个很大的舞。”

我见过一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空政文工团整风运动中揭发批评老爸的材料，是这样写的：“阎肃，利用给舞蹈队少年班学员讲故事散布毒素。经常给少年班讲些鬼怪、惊险故事，还讲过《聊斋》《天方夜谭》《基督山恩仇记》（大仲马著，一般人禁读）。当干部提醒他时，他并未重视，还向学员们说：‘以后咱们不讲这些，咱们讲共产党万岁！’……后来，团领导还专门召集学员们开会，来肃‘阎毒’……”

从以上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出，我爸爱好文学，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名著，肚子里装了不少平平仄仄的唐诗宋词。白天合唱队排练，敞开嗓子吼，吼完了闲下来就琢磨写东西，开始写点诗歌，慢慢又开始写剧本。

1958年春天，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四害，我爸写了一个街头剧《不准随地吐痰》，团里一看能配合上形势，马上组织排演，而且是到天安门广场现场演出。

26岁的老爸被光荣地安排在剧中扮演随地吐痰者，结果，不知是因为他演得太像了，还是演得太过了，真的被几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围住他不让走：

“你这个同志，不讲卫生，随地乱吐痰！”

“我没乱吐痰。”老爸忙向小学生们点头哈腰。他的好态度越发使红领巾们觉得他像个坏蛋，有个学生大声说：“还想耍赖！我们都看到了，就在刚才。”

“刚才？我那是在演戏呢，小同学，别误会。”

“不是误会，演戏也不能真吐！”

初露锋芒——“刘四姐”

1959年7月，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阎肃的名字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因为在空政歌舞团的节目单里，一下子推出了他的五个作品：《飞行员爱唱那欢乐的歌》《我们的机场》《小燕子》《战地高歌》《家乡的龙门阵摆不完》。要知道这时候爸爸还是个“长翅膀”的非职业创作人员。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爸创作的作品多了起来，不仅有歌词，还有诗歌、相声，还写了个活报剧《破除迷信》，反映很好。之后，又创作了他的第一部歌剧──独幕歌剧《刘四姐》。

1960年，我爸看了一部独幕话剧《活捉罗根元》，剧情反映的是胶东某游击队与土匪斗争的故事。他觉得剧情不错，据此重新加工和扩展，改编成了独幕歌剧《刘四姐》：剧中描写在抗日时期，机智、勇敢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为了从敌人手中救出被捕的张书记，乔装打扮，混进敌伪肖司令家中，智取敌人的故事。

《刘四姐》是一部类似惊险片的情节戏，充满悬念。该剧由空政文工团排练，先后在北京、福建、江西、东北等地演出获得成功，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在福州市演出时，福建省文联专门邀请文工团的同志去介绍创作经验，还被不少地方戏移植过去。

我爸对这部戏一直很喜欢，说是“文武带打”的，很是热闹。直到现在，有时高兴了，还会在家里哼唱两句剧中反派“肖司令”的唱段：

卧牛镇上称霸王，

谁人不知我肖子章；

救国军里当司令，

全凭这腰中两支枪。

因为这部戏的成功，于是领导决定调他专职搞创作。

我爸虽然喜欢写作，可其实并不情愿专职搞创作。他还是喜欢有机会当演员的，尽管演的都是配角，但仍觉得上台演戏很好玩儿，过瘾。而搞创作呢，有时候接到任务是要硬憋着写的，正如郑板桥所言“作文勉强为，荆棘塞喉齿”。但对组织的决定，他二话没说，服从了安排。一切听从党召唤，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信念。

《我爱祖国的蓝天》

为了更好地为部队创作，贴近连队生活，1959年春节刚过，有一件让老爸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空政文工团老团长黄河、政委陆友找他谈话，让他下连队当兵去。阎肃担心地问，下去了我还能回来吗？老团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搞得他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就这样老爸被下放到广东沙堤某空军基地深入基层生活一年，开始时任空军机械员。

到部队的第一天夜里，整个部队突然紧急集合。

各连队的集合号同时吹响。老爸也和其他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手忙脚乱之间打好背包，向连队集合地点跑去。

因他刚到部队，就认识个大个子二班副，集合列队跑步都是紧跟着这个大个子后面跑。夜里急行军中，几个连队交叉而过，他也是一直紧盯着这个大个子。跑着跑着，他忽然发现连长换人了；等到天再亮点儿，一看，大个子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大个子了，这才知道自己跑错连队了。他本是五连的，却跟着三连跑了大半夜。

后来老爸也学“油”了，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夜里紧急集合时措手不及，就专门准备了两套被子，一个睡觉时照常用，一个永远打成背包，放在床下待命。

那时白天除了在机场战斗值班外，晚上还要收拾菜地。老爸那时绝对是一名合格的空军机械员，擦飞机、充氧、充冷、充气、加油、分解轮胎等等，干得又快又干净。

他现在还经常提起战机的起落架最难擦了，因为起落架距地面的高度让人犯难：人站着吧，站不直，坐着呢又够不着，当然也不能搬把椅子来啊，只有让腿保持半蹲的姿势擦，还一定要把上面的沙土全清洗干净，可累了。

那时正赶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挺艰苦，他总记起诗人柯仲平写的诗：“埋头，埋头，天不怨，人不尤……”

老爸对待艰苦的方法一贯是苦中作乐。那年的中秋节，连队发给每个人一块“黄糖”月饼及水果糖等，他即作“歪诗”一首，在“军中”广为流传：

黄糖饼一个，水果糖两颗。

蹉跎，蹉跎，三十一了哥哥。

老爸那年按虚岁算已经31岁了，还没结婚。

每当只剩下自己时，会有一丝孤寂悄然漫过心头，也使得老爸常常一个人，躺在草地上注视着广阔的蓝天和壮丽的云霞，一种莫名的感觉直冲胸臆。一天傍晚，战鹰陆续归航，只有他所在机组的飞机迟迟未归。看着战友们那期盼的眼神，阎肃心头一动：我们的心都在天上，我们都爱这蓝天！当天晚上，老爸当兵一年积聚的情感全都诉诸笔端，创作了后来一直深受广大空军指战员喜爱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

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白云为我铺大道，

东风送我飞向前。

金色的朝霞在我身边飞舞，

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

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

我爱祖国的蓝天，

云海茫茫，一望无边。

春雷为我擂战鼓，

红日照我把敌歼。

美丽的长虹，搭起彩门，

迎接着战鹰，胜利凯旋。

啊，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

我爱祖国的蓝天。

爸爸说，这词根本不是他写的，是这些词瞬间自己蹦出来的。

记得我们院里有个年轻军官曾说，他当年就是听到这首歌后，才立志要报名参加空军的。

《我爱祖国的蓝天》创作于1960年底，流行于1963年，可以说不论走到哪个机场、雷达站，只要是中国的空军部队，几乎人人都会唱《我爱祖国的蓝天》。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首歌听起来依然让人激动，斗志昂扬。可以说这首歌激励了几代空军战士，热爱空军，热爱祖国，为国争光。

爸爸说，生活就是这样：最苦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快乐的。当你给予生活时，生活自然也会回报你。

当兵一年后，爸爸代理中队副指导员。指导员休假了，就由爸爸在机务中队负责工作。

在这期间，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感情很深，同时也体会到责任的重要。

有一个周末，上级通知有慰问演出，大家都很高兴。爸爸代表连队去迎接，一看，来的竟然是空政文工团的老战友们，而且演的剧目就是爸爸写的《刘四姐》。

他当时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玩儿的了。在他代表部队致欢迎词时，他说一句，底下笑一阵。

那年春节，爸爸和作曲家姜春阳、羊鸣等几个老战友一起值班，没有回家。部队发给他们每人十几块糖和十根“一支笔”牌香烟，爸爸建议玩玩儿游戏，正好可以拿糖和烟当“彩头”，大家都同意了。于是爸爸就教他们玩“梭哈”，一种赌场里盛行的纸牌游戏，估计是他小时候跟爷爷学的。结果，不到一小时，所有的糖和香烟都到他兜里了。

才子佳人一拍即合

爸爸是晚婚模范。因为多年来要供养母亲和弟弟、妹妹，而且又一直勤奋学习、工作，自己的个人问题也就一拖再拖，眼瞅着都过30岁了，也没顾得上自己的婚姻大事。爸爸和我说过，之前也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位女同志，不过人家嫌我爸穷，人又太瘦，没看上他。

在爸爸结束下基层工作回到北京后，当时任空政文工团团长的黄河替他着急了。

黄河原是晋察冀边区的老八路。抗日战争时和我的大姨姥姥林野同在冀东军分区的尖兵剧社。黄伯伯还是我大姨姥姥的入党介绍人。

有一次在他们的老战友聚会时，黄伯伯说，我们空政有一小伙子，才子一个，至今未婚。我大姨姥姥听后立即说，我有一外甥女儿，校花一朵，尚未婚配。两位老战友说完哈哈大笑，一拍即合。

就这样，经组织安排，我的爸爸妈妈这对才子佳人走到了一起。

妈妈李文辉，祖籍河北省，出生于遵化县驸马寨一个生活富足的大户人家。

妈妈比爸爸小7岁，是家中老大，美丽大方，聪明勤奋，学习很好。在读完初中后，为了尽早工作以减轻家中负担，即选择了一所中专──沈阳卫生学校读书。毕业后，先后在兴城、涿州工作，在部队任军医。

认识爸爸那会儿，据说妈妈曾在那年代特有的生活会上，被别人提意见说她“好结交知名人士”，估计是说爸爸呢。

妈妈的几个妹妹都不太同意她嫁给我爸，原因有三，嫌我爸一矮，二丑，三老。后来妈妈还是嫁了，当然妈妈算好看的了，哪儿还用得着爸爸也好看啊。

⊙青年时期的阎肃夫妇

爸爸总结妈妈当时可能是看上他有四个优点：老实、诚实、结实、忠实。他呢，主要是对妈妈的职业挺满意，觉得家里有个医生，老少三辈都受益。这叫什么恋爱观啊？

但对于爸爸的身高没有比妈妈高多少的问题上，妈妈说，她是被爸爸骗了。因最早见到的是爸爸寄来的一张照片。爸爸当时比较瘦，脖子又伸得挺长，妈妈就误以为他个头还挺高的，于是就同意了。直到后来见面后才发现有点儿上当，但已晚了。

不同辈分的夫妻

1961年，爸爸妈妈结婚了。

当时的婚礼很简朴，妈妈在结婚前从涿州空军某航校来到北京，在街上买了块布料，自己做了条裙子，就算是婚礼的礼服了。爸爸给妈妈买了双皮鞋及其他饰物，反正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自己穿着笔挺的军装，那时他肩上扛着上尉军衔。

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国家属于困难时期。粮、油、糖都要票，布也要票，婚礼上只好买的是铁盒的“高级糖果”。爸爸向来人缘特好，婚宴上来了很多客人，大多是他团里的同事和领导，非常热闹。

我姑姑曾说她从未见过那么热闹的婚礼。

团长、政委先后致辞祝贺，我大姨姥姥也代表娘家发了言，说：“感谢空政为我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姑爷。”

政治处也给爸爸妈妈送来贺礼，是一镜框装的毛主席语录。

来的宾客中有乐队的、歌剧团的、话剧团的，人才济济，都能安排节目，也都会捉弄新人。大家弄了很多节目，其中有个节目叫“采茶扑蝶”，是要求我爸爸边唱边跳，并拿条枕巾围在腰上，又拿条毛巾把眼睛蒙住，手持一把芭蕉大扇，必须扑着我妈妈才算完成。大家呢，都围着爸爸拿着枕头逗他，不时“尖”着嗓子学妈妈叫“我在这儿”，弄得爸爸扑来扑去，却总扑不着“正宗的蝴蝶”。

还有一个节目叫“怀中抱月”。大伙儿让爸爸抱着妈妈，并在嘴里含着一块糖，含糊不清且又深情地说：“啊！美丽的月亮，我的心在荡漾，令人神往……”说完话，就要求爸爸把含着的糖送入妈妈的嘴里。这时新娘本该说“甜不甜？”但因妈妈是医生，习惯性地问了一句：“卫生不卫生啊？”弄得大伙儿哄堂大笑。闹洞房一直闹到深夜，大家唱啊，笑啊，歌声不断。

第二天，大家一起去了当时很著名的“康乐酒家”，吃常静师傅做的名菜“桃花泛”。这在当时是最高级的饭菜了，不仅收钱，还花了不少粮票。

爸爸妈妈就这样结成了夫妻。但有件事一直很搞笑，他们俩不是一个“辈分”的，我总说他们是差着“辈儿”的夫妻。

因爸爸那时的团领导黄河，跟妈妈的姨妈是战友，所以妈妈得管黄河叫黄伯伯。但爸爸呢，和黄伯伯是同事，也差不了多少岁，也就只能叫大哥了。

这下可好了，我有时陪爸爸妈妈一起去看黄河伯伯，进门时爸爸对我说：“叫黄伯伯好。”我就叫：“黄伯伯好。”可我刚叫完，听妈妈也是叫“黄伯伯好”。等到临走时，妈妈拉着我说：“跟黄爷爷说再见。”我只好说：“黄爷爷再见。”唉！可真乱。

不仅如此，有很多人给我们家寄贺年卡、明信片都这样写：“阎肃叔叔、文辉大姐：新年好！”

开始时看不懂，后来就习惯了，反正他们俩真不是一个“辈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