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索洛湾的剧变震荡期
索洛湾在哪里？
陕北以南，关中以北，中间横亘的巨大山岭，就是著名的大桥山。大桥山衔接陕甘。据《大明一统志》载，大桥山“南连耀州，北抵盐州，绵延八百余里”。
大桥山原始森林密布，千峰竞绿，万峰争翠，犹如一条绿色的长龙，如石拱桥梁般，连接八百里秦川和千沟万壑的陕北高原于西北地区，北为“子”，南曰“午”，故称子午岭。
大桥山东南处是小桥山。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即现今黄陵县境内的小桥山。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寝就位于小桥山之巅，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黄陵县隶属于陕西省延安市，该县因“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也被称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人文圣地”。
“陕西是民族之根，延安是民族之魂，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也道出了黄陵县在中国地理位置的标志性地位。
黄陵县不仅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淳朴善良的黄陵人民用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进行了红色革命武装斗争。
1931年至1933年间，陕北早期革命领袖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王吉泰等率领陕甘游击队和后来的红二十六军，经常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34年，陕甘宁第三路游击队在黄陵境内建立了革命武装——中宜游击队。后在小石崖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尤其是双龙镇、小石崖、上畛子等地区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站在黄帝陵之巅，放眼望去，整个陵地和县城都被沮河山环水抱着，形成了“仙岛”形势。沮河，旧称“姬水”，轩辕黄帝因“长于姬水”，姓氏由此而来。沮河延绵120多千米，后汇入洛河。母亲河沮河不仅滋养着黄帝文化源远流长，也滋养了一代代勤劳善良的黄陵人民。
从桥山下的县城出发，沿着沮河向上溯源，一路向西47千米，几经峰回路转，山环水绕，在越走越密越幽深的沮河支流源头，一个凹形的山林小村庄跃然眼前，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山村，就是我们的主角——索洛湾。
沮河水沿着大桥山的支脉——双龙山脚下流过，形成一个优美的弧线，小山村就安静地坐落在这个弧线的弯道之中。
传说古时村北山湾间曾长有一株高大的娑罗树，枝繁叶茂，翠荫蔽日，所结果实名叫娑罗果，是一种珍稀的中药，医治结症有特效。娑罗树属佛教四大圣树（菩提树、娑罗树、阎浮树、苾刍树）之一，据佛经《本生经》记载：摩耶王后诞释迦牟尼佛祖于娑罗树下。因此，娑罗树被称为圣诞树，又称七叶树或北方娑罗树。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唐朝高僧玄奘自天竺国（今印度）取经时带回几粒娑罗籽，曾种在他译经之地玉华宫，又在玉华宫之北——今索洛湾山边也种下几粒种子，玉华宫和索洛湾村的娑罗树苗后来都长成了参天大树。那时，索洛湾只有几户人家居住，村子也没有个正式名称，由于山湾里的这株娑罗树十分显眼，又具有传奇色彩，这个村子就被附近人叫娑罗湾村，后来又演变成索洛湾村，直到今天。
那现在的索洛湾是什么样子呢？
一个400多人的小村子，在陕北，按人口来讲，这样的村子已经算是中型村子了。
索洛湾位于双龙镇的西部13千米处，深山密林之中。
据索洛湾上了年纪的人讲，他们的先辈大多数是解放前因为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才逃难落户在索洛湾。之前，钱、柯、阮、王、秦等姓氏的人家居多，每个姓氏家族中，都有几个参加过革命——如柯玉斌、田文彬、朱彩梁、岳英才、阮克强、阮世龙、秦启发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做出过贡献。后来，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又有大批移民落户到索洛湾，才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直到现在，很多年龄较大的村民，他们的口语中都有很重的河南、四川等方言。
在陕北人的思想观念中，像大桥山这样的梢林深山，人要活下去很难。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耕种的土地，哪怕是陕北高原那种干枯贫瘠的土地也没有，抬头是蓝天，低头是梢林，吃什么？喝什么？所以，去这种地方生活，除非迫不得已。在陕北人固有的观念里，去这种地方生活的方式叫“钻梢林”“走难（南）路”，用来形容在大桥山地区生活的人的窘况。
密林中生存，确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从山中发现的一些洞穴来看，那些最早来到这里的先民们，经历了怎样与自然斗争的过程才能在此立足？那应该是过着茹毛饮血、与世隔绝一般的生活吧。
极度的贫困和生存的艰难，让这里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先民们苦苦开拓的珍稀土地，被地主和土豪劣绅抢夺而去，靠微薄的土地生存的农民不断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几乎到了“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地步。正因此，这里成了陕北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打土豪，分田地’在南区土改顺利进行，是这块苦难的黄土地上千百年来翻天覆地的大事，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更加相信中国革命，相信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土改中有很多青壮年踊跃参军，迅速壮大了红二十六军、第三路游击队和各县游击支队……”这是《我的父亲牛书申》中记录的20世纪30年代初双龙镇地区红色革命和土改的真实情况。
而在《黄陵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中，总结得更为客观：“……双龙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农民有着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容易发动起来。中心区委、区政府从分配土地入手，进而减租减息，结合整风、大生产、练兵三大运动，适当地调整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利益，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物质条件，纯洁、巩固和提高了党的干部队伍，因而克服了严重困难，巩固和发展了解放区，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片红色的密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一起得到了解放，而南区群众也用生命和热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老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索洛湾及双龙镇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密林不再被黑暗所笼罩，穷苦的农民翻身做主，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他们是最早享受到新社会带来阳光雨露的人。
年已78岁的村民彭三姓说：“刚解放那会儿，大家的精神劲头足，生活非常丰富，年轻人充满了活力。”
老人讲起刚解放那会儿的情景来，很是兴奋，一边讲一边悠悠地吸着烟卷。据他讲，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划分开，每家每户都有了自己的土地；由于贫农们的底子薄，只能吃饱，可是精神劲头好，年轻人还在田间地畔经常搞娱乐活动，比如唱歌、摔跤、讲故事、逗笑……
1955年，索洛湾村正式转入合作社，群众的吃饭问题稍有好转。索洛湾的土地多，为了能在公社争到先进，在缴公粮任务中，摊派得非常多，为了努力完成粮食产量任务，到群众分粮的时候，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支援国家，也要争取先进，当时的索洛湾在全乡经常受到表扬和表彰。
彭三姓说：“除了给合作社干活，我们年轻人也组织起来，一起去别的村子互助锄地，一天五角钱。”
那个时候，合作社经常互调劳力，他们的民工队非常艰苦。每个社员，每天只有四两粮食，这四两粮食，大部分是粗粮。往往为了完成任务，他们晚上也出去帮别的合作社锄地，到1959年，大刮浮夸风，会议多，一天最多开过七次会，会开完后，继续干活。即使这样，大家的精神劲儿也没有丢，依然很充实，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望。
紧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
彭三姓说：“地里不出粮。恓惶得很！”
秋天，大家饿坏了，就去山上挖“鸡头根”（萝卜被拔后，留下的根系）吃。入冬，就去山上将橡籽打回来，然后磨成粉充饥。春天，有了嫩草，也有了活的希望；但是，灾害依然没有过去，最难的时候，就把河里的水稗子晒干磨成粉吃，而公社下发的返销粮大多数是麦麸子，还不如橡籽面好吃……
老人说着说着潸然泪下：“农民不容易，活下来都不容易……”
1958年合作社从“大食堂”变成了生产队，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索洛湾人也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现任索洛湾监委会主任的张军朝说，虽然大家也饿，但是，相比于其他生产队要好点，因为索洛湾的土地比其他村子多，水地130亩，山地200亩，基本农田400亩，可供种植的土地有730多亩。
他说，他们生产队在全乡，经常是缴农业税最多的村子，这种老革命区的村子，一直有个优良传统，尤其在国家缴购粮任务中，从来不愿意服输，年年争第一。可当时粮食产量都很低，技术也不发达，有些土地亩产几十斤，甚至连下种的籽儿都收不回来。最多的也就是亩产三四百斤。主要的作物是水稻、玉米、谷子和少量的糜子，还有一种经济作物叫线麻。即使如此，大家的干劲依然不减，20世纪60年代末期，索洛湾生产队的社员们还基本能吃饱。
“那个时候，集体的事业就是大家共同的事业，索洛湾那个时候人都非常团结，‘队长一声吼，全村跟着走’。”他很自豪地说。这种团结不仅体现在表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劳动中、情感中。
其中，最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经济作物线麻。
线麻，又叫绳麻，是产食用油的一种植物，线麻皮可以纺织麻布、帆布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统购的经济作物，线麻在索洛湾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据张军朝讲，大家的自留地都种植了线麻，集体也挑出上好的地块种植线麻。线麻的收入要比种水稻玉米更赚钱。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只能适量种植。《黄陵县志》记载，线麻和棉花“曾经是黄陵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个主要经济作物……线麻主要种植在双龙、店头一带水肥条件比较好的地块……1949年全县线麻0.33万亩，总产13.79万千克，平均亩产42.5千克……线麻种植面积最大的是1960年为0.54万亩，总产量最高的是1951年为18.2万千克，平均每亩最高的是1954年为62.35千克……1981年线麻下降到800亩，总产量减少到4万余千克。1989年线麻种植面积40余亩”。可见线麻对于索洛湾的社员来说，曾经是何等重要。
但是，线麻的种植和产出过程非常繁杂。“会爬不会爬，一脚三株麻”，这是讲线麻的种植，而后，就要像普通庄稼一样给它锄草施肥。线麻成熟后，一般来说，要分三道工序，这三道工序他们叫“杀麻”。首先，将成熟的线麻从地里背到谷场，先将麻籽收了，麻籽也可以出油，产量很低，而后将叶子摘除。接着对线麻进行分类，分类需要很多有识别经验的人一起来做，这样才能保证赶着麻秆泛白风干前进行第二道工序。这样做完初步遴选分类后捆绑。捆绑需要平均，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最后分麻时社员会有意见；第二道工序是将捆绑好的线麻放入麻坑，放入麻坑的时间必须是白露之前。一般要选一个不渗水的清水坑，然后将成捆的线麻竖着放进去，要完全没入水中，沤3天到一周左右看水的颜色和麻秆的颜色判断沤麻是否成功。线麻沤成功后，需要3—5天晾晒，这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第三道工序就是将晾晒好的线麻剥成麻线，麻线越长越好，这也是一项技术活儿。
当时，麻线的价格是每斤7角，改革开放后，价位也一直在攀升，甚至一亩的收益超过水稻，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个别索洛湾的村民依然在种植线麻。
每当索洛湾的社员们开始“杀麻”时，整个山林山村都沸腾了。社员们都沉浸在一种非常欢快的喜悦之中，大家坐在一起捆麻，扯开嗓子开玩笑，有时候也高声地唱着信天游，比过年和唱戏还要红火！对于张军朝来说，种植线麻不仅是一项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线麻的三道工序过程中，社员们需要一起干活，这样，大家的心也都在一起，感情也浓厚。
线麻是陕北农民做麻绳的原材料，在张军朝的眼里，那个时候的索洛湾人因为种线麻，大家的心都在这绳子上拴着。
“20世纪70年代，大家选生产队干部的标准就是谁的政治思想觉悟高，谁就是队干。”
张军朝在生产队同龄人里，算是一位比较有文化的年轻人。1980年他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第二年就当上了民兵连长，第三年就被选为村长。断断续续干了13年村长。他是改革开放后，索洛湾的第一代村干部。
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给每户人家都分到了一头牲口，大概每个人不到一亩多的土地。
那么当时的索洛湾村集体还有什么？
第一，沿河道大约40亩烂淤泥地，无法耕种，属于有名无实的荒地，全种了柳树杨树；第二，当时在生产队的时候，民工队曾经建起来的砖瓦厂；第三，公社配给生产队的铡草机、脱粒机、插秧机……因为当时是盲目采购的机器，还是用集体的贷款购买，其技术问题、自然条件问题并没有发挥作用，这些机器交给张军朝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废铁。
对于村集体来说，值得一提的只有砖瓦厂。这座厂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砖窑，生产队的时候，能给队里赚一点外快，后来，本村或外村村民修窑洞用砖就自行去烧，只给生产队交很少一点管理费，甚至不收。就是这点管理费，能勉强给电影放映队支付费用。
在张军朝的印象里，他当村长后，村集体只有这些资产。后来，在生产队时期购买那些废铁的贷款，有一部分被免除了利息，剩下的分摊给个人，直到十几年后大家才陆续还清，他才松了口气。
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初在河畔集体土地上种的杨树和柳树长大成材了，张军朝将他们砍伐后，维修了村里的新校舍，这是他一直搁在心里的一块石头。
在村里算是知识分子的张军朝，看起来非常本分。他说，他当初能当上队长，不是因为自己有文化，而是思想好，对党忠诚。还有一点，他是种地的一把好手。虽然自己是农民，但是，他不想让索洛湾的孩子们以后都做农民。这是一种朴素的愿望，说到这个，张军朝的脸上露出了一点苦笑。
改革开放后，线麻的价位逐渐攀升，从生产队遗留下来的农民勤劳善良的作风没有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前，个人线麻的种植是索洛湾人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
在这个时期，农民的收入渠道也增多了。
除了从土地上获得基本收入，比如种植水稻玉米等外，索洛湾的农民依靠双龙山的天然森林优势，也获得了更多赚钱的机会——春天，大家可以进入林地收木耳、蘑菇；夏天和秋天就有各种草药可以挖，比如黄芪、柴胡、苍术、川穹、山核桃、杏仁、橡籽、松果等。到了冬天，偶尔还可以套到一些野味，比如兔子、野鸡、黄羊等。
这些额外的收入除了维持家中的基本用度，比如柴米油盐，最多也就是能够给家里的学生买个纸笔。收入好点的，也就是能给家里人换件新衣服穿。20世纪80年代的索洛湾人，虽然不再像70年代一样穿着处处补丁的衣服，可相比于其他村，穿戴都很一般。
双龙镇没有集市，索洛湾农民要卖药材得去50里外的店头镇，要么就是翻山越岭，步行山路去甘肃的一些乡镇赶集。
索洛湾的四周全是次森林，按照国家相关规定，15米以上属于国有林木，15米以下属于防护林；但是，无论什么林，对于索洛湾的农民来说，除了山货和野味，他们对于大山还有一种敬畏，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对家乡山水的爱护。
张军朝说：“国家的就是国家的，咱不能违法。”
这位老实厚道的农民，在他的心里，永远装着像大山一样的责任心。
索洛湾大部分的山地和沟地种植玉米，20世纪80年代，玉米的价位很便宜，大约2—3斤玉米换1斤面粉，他们的面粉来源就靠玉米来换。
相对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打工。索洛湾离城市较远，农民依靠当地的林业部门工程，偶尔能找到打工的工作，主要是装载木料、伐木等，靠苦力才能够赚到一些钱。
另外的副业就是养猪，每年每户人家大概能够养一头肉猪。
依靠这些收入，索洛湾的农民维持着不穷不富的基本生活，而支出也相对简单一些，主要有吃穿住用行基本支出、孩子上学支出、疾病支出、人情往来支出……
其中，疾病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
索洛湾的气候不同于大桥山以北的陕北干旱地区。这里地气潮湿，受饮水等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前，地方病时有发生，主要是大骨节病、克山病、心脏病、碘缺乏病等。
改革开放后，索洛湾比别的地方“单干”的时间要迟，直到1982年才彻底将生产队解散。
“主要是大家的思想接受不了，如果没有集体，以后怎么干？这个问题主要是村干部的问题。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的很多干部还是原来生产队的干部，他们的思想转不过弯来，甚至猜想会不会犯错误，要不要跟着一起干。如果犯了政治路线问题，恐怕一辈子都要背着负担。”这是改革开放后，干了十多年支书的路建民描述的当时的情景。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再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最后到公社生产队，突然要把集体解散了，这一系列的变化实在太大。在他的印象里，“单干”之前，经常为了“解放思想”开会，尤其针对村干部，大大小小的转变思想会没有断过。不仅思想上接受不了，情感上也接受不了，不管怎么样，大家一起劳动了，一起哭过笑过那么多年了……
说起这段时光，路建民觉得有些惋惜，可毕竟这是历史前进的车轮，谁也无法阻挡，村干部接受得慢，群众接受得快。连路建民也想不到，“单干”后，温饱问题解决了，基本不吃粗粮了。最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拿玉米来说，亩产有几十斤，甚至更少的也有；但是，土地到了个人手里，像变了魔术一样，亩产几百斤，同样的土地，发生了巨变。
“土地不骗人！”这是路建民朴实而极富有哲理的一句话。
那时候，村里的人就有一句顺口溜说：“政策对了头，群众有奔头！”
路建民笑了笑分析说，村干部的思想转变慢，尤其是索洛湾，当初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尤其是村干部的集体观念特别强，那个时候，是彻底把集体的事情看得比个人的事情重要得多！
67岁的路建民也是河南宁陵县人，他的父亲是县法院院长，当初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索洛湾。1978年父亲平反后，带着子女回了河南，只有他一个人还留在索洛湾。
1971年初中毕业的路建民开始在索洛湾教书，因为教学优秀，每年都获得了公社的奖励，但因为是四类分子，1977年被人举报，不得不放弃了热爱的教育事业；而他的这一身份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政治思想表现不错，但直到1986年才允许他入了党。
但是，路建民毫无怨言，虽然人生错过了关键的几次机会，可是他内心却是踏实的。不再教书的他很快担任了生产队的队长，而后辞职，可依然为生产队当会计，1987年担任了支部书记。
路建民对这一时期的索洛湾了如指掌。
在路建民的记忆里，虽然村集体解散了，在他刚上任村支书的那几年，村里的风气没有变，索洛湾的村干部一直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作风，那就是重情义，重做思想工作。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好传统，也没有索洛湾如今的好底子。
“村风一直很好！”
路建民很骄傲地说，从他记忆的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索洛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
“分田到了户，闲了村干部！”这是路建民对当时索洛湾的精准描述。
当时，索洛湾的支部办公室很少有人去，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催款要粮，计划生育。
村民们唯一感到集体存在就是雨后修路出义务工。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路建民的思想稍有转变，他觉得，就算改革开放了，但是必须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任何人不能触碰——“能给群众谋利益，坚决不能给群众留贷款尾巴。”
这条底线在他任职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变。
在路建民的心中，集体的事业也是他内心一块永远落不下的石头。他盼望着有一天，索洛湾所有的人都能有一个依靠，那就是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来年里，索洛湾的发展是缓慢的，集体经济逐渐萎缩，甚至空白。这里面有客观因素，也有重大历史转折留下来的遗留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索洛湾的砖厂颓废，留给集体的资产只剩40亩沿河淤泥荒地，村委会的办公场所紧挨着学校的两间房，几乎闲置，镇干部一般直接去村干部家里。
当然，索洛湾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一些人依靠勤劳的双手，实现了最先致富的目标。
比如，索洛湾的水稻稻米口感好，一度受到很多城里人的青睐，村民们想办法大量种植水稻，后来丈量土地一算，反而比生产队时期的土地多出几十亩来。原因是很多人种植水稻，开拓了很多荒地……
因为勤劳，20世纪80年代在村里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比如，村里的赵乐信赵善良父子，赵善良从部队回来后，承包了水田，依靠自己的勤劳和知识，一门心思种水稻，实现了最先的富裕。
再比如阮书生，依靠养牛，种水稻，种大量线麻也实现了最先的致富。
还有柯平，利用自己的驾驶技术跑运输，购买了索洛湾的第一辆拖拉机，也是致富的典型。
这些最先致富的索洛湾农民，他们头脑活跃，都有一些基本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善于学习，有一技之长。他们的富裕，在索洛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逐渐动摇了大家固有的思想，可这种动摇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农民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劳动状态，围绕土地转圈，而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中，当时还没有一名是党员，思想保守的索洛湾村干部和党员们内心还是迷茫不已。
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末，索洛湾在整个双龙镇，就彻底成了改革的排后兵，索洛湾依然处在改革的剧变震荡期……
启示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索洛湾情况，应该是所有陕北农村的一个缩影。
在大变革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该走什么样的路，该怎么走？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骨干和带头人的农村党员，他们的思想有些保守，脚步有些迟缓，但是良好的作风并没有丢失，共产党员的信仰没有忘记，无论是观望还是等待，对他们来说，迷茫期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做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其中讲道：“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劳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其实早在1933年，毛泽东主席已经在《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著作中论述和介绍了合作社这种早期的集体经济模式，并深刻赞扬了合作社的做法。
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政治几千年来最重要的课题。
在中国农村几经变革中，集体经济的形式不断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农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名存实亡。诚如那句“分田到了户，闲了村干部”，党在农村的作用该怎么发挥？更重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内心一直有疑问，比如，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村集体？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越性该怎么体现？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该怎么维系？
我们不否认，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一个时期内，劳动者对于生产关系的依赖要大于生产工具，并反过来也影响了生产关系；而当生产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是自然而然产生。
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村干部们认为，改革首先改掉的是村集体，改掉的是村干部，这会不会是一次新的运动和考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为此，早在199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时，在一篇叫作《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中强调：“应该看到，这几年农村绝大多数党组织经受住了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考验，成为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带头人；但是，也有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在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见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而后，他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其中有一条讲道：“……有些农村党员干部，认为‘包产到了户，不要党支部’……”可见，如索洛湾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且这里又地处北方的落后地区。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讲道：“多年来积淀的这类问题使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显得格外艰巨，这并不是发几个文件、开几场会、处理一些党员、进行几次党员评议就能奏效的。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明确指导思想，摆好位置，纯洁队伍，改进工作方法——建设好农村党支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四条基本解决办法很明确——必须紧紧抓住党的建设展开。也就是说，解决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必须围绕加强党的建设展开。这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
那么索洛湾的情况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