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场】

先锋的另一面：平淡后面的沉痛——马原洪峰写什么

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口 571158）

内容摘要：在80年代先锋小说的名录里，马原是打头者。他以带有神秘色彩的西藏故事和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叙述方式刷新了80年代文学的面貌。马原小说文学史地位的确立主要来自他在文体自觉方面的贡献，但这也是造成马原小说的思想价值被忽略的原因。除了西藏之旅的猎奇经历，马原的小说世界里还有不少是知青时代的生活。他讲述的知青故事，为知青文学提供了新的反思角度。马原的小说有明显的后现代特色，但貌似淡然的讲述并未减弱对生活的批判力量，平淡后面是深沉。洪峰的小说，在思想表现上比马原的更丰富复杂。他的“生命系列”从关注生命本身，到揭示生命与文化的关联，发展到思考社会政治对生命的宰制，汇入了80年代以历史批判为主题的启蒙叙事。而这些，都是在80年代一味追求形式创新的文学场域里以吴亮为代表的新潮文学批评所忽视的创作内容即思想要素。

关键词：先锋小说；马原；洪峰；叙述革命；社会批判；思想价值

在80年代先锋小说的名录里，马原是打头者。他以带有神秘色彩的西藏故事和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叙述方式刷新了80年代文学的面貌。《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虚构》不仅故事新鲜，故事的叙述方式更是出人意表。传统的小说，总是唯恐读者不相信自己讲述的是真正发生过的故事，因此不敢暴露虚构的痕迹，而马原的小说干脆告诉读者他是在编故事，让读者不要信以为真。在小说里直接说“我是一个叫马原的汉人”。“马原”是故事的讲述者，但又出现在故事里，叙述者同时又是叙述对象。马原在小说里还不时地提醒读者注意其小说的特点。可是读者如果真的以为作者是要否定小说叙事的真实性的话那就错了，因为马原的叙述方法在打破一种幻觉时其实创作了另一种幻觉，读者还是不知不觉中跟着他的讲述游历了作家想要你进入的生活世界。只有艺术才能使艺术从社会意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马原小说叙述创新的文学史地位是不可撼动的。80年代最活跃的批评家吴亮在他的著名论文《马原的叙事圈套》里给马原做了这样的定位：“写小说的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多年后还有论者指出：“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马原的影响，那么可以说他至少标志了一个文学时代的转向。从马原开始，中国的当代小说第一次颠覆了内容与形式的等级关系。‘形式’已不再是为内容服务的技巧，它本身便成为写作的目的。对于马原而言，‘怎么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马原小说文学史地位的确立主要来自他在文体自觉方面的贡献。但这也是造成马原小说的思想价值被忽略的原因。马原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80年代的评论界关注最多的是它的西藏题材。其实，在马原的小说世界里，除了西藏之旅的猎奇经历，还有不少是知青时代的生活。马原讲述的知青故事，为知青文学提供了新的反思角度，开辟了知青文学启蒙叙事的新局面。

马原的小说有明显的后现代特色，如叙述不连贯，无逻辑，反深度，零度感情，交替叙述，等等。然而，这可以理解为马原的思维特点、话语风格和叙述策略。它并不会减弱马原小说对生活的批判力量。例如他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以下简称《平坦》）和短篇《错误》，讲述的是亲历的知青生活，反映的是知青的苦难，以第一人称叙述，讲的人物遭遇，哪怕非常悲惨，用的语气却很平淡，态度也好像无所谓。但越是如此，故事里的不幸越有悲剧力量，从故事背后可以窥见讲述者态度的深沉。在这些知青小说里，马原写得最多的就是知青的死。在《平坦》里，一同插队的知青死了那么多。小说中有这么一段：

当然也是事出偶然吧，姚亮刚到这里认识的这些人在那段时间都死了，活下来的只有他姚亮和尚未在场的陆高。还有我。不算我。这样只活了两个人，姚亮成了全部死亡的目击者，因而他记得他们所有人的名字。瓶子。二狗。小秀。长脖。江梅。和肖丽。一共六个。还没算江梅肖丽各自肚子里的那个。也许瓶子与小秀肚子里也都有了，谁知道。除了二狗是得癌症死的，其余的都死于非命。长脖是莫名其妙被枪毙的，三个女人则都是自杀。她们之所以死，就因为她们是女人，在那个环境里，她们都逃脱不了当地干部对她们的摧残。表面上看直接导致她们被毁灭的是性关系，而实际是政治的魔影吞噬了她们青春的生命。它是因“文革”而引发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恶果之一。

《平坦》中的女知青之死十分悲惨。有一段这样的叙述：“这些少女很难使人联想到生殖繁衍，江梅比较丰腴，然而她年龄还太小。江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一定会生养一大群孩子，做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尽责能干的家庭主妇，一个本分男人所希冀的好妻子。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丰腴的身体呈现的恰好是健全的生育能力，而这种女人的天分常在不那么正常的环境里造孽了，我想说假如老天换一种安排，比如让她不那么丰腴不那么美不那么容易就怀孩子，虽然看来残酷，但对她无疑更仁慈些。”在另一篇小说《错误》里，交代了江梅的死：江梅在农场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没有父亲，后来又生了一个，她不得不投井自杀，身子泡得像水缸一样粗。而实际上这两个孩子都是农场田会计的。这些女知青的死，说明那是一个多么黑暗的时代。仅仅是出于某种理念，让这些年少的中学生中止学业，离开父母，远走他乡，青春少女落入豺狼之口。

马原的小说的社会批判性，也体现在对男知青生活的陈述上。《平坦》写陆高，姚亮，“我”，二狗，黑枣，赵老屁……既不能保护他们身边的女性，自我的生命冲动也受到严酷环境的压制。在极低的生活水平线上，他们偷鸡杀狗，掰公家的苞米，讹农民的鱼虾……这不仅是可以原谅的求生需要，也是他们生命力的扭曲的挥霍。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作为男性，他们不仅阻止不了女同伴被作践，他们自己也自我作践，以残酷的自戕行为来发泄内心的郁积。比如在酒醉之际，赵老屁跟小个子打赌，他说他敢把自己的后脚跟砍下来，问小个子敢不敢把他后脚跟吃了。小个子当然不示弱，说你敢砍我就敢吃了，大丈夫放屁崩坑。果真，赵老屁借大耳朵锋利、飞快的铁锨，把自己的脚后跟砍下了一块。小个子没说二话，也向大耳朵借来匕首，把那块脚后跟切成三块，分三次硬咽下去了。短篇小说《错误》更是集中地写到这群少年在压抑生活中的自戕行为。故事里，仅仅因为一顶军帽，就废了三个男人。说的是十六个知青睡一间炕，“我”和赵老屁从外边摔跤回来，除二狗外出未归外，十三个全睡下了。“我”发现自己放在箱子上的军帽不见了，怀疑是有人藏了，提出要翻大家的箱子。黑枣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说：“你要翻可以，翻不出来怎么办？”结果没有翻出来。“我”甘心情愿接受了惩罚：黑枣退下一只锨柄，猛力一挥，打碎了“我”的踝骨。不一会儿，二狗从外面回来，提回一个孩子，包着孩子的正是那顶军帽。“我”方知是二狗拿走了帽子害得“我”错怪大家导致受罚被打碎脚踝骨，一气之下，“我”用没有受伤的右腿直捣二狗的胯下。二狗当时就倒下了，在地上发疯般地打滚嚎叫，连夜被送回了锦州，从此成了废人，二十三岁便患癌症死去。黑枣知道自己误伤了“我”，为了惩罚自己，他亲手挑了自己左脚的大筋，对“我”说：“我们两清了。”伤了腿的两人，后来都成了跛腿。而实际上，军帽丢失完全是一场误会，是“我”自己带到摔跤的地方忘在地上了。后来赵老屁因寡妇张兰生下他的孩子后死了，他去告别，把军帽和孩子一并交给了二狗。二狗来不及说清就被踢伤，接着又导致了黑枣残伤自己以抵偿。军帽好像是悲剧的诱因，但实际是那不正常的年代使这些男人只会对自己发狠。可见“文革”为了某种宏大的革命理念而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节律，本来充满希望的生命只能在无谓的荒废中自我扭曲为畸形，如果不是亲历者写出这令人伤痛的一幕，历史的代价也就白白付出。

马原叙述这些悲剧故事，淡然而超脱，但让人感到十分惨凛。只要用心体味，就会发现他的故事不是没有社会批判性的。在《上下都很平坦》中，他说：“我把那些只跟我一个人发生联系的故事当成是我们共有的了。对了，就这么回事。”这其实是反话，他的一系列知青故事正是我们共有的！他的叙述看似漫不经心，但并非没有沉痛，所以他接着写：“原谅我，最先读到这部手稿的朋友，我的好妻子，和以后要读这本书的读者，原谅我吧。我把我的耽于想象生活而摒弃实在生活的致命弱点又带到这个沉积了许久的带一点感伤带更多欢愉更多苦痛的长长的故事里面来了。原谅我。请原谅我。”这使我们想到沈从文在谈他的作品时说的话：“你们只知道我的文章的优美与清淡，不知我平淡后面掩藏的强烈与深沉。你们知道我的抒情，不知道抒情后面的痛苦有多深。”对马原的小说，可能也要透过外表的平淡，读出内里的强烈与深沉。

洪峰的小说，在思想表现上比马原的更丰富复杂。他的“生命系列”（《生命之流》、《生命之寻觅》、《勃尔支金荒原牧歌》等）关注点在生命本身；《湮没》、《奔丧》与《瀚海》，揭示生命与文化的关联；而《极地之侧》就发展到思考社会政治对生命的宰制。大学毕业生章晖的自杀是政治侵入大学校园的结果。他一再地延宕自杀，表明了他对生命的留恋，但又无法放弃自杀，说明他受到的伤害超过了人的忍耐极限。在书写历史播弄人生，给生命造成创痛方面，《瀚海》更有代表性。《瀚海》借性爱形态的比较揭露了历史对人的生活的强行参与。小说写到几种不同的性爱形态，即“姥爷”和“姥姥”的自然形态，“舅舅”和“舅母”的文化形态，“二哥”和“林琳”的现代形态。其中“舅舅”和“舅母”的性爱形态是被否定的，因为它是利用社会政治的力量而曲折获致的不合理的性爱。“舅舅”和“舅母”的性爱中本来掺进了罪恶的因素，但这种罪恶狡猾地借助群体性的政治道德而变得正大光明起来。历史运动使小人升值，卑污的目的很堂皇地得到满足，而另一方面，则是美的被贬值，被糟践。小说写舅舅1942年当劳工，阴差阳错地由李金斗保举当了小工头，被人逼着偷了日本人的炸药，后来又被骗去加入了抗日队伍，结果因祸得福，1947年他成了工作队长。就是这工作队长的身份，帮他得到了读过国高、风姿绰约、在小镇上鹤立鸡群的二十岁的深闺淑女李慧兰。那天舅舅穿一身土黄色大制服，斜挎着匣子枪，带着个小勤务员，在街上闲逛，迎面遇上了李慧兰，立时就叫她给镇住了。李慧兰只怯怯地看了工作队长一眼，就把他的魂摄了。“舅舅看着姑娘一缕香风掠过面孔盈盈而去，心跳得气短，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一般，叫过勤务员，‘跟上她，看是谁家的。’”然后，“舅舅不再逛街，跑回镇政府静候消息。他无法静候，急得坐立不安，喝半瓢井拔凉水依旧火烧火燎。”当小勤务员气喘吁吁地回来报告那姑娘是李学文的妹妹时，“工作队长愣了好一会，挥退勤务员，一个人在屋子里转磨磨。后来他拿定了主意”。李学文当过土匪，跟工作队打过仗，后来投诚了政府，当了小学教员。到这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已明显地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巨大威慑力量。舅舅就利用这一点，诱奸了李慧兰，后来又“大义灭亲”地枪毙了自己的舅子。先前还没有成为他岳父的李金斗也是他枪毙的，那一次是公报私仇（李金斗与他娘有过“那种”关系）。现在枪毙李学文，既可以不失去李慧兰，又可以保证官运亨通，结果他由公安局局长升到了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这就是舅舅、舅母的婚姻，它完全是社会政治文化捏合而成的。舅母一生没有真正愿意过。结婚之后她坚决不要孩子，把怀上的孩子也打掉了。在此后的八九年里，她一共打掉了三个孩子，后来干脆就丧失了生育能力。舅舅死后舅母痛哭了两天两夜一句话不说，慰问的人还当成是夫妻的深厚情意，而不知道她的一生吞咽了多少委屈与创痛。洪峰对舅舅这样的性爱，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小说中他用不事张扬的评述，用故意节制的讽刺点明了事情的性质：

这就是发生在舅舅和李慧兰身上的爱情故事。这故事充满诗情画意，是由美丽的仲秋之夜酿造的。在此之后，姑娘哭了一天，选择了嫁给舅舅的方案。

我说不清楚该怎样评价我的故乡，我只能说：“它太荒漠太辽阔太神秘了。”或说这是故事的重复和重复的故事。其实不然。在我的故乡，舅舅和舅母这样的事爷爷和奶奶那样的事姥爷和姥姥那样的事时有发生毫不奇怪。我想也就是人需要这样于是就做了。至于这其中有没有多少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域的或者更复杂的其它原因，我就难说得清。我认为大家只需注意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一些微小差异就够了。

作者让人们注意爷爷、姥爷一辈的爱情故事同舅舅的爱情故事之间的差异。差异在哪里？在于实现性爱的方式和手段是不同的。前者取决于人的自然天性，没有多少外加的因素，少矫饰。而舅舅的性爱爱欲本身虽是无可厚非的，但它是借外力的参与而得以实现的——历史使他成为政治幸运儿，得以把李慧兰的美变成了他的盘中餐。舅舅工于心计，善于利用潮流，做得两全其美，人性已经跟文化相融合了，人性制造着文化，文化又改变着人性，二者之间相互利用。社会在趋向文明的过程中，个体性爱所具有的率真坦荡与热烈丧失了，而代之以虚伪和狡狯。洪峰从现代礼教中感受到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他还可以把“二哥”张卫民的爱情方式与舅舅也加以对比。二哥的爱情故事是对郑义《枫》的戏仿。“二哥”指挥那次武斗的原因，跟郑义的小说《枫》所写的不同，不是出于对政治信仰的迷狂，而是一个简单的理由——为了爱。他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大楼，全部动机是要抢回他心爱的人，而不是这之外的政治目的。小说写道：“相当简单。简单得使普通人、更使政治家历史学家出奇愤怒。二哥只是要把林琳从‘红革会’手里抢回来。他爱林琳。”“他认为他不能失去林琳。为了夺回他的所爱，他什么都肯做。于是他就指挥了那次战斗并且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冲在最前面。”“起因是爱情，最终结果还是爱情。没有其它任何值得同情的理由。”郑义的《枫》也写到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在武斗中成了敌对的双方，当男方攻上女方所在的楼上时，女方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跳楼自杀了，在她的心目中政治理想比爱情更重要。《瀚海》中却是爱情战胜了政治。小说写“二哥”张卫民冲上楼顶后的情形：

张卫民瞪着血红的眼睛扫视着战败的敌人。他最先看见了林琳。这十分合理，他不能第二个看到林琳。

林琳站在前面。风撩乱她柔软乌黑的长发。黄军装粘满尘土和血迹。苍白的脸同样粘满尘土和血迹。那两只张卫民所熟悉和亲吻过的眼睛漠然地注视着一脸杀气的张卫民。这悲怆的一幕让人不忍目睹。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变得不可想象。

张卫民朝前跨了两步，站住，犹豫了几秒钟，接着他就抛下灼热的冲锋枪，接着他就跑上去，接着他就抱住林琳。林琳一动不动把头伏在张卫民宽厚的肩上。她的喉咙响了两声，就放声大哭。哭声回荡在楼顶，使人们猛然联想到自己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清晨的温馨的空气，还有傍晚宁静的街道窗子透出的柔媚的灯光和晃动的人影——小将们竟都垂下高昂的头颅，默默退下楼顶。楼顶上只剩下林琳和张卫民。

青年男女简单而炽烈的爱，轻易地战胜了派性立场与革命理想。但是“二哥”为这样的爱付出了代价。那次战斗死了人，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因为爱而发生的战斗还是被强加上政治的解释。六九年他被捕入狱，林琳等了他十五年。尽管“二哥”的爱情方式不会见容于秩序化的社会，但它无疑更多地表现出了人类之爱所应有的血性与激情。“二哥”的爱更接近于爷爷、姥爷那一辈人的爱，而不同于舅舅的爱。所以，在小说中的“我”对“二哥”是敬重的，而对舅舅只有轻蔑。“二哥”的莽撞与错误当然是无须开脱的，但他为了爱可以不顾后果，坦荡赤诚，跟舅舅的机关算尽很不相同。在洪峰的眼中，体现于性爱过程的勇敢与坦诚将成为一个人生机勃勃的证明，而社会发展却常常搞得本末倒置。洪峰以性爱作为观察点，目的还在于恢复人应有的生存状态。他看到某种政治文化遮蔽了人性的纯洁光辉，所以，他只能用文学来表达他对健康人情的渴望。这大概就是洪峰对两类不同性爱分别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原因。南帆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过这一点：“也许洪峰不会否认这点，文化形态——礼教道德乃至法律——对于人性的规范约束是历史的必然。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舒展必须同这些规范约束和谐一致。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否认洪峰在这方面的敏感：现代文明礼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也纵容了一些虚伪、矫饰乃至欺诈——洪峰从人们性爱方式的改变中察觉了这一点。”

《瀚海》表明了先锋作家对不附加政治文化因素的人的本真生存方式的选择，这是80年代小说启蒙叙事主题的一种深化。在这方面，《奔丧》的成就更高，《奔丧》似乎是对加缪《局外人》的仿写。但它写的人的分裂、人与社会的疏离、人被遗弃及由此产生的局外感，完全是中国化的。《奔丧》的叙事，流畅而有节制，它通过距离的控制，成功地把生命和文化进行了一次剥离，通过一个在习惯性的生活习俗里恍恍惚惚的人，表述了现代人的悲哀处境与精神焦虑。洪峰的这篇具有现代品格的小说，是由历史批判的启蒙叙事向生命哲学思考的一次攀升。这些都是在80年代一味追求形式创新的文学场域里以吴亮为代表的新潮文学批评所忽视的创作内容即思想要素。在形式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思潮中，先锋批评过于关注“怎么写”，而忽视了“写什么”，这样的文学旨趣，造成了对马原、洪峰这批所谓先锋小说家创作思想内涵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