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崭露头角
归国抗战（1940）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然后把此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1918—1992），史称“慕尼黑阴谋”。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英法绥靖主义者做了法西斯的帮凶，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走向失败。
虽然也有不少造船厂希望杨槱留下来工作，但他深知祖国正饱受战火之苦，杨槱还是决定回家报效祖国。1940年4月，杨槱买了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船票，从英国渡海到法国，然后坐火车到意大利，仍然登上来欧洲时所乘的那艘“康梯·凡尔地”号客船，踏上归国的旅程。
“康梯·凡尔地”号所经过的地方跟5年前差不多，可谓是“海天不减来时路”，只是包括杨槱在内的整船旅客，都笼罩在愁云战雾当中。船上每天都发行英文报纸，报道战争的最新消息。5月中旬，船开出后不久，乘客们在印度洋上听到了德国发动“闪电战”，绕过法军马其诺防线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消息。同船有一批中国留德学成回国的学生，还有一大批被德国纳粹分子驱逐出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船上众人都很担心，因为意大利随时都可能参战，这样的话，在船上这些人的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耀祖
也在船上，由于杨槱是船上懂英文的少数人之一，贺的秘书每天都要找他去头等舱为他们翻译报纸。贺耀祖一行在船到达新加坡时，便上岸转道回国了。杨槱和同船旅客只获得登岸半天的许可，还是在晚上。市中心商业区灯火辉煌，市面比5年前扩大了，中国人经营的商店也明显增加了。据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地的工商业者迁到新加坡的不少。这一次航行，船还停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港，旅客准许登岸，但要检查你有没有患沙眼症。杨槱和几个同船的留学生雇了一辆出租车游览了市区。这里是热带风光，住屋只有一两层，屋顶高大，而且上面有很厚的草垫。本来，杨槱也有机会留在菲律宾。当时他有一位留英同学，是菲律宾华侨，原籍福建厦门，家族在菲律宾的宿雾开有一家造船厂。这位同学想以美金等优厚待遇罗致杨槱，杨槱不以为意，一心想着祖国。
经过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杨槱终于到达目的地——香港。他要坐轮船到海防，取道越南到云南昆明。杨槱所坐的轮船本为招商局轮船公司的“海贞”号轮，但由于沿海地区已被日本侵占，这船就卖给了英商怡和洋行了。杨槱一如既往，上船后便仔细观察轮船的结构和各种布置：
这艘3 000吨级的蒸汽机客货船是我在英国实习过的Barclay Curle造船厂建造的，设有头等舱位12个，二等52个，三等55个。我上船后就仔细观察船上的各项装备，注意到操舵的蒸汽舵机设在上甲板的机舱棚后端，通过钢索驱动舵扇和舵杆。另外引起我注目的是桥楼前端有一个铁栅室，据说这是准备囚禁海盗用的。
由越南到昆明的火车上，小偷众多，幸好杨槱一路有惊无险，并无书籍、财物的损失。在昆明，经由妹夫陈廷祜的介绍，杨槱来到同济大学机械系造船组任教。
早在1936年8月，同济大学工学院电工机械系内增设造船组，聘请德国汉堡造船专门学校教授魏禄伯（Gustav Wrobbel，又译吴罗伯）博士开设造船专业课程。1937年8月日军袭沪以后，同济大学开始内迁，师生历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越南等地，于1939年春节前到达云南昆明。造船组在内迁期间，由胡亦欣教授授课，但他在来昆明的途中不幸负伤，不能继续工作。几经努力，校方聘得张稼益主持造船组教务。
杨槱初到昆明同济，便在张稼益教授的指导下任教，第一节课讲的内容是船舶稳性，他按照所学的教材和以前的笔记来讲。开始时神经非常紧张，嘴里总觉得口干，幸好学生对他还表示欢迎。可是过了一个月就放暑假了，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
这时，杨槱父亲杨宗炯已从监察院审计部审计，转任贵州审计处处长，因而身在贵阳。母亲郭定权和弟妹则在重庆附近的四川江津县。于是，杨槱比其他同济师生早一步离开昆明，先乘汽车到贵阳看望父亲，随后又到江津县见母亲和弟妹。
民生造船（1940—1944）
杨槱见过双亲，并在四川江津休息了数天以后，便到重庆找留英时的王世铨学长。王世铨（1906—1987），山东潍坊人，字公衡，1940年代后渐以字行。他在193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36年、1938年先后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造船系。1939年，王世铨在民生机器厂担任工程师，负责10艘“民同”型木质蒸汽机川江客货船的建造工程。
那天，杨槱来到民生机器厂找王世铨，但不凑巧，他因公出差去了。厂里的副总工程师叶在馥接见了杨槱。叶在馥（1888—1957），生于广东番禺，广东黄埔水师学堂毕业，先后赴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美国麻省工学院学习，1917年获海军工程硕士学位。因为杨槱的童年还有高中三年都在广州生活，所以能和叶在馥用粤语交流，大家一见如故。当得知杨槱刚刚从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毕业，叶在馥便立即邀请他到其主持的厂属船舶设计室工作。杨槱考虑到在船厂可以学到许多实际的造船知识，对于日后在学校的教学会有帮助，于是就答应了。到了晚上，王世铨也回到厂里。
图4-1 王世铨
第二天，杨槱就到民生机器厂上班，设计室主任郭子祯让他画一张川江船的舱壁图。杨槱认真地画了两天，画好了，但经郭主任审阅后，认为有好一些错误，又批评图画质量太差，责备比较严厉。叶在馥听闻，便立刻赶来为杨槱解脱，并说：“他很快就能赶上别人，成为优秀的设计师，并且比你们都要好。”
事实上，杨槱一进民生便不太顺利的原因有大概有两个：其一是他擅长于理论计算方面，而在巴克莱柯尔造船厂实习的时候，对于绘图这一块他也做得不多。因此初到船厂，作为新手的杨槱，其绘图能力尚不及有几年经验的绘图员。其二是跟民生公司主打特殊船型——川江船有关，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船，适应于途经三峡、行船艰难的川江航运。这对杨槱来说应该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尚未对已有川江船和各种实际情况作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他也就只能凭一般知识绘图，这样一来，错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叶在馥深知这一点，会以发展的眼光看杨槱这位年轻新晋。后来的事实证明，叶在馥确实是杨槱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图4-2 叶在馥
杨槱自知绘图技术不及那些老技术员，对于要成为真正的船舶设计专家，路还很远。因此他决心加倍努力，认真虚心地向别人学习。此后一连几个月，杨槱一方面跟民生机器厂磨合，一方面在叶在馥手下做事，并尊称后者为老师。因此，杨槱的表现也没有太多令人惊喜的地方。厂长周茂柏见此情形，便把本来说好的3个月试用期一再延长。因此，杨槱生活颇为拮据，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这时，王公衡学长慷慨相助，并且勉励他说：“在叶老师指导下工作，对你业务上的成长是很难得的机会，其他我们会帮你的。”他坚持了下去。
后来，杨槱接到了一个任务，要负责设计把一艘川江货轮——“民万”轮——由烧油改为烧煤。当时因为能源紧缺，根本没有石油，所以船只能烧煤。而原来是烧油的船，现在也只能改装成为烧煤的了。杨槱以前在英国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探索来实现这个船舶设计。当然，关于机器方面事情另外有搞机器专家来做。杨槱就是按照最终的要求，考虑会不会影响船的结构、稳性等，比如要用人来铲煤，锅炉前面可能要预留大一点的地方。这样一来，船体重心也就变化了，这都是要杨槱来计算的。杨槱就是这样经过计算和综合考虑后，便得出了总的设计方案。最后改装的图纸也是由他亲自绘制。
设计图纸和报告书最终获得了民生实业公司张文治副总工程师的好评。同时，该公司的李允成总工程师也说，如果民生机器厂再不确定录用杨槱，他将把杨槱调到民生公司去工作。这样，工厂才任命杨槱为副工程师。
1941年冬，工厂有几个主要的工程师与周茂柏不和，相继辞职离厂。杨槱了解到，周茂柏似乎在人员的任用和管理上有点问题。周常以其湖北家乡话自称：“茂柏为人诚恳。”但杨槱记得有工程师讲：“什么‘茂柏为人诚恳’，他最不诚恳！”因此，杨槱也受到他们的影响，辞职转到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去教书了。在学校，学生们对杨槱热烈欢迎，声誉日隆。
1942年年中时，杨槱回到民生厂和过去的同事闲聊，厂长周茂柏突然找他，希望他再回厂工作，并聘他为工程师，还同意他每周到学校任教两天。叶在馥也赞成杨槱回到设计室工作，并说：“可以在这里多获得一些船舶设计实际经验，又可以拿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这样，杨槱又回到民生机器厂的船舶设计室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