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骈散 务为有用
——梁章钜文论的现实批判[1]
诸雨辰
摘要：梁章钜在清代骈散之争的环境下，秉持不拘一格的通达文体观，无论是对骈文、古文还是时文，都以是否有用作为评价标准。他转化了古文与骈文理论的话语资源，从追求“雅洁”文风以及协调声律的双重维度对纵横恣肆的文风加以节制，背后反映出梁章钜对清中后期流行的今文经学的抵制。作为一方大员，梁章钜反对魏源等人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教化百姓的方式解决晚清的社会危机，其文论观念与学术旨趣正是这种政治意识的表现。
关键词：梁章钜 《退庵随笔》 今文经学 骈文 散文
骈散之争是清代文坛上的热点话题。乾隆年间，桐城姚鼐发展了方苞、刘大櫆的古文创作及理论，创立了以古文为统序的桐城派，在文坛上自成一家且影响广大。至清代中期，骈文开始复兴并涌现出汪中、洪亮吉等一批骈文名家，一时有与桐城散文争夺文章正统之势。而其中倡导骈文最有力的学者是兼具封疆大吏与学者身份的阮元，他鼓吹“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将孔子《易·文言》的对偶骈俪之文视为“文”之正统，而把其余的文章排斥为“笔”，他说：
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为文，况名之为古文乎？（《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2]
阮元认为以讲学、记事、立意为主的文章首先就不是“文”，当然也就不可称为“古文”，这样就从根源上解构了“古文”的概念。与之相对的，唯有“沉思翰藻”的文章才能称为“文”，而“沉思翰藻”这一术语出自萧统的《文选序》，本身就是骈文的文体属性。阮元为骈文张本的理论极大地促进了骈文派的发展，当然也就进一步刺激了骈文派与古文派之间的对立。
清代的学术论争往往具有宗派性与师承性，两派分别通过教学活动与理论论辩来提高自己、贬低对方。阮元兴办学海堂与诂经精舍也专以骈文教育子弟。然而有趣的是，骈、散两股文学宗尚却在清中期另一位大员梁章钜的文论中得到了统一。梁章钜对阮元非常崇敬，然而他在论文时却一方面继承了阮元对骈文的尊崇态度，一方面又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学习古文的方法。这些观点见于其《退庵随笔》卷十九《学文》，该书初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左右，基本代表了梁氏晚年的观点。其后又经阮元以及梁章钜之子梁恭辰的修订而不断有所增补。民国年间，有正书局《文学津梁》将其析出为《退庵论文》单行。
目前学界对于《退庵随笔》的关注还比较少，仅有的几篇文章比如：来新夏对其版本、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3]；欧阳少鸣讨论了该书中表现的时政、现实、民生思想[4]；蔡莹涓将《退庵随笔》与《古格言》并置在一起，指出其中反映了梁氏兼取汉宋的学术态度[5]；颜莉莉讨论了《退庵随笔》对诗教说的回归以及其中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6]。这些研究或重在文献，或重在思想，或重在诗学，而纯粹从散文理论的角度对《退庵随笔》的研究尚属空白，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当然，首先有必要考察的就是尊骈与尚散这两种势如水火的文体观念是如何和谐地并存于梁章钜的文论框架之中的。
一 骈与散：梁章钜文论的两极
在《退庵随笔·学文》中，梁章钜首先开列了一个学作文者应该读的书单：《史记》、《汉书》、《文选》、徐陵、庾信、张说、韩愈、柳宗元，其中兼有史部、集部，并采古文、骈文。可见，兼容并包是梁章钜论文的基本思想。
先看对骈文的推崇。梁章钜在开列书目提到了《文选》后，马上就特别强调文人以往轻视《文选》的态度是不对的。针对友人谢金銮批评文选没有义理、不能经世、缺乏波澜的言论，梁章钜列举了《文选》中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束皙《补南陔白华诗》、子夏《毛诗序》、杜预《左氏传序》、刘向《移太常博士书》、陆机《文赋》等一系列文章予以反驳，表示《文选》中收录的文章有道德、有经世、有文采。为此，他还搬出阮元的话助阵：
阮芸台先生曰：“昭明所选名曰《文选》，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也。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专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7]
这段话引自阮元的《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只是语序稍有变化而已，基本上表达的都是阮元的核心观点。不过，梁章钜在引文之后并没有对阮元的话做出直接评价，那么要把握梁氏对阮元此番话的态度，就首先要看他们二人的交往关系了。
梁章钜与阮元自嘉庆十四年（1809）开始有所交往。道光十六年（1836），梁章钜以《退庵随笔》向阮元请益，阮元亦为之增删重刻。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又为梁氏《文选旁证》作序，对其书给予高度评价。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梁章钜正式拜阮元为师[8]。二人不但交往密切，学术兴趣、观点主张也大致相仿，因而梁章钜在论文时首先标举阮元的理论旗帜是非常自然的。与此同时，梁章钜本人对《文选》也是非常精熟的，他的《文选旁证》对《文选》做了细致的校勘、注释、考证、评论，还得到了阮元很高的评价。可见，梁氏标举《文选》、称引阮元也并非只是对老师的单纯膜拜而已，他自身的学术经历也使他对这一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应当相信，在认同《文选》这件事上，梁章钜与阮元的态度是一致的。
阮元作《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的深层命意是要借《易·文言》而为骈体正名，目的是在文章领域内驱逐古文（散文），从而彰显骈文的价值[9]。然而梁章钜的目的似乎却并不在此，恰恰相反，他随后就开始为学者介绍起他心目中理想的唐宋古文选本。
梁章钜分析了一个在当时相当尖锐的问题——以古文为时文，指出无论是韩愈还是欧阳修，他们写作古文都反对科举场屋之文。而从明代茅坤以来，习古文者却用八股文的作法来讲古文，并以古文为八股文的正脉，这在当时的一批学者看来是降低了古文的格调，不少人批评桐城派也是从以古文为时文的角度立论的。所以，梁章钜在批评了茅坤、储欣等人的唐宋古文选本后，马上标举了乾隆朝编纂的《唐宋文醇》，称赞其书“去取谨严，考证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澜意度，亦出入于周秦、两汉诸家”[10]。也就是说，并不是唐宋古文不好，而是茅坤、储欣的读法不对，这等于是又绕了回来对唐宋古文表示了认可。
介绍了《唐宋文醇》之后，梁章钜又先后称赞或介绍了《唐文粹》《宋文鉴》《古文关键》《文章正宗》《古文雅正》《元文类》《明文衡》《明文海》等古文选本，这几乎就是在给后学开列书单，指示学习古文的门径。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选本中间，梁章钜还插入了一则引述王慎中对该学习欧、曾还是该学习班、马问题的讨论。王慎中提出，时人号称学班、马，其实只是摘抄字句而已，不如干脆学习欧、曾，反而能上溯《史》《汉》的精神。虽然梁章钜没有对王慎中的话做任何评论，但在介绍历代古文选本中间插入王慎中的这段话，其态度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梁章钜在这里依次评价了朱熹、元好问、宋濂、刘基、方孝孺、李东阳、唐顺之、归有光、王慎中、汪琬、朱彝尊、方苞等人的古文，对他们均做了较为正面的评价，等于是一篇简略的古文发展史的梳理。
尚骈与尚散在梁章钜的文论中奇妙地并存在一起，这似乎构成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尊奉阮元，一方面又指引学者学习唐宋散文。然而阮元的一番话又决绝地点明了散文那些“无韵之笔”连“文”都算不上，把散文整个排斥于“文”之外，这使得梁章钜的文论观念在表述上呈现出一种不协调感。那么，就需要思考梁章钜是在什么意义上引用阮元观点的，他的立场与阮元有何异同。不明乎此就无法解释梁氏论文的内在矛盾。
二 与阮元不同的文论指向
据钱基博的分析，阮元的《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的一番话本是针对桐城古文而发的：“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11]而该文其后对明代骈体的时文又颇多褒扬之辞，因而也有学者认为其中可见阮元更反对的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作法[12]，而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正是方苞等人提出并倡导的。
梁章钜则无意于批评桐城派的文章，反而非常赞赏方苞，表示：“方灵皋则有根柢，又有词华，读之可以开拓心胸、增长笔力。盖灵皋经术本深，又于周秦诸子、宋儒诸集无不贯通，故言皆有物。”[13]可见，与阮元不同，梁章钜论文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桐城派。
梁章钜所反对的，只是那些过于冗长的文章，比如他批评考据家作文，认为他们的繁征博引只是为了炫人耳目，而文章读起来却是“每令阅者不终篇而倦其意”。此外，他还引李文贞的话说，“文字扯长，起于宋人，长便薄”[14]。这正与方苞崇尚谨严质朴的“雅洁”风格相一致，因此梁氏对方苞并无多少菲薄之辞。他要求作家写完文章后必须做好删改工作，比如像欧阳修修改《昼锦堂记》《醉翁亭记》等。他又举曹植、白居易的话说明作者自己不舍得割截文章的话，就应当求良友代为删削。总之，文章必须有节制，绝不能恣意写出炫人耳目的烦冗文字。
而为了防止文章写得烦冗，对文章修辞、韵律等的强调就非常重要了。梁章钜在《退庵随笔·学文》中引述完阮元以骈文为文章正统的话后，就立刻又引了阮元的另一段话。阮元认为古人文字书于金石、简策，所以下笔谨慎，不像今人动辄下笔千言甚至万言，因此“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以为烦，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15]。骈文以其精致的语言、协和的声律特点，限制了文章的随意与烦冗。阮元此番议论意在通过强调《易·文言》等经典具有词寡音协的修辞特点，进一步提升骈体文的地位。而结合《退庵随笔·学文》中梁章钜对文字冗长的批评来看，梁氏这里引阮元的话，恐怕还有借助学界领袖的议论而为自己反对冗文的作文主张张本的意思。
在梁章钜看来，散文的问题往往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恣意为文而流于冗长、拖缓了文气。那么相应的对策就是或在内容上加以提练，像欧阳修删改《醉翁亭记》，把数十字的内容压缩到“环滁皆山也”五字；或在语言上下功夫，通过音韵上的约束而控制文章的蔓衍。当然，在这一方面骈文“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的文体特点使其独具优势，这也是梁章钜首肯骈文的重要原因。
然而，骈文的音韵特征远远超过了简单的修辞层面，它是在充分运用汉字的声律特点基础上，实现对字词的精致组合，所以阮元说：“所谓韵者，乃章句中之音韵，非但句末之韵脚也。六朝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皆有合乎宫羽。”他又引《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16]《谢灵运传论》中这段话的含义比较复杂，今人一般认为其中涉及平仄、清浊、轻重、声调等多种音韵问题。而通达骈体的条件显然首先就要对音韵学有基本的掌握，否则很难做到骈文中每个字都能“合乎宫羽”。这还只是在音韵这种外在的体制特征层面的要求，更遑论骈文内容上的用典对考据知识的需求了，所以阮元提倡的骈文对作家知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梁章钜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今人之韵脚不足以该韵字，然但谓章句中之声韵，恐浅人仍不能骤解。”完全按照阮元的意思，则今人非精通小学则写不了骈文，如此一来，梁章钜希望以骈文的体制规范来节制长文的想法就是空中楼阁。所以，梁章钜的办法是折中为之，既不简单地说骈文的声韵就是押韵，也不纠缠到复杂的清浊、轻重等层面，而是一面承认《谢灵运传论》是“千古文章之秘”，一面又简化地说：“余则谓古人之韵，直是今人之平仄而已。”[17]梁章钜支持骈文，却大大简化了骈文的体制要求，平仄问题只需要根据韵书便可很快掌握，不像阮元那样需要复杂的音韵学知识，这样就给骈文写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如此简化文体规范，虽然便于作家实际操作，却又必然拉低骈文的品位，可见梁章钜重视的并不是骈文的正统地位，这是他引用阮元的观点，却又与阮元不同的文论指向。
三 不拘一格的实用文体观
与阮元反对桐城派而为骈文争正统的目的不同，梁章钜主要是从骈文有助于限制文章烦冗恣肆的角度来肯定骈文的。然而，阮元否定古文的意图却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梁章钜引用阮元的话就难免被骈文派的理论同化。而事实上，《退庵随笔·学文》中又充满了对古文的认可与肯定之词。所以，梁章钜如何看待骈文与古文、时文等文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梁氏在继承阮元而尊奉骈体的理念下，如何又能提倡学者学习古文的不协调现象。
如前所述，梁章钜并不反对古文，甚至有意指导后学如何阅读古文、如何写作古文，他肯定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章，也不反对方苞的文章。然而唐宋古文运动以来，对古文的推崇是建立在贬抑骈文的前提之下的。梁章钜既要同时借用古文与骈文双面的资源来节制行文，还需要回应骈散之争中来自散文一方的质疑。对此，梁章钜指出：“文章家每薄骈体而不论，然单行之变为排偶，犹古诗之变为律诗，风会既开，遂难偏废。”骈体文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既然产生了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偏废，而且“四六文虽不必专家，然奏御所需、应试所尚，有非此不可者”[18]。从写奏折和应试的角度提出骈文的好处，真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了。
但是，当梁章钜说骈体可以服务于政事、服务于科举时，从纯粹逻辑上说等于把自己也推到了阮元批评古文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的悬崖上。那么显而易见，梁章钜根本就没有为骈文争正统的意思，而是站在骈体有实用价值的角度立论的。同时，梁章钜也觉得学骈文没必要对自己要求太高：“纯用六朝体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两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学之。”[19]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标举《文选》的文章价值，一方面又表示不必尽学《文选》，只要根据自己的性情喜好学习唐宋骈文就可以了。这和前面他引用王慎中的话简直如出一辙，王慎中讲的是《史》《汉》虽然好，但是学者不必学习班、马，学欧、曾就够了。可见，在梁章钜看来，无论是学古文还是学骈文，学到唐宋可学的份上就足够了，对于古文与骈文，他都不追求文体的正统与极致。那么骈文学来干什么呢？他引孔广森的话说：“骈体文以达意明事为主；不尔，则用之婚启，不可用之书札；用之铭诔，不可用之论辨，真为无用之物。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与散体文同也。”[20]说到底，骈体与散体在梁章钜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用来“达意明事”的，都是要有用的，不讲文体而专论内容，这才是他一面标举阮元、一面又教人学习古文的用意所在。
同样，梁章钜对时文也持类似意见，比如众人批评时文的庸俗，在他看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时文是入仕的必经之路，所以没必要在时文的问题上过于强调格调。他说：“作制艺文能读书穷理，一以学古文之精力材料为之，未有不工者，但体格不必过于求高。夫既随众应举，自然志在求售，而反以不入时眼为高，则何如舍此不务？”[21]既然要写时文就是为了中举，那么根本没必要像韩愈那样纠结，追求时文的格调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还举出欧阳修、苏轼的例子说明少时作文自然英发畅满，即作时文质量不佳亦不妨，不必少时就追求高简古淡的境界。此外，他一方面看不上唐彪的时文用书《读书作文谱》（梁章钜本人也编写了一部关于时文应举的《制义丛话》），但为了考试，又指出其中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文法，不妨好好学习。总之，时文在他看来只是敲门砖，是士大夫人生的必经之途，既不代表才华也不代表学问，所以无论是以古文资时文的态度，还是安于时文格调不高的文风，甚至学习必要的文法套路，这些都不是原则问题，都应当以最有利于现实需求的原则处理。
可见，无论是骈文与古文之争，还是古文与时文之争，在梁章钜的文论话语中都应当本着实用的目的来看待，所以他虽然不停地引述阮元尊骈体、非散体的话，却对古文并不排斥，还鼓励后学学习古文；他虽然掩饰不住对时文的鄙夷态度，却又劝人不妨以骈文、以古文为时文。可见，不拘骈散、务为有用是梁章钜面对骈散之争的基本态度。然而，当我们仅仅从文体在政务、举业上有用的角度审视梁章钜的文论时，这种观点就未免显得庸俗而小气。所以，更需要思考的是，梁氏调和各种文体，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话语资源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有着何种社会针对性？
四 对今文经学的抵制
梁章钜的文体观以实用性为主导，在“用”的方面，骈体与散体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倡导骈文用意何在呢？这可以从他对阮元话语的引用看出：
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以为烦，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
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衍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
言之无文，则子派杂家矣。[22]
可以看到，几乎每次引述阮元的话，最后都落实到针砭“纵横恣肆”的直言、论难之文上，直斥这种文章不是文章。同时，上文中梁氏引孔广森的话也表明他强调骈体文不可为书札、不可为论辩之辞。此外，他指导后学写作古文也要求要像欧阳修一样，在文章写完之后必须有所删改，反对随意为文。又认为苏轼的文章“意尽而言止”的特点正好体现出《论语》“辞达而已”的行文追求。可见，梁章钜所针对的始终是汪洋恣肆、行文无节制的文章，其典型就是类似宋人“万言书”式的论难文、论辩文。
实际上，这种“万言书”绝非简单的语体风格问题。在清中期的历史语境中，汪洋恣肆的文章在学术上对应的就是当时在中下层士大夫中悄然兴起的今文经学，其本质意味着中下层士大夫对朝廷权力下移的政治诉求。今文经学初兴于西汉，以口传的家学为传统，并逐渐成为儒生发挥想象力、纵横骋词以实现微言大义、干预时政的工具，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先秦士人横议政治的士风。清中叶的情况与之类似，国家的危机为今文经学的复兴提供了土壤，一批具有政治主张的文人纷纷借助今文经学推阐政论，而这形成了文学上纵横驰骋的文风以及微言大义的内容取向，甚至连桐城派都受到严重打击。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23]当时的士人纷纷站在桐城“清淡简朴”的反面，以一种新的“处士横议”的文风表达自己在国家危机、社会问题上的主见[24]。那么，在梁章钜搬出骈文、古文双重文体的写作规范来力求“高简古淡”的背后，一种反对今文经学“处士横议”的学术目的以及政治主张也就浮出水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