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中国制度框架的古今之变
苏基朗[1]
今天的研讨会是杨国桢老师的八十大寿盛会，我很荣幸收到邀请，有机会在这个大会上发言。首先，我要衷心祝贺杨老师青春长驻，并且我希望您可以再用20年继续为史学界培养另外一批60位博士学者，并且把中国海洋史打造成世界公认的第一流的学科。我没有为杨老师带来什么贺礼，但希望送给杨老师一个小故事，希望以这个小故事作为生日礼物。1998年，我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一位40多岁的青年学者。有一天，我在系里面很意外地认识了鼎鼎大名的杨老师。他和我谈学问，一谈谈了三个小时，我们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的历史谈到共同有兴趣的法律史，我们谈得十分愉快，我非常兴奋。杨老师刚才告诉我说他还记得那天的谈话，当天的情况对我来说还是历历在目。献给杨老师的小故事就从那次见面展开。90年代以前，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区域历史的；90年代开始，做法律史。当年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人，一般来说，会接受在中国学界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在中国近代以前，法律是不重要的，所以不屑研究；从90年代开始，慢慢有一批原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开始认为法律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需要重新定位。当年研究中国法律史很困难，没有今天这么容易。史料很难找，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多，法律专业知识晦涩难懂，更重要的是法律史并不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主流。有的时候，还会被同行所轻视、排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正当我在法律研究上挣扎求存，不知能不能或应不应该继续下去，差不多要投降了，要放弃的关键时候，杨老师来了。杨老师，听您一席话，我感到非常震撼，非常鼓舞，结果就坚持下来，在法律史安身立命，一干20年。我还没有退缩，没有一点后悔，而且越战越勇，计划退休后，再做20年，还是研究中国法律史。这都是拜杨老师所赐。虽然我不是您的学生，但是您对我一辈子的学术生命曾经发生过极大的影响，也许您不一定知道。这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小故事，算是一份小礼物。
下面，就中国海洋史的制度框架，很简单地谈三点反思。第一点是海洋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什么理念？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历史现象，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给我们去思考。第二点，是体系的框架。我们现在思考、研究中国海洋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它的体系。一方面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政府政策方略以及各级行政细则条例等；另一方面，也涉及民间形成的各色乡规民约或者是风俗人情习惯。虽然，两者有时是冲突的，但更多是相辅相成。为海洋中国的纷纭人事，提供了总体的结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除了中国本土的法律风俗，也包括了境外各国各地的法律民情。我们要了解海洋中国，不能忽略这一个层面的知识。最后一点，海洋中国论述在今天有什么意义？今天中国早已走进世界；今天中国历史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今天中国在倡议“一带一路”，实际已经在要求通海洋中国的古今之变。新的实证地建构海洋中国论述对“一带一路”的长治久安至为重要。
左起：苏基朗、杨国桢、滨下武志、王国斌
[1] 作者系澳门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历史系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