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事发之夜
恐惧是悄无声息开始的。那是1994年5月11日到5月12日之间的午夜时分，前一天已近消逝，第二天即将开始。我已经熟睡了好几个小时，侧身蜷缩着，周身堆满了许多毛绒玩具，环绕在沙发床的白色细丝金属中，一只手平压在枕头下。接着，含混不清的声音穿透迷雾般的睡梦涌入了我的脑海。有人在争吵，声音一高一低，好像由深水中向我传来。这种愤怒的二重奏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我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清醒，依旧睡意深沉，不一会儿便又不省人事，继续安静无梦地睡了很久。
寂静被妈妈一遍又一遍的尖叫声骤然打破，“不要！不要！不要！”我猛地睁开双眼，身体一下子坐起来，内在的所有警觉突然间被全部唤醒，血脉急速奔流，头脑中开始响起尖锐的嗡嗡声。我能感觉眼睛在继续张开，越睁越大，仿佛单靠警觉就可以充当防卫一般。我整个身子笔挺地一动不动，双手手掌平置在两腿边，随着妈妈不断地尖声叫喊，床单也在我的指尖攥得越来越紧。她的尖叫声如此巨大，渗透了我的每一个细胞，床边的墙也变得犹如纸薄。我的房间和客厅仅有这一墙之隔，客厅向厨房敞开着。我想她就在那正中间，在两个空间宽阔的开放地带。我能听到她的叫声撞击着油毡地毯，撞击着坚固的储藏柜和抽屉。我们之间可能隔着四五米的距离。我和妈妈独自生活着——就我们两个人。
内心的惊恐凝聚成两个字从我口中涌了出来：“妈妈？”接着我猛地喘了口气，试图将这两个字收回，把吐出的那团空气拽回来，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她不可能在不暴露我的情况下回应我。我把手攥成拳头猛地俯下身子，仿佛预料有人会在我头上给一拳。有那么一瞬间，我闭上双眼希望自己能够消失。接着，我睁大眼睛仔细聆听，看她旁边的那个人是否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希望她恐怖的叫喊盖过了我的声音。即便在此情此景下，这个愿望一样让人感到自私。尖叫仍在继续，我并未听到有脚步声向房间靠近，所以我想我是安全的。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依然能试图寻求帮助，设法让我们渡过此劫。妈妈还在嘶喊着：“不要！”
我转身下床走了两步来到门边，通电般的身体在短小粗糙的地毯上留下了脚印。我从挂钩上取下浴衣，屏住呼吸穿在身上，稍感粗糙的厚绒布滑过了我裸露的皮肤。我没有把门完全打开，昏暗的橙色光线从厨房照进来，调光器一定开得很低。然而门的合叶在另一边，我只能看到走廊的状况，离妈妈的尖叫还有距离。我不能冒险继续开门，扭头去窥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必去看。我得活下来。妈妈还在尖叫着：“不要！”
我用汗湿的手掌紧紧握住门把手慢慢转动。关门的时候我一直把着弹簧锁，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然而按下按钮锁门的时候不可能毫无动静，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声枪响，昭示着我的存在。我退缩了一步，等待着，但情况没有变化。我又坐回床上，双脚平悬在半空，姿势无懈可击，依旧双目圆睁，连耳朵也感觉大大张开了。妈妈的尖叫声仍在持续，我想不出自己能做什么，唯有默默等待，绞尽脑汁地拼凑出这些声音的意义。
接着，靴子轰隆踏过油毡地毯的声响传来。一个抽屉被“砰”的一声一拉到底，随之发出金属相碰的声音，毫无疑问，一把刀被抽了出来。她的尖叫声不可想象地变得更加剧烈。在那尖叫声中，我听到了彻骨的恐惧，我不曾知道竟还有这种恐惧的存在。然而其中也渗透着愤怒。卧室里的我一动不动，极度定格的姿势令我紧锁的关节隐隐作痛。我几乎未敢眨眼，也未敢呼吸。然后，一阵沉重、潮湿而快速的砰击声传来。我狂乱的脑海中呈现出一条巨型鱼的画面，一条湿漉漉的500磅深海鲟鱼陷落在厨房的地板上，为了空气和求生翻滚挣扎着。这是一场绝望的反抗。我知道并没有什么鱼。那是我错乱的臆想。
妈妈持续的叫喊、抗争，现在变得越来越小声，越来越安静，只剩下动物般无意识的呻吟，愤怒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挫的哀伤。在传来的那最后几次呻吟中，我还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哼”，那是全然的厌恶与反感。结束了。随后，电话听筒离开底座发出的机械般的嘟嘟声传来，在刚恢复的寂静中断断续续。
终于，预录的信号铃音播放完毕，电话停止了叫喊。整栋房子悄无声息，这寂静刺入我的双耳，让我感觉仿佛失聪了一般。我没有听到有人开门，也没有听到有人离开。我知道自己并不安全，但现在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如果此刻不行动，我将永远不会行动。暗淡的晨光将从窗户爬进来，我会依然大睁着双眼坐在床边。我终究不得不走出去，在白日的光线下目睹一切，也不会有人叫救护车来。我必须找人来帮忙。
我站起身迈了两步，开始慢慢地把门打开，仍旧轻手轻脚：我握住门把手转动解锁，平稳地把门拉开。锁按钮抵着我的手掌轻声弹了出来。厨房的橙色灯已经被关掉，但夜晚朦胧的亮光仍然从走廊对面的浴室照进来。浴室里有一个挂钟，我盯着它步入过道，时间分毫不差地指向一点整。秒针、时针和分针合而为一，此三者为这个夜抹上了一道污点。有那么可怕的一瞬间，这污点就像一只分节的大昆虫，一只由时间构成的、不停战栗的昆虫。我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接着，脑海中的哈哈镜一变再变，墙上的挂钟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在寂静中滴答作响。我转过身去，面向客厅和厨房。
血迹满眼皆是，眼前的地板上，越过沙发的地板上，入门过道边的椅子上，椅子背后的墙上，还有其他一摊摊以及四处飞溅的血迹，多到令我无法直视。它们呈现出黑色，黑暗中更显黑暗。一丝希望在我心中生起，也许我会看到这样一幅绝望而强烈的景象：妈妈手持一把血淋淋的刀站在一具躯体旁，睁大双目瞠眼望着我，既害怕又羞愧不已。她是为了自卫，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我缓缓地走过沙发，尽量回避我在其上方的大镜子中反射的映像。我能从眼角瞥见自己映射的轮廓，一个缓慢移动的影子。我知道，如果我转过头去直视自己的脸，看到置身于这恐怖境地中的自己，我的内心将会崩溃瓦解，无法复原。
我向那具躯体走去，扭作一团的人形包裹在熟悉的蓝色浴衣里。是她，正如我所预料中的那样。我惊声喊道：“妈咪！”音调很高但声音很小，喉咙因为恐惧而发紧。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并为自己感到担心，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这样叫过她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六神无主，我必须寻求帮助。现在可不是胆怯的时候。此刻在厨房里，一个新的我诞生了。这个我不会因为害怕或悲伤而浪费时间，她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一部电话打出去，把她和我还有妈妈活着救出这场灾难。这个新诞生的第二自我开始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驱使我的身体不断向前、向前、再向前。
当脆弱的我失控时，另一个我会让她平静下来，催促她一起行动。我们不能待在这儿，她说。我们得离开这里，她说。你想要帮她，不是吗？
因此我不再多话，而是在黑暗中更加睁大了双眼。我做了一个小测试：我狠狠地拧着自己手臂上的肉掐了几秒钟。以前我做过一些清晰的噩梦，这是我用来逃脱梦境的一贯做法。我等待着自己猛然从床上挺身坐起来的那一刻，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试图摆脱这个逼真的梦境所遗留的惊怖。痛楚从被掐的地方蔓延开来，但我依然在黑暗之中。
事实已经确认，现在行动的时候到了。她的身体躺在门的前方，这帮了第二自我一个忙，让脆弱的我无法临阵脱逃。我又进行了另一个测试：我们谨慎地伸出一只脚，触碰她苍白裸露的小腿肚，进一步证明我们并没有产生幻觉。她一动也不动，这铁一般的事实令我们退却。她的头在墙角的位置，靠近边门的合叶。夜被关在门外，遥远的街灯透过门上的玻璃嵌板射入了微暗的灯光。我们在那里站得越久，就能看到越多东西。墙角很暗，她的头发更暗。因为离光更近，现在我们能分辨出红色了，但眼前的景象太过繁杂，我们无法明白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她的头被一层黏稠的流质阴影所覆盖，那滩液体是什么完全无法弄清。我们立刻移开视线，转向腿部的安全区域。
电话听筒落在地上，卷曲的电话线已被拉伸到底，她的手离听筒很近，但仍隔着一点距离。听筒的正顶端蜻蜓点水般地挨着油毡地毯。我们之前听到开放的电话线路嗡嗡作响时，一定是电话线的拉力把听筒从她手中扯了过来。
我们跨过她的双腿捡起听筒。我们务必要完成她最后的行动。我们要打个电话，但电话不起作用。我们不断用力拨着911，而且动作迅速。我们聆听着，然而塑料听筒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唯有一片安静。我们继续一遍遍用力拨着911，仍旧毫无反应。我们把电话放回墙上的挂钩，然后转过身去。
现在，一段历程开始了。我们的房子非常小，但另一部电话在房子的那边。我们转向来时所走的过道，再一次跨过她的双腿，没有看妈妈最后一眼。要么，她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妈妈；要么，我们今晚能够将她成功拯救，再次看到一个完整的她。
过道很短，但还没走到底，一个清晰的想法便跳了出来。它的出现突然而强烈，仿佛形成了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那是第二自我的声音：“上帝不存在。”她把令人安慰的幻想悉数抛开，将所有的专注力聚焦于此——脚下的地毯、两旁的墙壁、面前的过道，以及尽头的电话。一股短暂的凄凉之情陡然升起，这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从未相信过上帝。
她的卧室给我出了一道难题：里面一片漆黑，我必须把灯打开。这令我放任自流的麻木感受中不由得渗漏出一丝恐惧，那是黑暗曝光之前闪过的不安：灯亮以后我会看到什么？我打开开关：房间里空空荡荡，毫无异常。
卧室充满着她的味道，被子整齐地叠好放在一边。我们记下了这些细节，准备稍后向警察反映——我们已经在考虑接受警局的查问，那是位于市区的安全堡垒。然而，床下的电话也不起作用。我们拨了一遍又一遍，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蜷缩在一个盲角处，并未听见有人离开。
我们必须离开这栋房子。
于是我们回到客厅，小心翼翼地不再朝厨房看去，接着从极少用到的前门步入细雨中，雨滴刺痛着我的皮肤。我们赤脚踩在门廊上，水泥地面顿感棱角分明。任何能打通的电话都是我们寻找的目标。现在，我们要在黑夜中摸索向前，恶心的感受骤然涌起，仿佛一阵海浪向我们袭来。
——
我们来到一条穿过茂密森林的双车道公路上。一根木杆支撑的卤素灯，在树丛的顶端附近投射出一片白蓝色的灯光。我们可以看到光中穿透的薄雾，雾珠闪耀的外衣令其清晰可见，随后便又落入黑暗之中。除了这条路上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有几盏门灯外，这是一两英里之内唯一的灯光了，看上去稀疏而零落。
德梅里特一家人住在隔壁，他们很友好。大约两年前我们搬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巧克力蛋糕。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有两扇门：一扇经常使用，一扇几乎不用。要走到常用的那扇门那儿，我们必须走下一段黑咕隆咚的泥巴路进入湿淋淋的树丛里。我们考虑了一会儿。另一扇极少用到的门前一片开阔，几乎全部照亮在那盏唯一的柱灯下面，整片区域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我们走到极少使用的那扇门前。我们敲门啊，用拳头使劲捶打啊，大声喊啊，声嘶竭力啊。我们一边敲门一边喊着：“我妈妈被人刺伤了。”“不知道是谁还在我家。”“救救我吧。”然而什么回应也没有。我们听得出雨声在淹没我们的声音。我们用身体去撞门，前臂准备迎接最大冲击，膝盖从长垂的浴衣下伸出，踢向坚不可摧的金属。我们和这栋固若金汤的房子抗争着，同这扇牢不可破的门交战着。我们大声地叫喊，等了又等，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街对面还有一间白色的大房子，房屋被打理得很美，草坪的修剪也很讲究。我们从没见过住在那里的人。它坐落在那盏街灯下，像黑夜中的灯塔般闪耀着。我们转身离开德梅里特家向那个地方跑去，赤脚踏在柔软平滑的草地上。雨水从我轻轻摆动的浴衣外飘了进来。
这栋房子连接着一道遮蔽门廊。我们先敲了敲外侧的门，按响了小电动门铃，一束暗淡的橘色灯光亮了起来。我们大声地叫喊，等待着。我们又试了试纱门，发现它并没有锁。我们有些犹豫不决，并不想擅自进入。但接着还是闯了进去，走到里面那扇更坚实的门前。这是一扇空心门，在我们敲打的时候发出砰砰的声响。我们可以听到敲门声响彻门后的过道。和之前一样，我们诉出了哀求。
我妈妈被人刺伤了。
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吧。
不知道是谁还在我家。
我们等待着，等待着。没有应答。这让我们断定，所有人都死了。
我们决心要到这条路上零星散布的每一户人家去敲门。我们想象着一路敲下去，直到抵达镇中心，那里有更多房子，团抱在邻里街坊共有的安全中。我们会挨家挨户的敲门，直到发现有人活着。琳达的家离镇上更近。我们想象她在熟睡中，还活着，但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我们掉转头，路过自己的家向镇上跑去。在到达下一栋房子之前，大概还需要五分钟。我们竭尽全力地跑着。
在那五分钟里，有那么令人感怀的一瞬间，坚强的第二自我开了小差，使得另一个清晰的念头有机会划破黑暗涌现出来。我截然分明地感受到妈妈的灵魂从地球上消逝的那一刻。这种感受如此强烈，令原本沿着双车道快速前进的我停下了脚步。我站在那儿，一只脚踏在光滑灰暗的黄线上，另一只踩在粗糙的车道上。我没有感到任何危险。我想着她的离开，想着她悲伤地放弃了这个夜晚，放弃了未来所有的岁月。我做了无声的道别：“再见了。”然而我的心脏突然一阵切实而痛苦的紧缩，试图将其拽回自己的心室。那是一股强烈的感受，令人崩溃。于是第二自我寻至心脏，再次将情感搁置一边，推动身体继续前进。
我们来到第三栋房屋前。这栋房子很棘手，它隐蔽在深处的黑暗中，屋前是一段大坡度的私人车道。要从里面出来可能并非易事。但我们算得上认识这些人，至少在外面见过他们：这家有四口人，还有一条拴着的黄狗。我们走了下去，站在他们的走廊灯下。我们再次不停地敲门，不停地叫喊，不停地等待。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试着大声说了一些不那么可怕的话，并且不忘加上“拜托”二字。
然而，仍旧没有任何回应。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死了还是睡着了。
我们转身准备走回公路，忽然看见一辆车打着车灯驶来。我们匆忙往陡峭的车道上爬了几步，接着骤然停住。车上可能坐着任何人。我们是活着的目击证人，并且希望继续活下去。于是我们在黑暗中低下身子，直到车灯消失才跑出来。
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是一段长长的树林和公路，在到达威尔逊一家的房子之前，大概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我们沿着路中央向前走，地面光滑的线条缓解了脚底的不适。超车道跳脱的标记线远比平时看上去要长。大约行至一半时，我们因为感觉异样而回头望去，结果清清楚楚地看到，一束手电筒的微光闪烁在树丛间。
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但无疑得在威尔逊家停一下。这一次，我们直接穿过纱门，迅速来到走廊里面的门前。我们叫喊着、捶打着，努力将那个不断靠近的手电筒抛在脑后。
可是，威尔逊家也没有人来应门。
再经过一个建筑，我们就要到达更为宽阔的州际双车道302号公路交汇的路口，那是小镇真正开始的地方。这段路程还需走五到十分钟，准确的用时无法判断。我们感激这场雨的降临，它一定在保护我们的双脚免于被路面割伤。我们很担心那个手电筒，它现在看起来更近了。
时间就这样蜿蜒伸展，我们开始确信，余下的人生就要在这条路上不停地冒雨行进了。我们开始思考未来的事情。坚强的第二自我退到了一边，相信我会因为害怕那个不安分的手电筒而不断向前走。我想着自己今后会住在哪里。也许我的朋友玛丽的妈妈会收留我。他们家总是飘着油彩和奶酪蛋糕的味道。
路的尽头是一家名为威尼斯的意大利餐厅。我从来没有进去过，这是个高档的地方。餐厅后面有一盏走廊灯和一扇纱门，旁边的方形窗户透着黄色的灯光。我走下车道，赤脚凉爽地踩在轮胎胎面印出的泥质车辙里，尚未修剪的青草穿插其间。我紧紧地屏住呼吸，用力敲打着纱门的边框。门在雨中发出的声音如潮湿的击鼓声般抑扬顿挫，在与门槛的碰撞中变形、颤动着，那是木头与木头的较量。我大声地呼喊，声音盖过了自己的拳头。
一个黑发男人来到门前，眯着眼睛看着我。他有着浓厚的头发，脸型较小。有那么一瞬间，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我放下拳头向后退了一步。雨现在越下越大，落在我身上的感觉也愈发鲜明。一个年长的女人走到了男人身后，她顶着一头同样浓密的黑发。
女人把男人推到一旁，打开了门闩。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们两人都站在门口，低头看着我。
我告诉他们我妈妈被人刺伤了，并说道：“能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然而，他们的面孔很奇怪，难以置信的表情显露无遗，仿佛与我相隔着千里之遥。
不过他们让我进屋打了电话。餐厅后面有一个小房间，我坐在房间里印有花卉图案的沙发上。男人拨电话的时候，女人给了我一双拖鞋。他侧身看着我，手里拿着听筒说道：“我这儿需要你们立刻派警察过来。”
这句话多么悦耳啊。
他接着说道：“有个女孩在我这儿，声称她妈妈被人杀了。这个小女孩不知是从哪个地方一路跑过来的。”
我不喜欢“声称”这个词——而且此刻叫我“小女孩”真是大错特错。不一会儿，电话递到了我手里。我竭尽所能向一位声音柔和的女性解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努力描述得具体而准确，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小女孩的样子。多年以后，我会听到那个911的电话录音带。我听上去那么镇定，镇定到不可思议。
电话过后是一阵安静的等待。我试图不去想那个手电筒，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走到洗手间，发现右脸上有血迹。这不是我的血。我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恐惧，但它沉在心底，并没有涌现出来。我既没有哭泣，也没有畏缩。我取来一条毛巾，在上面冲了些温水，然后看着自己在镜中恍惚的映像，不假思索地擦去了血迹——我心里想着，必须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