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信息生活
电视
近日每天晚上都要准时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亮剑》,每晚两集尚觉不能过瘾,其主人公八路军团长李云龙是一个一身匪气的人物,不大遵守纪律,我行我素,总打胜仗,也总是受到处分。他是一个打仗的天才。显然,这是一个革命战争影视片中的另类人物,其性格即构成了悬念,因而总能引人看下去。
电视被摆放在每家每户的客厅里,与日常使用的一件家具一样,并无特别之处,因此观看电视节目就成了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个外来者,不必招待它,也不必用什么心思对付它,需要的时候打开开关就行。其实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家具,因为它联系着一个广大的世界,只要你打开了它,种种庞杂的信息就源源而来,直到你摁上开关,让它恢复为一件摆设。
问题是它不甘寂寞,它吸引着你,它要求你打开它。它用它的传播速度、时间幅度和便利性来满足你的需求、增进这种引力。于是,每天晚上,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我会准时地坐在它面前看《亮剑》及别的节目,直看到昏昏欲睡为止。
作为大众文化媒体,电视台也需要不间断地用一些有点儿另类的东西吸引观众的眼球,以保证它的收视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商业指标。过于平庸的东西会倒人胃口。稍稍新鲜稍稍可以满足观众期待心理稍稍高于观众认知水平的节目流水线般生产和播出,维护着这个强势媒体的地位和吸引力,这样,电视便用它强大的力量占据着人们的闲暇时间和想象空间,自然也引领着人们的思想和趣味。如果大家都在谈论《亮剑》而你却没有看过,不能置一词,你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儿落伍和另类了。你需要改过自新。当天晚上你一定会打开电视,让《亮剑》中的硝烟弥漫你的客厅。第二天同事们再谈论《亮剑》的时候,你就有资格随声附和几句了,你已经跟上了时代潮流。说我们的时代为电视所统治似乎不算过分。卡夫卡《万里长城修造时》中的皇帝圣旨需要好多好多时日才能传达到民众之中,民众此刻听到的也许是上一任皇帝一个无关紧要的指令——那起码是在没有电视的前现代的时候。想来,即使是皇帝,他日常接收的信息也未必像现在任何一介平民所能够接收的那么广泛,如果他每天抱着电视待几个小时的话。不过我们对所接收的信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罢了。我们只管接收,而不必思考。
当然,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工作、事业、挣钱、恋爱等。这些事情会受到电视观念的影响,但这些事情内部那些真切的刺人疼痛的曲折、障碍、困苦、欣喜却与电视无涉。毕竟,从根本上说,电视不能当饭吃。电视只是电视而已。这就是我们虽然已经被电视化了,我们已经接受了电视柔软的侵略和占领,但仍然认为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电话
固定电话已经落后了,现在是手提电话,简称手机,几乎人手一部,随时随地都可以与需要联系的人进行联系。手机的功能还越来越多,比如短信,现在已大行其道,那种手写的原始信件眼下很少能见到了。电报几乎已经绝迹,因为它不方便。我们真的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了。
短信也是信,不用贴邮票,顷刻就可发过去,缺点是容量太小,70个字为限。不过短有短的好处,不必写那些无用的客套话,而且你可以经常地发,同一内容还可以发给许多不同的人,特别省事。
聪明的人经常关闭手机。要不你正休息或者正专心于某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兴致正在高涨,领导突然给你来个指令,你就得颠簸一番。某一位同事或者朋友或者只有一面之交的人突然电令你帮一个什么忙,做一件什么事,事情急迫,不可耽误,又有挺大的难度,可这个忙你不帮是说不过去的,你应该中止自己眼下的享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然后再冲锋陷阵一番,让事情有个交代。这着实扰乱了你目前的心境。你觉得有点儿扫兴。你会想这手机常常像绳索一样捆住你的手脚,剥去你的自由。可行的办法自然是关掉它。关了机自然少了这许多烦恼。不过这关机也有个问题,说不定耽误了党国之要事,也说不定耽误了你私下的一场好事。新闻单位规定编辑记者不得关机自有其道理。《亮剑》中的李云龙如果有手机的话,可以很方便地请示领导,就没有擅自行动的理由了,他的个性魅力就要大打折扣。大家都开着机,心理上都有一种安定感,是啊,一切都在秩序之中,都在联系与控制之中,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把你抓回来。
刘震云的《手机》主要写的是因手机而产生的男女感情方面的危机。文艺作品离开男女之事似乎就不能吸引人了。不过现实生活中手机确让有的情侣危机四伏。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它在方便你即时联络感情的同时,也给你制造了麻烦,制造了别人监视你的机会。问题是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一般的人已经认可了它的束缚。如果你把它扔掉,最终你还会把它捡起来。
手机传递着真实的声音,但它还有虚拟的好处。你在家门口干一件天知地知的事,在手机上说自己正在千里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方不能沿着空中的电波侦查一番,予以揭穿。
人与人之间联络的密度应该多大?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你可以把生活中的鸡毛蒜皮都通过电话或者手机说给一个不在眼前的人听,也可以只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输送信息。有时候,你只是让电波传递过去一些次要的信息,而让最重要的信息留在自己的肚子里,以便自己时不时地反刍一番,让它酿出酒来,让自己沉醉其中。
如果你急需告诉某人一件事,他的手机却总是关机,但你锲而不舍,拨一次,待一会儿再拨一次,好多次之后,谢天谢地,竟然通了,然而是占线,占线就有希望,那就继续拨下去。仍是占线,你就一直拨,一直锲而不舍,终于拨通了,却没人接听,你拨啊拨的,它又关机了,等等。如果遇见诸如此类的情况你要给予理解,即使是朋友,你也不要骂一句“他妈的”之类的什么粗话。
电脑
一个人不懂得使用电脑就是不懂得让自己多一个脑袋(此即为外脑),让自己更加聪明起来,这种人是愚蠢的。有趣的是,愚蠢的人总是自以为聪明,他以为他是在反潮流,他特立独行,他不与庸众混同,他英雄般地守护着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
莎士比亚在成为伟大的莎士比亚之前并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伟大戏剧也不是电脑敲出来的。不过这不是他的过错:他的父母把他愚蠢地生在了莎士比亚时代。
按照这样的观念,我属于一个聪明的人。我早在几年前就用上了电脑,在屏幕上敲打出一些称之为小说的文字。我知道电脑还可以帮人干很多事情,比如制表、绘图、设计、发电子邮件。可惜到现在我还不会上网,我没有勇气到海洋般的网络世界里做竟日畅游。不会游泳的人对海洋湖泊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我知道互联网尽管浩瀚,却是淹不死人的。这就是我敲打出的那些小说价值有限的原因。看来我还不够聪明。
据说现在网络游戏让很多少年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网恋、网上结婚这些东西也时髦得很,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且不说网络游戏开发智能的功效,就是从它给少年们制造了成长过程中的曲折这一点儿来看,也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网恋和网上结婚之类的东西也属于网络游戏,与小孩子们玩过家家的游戏差不了多少,只要防备着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行了。
我相信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自有优势在,起码不比“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羸弱和病态。他们要比他们的前辈聪明得多。
报纸
电视与互联网的崛起冲击着传统媒体,报纸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了。现在毕竟不是两报一刊社论国人皆学的时代了。电视看中央台报纸看地方报、专业报,这几乎已成为倾向性的接受行为,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有人将一些大报称为一分钟报纸,意思是说只需要一分钟时间就可完成阅读行为。不过也不尽然,偶尔你会被某一篇文章吸引,用上十分八分钟时间读完它。如果你动了剪子,将它剪下保存,你对这份报纸的感情将会有所改变。第二天、第三天,甚至好几天你都会稍稍认真地对待这份报纸,期待着另外一篇你可以裁下保存的文章。笔者长期订阅《南方周末》就出于这种心理。看过的报纸仍然是物质性的存在,称为废品,可以进废品收购站,换几块钱买茶叶。报纸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传统心理。不过报纸的资料价值仍然存在,原子弹爆炸那一期《人民日报》号外,不是已经被报纸收藏者炒到了上千元一张了嘛。多少年之后,后人翻开今天的报纸,会有强烈的阅读兴味吧。
闲谈
不管信息业怎么发达,当面交谈仍然是人们获取信息交换感情的恒常方式。这说明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并不为时尚轻易改变。
不用说,面对面的交流具有现场感,它是双向或多向的,你身处其中,随着情势的变化调整着自己的言语、思绪和表情,自有特别的感受。事情就在你眼前发生,你可以把握它,因而会有一种稳定感和安全感。
聚会有公共性的聚会和私人性的聚会,又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刻意的和随机的之分。正式的公共性聚会需要投入许多的人力物力,按照一套程序进行,议题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或者是貌似如此的大问题,自然马虎不得。会场布置、文件资料、纪律、安全、医疗、饮食、交通,都需要精心应付。昏昏欲睡的会议参加者怕是不理解会议筹办者的苦衷吧。中国人的聚会更讲究论资排辈,发言的先后也有规则和潜规则约束,这种聚会不适合趣味性的、轻松的话题。非正式的私人聚会就不同了,试想,三五个密友,或者一对情侣,喝一杯小酒,天文地理,家长里短,或者是喁喁情语,眉目传情,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欧洲贵夫人的沙龙是贵族们的交际场所,豪华、高雅、讲究,也许还有点酸腐,一些学者们的聚会缺少了烟火气,倒是平民们瓜棚豆架下的闲聊不必讲究礼节,更自由更经济也更生活化一些。
三两个朋友或同事,不期而遇,不约而至,免不了海阔天空一番,此谓闲谈。伊拉克战争,人民币升值,某地刚刚发生的一件官场大案,张三李四的婚姻状态,谁都可以慷慨一番,谁都可以把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不同观点争论一番也没有关系。闲谈结束,大家得到了一种发泄和交流的满足,互相之间的感情也似乎增进了一些,各干各的事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里面专门写到了闲谈,用的是贬抑的调子。笔者受其毒害,一直以为这种闲谈没有质量,不够本真,后来看到别人的文章,才知道海氏并不是一味贬抑,他也予以谅解。这就对了,哲学家们追求每一句话的质量未必不好,但他们对人生中这种极为生动的场景应该给予谅解甚至欣赏。于是,我决心悬崖勒马,赶快加入到闲谈的境域里去。